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语录（三）
人穷就容易管理，赏和罚的手段就容易派上用场。
——熊逸 《春秋大义》
统治者对自己的政治能力越有信心，对逆耳的声音也就越是宽容。
——熊逸 《春秋大义》
禁忌越多，自然说明见不得人的东西越多。
——熊逸 《春秋大义》
很少有官员真正是因为贪污腐败而下马的，不贪不媚的人是很容易被官场的竞争法则所淘汰的，所以，下马的所谓贪官往往只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牺牲者，把他们整下来的人未必就比他们清廉。朝廷可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可归根结底，大多数的政治斗争基本上都只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站队。
——熊逸 《春秋大义》
十个魔鬼的互相制衡胜过一个圣人的乾纲独断。
——熊逸 《春秋大义》
学会给自己制造敌人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技巧，再者，政治斗争永远都要拉一派、打一派，切不可两面作战。
——熊逸 《春秋大义》
只要肯用心，从同一部经典中可以得出多种多样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并用以支持各种现实的政治意图。
——熊逸 《春秋大义》
在权力场上，作贪官乃是保全自己的一种有效手段，适度的贪更容易让领导对你放心。
——熊逸 《春秋大义》
社会的普遍同情心主要受限于它的平等程度，而不是取决于苦口婆心的道德说教和别的什么。
——熊逸 《春秋大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之一就是规范出严密的社会等级，我们几乎可以用“官本位”这个现代词语来解释“礼仪之邦”的真正涵义。可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不正是“平等”的反面吗？
——熊逸 《春秋大义》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群众的眼睛很少会是雪亮的，当然，使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自己有着雪亮的眼睛，这对统治者是大有好处的，人民群众往往会在这种盲目的自信里用他们“雪亮的”眼睛追随着聪明的统治者手指的方向，哪怕那个方向正通向悬崖峭壁。
——熊逸 《春秋大义》
是的，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有些情境下，糊弄一个人往往不太容易，糊弄两三个人也不太容易，但是，糊弄一群人可就容易多了。
——熊逸 《春秋大义》
人数往往和理性成反比，也就是说，在人数越多的时候，理性也就越少。
——熊逸 《春秋大义》
在向大众表达意见的时候，知识分子永远会输给义和团。
——熊逸 《春秋大义》
清官们正因为觉得自己不爱财、不惜命，毫无私心，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做起事来便了无顾忌，于是草菅人命者有之，祸国殃民者有之，老百姓们看着他们生活之俭、执政之勤，再加上那一脸的正气，也就只有感动的份，哪还看得见有多少滔天大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熊逸 《春秋大义》
儒家的“礼仪”正是造假的最绝妙的技术，它以森严的等级秩序（外在的和内在的）把统治者高高地架在空中。是的，这个统治者也许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但当他端坐在高耸入云的金銮殿，穿着和别人迥然不同的华贵衣着的时候，“仪式化”给他带来的万丈光芒往往使仰望的百姓们崇敬不已。嗯，当我们在午夜的长街仰望一支巨大的霓虹灯时，我们是看不到灯管上的灰尘和鸟粪的——这就是“礼仪”的一个重要意义。
——熊逸 《春秋大义》
儒家确实一统天下了，但那只是幌子，历史常常展现给我们的是：是政治选择思想，而不是思想选择政治；是政治改造思想，而不是思想改造政治；反过来说，是思想迎合政治，而不是政治迎合思想。
——熊逸 《春秋大义》
历史似乎总是这个样子：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选择权力。
——熊逸 《春秋大义》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具有和所谓天神相同的属性：被人类自己所创造，又被人类自己所服从，并且，正如祭司们自称在人间代行天神的旨意，统治者们也会自称代表国家的利益，而真正的获益者却往往只是这些“代理人”而已。
——熊逸 《春秋大义》
人们忘记了国家本该只是一件工具，却满怀激情地把它当作目的本身。
——熊逸 《春秋大义》
越是天下一统、思想一统的的时代，人们就越是习惯“真理只有一个”，也越是想当然的认为这个真理掌握在权力者手中，也扎根在自己的心中。于是，当“另一种声音”出现的时候，甚至在权力者还没有下手剿灭之前，人民群众便已经怒不可遏了。
——熊逸 《春秋大义》
一件事的真假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把它当真。
——熊逸 《春秋大义》
仪式和人造的鬼神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一个社会群体通过庄严的仪式来敬拜一个共同认可的神圣的人或物，从仪式过程中体会到一种社会认同感——每一个个体都融入到一个群体当中去，这满足了人天生的一种心理属性。
——熊逸 《春秋大义》
如果这世上还有一件事情是比读书更快乐的话，那一定就是读熊逸的书了。
——熊逸 《春秋大义》
儒学的历史是一个人们不断地赋予儒学经典以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给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这些被人们所赋予的意义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人们自身。
——熊逸《春秋大义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