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传（节选）
听说本书已有国内出版社买下版权，喜事一件，继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本雅明传》后的另一部重要西马人物传记。这是2003年“阿多诺热”时由Stefan Müller-Doohm教授撰写的一部长达700页的传记作品，在记录阿多诺一生方面可以说达到了最为详细的程度。已有同仁愿意做此翻译工作，虽然也有小小遗憾，但衷心支持其工作。毕竟已经为了博论而翻译了一部分，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因为中间有一处是作者的笔误，与Stefan教授沟通过，特别放在此处，以示提醒。
#笔误处为阿多诺阅读《小说理论》的时间，原作中是1919年，实际为1920年。
阿多诺：一部传记
Adorno: A Biography
书写历史就是给时间画一张脸。
——本雅明
序言
好奇心是思想愉悦的准则！
写一部关于阿多诺的传记恐怕会遭到反对，因为他自己是不喜欢传记这种体裁的。事实上，他对于通过知人论世的方式来探索艺术和哲学作品持审慎的保留意见。归诸其身，他也希望读者能更关注他的作品，而不是他人生中发生过的偶然事件。当然，他也阅读传记，使用传记，对理查德·瓦格纳的阐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警告读者，不要在音乐作品或文学文本中寻找作者经历、主观意图或冲动的痕迹。然而，一想到阿多诺本人，人们却忍不住要这么干。他的作品中有很多自传性的文字，或是提及自己快乐的童年，或是狡黠地插入一些法兰克福当地及周边的地名。阿多诺认为重要的并不是这些回忆，而是他作品的客观内容与历史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他所谓的由作者主体的历史处境、他的生活和他的全部作品组成的力场。
这句格言一直是我写阿多诺传的指导原则，而这部传记在他去世40年后，也就是阿多诺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才完成。在我写这本书的六年多的时间里，我把阿多诺的一句话放在桌子上的相框里，以便时时都能看见，这句话是：“传记中的个人也属于社会范畴。个人只能在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环境中被定义，这种环境塑造了个人的社会特征，而且只有在这种环境中，个体的生命才能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获得意义。”
本传记试图重构阿多诺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语境，在参考了阿多诺的著作、生前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信件、各种笔记、演讲稿和演讲的文字记录，以及对同时代重要人物的采访等文件的情况下汇编而成，也参考了阿多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其他大量资料和文本。尽管参考的资料数量庞大，但也应当记住，仍有一些档案无法提供，或是存在于在法律限制下无法提供的地方。这尤其适用于他的信件，因为一些信件遭到封禁，特别是与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重要通信，它们被保存在马尔巴赫市的德国文学档案馆中。
有时，传记写得好不好，要看传者与传主之间是不是保持了必要的情感距离，这一点对我是不太适用的。无论是作为徒弟还是一个普通学生，我都有幸直接体验到了这位批判理论领袖所具有的那种迷人的智识力量。“意识到幸福的唯一方式是感恩，感恩令幸福变得无比尊贵。”
第一部分 缘起：家庭，童年与少年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学校
家族遗产：种种反差的示意图
反思告诉我们，对幸福的想象会被经由存在过程所赋予的岁月一而再地染色。
——本雅明
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有自己的看待方式。同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精灵送给他们的礼物所决定的，这些精灵有善有恶，在人们生活的时代文化中穿梭。
托马斯·路德维希·维森格伦德-阿多诺也不例外，1903年9月11日，星期五，他出生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摇篮里放了各种各样的礼物。之所以有这么多礼物，是因为他的母亲。她的娘家姓是卡尔维利-阿多诺，她认为儿子除了随父亲的姓维森格伦德外，还应该姓阿多诺。从一开始，这个受洗为天主教徒的婴儿身上就交汇了两种对立的文化传统。一方面，他的祖父和天主教化的父亲都是犹太人。奥斯卡•亚历山大•维森格伦德拥有一家成功的葡萄酒出口企业，而且他认同法兰克福中产阶级开放、自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对于独子阿多诺来说，母亲的世界观是最重要的。玛利亚·卡尔维利-阿多诺·德拉·皮亚纳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笃信通过艺术自我实现的理念。在嫁给奥斯卡·维森格伦之前，她是以歌手的身份而闻名，曾在维也纳的皇家歌剧院演出过。与玛利亚一生过从甚密的妹妹阿加莎则既是歌手又是钢琴家，她对文学的兴趣也非常浓厚。玛利亚是法德联姻的后代，这段婚姻本身就很时髦。她的母亲受过教育，也有音乐天赋，祖父是法兰克福著名的裁缝，而她的父亲则是一位在那里定居的科西嘉流浪军官，擅长击剑。玛丽亚可能有一些波西米亚气质，容易受各种文化的影响。玛利亚的祖父世世代代都在美因河畔的贸易城市默默经营，他在教育中树立起一套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与那个四处流浪冒险的科西嘉爱国者的想法是何其不同。
阿多诺的科西嘉祖父：让·弗朗索瓦，别名乔万尼·弗朗西斯科
在十九世纪，第勒尼安海中的科西嘉岛仍然具有浓厚的野蛮民风。当“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利普在岛上修路并启动扩建港口的计划时，君主立宪制也没有给这个地方带来多大改变。拿破仑三世也是如此，他是拿破仑的侄子，1851年通过发动政变上台。他采取了亲科西嘉的政策，希望获得岛上叛乱者的支持。
在科西嘉岛上，岛民们的顽固心态和内斗受到了第二帝国的关注。这一点在梅里美的作品中清晰可见。梅里美是“七月王朝”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1840年，他发表了小说《高龙巴》，小说开头，奥索·台拉·雷皮阿中尉回到科西嘉岛，“没有希望，也没钱”，回到家里，他遇到了妹妹高龙巴，她那外国人的长相代表了这个岛的真正本质。尽管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正直公民，但被她诱骗为多年前去世的父亲寻仇，找同村的巴里岂尼家族的麻烦。
当时的法国公众被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故事深深吸引，它将文明与野蛮的鲜明对比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法国资产阶级工业贵族的主导精神是物质攫取。《高龙巴》面世之时，让·弗朗索瓦还不到二十岁，正准备走上像梅里美笔下的奥索·台拉·雷皮阿中尉那样的职业道路。这两个人甚至在外貌上有些相似之处。“深色皮肤，黑眼睛炯炯有神，高大，很秀气，模样是个爽直而聪明的汉子。”这是对奥索·台拉·雷皮阿中尉的描写。另一个科西嘉人，让·弗朗索瓦·卡尔维利，他和他的文学二重身一样，在法国军队中碰过运气，他一定读过梅里美的传奇小说并对其评价颇高。我们对于这位仁兄又知道些什么呢?
