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 Singer-煽情主义和现代城市的世界
本文翻译总结的章节””节选于《 Melodrama and Modernity》（2001）。
Ben Singer: 毕业于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目前是 威斯康星大学的电影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国默片和先锋电影的社会历史意义，以及好莱坞电影史研究。主要著作是2001年出版的《Melodrama and Modernity》，书中围绕1913-1918年美国大众娱乐界中风靡一时的早期电影展开论述，用一百多张生动的插图和海报梳理了世纪末有关现代性和煽情剧（Melodrama）间复杂的关系，敏锐的捕捉到上个世纪Melodrama的盛行与非凡影响力，因此被认为是大众文化研究中的经典文本。
在19世纪转向20世纪之际，近代城市的出现成为一个奇观。从社会层面来看，与前近代的城镇相比，19世纪末的城市最大的变化是在一片混乱和嘈杂中急速生成的。人口暴涨（每个十年涨2倍）、商业活动剧增（纽约或芝加哥，GNP从1870-1910涨了550%）的都市化与商业化，打造了过度密集的城市。其中电车的快速扩张，使得因马车、步行者和汽车混杂的城市道路更加雪上加霜。复杂的道路状况、随处可见的广告牌和涌动的人流，正如齐美尔在《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中分析的一样，这样无秩序和碎片化的城市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刺激。
而当时的社会评论家们聚焦近代城市给居民带来的精神刺激、压力还有身体上的威胁，发表了一些以感官暴力以及为主题来控诉都市噪音及带来灾祸的社论。比如，声称“铁路堪比战场的阿修罗场”(1905)的Herry Adams, 以及分析因近代城市带来的猛烈刺激而改变的‘都市习惯’（1912）的Herry Woolston。 而且1911年纽约的社会改革家Michael Davis以专属近代的词语-“超刺激”，全新描述了b近代都市环境的残暴性。也就是说，以感官上的强烈程度来定义近代都市，在当时社论以及学术刊物、美学说明以及知识分子的评论、报纸版面上都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其中报纸版面的常客-插画，尤其生动地描述了有关近代的强烈感官。插图漫画中，一方面形象地再现近代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和新的交通形式带来的加速化生活的狂乱场景，另一方面则是重点刻画了新的都市风景带来感官上的恐惧。
当时在众多漫画中都把近代都市与前近代放在平行线上进行对比，强调混乱以及重大冲击的近代危机给人们带来的残酷体验。与前近代野蛮生活的平静相对比，近代都市生活的残暴显得更加突出。通过这些漫画，不仅可以传达近代都市给生活带来的不安，同时也象征这对个人带来的神经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冲击。正如本雅明所描述的一样，近代城市带来的体验是“不安、害怕以及颤栗”。而这种强烈感官尤其表现在对电车等城市交通上。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刻画城市灾祸的众多漫画有一个共同图式，那就是将飞来横祸的致命瞬间定格，如同快照（Snap Picture）般记录了在死亡前的牺牲者的惨状以及周边看客们的惊恐状，生动再现了关于‘异托邦’近代空间-暴力性、猝然性以及任意性的想象。不仅插画如此，新闻报道在描述事故发生时也会生动的描述人类身体的支离破碎，再现了近代城市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生理上的颤栗。还有报纸报道以及插图还暗示了另外一个讯息。那就是走出家门的女性在逐步增多，而且无证驾驶或马路杀手多为女性这一社会信息。诚然这些夸张的报道算是为了博得眼球的一种煽情商业操作。但频繁以及大范围出现的类似报道，从某种程度也反映出了当时城市居民们的神经过敏心理状态。
除了交通事故之外，新闻报道中经常用来表现世纪末现代人生活蕴藏危险的还有三个主题，一个是工厂里因机器设备而身体残缺不堪的劳动者形象，此类主题将近代技术文明置于威胁身体和生命的位置。还有一个是从居心叵测的邻居到房屋结构，劳动阶级聚集的公共公寓造成了各种离奇的死亡（无法受控的超自然现象），暗示了近代的生活到处弥漫着不安的气息。另外还有从高处坠落的事故报道也经常占据报纸的版面，除了自杀企图之外，高层坠落大多发生在劳动现场。报纸上报道的以上这些事故，一方面告发了近代环境下发生的不定因素残暴，显示了对平静的前近代社会的怀念，是一种社会批评，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极端夸张的煽情报道，是一种商业行为。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报纸的读者层面对的正是劳动阶层，煽情的商业主义正是以神经过敏的强烈色彩来重绘近代世界，以高喊、哭泣声和尖叫来刺激大众提高销售。这种商业政策的背后隐藏着对近代的变化无法完全适应的文化上的不安情绪。正如 Jose Ortega y Gasset 教授所描述的：“近代生活的节奏tempo,当前事物变化的速度，还要所有一切的来源-能量和力量，都让过去的人们感到痛苦，而这种痛苦则显示了近代与过去的大相径庭”。而以煽情的形式表现这种不协调，则是世纪之交的大众娱乐间共同的感官情绪。
