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inson：社会学传记（Sociological Biography）与梵高的生命路程

Atkinson在Sociology的新文章，内容是他此前梵高相关研究的一个延续：The Sociogenesis of Vincent van Gogh’s Fundamental Artistic Disposition, 2020.

本文主旨：

1. 社会学传记分析固然能够（也很适合）从布尔迪厄出发，但同时也必须完成对他既有路径的超越。布尔迪厄似乎的确在回答“米尔斯问题”——连接社会结构与个体生命，也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方法去理解基于统计学规律的一系列对应关系，如阶级、品味、教育不平等、社会流动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关联等等。但其中存在着一些不平衡：habitus时常不便于解释个体的某些偏离轨道之外的特殊选择和行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越轨”）。

2. 社会学不应对放弃对这些特殊选择/行动的理解和分析——因为它们仍然深深扎根于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之中。从这点上看，无论是场域还是habitus，都提供了出发点。因此在分析时需要考虑到个人处在更为复杂、多元的不同场域中，这些场域都在个体行动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Lahire的批评）

3. Lahire的批评并不全面——甚至他对布尔迪厄有不少曲解和误读。他批评后者忽视家庭关系作为场域的可能性，认为habitus不能容纳多元社会结构的更替和流动。但其实布尔迪厄有过考量甚至提出过相关概念，只不过没有注重于此。Atkinson在去年一篇讨论Bourdieu和Lahire理论关系的文章中指出: His skewed and partial reading of Bourdieu, and of the latter’s phenomenological heritage, prevent him from seeing the solutions to many of the problems he flags are already there in Bourdieu’s writings. (Fields and individuals: From Bourdieu to Lahire and back again. 2021.)

From One Field to Many

关键概念： ①性情倾向（disposition）与实践感；habitus概念； ②资本； ③场域，包括经济场域、文化/教育场域、艺术场域、宗教场域等； ④illusio: a commitment to the game with the belief that it is worth the struggle. (Atkinson, 2021)

1. 布尔迪厄做过的分析尝试：

• 文学场域-福楼拜（The rules of art, 1996）；艺术场域-莫奈（见Manet: A Symbolic Revolution, 2017）；德国哲学场域-海德格尔（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1990）；法国学术场域（Homo academicus, 1988）；经济场域（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economy, 2005）；新闻生产场域（On television, 1999）。

艺术的法则

7.5

皮埃尔·布尔迪厄 / 2011 / 中央编译出版社

Manet

评价人数不足

Pierre Bourdieu / 2017 / Polity Press

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

7.3

【法】皮埃尔·布迪厄 / 2009 / 学林出版社

學術人

7.6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 2019 / 時報文化

• 在这些涉及到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的分析中，他强调结构语境和个人选择的实际紧迫性（这也是habitus反复强调的）。不仅与萨特的唯意志论相区分，也反对马克思的阶级还原论（场域运作相对独立于阶级），同时也将（后）结构主义分析中的符号纳入个体实践。除了上述历史人物（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他相信这套分析工具可以用以分析任何一个普通人。

2. Lahire的批评：

• 场域固然是分析的重要部分，但远远不够；要理解一个人的抉择与行动，必须考虑到个体在多元社会结构中的曾经与现在。这其中包括家庭关系、学校教育、工作空间、社交网络、媒体舆论、性别身份等等。
• 性情和欲望（包括habitus）可以在多样的语境中生成、冲突乃至不断转移，并不仅仅与阶级身份有关。若要建构一个解释力较强的个体实践偏好模型，这种多样性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不可被排除于社会学研究之外的。
• Lahire尤其指责布尔迪厄忽视作为初级社会化层次的家庭关系，未将精神分析的相关成果（早期童年和社会化）与社会学结合考虑。Lahire强调家庭关系和学校教育对学生选择的特定影响，也与网络理论达成了共识：互动关系和连接在发挥的重要作用。