我之所以提到让·弗朗索瓦的异域相貌，并非是因为小说与事实明显的相似，而是因为他是阿多诺的外祖父。
1820年4月14日，让·弗朗索瓦·卡尔维利生于科西嘉岛的阿法。阿法属于博科尼亚诺市，位于海拔650米的山区。如今，它是一个被栗子林包围的村子，位于距离阿雅克肖约25英里的奥罗山（Monte d 'Oro）山脚。原住民的生活随季节而变，逐草而居。阿法差不多就是一个寨子，一个聚落，许多同样的房子组成的教区，一个皮耶韦。18世纪晚期，卡尔维利一族在此定居，并创造出“卡尔维利”一姓，证明财产已获得安全保障。牧师安东尼·卡尔维利（1787-1822）与芭芭拉·玛利亚（1790-1846）的独子让·弗朗索瓦出生在一个石砌小屋里，放在阿法镇公所里的出生证明记录了他名字的意大利起源：乔万尼·弗朗西斯科·卡尔维利，父母结婚13年后生下了他，还有一个年长弗朗索瓦两岁的姐姐阿加莎。芭芭拉十八岁时嫁给安东尼·约瑟夫，他出身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她的婆婆安吉拉·奥尔佐拉·卡尔维利是个寡妇，她理所应当地对自己被称为博尔德里尼感到骄傲，尤其为与拿破仑·波拿巴家族的亲密关系感到自豪，因为拿破仑·波拿巴于1806年提拔她的兄弟为法军上尉。她和其他亲戚一起出席了婚礼。按照科西嘉的习惯，这大概是一个关系密切的家族，让·弗朗索瓦比大多数人更依赖这个家族，因为他在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一个狂热的拿破仑派分子。死亡证明上没有说明这名35岁的男子是死于自然原因、被刺杀，还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判了刑。无论如何，芭芭拉成了两个孩子的唯一监护人。然而，他们的教育权却掌握在当地的牧师手中。这位牧师是受法国长官委托来教当地的孩子们的，其中就有年轻有为的让·弗朗索瓦。
二十岁时，弗朗索瓦成功加入驻扎在阿雅克肖的法国军队，成了第二步兵团的二等追击兵。1845年12月，他被派往非洲，自从19世纪30年代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后，在阿卜杜·卡迪尔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军队被派往殖民地镇压叛乱，年轻的科西嘉士兵让·弗朗索瓦·卡尔维利忝列其间。从此，只要有人想听，他就会提起当年的战功，到了合适的时候，他的孙子也将了解这些故事。
让·弗朗索瓦在阿尔及利亚服了两年兵役，似乎也生了一场疟疾，最终从阿雅克肖的军队中退役，按照当时的规则，只能拿到一半的薪水，就像他的文学二重身奥索·台拉·雷皮阿一样。这让我们想起梅里美笔下那位秀气的中尉，他为军队服役七年。他的相貌使他看起来“正直”，证书上写道：“身高一米六六，椭圆形脸，宽额头，棕色眼睛，鼻子和嘴巴中规中矩，圆润的下巴，头发和眉毛非常黑。”
当卡尔维利回到了岛上的家中时，却发现他的母亲和妹妹不久前已经去世了。还有什么能让他留在科西嘉呢?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都待过一段时间。“二月革命”之后，路易·菲利普在巴黎的大规模游行和路障战中被迫退位，而卡尔维利的出国证明了他对1848年在巴黎发生的革命事件不感兴趣。毫无疑问，他对专制的路易·波拿巴的崛起抱有同情。卡尔·马克思是这些事件最敏锐的目击者之一，他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分析政府的更迭为何导致了共和制的崩塌。马克思通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系列文章证明，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离开了历史舞台，专政的社会政治就通过公民投票趁虚而入。
发生了什么？1848年12月，拿破仑的侄子当选共和国总统。1851年，他发动政变，推翻议会，登基称帝。卡尔维利的回国之路，理论上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作者可能有所交集。因为当马克思1848年从布鲁塞尔被驱逐时，在去科隆以前，应该2月在巴黎有所逗留。设想卡尔维利搞到一本《共产党宣言》，我们可以肯定，不安分的科西嘉人会觉得它太外国化。他可能对海涅的《论德国》更感兴趣，因为海涅自打1830年“七月革命”后就住在巴黎了，而这本书又是专门写给法国人读的。海涅的目的至少是为了纠正斯达尔夫人描绘的过于理想化的德国形象，希望能让德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处境变得容易理解。同时，他也警告出，1815年后具有保守复辟倾向的浪漫主义运动可能带来的危险：
如果把法国大革命史和德国哲学史比较一下，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人是替我们德国人去睡觉和做梦的，而我们德国的哲学只不过是法国大革命制造出来的一场梦。
然而启蒙运动领袖海涅在巴黎眼见他的希望日渐黯淡，卡尔·马克思则被迫流亡英国，已经30岁的卡尔维利为了成为剑术大师只得四处云游，他一心只想为有名望的富裕人家工作，非常渴望维护自己的名誉。要想打开贵族们家里的大门，名头必须足够令人印象深刻。正如奥索中尉吸引贵族的方式是自称台拉·雷皮阿一样，让·弗朗索瓦也在自己的姓氏里加上了台拉·皮亚纳。这个前缀借鉴了科西嘉语中的“寨子”（paese），他用以表示自己的出生地。但怎么解释后缀的“阿多诺”呢？从我们所掌握的少量信息来看，他很可能是在热那亚甚至是都灵获得这个名字的。他幸运地在某个城镇中度过了一段时间，当时可能住在阿多诺别墅，或者和一个上过击剑课的意大利上流家庭住在一起。无论如何，在1859年或1860年左右，他在俄领事尼古拉斯·韦特海姆的推荐下前往法兰克福，认识这位领事是在斯图加特，当时已经在使用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卡尔维利·阿多诺·台拉·皮亚纳。在后拿破仑时代，法兰克福重新获得了作为一个帝国自由邦的古老地位，因此是一个自治的政治体。这意味着，由于它的领土很小，相应地也规定了准入条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卡尔维利住在西郊的博肯海姆，实际上这个地方属于黑森-拿骚省。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博肯海姆都是一个日益工业化的独立城镇。直到1895年，它才成为法兰克福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法兰克福西郊博肯海姆的击剑师卡尔维利-阿多诺
卡尔维利与受人尊敬的韦特海姆家族的联系，帮助他在一位杰出的裁缝尼古劳斯·亨宁（1801-1871）和妻子玛丽亚·芭芭拉（1801-1872）家中找到了住处。他在这里认识了他们有音乐天赋的女儿伊丽莎白，她也会说法语。他们坠入爱河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罗曼蒂克的味道。1862年2月，二人不顾老裁缝的反对喜结连理，比起女儿的爱情他更关心家族的名声，把未来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为女儿找一个更门当户对的配偶上。卡尔维利寄给波卡尼亚诺的官方文件不足以让他们在法兰克福举行婚礼，因此需要改在伦敦举行。二人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圣潘克拉斯区登记，卡尔维利的职业一栏上写着：击剑师。证婚人是维克多·亚历山大和海力特·冯·艾尔兰格，他们都出身于法兰克福商业和金融中产阶级中的名门。1865年2月20日，除了在伦敦登记办公室举行的婚礼，在法兰克福大教堂又补办了宗教仪式。那时，伊利莎白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但都在这一年夭折了。婚礼在即，新娘再次怀孕了。同年9月，她生下了女儿玛丽亚。第二年，路易也出生了。当他受洗时，父母在他的法国基督教名字中加上了“普罗斯珀”，证明这位巴黎作家的作品对这对年轻夫妇意义非凡。
路易出生后，卡尔维利夫妇继续在法兰克福居住，此地再次成为普鲁士领土。他们生活得显然很拮据，在此期间伊丽莎白又生了四个孩子，唯一存活下来的是阿加莎，她的名字和让的表姐一样。阿加莎出生在1868年，她的名字似乎有象征意义，她和姐姐玛丽亚一生都保持着深厚关系，甚至在她姐姐1898年7月结婚之后也是如此。供养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对这位击剑师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只会说法语和意大利语。卡尔维利始终都无法挣到每年5000荷兰盾，而这些收入是获得城市自由公民权利所必需的。他尽他所能努力工作，以确保家庭的收入与他们的地位相称。当埃及总督来到巴特洪堡接受治疗时，卡维利-阿多诺以击剑师的身份提供了帮助。1867年7月，卡尔维利-阿多诺在给皇帝的内阁大臣的信中，也向路易·拿破仑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卡尔维利-阿多诺提到他的家族与皇帝之间曾经建立的良好关系。在描述了自己不幸的经济状况之后，他请求援助。他写道，他非常愿意亲自到巴黎来，讲述他作为一个法国爱国者的行为。他提到了皇帝陛下派驻意大利大使尼格拉先生的姓名，可以为他的正直作证。他提到，在英国占领科西嘉岛时，波拿巴家族发现自己陷入困境，他们曾向卡尔维利家族请求帮助，这一请求得到了重视。卡尔维利声称，在埃及战役之后，拿破仑在科西嘉呆过一段时间，答应给卡尔维利家族财产和伯爵头衔。因为他的父亲一生都是拿破仑党派，甚至还是科西嘉拿破仑党派的领袖，拿破仑战败后，路易十八下令，卡尔维利作为其支持者应被扣留并判处死刑。卡尔维利在信的结尾描述了他目前在德国的拮据处境，这迫使他回忆起其家族本应引以为豪的为国家所作的贡献。
