讀《操縵瑣記》1939.5.24 - 7.30
- 月集與星集
- 選購古琴難
- 錄唱片贈沈草農
- 幾位最近交往的琴家
1. 月集和星集
第十次月集在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第十一次則在六月二十五日。因為臨近夏季日漸炎熱，經同人商量並同意，暫停月集，改為每星期在啓明小學自由聚集，是為星集。兩個半月的記錄中摘出集會如下：
星集記錄如下。第四次星集沒有明確說，但看行文，為公踐沈草農的七月二十二日。
第十次月集來賓很多，而且彈琴也不少，最後聚餐兩桌都坐不下，女社友不少因此告辭。照張子謙來說，這都是“打破紀錄之事”。
2. 選購古琴難
這段時間購琴的經歷莫過於和古董店艾少記的周旋了。
五月二十五日，張子謙和吳景略在艾少記古玩鋪看到四床琴，其中有李明德看中的一床名為“瑯石泉”的琴。張、吳二人定“瑯石泉”為上材，“極闊大，漆色斑駁，古樸可愛……音沉厚淨闊，透亮稍差，下准最好，泛音尤佳”。這裡對琴音的描述和之前的用詞不同，但是和描述琴身外觀的詞彙有聯繫。索價“兩百金”，最後由李明德“百金”購得。
五月二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吳景略通知張子謙，稱在某處有琴二十餘床出售，於是和兩人和李明德一起去露非路的“總店”看琴。前後見十多床，試音几床，但都不理想。幾人本想著“藏琴如此之多，其中必有上品”，但到最後卻是“余等奔走數次竟一張未獲，懊喪之極”。
六月二日，艾少記派人來說，上月末售出的琴需要重金才肯脫手。張子謙覺得這是商人居奇，突然反水荒唐可笑，高價上再加價幾近無聊，“退還亦無不可”。
六月十五日到十六日，艾少記派人來說有杭州運來的琴十多床，引起了張子謙和吳景略的興趣，於是一同去看。結果看了才知道，這十多床琴原來不過是在露非路見過的那一批，有金徽玉軫的兩床已經拿去。兩人看穿了艾少記古董商人的說辭，自然是和半個多月前一樣一床都沒選，張子謙甚至還在日記中批評古董商刁滑。
半個多月的看琴經歷下來，有期待有失落，有坦誠有欺騙，如同小劇一樣。張子謙和同人看琴訪琴，大概主要有兩個途徑，一種是去古董店/古玩市場看琴挑選，另一種是琴人之間走訪，前者雖然不總是為了買琴，但品評言辭更加謹慎仔細，後者則不常涉及交易所以簡單一些。對於我來說，兩種訪琴途徑都很值得注意，因為琴聯繫起了琴人和商人兩個團體，傳統意義上分屬與兩個完全不同領域的人看待和對待琴的方式自然都不同，但在同一個社會中很自然地交往，不僅琴人、商人兩個群體內部有相互的交流，兩個群體之間也在聯繫。如果艾少記沒有說謊，則上海古董商收琴的地點不限於上海本埠，還包括了周邊地區，甚至更遠，就如同琴人間的交往不止在上海一隅，還輻射到上海周邊地區乃至全國。
古董店也不只賣琴，也賣譜，六月一日的日記裡，張子謙就說在古董店買到一本石印《春草堂琴譜》。
相應的，如果是今人所斲的琴，則進樂器店而不是古董店。汪惕予自製一張銅琴，在邑廟市場插標出售，張子謙和吳景略見了之後，認為“音並不空，但甚細小，走音則透亮逾常，全部聲音不稱正”，對於特殊規制的琴，張子謙直言“所謂異製，不可衡以常理，但亦僅可聊備一格，固不甚適於用也”（7.8）。最後銅琴由吳景略二十多元購得。