不过作者指出，Lahire为了强调网络化世界与场域间的互动关系而提出的概念工具是值得怀疑的，布尔迪厄本人也并非没有考虑这些因素。

布尔迪厄曾经指出过家庭关系作为一个场域的可能（Practical Reason, 1998）：家庭关系及其自身运作完全足以构成一个场域：存在其自身的doxa和illusio；而个体并不仅在童年阶段被家庭场域影响，余生中也会受到制约。 Its salience does not end, there, however, since individuals do not leave their familial field – its conditioning effects are not confined to childhood – but are subject to its imperatives and possibilities throughout the life course in competition or harmony with the imperatives and possibilities of other fields, including the social space, an occupational field (e.g. art, religion, etc.) or even an employing organisation as a field (Bourdieu, 2005)

同时他也认为个体可以在诸多场域之间保持协调和灵活转换，甚至在后期提出过一个概念来描述个体同时在多个相对独立场域中的活动：“social surface”（虽然他没怎么就此展开过）。这个概念很可能抓住了在场域中塑造性情倾向、趣味/品味、欲望与可能性的组合力量，为社会学传记提供了根本的可能性。

Vincent van Gogh

资料来源：a）大量回忆录、传记和学术研究；b）梵高本人的信件。保持警惕——不论是学科建构还是家庭建构都可能出现 “传记幻觉”（biographical illusion, Bourdieu, 2000a）。

梵高家庭场域的doxa：宗教、艺术和艺术品交易。

梵高的父亲是新教牧师，母亲虽未工作却有个艺术家哥哥和神学家姐夫（梵高早期画作以母亲画作为蓝本）；三个兄弟都从事艺术品交易。这种家庭氛围诞生对自然之美的崇敬（也是宗教崇敬的一种形式）。梵高父亲作为牧师的社会地位一直在下降（神学地位式微），因此他们采取了“重振家族” （re-establishment）的教育策略：教导孩子聪明有礼、穿着得体，更近一步说则是将有限的经济资本转投文化资本。梵高11岁被送往寄宿学校——关键性转折（“被流放、被抛弃质感”），他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的孤独，甚至始终是其人生主题。父母并未从学校教育中看到振兴希望，又把他送到艺术品经销商的叔叔那希望他获得社会资本。有鉴于早年家庭中艺术和艺术经商的熏陶，梵高在这家公司如鱼得水（developed an illusion appropriate to the field）。但此后数次搬迁，重又陷入孤寂情绪，因此从未中断和弟弟Theo的通信（梵高的落寞以及对家庭生活的怀恋）；他不顺的伦敦之恋——被视之为对家庭生活的某种代偿——让他的性格变得更加阴郁和孤僻。此时他在职业场域中开始占据颠覆者的位置（subversive）：公开批评公司的作品风格（古典主义的大众消费者品味）转而支持巴比松画派的现实主义（和他对朴素乡村生活的怀念一致）。从这时起，他在场域中的前进之路已然黯淡了。

在爱情和职业上的失败让他投身宗教场域，从悲痛中感受荣耀与虔诚，进一步将对艺术的领悟和理解转投入宗教热情之中。不过这时他仍在工作和祈祷之间保持某种并行不悖的关联（ora et labora）。但随着工作热情不断减褪，梵高的宗教道德观慢慢拒绝接受将粗制滥造的绘画强卖给买家，这使他在职业场域中一再下坠，直至最终被解雇。他的父母由此感到惊恐、失望和崩溃——家族重振的希望已彻底不可能在梵高身上实现了——他们把自己的希冀转而投向了弟弟Theo，他在家庭场域的位置便不断萎缩。面对困境，梵高的宗教信念又变化了：最初只是失败人生的慰藉，现在是一种感召（sense of a calling）。他决定成为传教士。 This budding desire was explicitly yoked to the hope that his experience of ‘failure’, ‘reproaches’ and ‘downcastness’ – that is, his downward trajectory in all the fields he valued, its accompanying symbolic violence and their emotional fallout – ‘might be taken away’ by a new source of potential recognition (L106).