无法证明皇帝是否收到了这份情愿，但可以猜到，皇帝没有做出慷慨的回应，因为卡尔维利-阿多诺家族仍然像以前一样财政困难。的确，卡尔维利的妻子伊丽莎白也发挥了她的作用，为了改善经济状况，她开设了歌唱课，偶尔也去当歌手，在丈夫的陪同下举行了巡回演唱会，有一次还去了布鲁塞尔表演。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他有一本法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签发的护照，上面记录了他有棕色的眼睛和皮肤，灰白的头发和胡子，身高一米七二。
当然，卡尔维利把法国当作祖国。1870年夏天普法战争爆发时，他作何反应？尽管他要为家庭承担义务和责任，却还是决定以爱国者的身份加入法军。1870年6月，签发给他的护照上有“法国直接护照”的字样。后来他告诉他的孩子们，为了加入法国军队，他伪装成农民离开了德国。他的孙子后来说，祖父曾是一名职业军官，1870年在里尔附近“受了重伤”。
战后，卡尔维利-阿多诺还有8年的寿命。这位顽强的幸存者带着妻子和孩子显然继续与贫困作斗争。他的方法并不总是合法的。有一次，他因为偷了邻居家的水被判有罪。这类柴米油盐的问题，包括付房租的困难，解释了为什么这家人在法兰克福搬了8次家。关于这位科西嘉军官的许多传说流传开来，让他的名字流传下来。例如，据说有一次他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用手杖轻敲一匹脱缰的马，就让它老实下来。他喜欢在市中心的“米兰妮”意式咖啡店里消磨时光。也许就是这里，他写了本关于击剑艺术的小书，他跟儿子路易的关系尤其亲密。他的两个女儿继承了母亲超凡的音乐才能，其中一个女儿凭借能力成为了一名音乐家，而他唯一的儿子则继承了父亲与艾尔兰格银行家族的关系。他在这家银行开创了自己的事业，这家银行后来被德累斯顿银行接管，能够帮助这个家族摆脱困境，因为他的父亲无法再为他们提供生活费了。让·弗朗索瓦于1879年5月去世——在法兰克福公墓的墓碑上，记录了他在科西嘉出生和在法国军队授予上尉军衔——当时刚刚庆祝了自己59岁的生日。
丈夫去世后，伊丽莎白为了改善家里经济状况，和她的孩子玛丽亚、路易和阿加莎一起举办公开音乐会。报道称他们是音乐天才家庭，人们希望他们的才能能够继续得到培养。1878年11月21日，13岁的玛利亚在《法兰克福汇报》的艺术版被评为“杰出的歌手”。这篇评论赞美了她在《夜之女王复仇咏叹调》还有贝里尼的《梦游女》结尾的回旋曲唱段中的演唱。“这位年轻的歌手的确值得我们对她的未来寄予厚望，因为如果我们考虑到她那美妙的嗓音……她的花腔演唱技巧，我们可以说，她一定会成为音乐会的大明星。”她的两个兄弟姐妹也受到了表扬。十二岁的路易“在《梦游女》咏叹调的结尾唱出了一个颤音，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小夜曲唱段则表演一段断奏唱法……只有专唱罗西尼歌剧的成年男高音歌手才能做到这些。阿加莎也唱了《梦游女》中的一首咏叹调，‘一切都是快乐’，非常悦耳动听。”1880年2月24日的《法兰克福晚报》也报道了“三个卓越的天才”和他们的母亲，杰出的歌唱教师卡尔维利-阿多诺。因此，毫无意外地，玛丽亚·卡尔维利在她雄心勃勃的母亲的监督和指导下，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歌手。《维也纳画报》认为值得在号外上为阿多诺小姐在霍夫歌剧院的处女秀——贾科莫·迈耶比尔的歌剧《胡格诺教徒》——专辟版面。她唱的是纳瓦拉女王的女中音唱段，1885年8月14日的报纸上写道：
我们经常听到新手歌唱家扮演如《唐豪塞》中的牧羊人或《齐格弗里德》中的木鸟角色，他们通常照本宣科，小心翼翼地演唱花腔部分……阿多诺小姐的嗓音浑厚而和谐……
她还获得了《维也纳汇报》的赞扬，因为她“洪亮的歌声”表明她对自己声音的控制“了如指掌”。“一旦阿多诺小姐学会了如何对她的肢体进行同样的控制……她在舞台上的表现将会为观众带来更多的乐趣。”
玛丽亚答应在里加的市政剧院唱歌。在这里，她获得了热烈的评价。“总之，她的一举一动，她那朝气蓬勃的面孔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切都表现出了青春的气息，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位歌手一定是从儿童时期就开始训练自己的嗓音，练习断奏、颤音和惊人的间歇跳跃的艺术，她达到了炉火纯青。”这篇评论的结尾是这样的：阿多诺小姐是一位“优伶”，而且她也很漂亮，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期望。
他成功而迷人的母亲只比丈夫多活了18年，于1897年11月28日去世。玛丽亚从小接受严格的天主教教育，她只有在经历适当的哀悼之后才能考虑结婚。因此，她一直等到第二年夏天才与奥斯卡·亚历山大·维森格伦德结婚。那时她已经33岁了，丈夫比她年轻5岁。
维森格伦德：父亲浪漫名字中的犹太遗产
19世纪末，犹太家庭维森格伦德从弗朗哥尼亚的德特尔巴赫村搬到法兰克福定居。那时，法兰克福的居民通常都喝苹果酒，但即便如此，热爱欢乐的市民也不会把他们的享受局限于那种微酸的饮料。他们非常清楚如何从周围两个重要的传统葡萄酒产区（西部和东南部）找乐子，这两个产区至今仍在生产葡萄酒。莱茵高有装在长颈瓶里的雷司令，而维尔茨堡周围主河弯的斜坡是希尔瓦纳葡萄酒的产地，这种葡萄酒装在大肚瓶里出售。在这些地区长大的商人靠经营雷司令或西万尼葡萄来谋生是很自然的事。
维森格伦德红酒生意最早是由伯利兹·大卫-维森格伦德于1822年在美因河畔的德特尔巴赫创立的，离维尔茨堡很近，那里有主教区和王宅。他以商人的身份和年长六岁的哥哥亚伯拉罕·大卫一起在德特尔巴赫做生意，从16世纪末开始就有犹太商人在这里做生意，两兄弟都成了家发了财，并且纷纷置办房产。一开始他们从事畜牧业，后来搞土地和地产交易，红酒业务是后来另起的炉灶。1817年，维尔茨堡主教亲王颁布法令，该地区的犹太人应改名。于是他们放弃了“大卫”，改用“维森格伦德”。长子伯恩哈德是一名制酒师，1837年他接管了父亲的红酒生意。弟弟大卫继承了父亲宏伟的房产，但不久后搬去了维尔茨堡, 1861年在那里去世。年轻的商人兼酿酒师库珀·伯恩哈德·维森格朗德(1801-1871)的生意显然前途光明。他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遗产，附近又有太多竞争的酒商，所以他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小镇，和妻子卡罗琳（娘家姓霍夫曼）搬去了法兰克福发展事业，在这个商业和自由贸易中心有重要的贸易博览会。
到了1864年，维森格伦德有了足够的财富，在法兰克福最显贵的一片居住区买了房子，这座位于炫霓大观（Schöne Aussicht）7号的住宅令房主自豪不已。房子有4层，新古典主义风格，既有门面店，又含酒窖，给来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炫霓大观坐落于老城区，是完全用于居住的区域，一切商业活动造成的喧闹都影响不到，维森格伦德却选在这里办起了红酒业务。房子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理想了，不但有一个大院子，而且酒窖也有3米多高。在一张当时小镇周边的鸟瞰图中能够看到这家店，店长站在门口，旁边的三位要么是学徒要么是管理酒窖的人，他们穿着围裙非常显眼。照片里还有两位女工，和其他两位雇员。街道位于美因河北岸，街道上栽种着一排树，树对面的一排浅色房子是中产阶级们的家。其中一座，16号宅，是亚瑟·叔本华在法兰克福时的旧居，门德尔松1836年7月则旅居于隔壁的房子里：“景致简直令人称羡，尤其是在这盛夏时分。从美因河畔望去，是水鸟、驳船和游艇，另一边则是美丽的堤岸。”炫霓大观房子大小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但有些房子几家合住，有些房子只住一家。房子统统是新古典主义风格，三层楼高的建筑被飞檐水平分隔，窗户又高又窄，还有一个阁楼，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商人、经纪人、银行家和外交官。一个例外是维森格伦德一家的邻居，画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德尔克斯坎普（Friedrich Wilhelm Delkeskamp），当时颇出名，他的法兰克福风景画流传至今。
