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人生课（笔记）

托尔斯泰也常常陷入痛苦的人生思索中:为什么明明 没有遇到特别糟糕的事，却又时时倍觉痛楚?在许多方面，他 与人类苦难的共鸣令人匪夷所思。

哲学和宗教能够镇定人心，古希腊人的自助箴言也能为心 灵带来慰藉。但是帮我们认清自己到底是谁的，或者更重要的 一点，帮我们明白自己不想成为谁的，正是文学，无论是哪种 体裁，诗歌也好，小说、戏剧也罢。

作家的人生、读者的人生和文本的差异总是令我百思不得 其解。作家和读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真实的存在，过着 普通人的生活。他们都明白生活的艰辛。他们知道准确无误、 生动可信地传达人类经验之难度。但是，因为故事的存在，作 家和读者在书页中相遇。故事是人类切身经验的替身，是伪 装，是过家家。作家和读者的交流说明作家默认读者相信他所 虚构的故事的真实性。因为这种约定，他们才能有思维的碰 撞，才能“讨论”人的存在。这种非比寻常的交流方式作为一 种传统在俄罗斯文学中根深蒂固。

列文和吉娣的生活平静而满足，但也 无聊至极，缺乏悬念;伏伦斯基与安娜的爱情象征着焦虑、不 信任，但也代表着刺激和冒险。他们两对的关系构成了有趣的 对比，虽然这点不常引人注意，但理解托尔斯泰对不同层面的 幸福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是谁。如果安娜不曾吸引伏伦 斯基(或者说伏伦斯基不曾吸引安娜)，吉娣和列文在一起可 能就没那么顺利。一个人的幸福常常由另一个人的不幸来决 定。我们当前的不幸可能会指向未来的幸福。(吉娣不会和伏 伦斯基走到一起。他们即便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托尔斯泰是想让上帝来对安娜(肮脏、不贞的私通者)进 行制裁;但同时，他身上的人性部分(托尔斯泰也犯了不少肮 脏的私通之罪)又让他看到了她的脆弱、美丽，因而他试图宽 恕她。这句引文自相矛盾的性质揭示了《安娜·卡列尼娜》为 何是一部复杂的小说，也揭示了小说无法明明白白地给读者提 供关于如何活着的答案的解释。另外，托尔斯泰写的是一部训 诫小说，他提醒读者注意，任何挑战上帝权威的人都不会有好 下场，列文(托尔斯泰“好”的一面)是道德部分的故事主 角。但是，托尔斯泰在故事行将结束之时满怀同情地描述了安 娜·卡列尼娜的美丽。安娜此时不仅仅是故事中的女性角色， 还是作家思想的延伸:作家希望消灭的那个愚蠢的自我，那个 “坏”的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无论是人物还是小说，都体现了托尔斯 泰穷其一生想要回答的问题:我该怎么度过这一生?过好日子 是什么样子?我怎么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对的?生活是应随心所 欲地过，还是要制订宏伟的计划?如果生活是随意的，我们怎 么做出决定?如果有宏伟的人生蓝图，我们去哪儿找到它并接 受它的引领?小说里提出许多类似问题的人是列文，而探索这 些问题的人是安娜。

普希金的作品是丰富又令人激动的语言运用之集大成;是颇 具新鲜感的，简单与原创的结合，就像许多个世纪以前语言刚 刚被创造时一样;同时，还富有音韵美。我喜欢他大多数作品 的主题:《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由内疚导致的悲剧，《黑桃 皇后》中由贪婪引发的危险，还有《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由 傲慢带来的威胁。他的作品最大的魅力是安静的宿命之美，这 是俄罗斯作品的典型特点，也因其人性之美具有了普世价值。 1821年普希金的诗歌，《我耗尽了我自己的愿望》:

我耗尽了我自己的愿望， 我不再爱它，梦想也消失， 只有痛苦还留在心上:

我们在奥涅金身上第一次看到了俄罗斯小说中特别热衷的 “类型”:凌驾于一般社会道德规范之上的拜伦式的超级英 雄。(请大家为我纳博科夫式的文字游戏鼓掌。)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本书并没有提供什么重要的信息。我赞同迈克尔·巴斯 克教授在其著作序言部分的观点:“它揭示了一个更为严肃的 问题，即生活在一个充满变迁和诸多束缚的时代，如何调整自 己以便完成在这种环境下更好地生活下去的这个艰辛的任 务。”这个解释很长，换句话说，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托尔 斯泰关注的问题相同:怎么过上体面的生活，怎么度过你的人 生，怎么做个好人。这是一本讲究押韵、讲究节奏的早期心理 自助作品。