19世纪90年代是大众娱乐史上重要的分水岭。不断增多的商业娱乐形式都纷纷强化了Spectacle、煽情主义，还有震惊的刺激，为大众娱乐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样的变化宣告了近代的感官冲击带来的商业时代到来，刺激则成了近代游戏的基调。
除了前面提到的神经过敏型新闻报道之外，还有游乐园-1890年代的发明，也是近代刺激的表现形式。惊悚刺激的游乐设施，将视听上的刺激与运动形式相结合，更加强化了近代特有的强烈感官。另外1890年代一跃成为大众娱乐主流的Vaudeville歌舞杂耍表演也通过各种绝技、闹剧，还有歌舞、被训练的狗以及女性摔跤表演 ，为大众营造了更直接的近代“混杂和眩晕”的感官体验。
与追求新奇和刺激的大众娱乐氛围相呼应，世纪末的舞台剧情戏也从道德控诉转向了更加直观的暴力动作、绝技还有以精准的技术支持来制造的身体危险和大惨案再现的大场面。不仅如此，世纪末兴起的电影也是在这样的趋势下最擅长营造强烈感官氛围的表现形式之一。像格里菲斯1908-09的前期惊悚片那类悬念十足的剧情片，还有1910年代的动作片，甚至于重视Spectacle的‘吸引力电影’，这些影片的核心都是爆发和冲突、新的拷问机器，还有精心设计的格斗、追击以及最后场面的结构和逃脱，这些不仅是为了营造震惊的大场面效果，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激发了观众本能的兴奋和刺激恐惧的迸发。
“混战闹剧、亲吻、坠落、追击！”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刺激性活力，也受到了当时欧洲的年轻评论家们的追捧。本雅明评价为“让观众像中枪一样”的达达主义，频繁强调电影的终极目标在于视觉冲击和无秩序的碎片化再现。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也将追求震惊的主题和视觉冲击的煽情主义奉为电影新纪元。甚至苏维埃的爱森斯坦也声称电影旨在“用电影的拳法敲击观众的头脑”，表示对煽情主义手法的认同。
那么到底是什么引起了如此大范围的煽情的商业主义盛行呢？抛开世纪末的不安氛围，这样的商业策略是基于高速扩大的劳动阶层这一社会基础变革。19世纪末剧增的低收入中产群体-无产阶级劳动者，相比道德和宗教信仰方面的禁欲和伦理，先天性更倾向于更直观更刺激的娱乐商品。也就是说，世纪末的煽情商业主义是对人口结构变革的直观反应。不过这样的因果关系在当时很少提及，论客们更多是关注煽情的娱乐形式盛行与都市近代性出现的紧密关联，而且大多数评论家都认同这样的商业主义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大都市的感官过剩的一种美学反应。
近来学界也证实在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论述之前，众多学者和评论家们都喜欢从近代都市化的角度来分析大众娱乐的盛行。例如德国评论家Hermann Kienzl就宣称“电影的盛行起源于大都市的心理学” ，“被都市的幽灵或好奇心所困扰，在刹那的图象之间横冲直撞，饱受煎熬的灵魂正是电影之魂。”（1911)还有前面所提到的Michael Davis在分析歌舞杂耍现象的时候，用‘超刺激’词汇来表达对都市化带来的精神分裂和兴奋感官的无奈。
与前辈们的分析一脉相承的克拉考尔在《The Cult of Distraction》（1926）中更具体地将基于‘精神迷惑’的娱乐活动与近代都市的体验的关联进一步地体系化。根据克拉考尔的论述，追求浅薄的视觉效果和感官上的刺激的大众娱乐，从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与都市大众所在的现实世纪基本类似的异托邦空间。而本雅明则进一步深究近代化的冲击带来的人们认知模式的变化，以此来分析电影节奏加快和追求视听冲击的形式上的变革。像这样，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将近代都市的感官环境与煽情的大众娱乐紧密联系的论述屡见不鲜。随着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 ，早期电影获得了空前的关注，而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论述也被重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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