大卫·特奥多尔·维森格伦德于1838年7月3日出生，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开始在这里做买卖。在他成长的年代，美因河畔的景色和门德尔松的描述大体一致。成年后，他作为长子接管了蒸蒸日上的红酒生意。他的弟弟本尼迪克特(1843-1903)在继承权上没什么优势。他娶了曼海姆的约翰娜·奥芬巴赫结婚，比他小九岁，他们育有三个儿子，住在附近的13号宅，后来搬到了符滕堡，本尼迪克特在那里去世，享年60岁。他最小的孩子芬妮生于1846年，于1867年在维尔茨堡结婚，随后随与丈夫移民美国。
毫无疑问，三兄妹中老大过得最好。30岁时，大卫·特奥多尔与卡洛琳·梅尔（1846-1894）结婚，卡洛琳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婚后生育了6个孩子，3男3女，尽管其中一个女孩只活了两年。次子奥斯卡·亚历山大（Oscar Alexander）成为了公司的指定继承人，尽管他经常不在法兰克福，当然也不得不与父亲达成协议。他是带着什么感情代替哥哥继承这份遗产的呢?后者，保罗·弗里德里希在17岁时去世，三弟伯恩哈德·罗伯特(1871-1935)在完成工程学课程后不久就移民到了英国。他毕业于罗斯托克大学，主修制冷专业，开始时为一家德国大企业工作，直到1907年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七年后，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与妻子海伦和三个孩子一起获得了英国国籍。
慷慨的父亲与两位懂音乐的母亲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奥斯卡·亚历山大·维森格伦德以非凡的才干经营着他的事业。他将葡萄酒出口到英国和美国，并在莱比锡建立了分公司，还持有弗里德里希·德内股份公司的股份。该公司于1923年5月注册，在不同的时期位于市中心的不同地点。维森格伦德和卡尔·福尔希特（Carl Feuchter）是其董事，他们都是法兰克福的居民。此外，维森格伦德一家在泽海姆的奥登瓦尔德小镇也拥有一处房产，这在1918年至1938年间泽海姆的火灾记录中得到证明。在奥斯卡的管理下，家族的葡萄酒出口业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他的婚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位世界性的酒商在伦敦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还不到30岁就下定决心结婚成家。他的妹妹爱丽丝·贝蒂(1873-1935)树了一个好榜样，前一年她成为了保罗·爱泼斯坦(Paul Epstein)的妻子，他出生于法兰克福一个受人尊敬、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家庭，后来在斯特拉斯堡成为一名数学教授。这对夫妇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成为了音乐学家，另一个成为了历史学家。奥斯卡的另一个妹妹珍妮(1874-1963)嫁给了亚瑟·维林格（Arthur Villinger），她与哥哥在同一年结婚。
奥斯卡·亚历山大·维森格伦德是这座城市文化生活的热心参与者，他经常去听音乐会和歌剧，这使他结识了两位颇不寻常的女士，姐妹俩都是法兰克福社交界的宠儿。几乎从未缺席过任何一场音乐会，她们的名字有点奇特而且神秘，叫卡尔维利-阿多诺·台拉·皮亚纳。姐妹俩是公认的音乐家。当奥斯卡宣布与已经成名的歌手结婚时，家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毕竟，这样一场联姻远远超出了富裕的犹太商业中产阶级的预期。从家族的商业头脑来看，很可能存在一些异议和保留意见。然而，奥斯卡意志坚决，而且很可能他的姐妹们也会给他精神上的支持。他肯定有必要争取，因为他的新家庭不仅包括未婚妻玛利亚，还有她的妹妹阿加莎，她从来都是新家庭的一份子。奥斯卡并不满足于把两位受人尊敬但身无分文的艺术家请进家，他发现即使是婚礼手续也非常复杂。不可否认的是，玛丽亚·卡维利-阿多诺·德拉·皮亚纳有一个轰动一时的名字。但是有一个法律上的困难，那就是她拥有的是法国公民而不是德国公民身份，因为这些年里，她的科西嘉父亲从未成功地满足成为正式公民所需要的财产要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对夫妇决定走上一条老路，简直是创造了一种有趣的家庭习俗。1898年夏天，订婚期一过，他们就来到伦敦，像新娘子的父母一样，在圣潘克拉斯婚姻登记处举行了婚礼。
这对夫妇等了将近五年才有了孩子。1903年9月11日星期五，他们的长子在早上5点30分左右出生了。那时的风俗是在家里接生。这家人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玛丽亚欣喜若狂，因为三年前的婴儿胎死腹中。新生儿的祖父、65岁的大卫·泰奥多尔一定认为，孩子注定要继承这个日益兴旺的家族企业，是家族传统的守护者。对奥斯卡来说，妻子已经不再年轻了，她健康活了下来，还为他带来了一个儿子，这真令人感到高兴和宽慰。母亲和阿加莎姨妈欣然接受了教育这个极有前途的孩子的挑战，她们特别渴望负责为他做音乐和心智上的培育，让男孩从出生就被音乐的世界包围。她们会唱着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哄他入睡，睡时“小床边笼着帷幔”，可以一直睡直到“哺乳的时间”。他也会想起另一首摇篮曲:“轻轻睡吧小乖乖/闭上眼睛小乖乖，/雨暗中滴答响，/邻居家的狗在叫。/狗咬一个坏乞丐，/撕破外套他吓坏，/乞丐逃到大门外，/继续睡吧小乖乖。”后来，他把这几句歌词记了下来，可能让他想起了路德维希·冯·祖布施在1900年肖特的《歌谣集》中画的生动插图。这些歌词对他来说格外重要，他甚至打算以这些歌词为基础建立一套理论。
1903年10月4日，维森格伦德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来到法兰克福大教堂，让他接受了罗马天主教的洗礼。这一事实通过弗朗茨·卡尔维利·阿多诺的个人文件可考，圣巴塞缪天主教教区的洗礼书也能证明。阿多诺母亲的宗教信仰是天主教，而他父亲则是:“奥斯卡·亚历山大·维森格伦德，商人、以色列人”，受洗仪式由牧师佩拉博主持。
据说，阿多诺的母亲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她希望在儿子的父姓后面加上自己的姓:阿多诺。成年后，她的儿子保留了这两个姓氏“维森格伦德-阿多诺”，他在刚开始写作和做学术时使用了这个名字。后来，它被稍加改动。他在加州正式申请美国公民身份时，用的名字是泰奥多尔·W·阿多诺，从那以后，他的出版物就是用这个名字出版的。他决定放弃犹太姓“维森格伦德”，改用意大利北部的姓“阿多诺”，这个姓是他在科西嘉岛的祖父曾经用的，听起来很令人印象深刻，这也透露出他偏向哪一边。彼得·冯·哈塞尔伯格是阿多诺的朋友，二人同龄，经常一起玩音乐。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知道，阿多诺长大后，对母亲的姓氏“卡尔维利-阿多诺·台拉·皮亚纳”着了迷。总的来说，他对拥有贵族头衔的母亲这一边情有独钟。两人越谈越熟，刚获得讲师资格的阿多诺自豪地告诉哈塞尔伯格，他母亲的祖先曾是热那亚总督，与科隆纳王子家族有亲戚关系。“他从未详细解释过这一点……当我告诉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是朱庇特的直系后代时，他惊讶得几乎无法掩饰他的喜悦，承认自己还不知道这件事。”
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知道“阿多诺”这个姓在词源上有些讽刺意味，这个名字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经过修饰的”。作为成年人，他意识到自己有一些个人缺点，比如话痨和自恋。他从不掩饰这一点，正如他否认他的名字泰奥多尔·W·阿多诺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象征，这种思维方式以“批评理论”而闻名，并在哲学、社会学、音乐和文学批评中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一事实使他感到满足。
阿多诺通过自己的两个姓：泰奥多尔·路德维希，与他父母的不同家族传统建立了联系。一方面，他的父亲依靠坚持不懈和精打细算来寻求物质上的保障；另一方面，他母亲有共情的天赋，强调艺术的创造性和自发性。我们可能会问阿多诺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意识到这种遗产的复杂性。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事实是，他一生都喜欢用小名。从孩子到青少年，再到成年人，他都喜欢别人叫他泰迪，经常在信上署名“你的老泰迪”。
随着家里人口越来越多，搬家的需要也变得更加迫切。他们从炫景大观搬到了希海默大街19 号。希海默大街位于美因河以南的奥贝拉德郊区，该地区于1900年并入法兰克福，此后许多年里仍保留着乡村特色。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一家人搬到了这里——德里贝德巴赫一条安静小路上的两层独栋楼里。附近有一个电车站，坐16路电车去市中心很容易。