普希金的传 记作者T.J.比尼恩说，普希金对个人自我背叛的讲述导致了他 的死亡，“他好像在讲和他无关的一出戏剧、一个中篇”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埋在潜意识深处的欲望及冲突的处理， 和托尔斯泰对其与安娜·卡列尼娜的关系的处理颇为相似。托 尔斯泰本意是通过安娜来表现一种应当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 为。但是因为托尔斯泰对安娜产生了同情，他的计划进行得与 预期的不同。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拿拉斯柯尼科夫当例子 描述一种可鄙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是拉斯柯尼科夫肠子 里的蛔虫一样，准确地刻画了他内心的想法。两部小说都获得 了成功，因为它们极其复杂，也因为两位作家都表达了强烈的 抗议。或许比拉斯柯尼科夫明显的古怪更让人困惑的是他的普通。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打算把拉斯柯尼科夫刻画成反常的局外 人，可是他却普通得像我们每一个人。他身心俱疲，沮丧不 安，还承受着饥饿的折磨。他甚至找到了些控制自己怒气的方 法:他需要吃点儿东西来平息他的疯狂。“喝完一杯啤酒，吃 过几块饼干后，我开始大脑活跃，思路清晰，意志坚定起来。 这些都是多么不值一提的事儿呀。”他喜欢喝些伏特加，吃点 点心，然后躺下来休息休息。可怜的人，他不是天性嗜杀，他 只是累了，饿了。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女人的态度，主要不是从他 的传记细节中发现的，而是从他对书中女性角色的处理中推测 出来的。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和托尔斯泰的很不一样。托尔斯泰 笔下的女性人物和其男性人物一样，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有 感情，有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人物只有在和男性 的关系中才有存在的意义，所有饱受痛苦折磨的主角都是男 性。

托尔斯泰乐于通过个体经历体现普世经验，陀思妥耶夫斯 基则比较以自我为中心。这不一定是坏事。用两种视角看生活 很有好处:史诗视角和内在视角。有一种理论说要么你是托尔 斯泰式的人物，要么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

以赛亚·伯林在他的散文《刺猬和狐狸》里对同一问题提 了另一种说法。这是个人人都好奇的问题，“我是只刺猬还是 只狐狸?”伯林没想让大家把这个问题当真。但是喜欢分类是 人之本性，人们都想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一派。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只刺猬，希望通过一种单一的理念或者重要的信条来解释 这个世界。没有人，即使是伯林也不能解释，对于陀思妥耶夫 斯基来说，这个理念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可能是“相信上帝 (或者俄罗斯)，否则你就会死，异教徒”。伯林引用古希腊 诗人阿尔齐洛科斯的话写道:“狐狸的事很多，而刺猬只知道 一件重要的事。”狐狸接受生活中令其困惑的多个层面，接受 生活的多元性。没有统一的人生原则，人生是多种多样的。伯 林的结论引人深思，伯林说托尔斯泰直到生命的终点都很痛 苦，是因为他盼着做一只刺猬，可他归根结底是一只狐狸。他 的宗教信条要求他做“刺猬”，他的本能驱使着他做“狐 狸”。他杀死了心中的“狐狸”，因为那违背了他的宗教信条。因为这意味着接受自身的矛盾，接受这个世界的矛盾会让我们内心得到安宁。当然，这要看你是 否能够超越自己内心的矛盾，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果你接受这 些，或者至少愿意看看这些，就是狐狸派的;如果你无法接 受，只接受那唯一的重要的信条(比如“我们必须侍奉上 帝”)，就是刺猬派的。根据伯林的分析，刺猬受的罪注定要 比狐狸受的多，因为它们希望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都符合一 种模式。这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执念相吻合，因为他固执地认 为俄罗斯应当照他认定的路线走。托尔斯泰则查看俄罗斯正在 走的路线，仔细分析其是否合理。两者根本的不同在于一个是决断型的，一个是开放型的;一个和内心的冲突和平相处，一 个无法忍受内心的冲突。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赌博，抱着包裹去典当妻子心爱的淡紫色长裙。