3. 錄唱片送沈草農
唱片在1939年的上海已經不新鮮，但能錄製也不算容易。各個唱片廠有品質的高低，古琴錄製也有音量和時長處理上的難點，價錢也到一片十元至十五元（6.1）。張子謙早想過要錄製唱片了，而且要錄琴簫合奏《梅花三弄》《憶故人》等曲目，甚至可以配上琴歌，他也曾找人聯繫過蓓開唱片公司，但沒有消息（5.31）。到了聽說沈草農準備動身去香港了，張子謙才決意去錄製一張。
七月十五日，張子謙、吳景略和汪建侯去錄《憶故人》。由於時長有限，所以只能截去兩三句，所幸結果令人滿意，“琴簫聲均能不失其真，誠為難得”。沒有記錄是在那個公司錄的唱片。
七月十七日，張子謙又去中國國貨公司擴大所錄製唱片，但這次結果就不理想了：“琴音擴大過於高亢，既失其本音且見剛硬，簫聲雖稍柔，但與琴已失調和之妙”。
古琴和現代科技的結合不局限在唱片錄製上，還有之前的記錄中提到的廣播播音等。之前播音募捐事不成，但七月十二日則看到了報紙上有胡鬥東播音彈琴的告示，一人彈四曲之多，張子謙稱“能者多勞……當仁不讓，努力宣傳，為我古琴界生色不少”。
“古琴界”在此也是一個有意思的用法，“界”作為社會群體的代稱是在“社會”和現代結社概念傳播之後才逐漸成型的。民國初至中期逐漸出現各種“界”統稱的團體，比如“宗教界”“文學界”“政治界”等等，學者Adam Chau就曾說這種現象很值得注意，因為這不僅體現了社會觀念的變化，而且“界”在創造社會共同體上有作用，和政治形勢相關。在張子謙的日記中“古琴界”並不是一個很固定的稱呼，也許是在看報的當日從報紙或其他地方借來的，就在六月三十日，張子謙和李葆珊聊天，還在使用“琴壇”這樣的傳統結社稱呼。
4. 幾位近來交往的琴家
「凌其陣」五月二十九日，凌其陣到訪，介紹沈省身來學琴。凌其陣是上海琴家，張子謙記錄他還是「霄雿會」成員。「霄雿會」全稱「霄雿國樂學會」，由退出國樂研究社的李廷松、孫裕德等五人在1925年創立，樂團以演奏江南絲竹和大套琵琶曲改編的小合奏為主（成員如李、孫二人都擅長琵琶），1935年1月1日還在蘭心大戲院舉辦了成立十週年演出。
「楊子鏞」五月三十日，凌其陣攜沈省身再來，另還有琴家楊子鏞也來。張子謙對柳溪老人楊子鏞早有耳聞，這次相見更是尊敬有加。張子謙眼中的時年七十八的楊子鏞「精神矍鑠，鼓琴尤神完氣足，仿佛三四十許人，指法老練，節奏亦佳」。
「董杏樵」六月四日，張子謙和吳景略去徐家匯訪董杏樵，知其師從劉種雲，在四川時和裴鐵俠是好友。幾天後的六月十一日，同人相聚彈琴，董杏樵也在座，彈《春山聽杜鵑》《石上流泉》等。董杏樵對於門派觀念比較強，出自川派的他對張子謙右手上到三四徽一事很驚訝，但張子謙對門派觀念比較淡，認為各門各派沒有太大的分別，不過是大同小異。張子謙對於門派的觀點也符合我的推斷，而且今虞琴社在門派上就有統攝融合的勢頭。
「黃老太太」七月十一日，在汪建侯處小坐時，遇到了黃漁仙的朋友黃老太太（未寫名字）。黃老太太的琴是家傳，自稱少年時會很多首曲子，但這次見面只彈奏了一首《泣顏回》，“指法老練”。大概黃家有琴學傳承，黃老太太能琴，老太太稱她在之江大學任教的兒子黃某也能彈四十多首，另外，黃漁仙也能彈琴，姪女黃女士新學琴但也不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