任何走进希海默大街老宅的人都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阿多诺在这里度过的使是备受呵护的童年。家中汇集了各样的传统，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父亲奥斯卡•维森格伦德具有的是商业精神，围绕着母亲玛丽亚的音乐光晕……小姨阿加莎目光闪亮，就像他的第二个母亲，这一切都保存……在阿多诺的思想和情感中。
亲属中的家族背景也是高度分化的，正如他的母亲和父亲有着多层次的家族背景。父亲的生活方式有一种盎格鲁-撒克逊味道，这是因为他长年与在伦敦生活的弟弟罗伯特保持着联系。此外，他本人在结婚前曾在英国住过一段时间。在宗教方面，他已经被同化了，这是受到了法兰克福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这种同化也不是没有问题，当他脱离了犹太教，也顺便放弃了自己身份的一部分。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对所有带犹太人特征的事物有些过分厌恶。这种敌意首先是针对所谓的东方犹太人，这些人是从俄罗斯和波兰的大屠杀中逃到德国的，他们大部分定居在城市的东部。他的儿子泰迪也表示，自己和其他被同化的犹太人一样，无法排除对东欧犹太人的傲慢。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对阿多诺后来的智性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在小说《金斯特》中这样描述东欧犹太人:
房子正面光秃秃的，背面有座院子，犹太人们从院子里鱼贯而出。他们身穿长袍，蓄着胡须，结队地交谈着，让两个人看起来像是四个人。这些犹太人看起来真实得不可思议，不然还以为是一些模仿者。
这些犹太人的生活环境与阿多诺所认同的法兰克福西部的优雅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尽管他们一家也不住在西区。这种心态在奥斯卡•亚历山大•维森格伦德身上更明显，他对富且贵的社会阶层归属感非常强烈。彼得·冯·哈塞尔伯格回忆道:“他身材矮小，身材苗条，意志坚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是一个热情的亲英分子，尽管应该补充一点，这种亲英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兰克福非常普遍，甚至他们会作为普鲁士人提出温和的指责。”阿多诺的父亲的个人主义典型地代表了城市的商业精神，这种个人主义依靠的是私人手段和经验。他的儿子本能地吸收了由此产生的自信和宽容的态度。此外，一种对一切宗教（尤其是犹太教）采取冷静、世俗的态度，似乎是从父亲传给儿子的。像父亲一样，阿多诺没有真正信仰过任何宗教，尽管他偶尔会出于对母亲的同情而轻描淡写地谈谈天主教。当时在法兰克福很有影响力的犹太学堂总是令他感到别扭。有一次，他把朋友埃里希·弗洛姆和列奥·洛文塔尔称为“职业犹太人”，他们都在犹太学堂待过。此外，他还刻意与犹太学堂的伟大犹太学者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弗朗茨·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保持距离。事实上，他甚至称布伯为“虔诚的提洛尔人”，这是彼得·冯·哈塞尔伯格的记载。维森格伦德以“瘦拉比米舍尔的故事”讽刺了布伯的《哈西德派传说》。阿多诺把这些故事改成了笑话和野史，读起来像是融合了彼得·阿尔滕伯格、罗伯特·瓦尔泽和马丁·布伯的作品。
从泰迪小时候起，他的父亲就对他十分宽容。青春期的阿多诺可能已经开始认为父亲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化身，是一个只对经济效率和利润感兴趣的商人，一个与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无关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很可能不怎么会思考父亲的理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尊重父亲或不承认父亲的成就，反而有充分的理由尊敬父亲。奥斯卡•亚历山大对妻子和儿子都怀有无限的忠诚，他坚定地支持儿子从少年时代就表现出的艺术天才和抱负。他的慷慨通过写给不同家庭成员的信中显露出来，一直到阿多诺移民美国。父亲都无私地为他在经济和精神上提供支持。
从字面上看，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这表明奥斯卡·亚历山大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经营上。作为一名商人，他不仅整天不在家，还不得不经常出差。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出口商;他的批发业务在法兰克福本身就有很多客户。1912年，他在大赦年射击节上展示了最好的葡萄酒——来自莱茵河、普法尔茨河、萨尔河和摩泽尔河，甚至为神射手们准备了香槟。“法兰克福的葡萄酒贸易完全证明了人们对它的信心，因为市面上的众多葡萄酒都品质卓越。”当阿多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的酒窖里有好几层是“令人毛骨悚然地愉快”的地方，他可以在那里“与来自萨克豪森德艰难的酒吧世界的同学们一起玩耍”。奥斯卡的作用是确保这个家庭能够达到中上层的生活水平，他做到了。此外,在家里办音乐会，宾客们七嘴八舌地谈论诸如目前在城市剧院的演出、博物馆协会大厅里举办的音乐会中有一首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演奏得问题十足这样的话题，也给他带来了很多个人的快乐，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好奇心的增长，他早熟的儿子也积极参加了这些讨论。他对音乐的投入、对艺术的热爱和好奇心获得了母亲的支持，同时还有一个乐于倾听的人，他亲爱的姨妈。
婚后，玛丽亚·卡尔维利·阿多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这增强了她的自信心。她那法意各半的天主教身份象征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她曾是维也纳帝国大都会和里加的一名歌手，这又似乎象征着一个不稳定的艺术世界，很可能带有波希米亚色彩。位于希海默大街的房子是一处好客的场所，朋友们经常来这里，部分是因为女仆安娜出色的烹饪技术。客厅里放个留声机再自然不过，尽管受过教育的阶层往往对此嗤之以鼻。
从一开始，玛丽亚的妹妹阿加莎就是这个家族的核心成员。阿多诺总是说她是“第二个母亲”。她对家里的音乐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早到晚唱歌，演奏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对于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来说，去听音乐会成了很自然的事情，而成年后回忆起第一次听莫扎特、贝多芬或马勒时，也总是美好的。阿加莎·卡尔维利在阿多诺的文学教育和音乐教育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人之间仅存的几封书信清楚地显示出他们的亲密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的。阿多诺钦佩他的母亲和姨妈。他记得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去听他母亲在慈善音乐会上的演唱。因为他完全认同她，所以在掌声过后，他不请自来地爬上舞台，开始背诵诗歌。他把早熟的流利描述为他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标志，说话的冲动是自我表现欲。”
我们可以认为，阿多诺在情感和物质上的安全感、他的音乐生活方式对其个性至关重要。音乐是他对这两个女人产生强烈感情的主要媒介。与此同时，他对音乐的高度专注也是他个人成就的早期来源。
当一个孩子在钢琴上弹奏时，他认为自己是在作曲，他会赋予每一个和弦、每一个不和谐和每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以无限的重要性。它们有一种新鲜感，仿佛是第一次听到它们，仿佛这些特殊的声音，虽然大部分是公式化的，以前从未存在过;就好像他们怀上了他想象中的一切
这个小男孩显然比他的同龄人聪明得多，在学校的成绩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天赋。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家庭的纽带得到了相互之间的肯定。阿多诺早熟的行为和艺术才能似乎证实了他母亲的期望，而且同样地，他们使他能够自信地成长，成为一个他想成为的人。