梵高的宗教追求也是重回家庭场域的手段（还包括借用繁育后代来重获青睐）。他认为他会实现父亲长久以来对他的企盼。但梵高15岁离开学校在艺术世界沉浸多年，并不具备古代语言和神学辩论所需的具体技术，也缺乏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大学文凭），没有参与宗教场域的资质。于是尽管父母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亲友关系）集中兑换文化资本，送他去进修宗教，进度也停滞不前（沮丧，自我责备，惧怕失败）。

后来他慢慢适应自己的局限，满足于平信徒的传教工作并视之为温顺谦卑的圣洁。不过父母并不满意，认为非体制化的传教工作是“愚蠢的”、“不是体面行当”（低于梵高在社会空间中的理想位置）。梵高也在和煤区旷工们的相处中感到十分别扭（他的学校教育、修养、对符号的掌握和艺术品味），他的布道无人问津，始终无法得到教众的信任。当地教会对他缺乏“讲说天赋”（与他父亲很相似）且无法与教众和睦相处十分不满，随即解雇了他。根植于梵高家庭场域和艺术职业场域的一系列行动，在宗教场域中被转化为诸多的可能与不可能。他的父亲表达了震惊和厌恶，谴责他的“贫穷”和 “疯狂”；梵高虽已适应父母的失望，但他长久以来的倾诉对象——弟弟Theo——也告诫了他“走下坡路”、“无所作为”，在家庭播下“不和谐、痛苦和悲伤”。

失魂落魄的梵高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流浪露宿，开始绘画道路。此时他把艺术作为职业已不仅是把资产阶级休闲兑换成一种生活，把资产阶级培养出的纯粹游戏技能/趣味兑换成一种职业，更是弘扬家庭精神（family spirit）的最后机会——在家庭场域的遗产以及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追求一种可能的和理想的未来。艺术职业是他人生剩下的最后一种选择，它将以此职业闻名于世，并让他此前的经历几乎不为世人所关注。

Heuristic

尽管梵高的例子看上去很特殊，但依然显示出场域理论的诸多教益。

1. 首先，诚如布尔迪厄所言，进出场域并在诸场域间的移动始终根深蒂固地锚定在社会出身所提供的众多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中： A specific range of futures was expected and desired, a specific zone of social space deemed acceptable and specific vocations envisioned as likely…… (p.12) 随着高等教育扩大、地域和阶层流动性增加，出现“death of class”的幻觉；而这是提醒我们，在主观期待与客观可能性之间，仍然存在不可忽视的差距。

2. 其次，从梵高身上能看到，在出身场域中所继承的技巧与性情倾向始终发挥着或明或暗的影响，哪怕在场域转换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将在一个场域获得的特定资本和性情倾向转化为另一场域中的资本和性情倾向。habitus作为“具身化的历史”（incorporated past）依然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

3. 但若要说从以上两者中仍能看到habitus（作者也使用了inertia 惯性/惰性）广泛塑造生命历程的形式和可能验证了布尔迪厄的框架，那么也能看到社会学模型解释个人轨迹的变化和过渡的能力——这需要超越布尔迪厄的概念（或者说对概念的使用方式）才得更好地显现。

场域的进出和转换远不仅仅只是依据出身所锚定的限域，更是存在着弱化（weakening）和改道（rechannelling）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一系列的弱化、改道并不仅仅与该场域内部的位置和轨迹密不可分，也会被其他场域中的各种策略和斗争所激发（着重提及家庭场域）。在梵高的人生中，从艺术品交易场域不断撤退固然与场域内部有关，但也不可忽视他在家庭场域的失败和爱情挫折，这使他转向宗教场域，进而又转向艺术场域。作者也尤其提到大多妇女面临的普遍情况：因为制度化-内在化的社会期待而牺牲职业场域的位置和兴趣，转而投入育儿和家务也即家庭场域中。

这提供了跨场域分析的可能：从单一场域（或说那几个主要场域）中生成的habitus作为社会学解释工具尽管重要，但并不充分；只有通过对social surface更深层、更全面的释读，社会学传记分析——对米尔斯问题的回答——才能有更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