听起来似乎很容易就能做出抉择。很明显，一个接受多种可能的开放的人远比一个有决断力的人要幸福得多。但它没有 看起来这么简单。相信单一的原则(刺猬)远比生活在不确定 和矛盾的可能性中(狐狸)更吸引人。托尔斯泰希望自己像陀 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做个刺猬。他试图对他自己的一切做出判 断，希望不断提升自己，遵守一种统一的制度(和一个具有判 断力的上帝)。但是这并未让他感到幸福，因为他在内心深处 始终是个多元主义者，正如他在《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 与和平》中呈现的那样，他相信是许多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一起 组成了这个世界。狐狸具有共情心，能够体会别人的思想和感情。刺猬却这么想，“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想得和我一样?”

陀思妥耶 夫斯基对人类的心灵有十分透彻然而有时又令人不安的洞察 力，而托尔斯泰对人类的境遇充满同情。我们的做法应该是综 合两者，这是两位以不同的方式承受煎熬的作家在他们的有生 之年不曾做到的。

契诃夫的智慧在于他捕捉到了他写作的时代正在发生的社 会变迁:人们开始有能力干预自己的生活，如突破所属的社会 阶层，冲破性别藩篱等。

“做一个工人，天不亮就起来到大路上 砸石头去;或者做一个牧羊人，或者做一个教儿童的小学教 师，或者做一个开火车头的，那可都够快活呀......就是只做一 头牛或者做一匹无知的马......也比做一个十二点才醒，坐在床 上喝咖啡，然后再花上两个钟头穿衣裳的年轻女人强啊!啊! 那多可怕呀!”契诃夫想通过戏剧表现他滴血的心。

莫斯科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生活， 它也是一场共有的梦。幻想只有在有人共享时才能起作用。三 个人互相支持，她们仨没有谁站起来挑明了说:“好了，不要 再胡思乱想了。去莫斯科的事儿永远也不会发生。”幻想将她 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给她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方向感。从这 个角度来看，对莫斯科的向往不是一件坏事儿。它是人们共同 享有的希望，一切都会变好，一切皆有可能。

纳博科夫曾说契诃夫故事的基调让人联想到“居于旧篱笆 和低回的云之间的颜色”。这绝非赞美之词，但准确地说出了 契诃夫的特点。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是斧头上深红的血 色，契诃夫给人的印象则是起着泡泡的洗碗水的颜色。这不是 在贬低契诃夫。契诃夫喜欢提出建议，他想唤起读者的情感， 他不爱说教。他热衷描写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他不去处理宏 大题材，不去描述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如果说托尔斯泰是在 纸页上创造歌剧，契诃夫则是在完成一幅难度很大的拼图。

伍尔夫说，契诃夫超越了这一切。她认为契诃夫描述事物 的方式非同寻常。他直截了当，不加修饰，读者最初的反应是 震惊，是困惑:“这有什么意义?他为什么写这样一个故 事?”有时，他的故事没有意义，没有明确的开头、过程或者结局。他常常在结束时表现得模棱两可，给人故事仍未完结之 感。“人既是圣人又是恶棍。我们既爱又恨。”她说这才是真 实的生活。山那边的青草未必更青。那里和我们这里一样糟， 也一样好。

契诃夫的作品常常直抵事情的本质:简单，直接，人性 化。

1900年，他从克里米亚寄 出的一封信里说:“我过着不完整的生活。我喜欢喝酒却不能 喝。我喜欢噪声，可我听不到任何噪声。一句话，我现在像一 棵被移植的树，一边扎着根，一边开始枯萎。”

契诃夫作品中的共情是托尔斯泰渐老之时开始懊悔而在自 己的作品中呈现的内容。契诃夫是表现对自己和他人的怜悯的 大师。他身上颇具狐狸的特征。但是他也理解刺猬承受的痛 苦，理解他们坚持的“那条原则”给他们自己带来的拯救。三 姊妹都是刺猬，她们明确的理想是回到莫斯科。刺猬之路很有 说服力，毕竟这是一条确定的路。接受狐狸开放式的路线并不 容易，因为这意味着不确定。但是，最终，如果想保持理智， 你需要像契诃夫一样。这是我很久很久以后才明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