毫无疑问，这位“两个母亲”的父亲的冒险生活，在孩子的想象世界中是有一席之地的。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外祖父是来自科伦巴的法国军官，在阿尔及利亚服役期间毫发无损。他曾漫游过南欧的土地，并有一个听起来很有魔力的意大利名字。对于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孩子来说，外祖父一定像童话故事里的英雄一样常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两位母亲”无疑为讲述这个家庭英雄的故事做出了贡献，因为阿多诺自己说起他的祖父时也充满了钦佩。
但是另一位祖父呢?他在阿多诺毕业之前一直有来往。正如他对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期的一代人所做的那样，他可能被认为比其他家族成员更认同德皇和帝国。我们不知道大卫·托马斯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遵守犹太人的生活规则。但如果他真的遵守，他会以改革派犹太人的身份去遵守。无论如何，他是阿多诺的亲属中唯一一个能够传达犹太人的习俗和宗教仪式以及他们独特想法的人。他也许已经传达给他的孙子关于解放产生的紧张关系的最真实的想法:一方面是经济活跃的公民想要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望和他对自由和启蒙的渴望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宗教传统如守安息日、割礼和饮食法的坚持之间的冲突。
维森格伦德家族的圈子更广一些，泰迪有许多姑姑和叔叔，他们主要生活在上层资产阶级的环境中。其中包括住在法兰克福的爱丽丝·贝蒂·爱泼斯坦和珍妮·魏林格，以及阿多诺在伦敦的叔叔伯恩哈德。纳粹占领德国后，阿多诺逃到牛津修第二个学位，伯恩哈德的家人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回到他生活的这个阶段。
阿多诺成长的家庭，构成了他作为青年和成人的精神和情感视野的重要元素，可以看到是异常多样和刺激的：一个关于世界的不同社会文化模式和想法的集合。三十年后，当他发现自己是“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时候，对这些家族联系和相互联系的持久性的考验来临了。于是他把全部的信任都寄托在这个家庭网络上，并依靠它无私的慷慨。后来，他以社会学家的身份观察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将其批评为一种“非理性的自然关系”。然而，这种批评并没有使他否认这种受到毁灭威胁的主要生活形式的人类价值。“就像我们在难民身上看到的那样，在极端条件和自身携带的长期影响下，这些家庭表现出了无论如何都很坚强的品性，而且往往是生存的动力源泉。”
在奥伯哈德与阿莫巴赫之间
在人们年轻的时候，许多事情都被看作是对生活的承诺，对可预料到的幸福之承诺。
“有天晚上，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情绪中，我发现自己用了一个动词的虚拟语气，这个动词在德语中的用法本身就不完全准确，它是我家乡的方言。从上学第一年起，我就没有再听到或是使用过这个可爱的错误用法。惆怅不可抗拒地把我拉入童年的深渊，唤醒了童年深处那古老而无力的思念之声。”像这样的童年记忆传递着逝者如斯的感觉，它们对阿多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刺激作用。换句话说，他的艺术感受力和批判精神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阿多诺在父母家中经历的幸福的重要性是不会被低估的，他成长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霍克海默后来《权威与家庭》中描述的资产阶级家庭形象：“家庭追求的是他人的发展和幸福。这导致了家庭之间的冲突和一种敌对性的现实。在这方面，家庭通向的道路并非资产阶级权威，而是对更好人类状况的预感。”阿多诺经常谈到自己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对于更好人类状况的预感。例如，当被问及为什么在1945年后返回德国时，他说尽管国社党的野蛮行径导致他被迫移民海外，但“我只是想回到童年的场景。毫无疑问，我们在生活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只不过是试图以一种不同的形式重新找回童年。”
另一方面，移民海外以前，在20世纪20年代的这段时间里，在阿多诺的家乡占主导地位的特定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气候，创造了一种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安全感，这也许在他那句使用了错误的虚拟语气的话中有所暗示，那句话是在美国期间写的。除此之外，法兰克福特有的城市文化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起到了刺激作用。
阿多诺在一个充满贫富差距的大城市中度过了他的童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方面，近卫团、帝国军事演习和海军阅兵的时代还没有过去。与此同时，由于从普法战争结束到世纪之交持续的经济增长，人们普遍意识到德国现在是世界上的一个强国。这一点不仅对新旧权力精英——官员、大地主、银行家和大实业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对高层公务员和新富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与主流思潮相反，对大国主义的怀疑态度开始显现出来，在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文化资产阶级中格外强烈。这种态度在法兰克福这样一个拥有共和主义传统的城市中尤为强烈。考虑到这样一种自由的、有社会考量的情况，弗里德里希·瑙曼创办的国家与社会协会就显得毫不奇怪，他是一位法兰克福的牧师，该协会比战败的世界大战持续了更长时间，并且更容易认同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制民主。
1928年，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出版了他的小说《金斯特》（Ginster）。当时担任《法兰克福汇报》文化版编辑的克拉考尔，从阿多诺还在上六年级的时候就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谊变得越来越密切。《金斯特》对当代展开了生动的描绘：
这座在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坐落在丘陵之间的一条河流上。像其他城镇一样，它利用自己的历史鼓励吸引人们来旅游。皇帝的加冕典礼、国际会议和全国性的射击比赛都在这里举行，而这里早已变成了公园。人们甚至为景观的设计者立了一座纪念碑。许多基督教和犹太家庭热衷于认祖归宗。但即使非世家的家族也创建了与巴黎、伦敦和纽约有联系的银行。文化机构和证券交易所仅仅是没有盖在一起而已。
19世纪，法兰克福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想要克服传统经济功能和文化形象所带来的障碍是困难的，但法兰克福一直是银行业和商业服务的中心。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法兰克福都对商业和金融资本的需求给予了优惠待遇，代价是牺牲了工业资本。这一特征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未来，包括其经济基础和外观。在阿多诺的童年时代，马拉大车和双轮敞篷马车仍然存在。公共交通刚刚经历电气化，有轨电车代替了马车和蒸汽公车。随着都市生活的不断变化，机动车开始缓慢发展。街道上挤满了商人、店主、小贩和打工仔，很少有厂工。城里建立起了12所高中、8所中学、30所小学和4所私立犹太学校。衣着入时的上流社会妇女们戴着巴黎的帽子，漫步在富丽堂皇的街道上，与家庭主妇和穿着传统服装涌向城市的乡下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集市上最为明显。在罗马广场、席恩美术馆和大教堂周围遍布着错综复杂的小径，有许多小广场和壁龛，在那里你可以听到人们用法兰克福方言闲聊，阿多诺偶尔会说这种掌握多年的方言。摩登大楼盖在市中心外面，城市不同区域有迥然不同的特点。每天早上，卖冰人都会到城郊的富人区，按响他们的门铃，把沉重的冰块搬进冰箱里。到了夏天，卖货姑娘会在陶努斯和斯皮萨特区的街上叫卖覆盆子，在维特罗区卖马铃薯，与她们竞争的男人们经常衣衫褴褛，他们擅长用“铁、骨头、破布、瓶子、纸”来吸引人们的注意。每天早上，送奶工和杂货商直接送货上门。
维森格伦德一家的生活条件显然比时代平均水平高出很多。虽然不是典型的上层资产阶级，那些人住在位于西郊棕榈园的高档别墅里。但塞海姆大街的新建房屋配套了砂岩制作的窗户，也完美地体现了一个红酒出口商作为上流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他们家的房子有两层半，既宽敞又舒适，到了夏天，他们可以在房子后面的花园里玩耍。阿多诺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房子内外都让他得以肆意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屋里的家具结合了跨时代的风格，合乎当时的品味。
房子设计时做了两方面的考虑，这是当时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一方面要室内保持幽静，另一方面外观上要有展示效果。除了工作区域和厨房之外，还有私人客厅和卧室，此外还有公共娱乐场所，比如油画沙龙，阿多诺记得餐具柜上边挂着柏克林（Böcklin）的《死亡之岛》，房中央是放着钢琴的音乐室。正如克拉考尔所说，“是否应该注意在钢琴前的家具风格，是否只有那些知道如何尊重乐器赋予的情感生活的人才会被允许靠近钢琴，这都是值得思考的。”在维森格伦德家里，钢琴绝不仅仅是一种装饰物，其目的是为了表明那个时间有限的商人仍然对音乐世界感兴趣。钢琴是家庭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音乐创作也是他们日常活动的一部分。从参加音乐会开始，阿多诺就熟悉“海顿的《告别交响曲》最后一个乐章，升F小调，在这个乐章中，乐器一个接一个地停止演奏，直到最后只剩下两支小提琴，然后灯光熄灭。”阿多诺在12岁时就能用钢琴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在此之前他还学会了小提琴或中提琴，他本人就是这种音乐生活的见证者。他小时候的音乐经历是“晚上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听贝多芬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然后摆个舒服姿势睡觉。”30岁时，他还能清楚回忆起童年在父母房间里，
各式各样的交响乐和室内乐文献应有尽有，多亏了大量统一装订成绿色的横排版书，似乎是特意为方便翻页，在我还读不懂音符之前就能凭对音乐的印象翻着看了。甚至有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的改编，我对许多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莫扎特的G小调第40号交响曲，直到今天我仍觉得，没有哪个管弦乐队能像孩子一样，通过小心翼翼地触碰琴键完美地再现开头的颤音乐章所带来的兴奋感。像这样的音乐比其他任何音乐都更适合家庭环境。钢琴上演奏出来的音乐就像是家具一样，完全不必担心弹错音符或尴尬地停下来，音乐是家庭的一部分。
练习二重奏对纪律感有很好的帮助。在二重奏中，一个年轻人“为了自己是艺术家的梦想而活着，但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调整节奏和律动，就算他已经把格里格的抒情小品练得滚瓜烂熟，也还是必须遵循作品的文字和指示。”
阿多诺早年就生活在艺术（尤其是音乐）氛围中，他们一家人经常在奥登瓦尔德的小镇阿莫巴赫度假，维森格伦德一家与驿站老板斯波尔勒关系很好。四十年后，阿多诺写下了关于阿莫巴赫的美好回忆，表达了对这个奇妙之地的挚爱，在这里，前本笃会修道院的修道院建筑坐落在一片丘陵地带，就在美茵河畔的美尔滕贝格小镇之南。
穿过从阿莫巴赫到美尔滕贝格的山脊小路，走到头是一个叫做“闲聊洞穴”的大门，森林冷得令人牙齿打颤。穿过大门，你会突然来到美轮美奂的中世纪市集广场，毫无过渡，宛如在梦中。住在驿站时，阿多诺一家会在早上被隔壁铁匠铺发出的“雷鸣般的锤击声”吵醒，“这与被遗忘已久的过去，与史前时代的齐格弗里德世界遥相呼应”。驿站里不仅可以获得美味的食物和饮料，老板一家还尽力满足尊贵客人的音乐需求。钢琴旁边放着一把吉他，尽管少了两根弦，泰迪却在上面弹奏着，“沉醉在那低沉、不和谐的声音中，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多音符，几年之后我才听到勋伯格的音乐。我感觉应该把那个吉他的声音创作出来。后来，当我读到特拉克尔的诗句“悲伤的吉他缓缓响起”时，就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阿莫巴赫那把缺弦的吉他。”
在阿莫巴赫遇到的艺术家和音乐家让阿多诺深深着迷，这种吸引力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
事实上，我在阿莫巴赫与理查德·瓦格纳的圈子有过接触。画家马克斯·罗斯曼的画室位于修道院大楼的延伸部分，我们经常下午坐在他的露台上喝咖啡。罗斯曼为在拜罗伊特上演的歌剧制作布景，他是阿莫巴赫的真正发现者，曾经把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歌手带去那里。那种吃鱼子酱、喝香槟的奢侈的拜罗伊特生活方式，在驿站里得到了体现，厨房和地窖的一切都超出了一家乡村旅馆的规格。我对其中一位歌手记忆犹新。尽管我那时还不到十岁，他一注意到我对音乐和戏剧的热爱，就马上和我攀谈起来……刹那间，我感到自己卷入了成年人的世界，那是我梦想的世界，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成人世界的现实与少年的梦是不可调和的。
不仅仅在田园诗般的阿莫巴赫过暑假是一件享受，维森格伦德夫妇也经常在家招待客人。每天都有客人来访，阿多诺对许多客人都有清晰的记忆：
当有人来家里做客时，孩子的心会因为比圣诞节前更热切的期待而跳动。不是因为礼物，而是因为存在得到了改变。女访客在开礼物的时候，把香水放在抽屉柜上，虽然他是第一次闻，却觉得这香气似曾相识。在他的奇思妙想之中，那些带有苏雷塔酒店和圣母酒店标签的箱子里面，装着阿拉丁和阿里巴巴的珠宝，它们用贵重的薄纱——客人的和服——包裹着，和服来自瑞士和南蒂罗尔的大酒店，它们带着珠宝一路乘着卧铺车赶来这里。就像童话故事里仙女对孩子说话一样，来访者也会既严肃又毫不屈尊地对孩子说话。
这段记忆可以与他童年的另一段记忆形成对比：
小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衣衫褴褛的铲雪人。当我问起他们的时候，人们告诉我，这是些没有工作的人，做这份工作是为了糊口。那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不得不铲雪。我大叫着，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作为独生子，阿多诺无疑得到母亲和姨母的娇惯和保护，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根据后来的证词，他被给予发展个性的空间这一事实表明，他的童年经历堪称幸福快乐之典范。洛文塔尔回忆说，阿多诺是“一个你必须爱的存在——如果你没有因为这种美丽的、受保护的生活而嫉妒得要死的话——在这种生活中，阿多诺获得了贯穿了一生的自信。”
然而，我们必须问，他是如何将现实原则内化的，换句话说，他是如何适应成长的？即使他在晚年会说，成长的代价是失去自发性和敏感性，但成长毕竟是他所渴望的。长大后的阿多诺在反思中不断地回到这个主题，即成长过程的矛盾本质。20世纪60年代，他在朋友克拉考尔75岁生日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描述了当一个孩子踏入成年的第一步并意识到这种痛苦的转变时会发生什么：
就算一个人出于徒劳和补偿性的目的决定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童年的形象仍然存在。因为幼稚的正是成年人。一个人在模仿悲伤的时候听到悲叹声显得越是合理，他的微笑就越是有力地向我们保证，一切都井然有序。对于这种性情的人来说，继续做一个孩子意味着，坚持一种很少发生的生活方式；无论多少次失望，人们都希望这种根深蒂固的信任能够得到回报。
阿多诺希望生活在一个以相互尊重和团结为基础的人道的世界里，但在他的一生中，他经常感到失望，因为他从未武装自己以对抗潜在的幻灭。相反，他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受到这样一种需要的影响，即不抱幻想地面对现实，并预见到现实的制约。
他性格中的这一方面是不是父亲的遗传？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继承的遗产——歌德称之为“人生的诚挚”——使他在学校里就已经受益。在这里，少年阿多诺也展示了自己的天赋和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力。从六岁起，他就进入了德国男子中学，坐电车去那里很容易。他的“两个母亲”都很关心他，她们把他送到有轨电车站，确保他安全乘上16路车，后来他还是乘16路车去皇家文理学校，很快他就换了一所学校，从1913年到1921年他一直待在那里。有次，他在电车里和一个同学聊天的时候被一个邻居袭击了：
你这个该死的小鬼！别再说你的高地德语了，好好学正经德语吧。德雷布斯先生给我吓得不轻，不久，他喝醉后被一辆手推车拉回家，大概是没过长时间就死了。他是第一个教我怨恨是何意的人。
回顾少年时代，阿多诺描述早年在学校的举止是“表现良好、听话”，但作为一个孩子，他也通过听话反而获得了独立思考和加入反对派的自由。他能够随心所欲，是因为受到了一种可疑的早熟光环的保护。然而到四十岁时，他却记录下自己对早熟孩子复杂处境的感想。早熟的人发现自己被一种想要实现诺言的痛苦冲动所压迫，这导致他在想象中预先经历了一遍，随后又必须再次真实地遭遇挑战:
与非我接触……对于早熟者来说是一种迫切的需要。他的冲动具有自恋的倾向在想象经验中已经表明，积极地推迟了他的成熟……他被激情击倒;他在自给自足的安全环境中沉睡太久，无助地在他曾经架起轻盈桥梁的地方摇摇欲坠。在早熟的人的笔迹中，婴儿特征并不是空洞的警告。
早熟少年的校园体验
在语法学校，泰奥多尔的字写得一般，但还算过得去。他的所有科目成绩都不错，并且除了数学、物理和写字（在那个年代，学生们仍然会因为书写工整而得分），大多数科目都能得高分，因此他不用去上体育课和宗教教育。在1921年3月2日颁发的毕业证书上，他甚至在“举止”和“勤奋度”上得到了高分。他和老师处得不错，课程要求也把握得很好。然而，作为一个既演奏音乐又写诗的孩子，他对学校这个机构有着复杂的感情。这与老师们上人文课程时照本宣科的方法毫无关系，他觉得难在接受学校的严明纪律、对教学过程的分门别类和标准化的强调，以及与班级和学校的忠诚理念相结合的循规蹈矩。1919年10月，《法兰克福中学生杂志》（Frankfurter Schülerzeitung）创刊，这篇文章以明白无误而且早熟的语气讨论了“师生关系”，它反映了一个17岁年轻人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从一开始，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灵魂就不和谐。”虽然这是他年轻时写的一篇文章，而且实际上是他第一篇发表文章，但它的语言形式和论证模式告诉我们一些作者的精神态度和思维方式。他先是讨论了自己想要讨论的问题与时下流行趋势与语境之间的对立关系，然后继续关注教育和教学的基本问题。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生活中最深刻的问题，不要因为胆小和自大就忽视这个问题”，这是令人鼓舞的，而且新的方法正在被接受。这位年轻的作者试图准确地描述学校里的师生关系，而不是刻板地指责某一方。当代文学作品中经常描写教师人格的扭曲、刻板和标准化的倾向，这些都是职业的产物：“人们是在职业中才成为了教师。”“在严格的教学目标中，他们发现学生们热情高涨，学生在寻找的是可以坚持的东西，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生活有很多要求。”
这种对学生与教师关系的基本批判，与阿多诺在文法学校八年的许多正面的经历，特别是他与他的德语老师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老师兢兢业业，心怀教学理想献身于自己的职业。莱茵霍尔德·齐克尔是一个有文学抱负的人，除了教学活动之外，他还写诗、戏剧和小说。他的思想融合了新教主义、唯心主义和表现主义，给年轻的泰奥多尔·维森格伦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后者强烈反对他的老师的“冲动和绝对的武断”，齐克尔
改变了我童年时代那些自满的自由主义假设。我永远不会忘记一段对话，当时我谈到宽容，他第一次反驳我说，在一种知识的自由放任之外，可能存在一个客观真理。这让我顿时哑口无言。他给我的作文打了B+，而不是我期望的A，治好了我的抱负。在一篇以“我们对诗歌期待的是什么？”为主题的作文中，我用了“总体”这个词，他以铁面无私的关爱向指出了文中哪些是陈词滥调，哪些算正规评论，以及这篇作文的业余性。16岁时的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自传性谈话中，洛文塔尔谈到自己在法兰克福的学校生活，他说老师们很少达到这位德语老师的理想水准，但他们也大多不是民族主义者。“几乎没有人使用“德皇”语气说话……我的许多同学都来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父母的鼓励下，这些面向国际的年轻人经常在放学后聚在一起读书、讨论，这真的是一种团队精神。”与此相反，尽管有德语老师的鼓励，阿多诺还是觉得自己在皇家中学的日子并不那么美好。这是因为作为班上的尖子生，他时常受到同学们的欺负，“他们欺负同学，打他，当他向老师抱怨时，还指责他是个打小报告的。”阿多诺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征兆，他判断同时代人已经有这种倾向：“他们无法写出正确的句子，但发现我的都太长了。毕竟，他们不是废除了德国文学，用他们自己的法令来取代它吗？”埃里希·法伊弗-贝里比阿多诺大两岁，他的的回忆也许能让我们对这个天赋异禀的小男孩的总体印象有所了解。
他是家里娇生惯养的孩子. . . .在家里，他被叫做泰迪，不知怎么的，这个绰号在学校里也广为人知……课间休息时，大一点的男孩会围成圈慢慢溜达，而我们这些小一点的男孩则尽情地玩游戏。泰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某个抱有敌意的孩子在他背上贴了一张写有“泰迪”的纸。不一会儿，就有一群熊孩子在他身后对着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大喊“泰迪”。当时，泰迪是一个瘦小又害羞的男孩，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但在操场上吵闹并不是反犹太示威。目标只是这个特别的孩子，他甚至比班上最好的男孩都出色。这只是一个愚蠢的男孩子把戏，仅此而已。
这则轶事表明，年轻的维森格伦德被认为是一个习惯生活在个人世界里的人，因此拥有几乎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一个聪明的孩子，他所享有的尊重引起了大多数人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在他们看来，他的内向是傲慢、害羞或者笨拙的表现。尤其看来，阿多诺在给校报写文章时批评同学甚于批评老师就毫不奇怪了。这个六年级生写道，学生作为“一个多元化的人类”，不仅意识不到，“在生活中，人类性总是优先于知识性”，而且他们还“憎恨和谴责老师，却看不出来老师也是人。”学校的约束转化成了学生们的一种抗拒情绪，这种情绪中充满了嫉妒和报复的欲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学生们联合起来反对老师，就像以多欺少的情况一样，他们“为了反对老师而组成利益共同体——经常打着‘同志情谊’的旗号——目的是在心理上摧毁他。”只有只有当一个学生长大一些，有了荣辱感，他才能够控制这种心理反应。年纪大一点的学生首先会对老师对科目知识的掌握感兴趣。然而，“对知识的关注……只不过是一件斗篷，掩盖了他对以前所作之事的羞耻感。”
很难说阿多诺的个人经历中有多少反映了这些敏感的想法。但我们可以说，他的作品显示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当为数不多的对他的真实描述（比如埃里希·菲佛-贝利的说法）强调了他的内向和胆怯时，这确实足以让我们停下来思考思考。这张照片会是他的一幅内心投影吗？阿多诺并不缺乏自信，这是让他显得早熟的原因。难道不正是他的自信导致了同学们不愿意承认的不安和尴尬吗？的确，他不是个外向的人。他看上去很虚弱，以身体为由不用去参加讨厌的体育课。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胆小、忧郁，或容易感到压抑和焦虑。因此，在1917年的一张照片中我们看到，一个匀称的年轻人放松地站着，一只手放在椅子上，另一只手抱着一只大狗的脖子，这是他小时候养的大丹犬。他的脸，尤其是鼻子和眼睛，显得格外敏感。没有一丝微笑，似乎这样的姿势很不舒适。他的目光可以理解为一种内向的态度，平静地表达出疑问：这个世界将要让我经历和遭遇些什么？他沉思的眼神中夹杂着一种梦幻的味道。他似乎没有受到当代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行中显露出来。这个人怎么知道自己将会是本世纪众多受害者之一？
阿多诺以一个学生的视角经历了为期四年的战争，他成长在一个远离爱国战争热潮和民族主义嚣张气焰的家庭里。然而，像其他同龄男孩一样，他也读《世界海军袖珍指南》，梦想着成为一艘战舰的舰长。“我们在学校文具店买了不同的舰艇模型。”他的父亲收到了召令，后来因在战时服役而受到表彰。
在1918年到1919年的冬天，法兰克福和其他地方一样食物短缺，抢劫四起，发生了大规模暴乱，造反成功后人们在街道和城市广场上欢呼庆祝。1918年11月，武装的水手和码头工人，被称为“革命海燕”的这伙人抵达了中央车站。他们前来解除基尔革命者的武装，双方进行了领土分割。政治潮流对革命者有利，他们立即与工厂里的工人委员会联合起来。有一段时间，他们的总部设在高档的法兰克福霍夫酒店。在水手领袖赫尔曼·施切尔曼的领导下，他们授权乔治·福格特这位左翼自由派市长继续任职。尽管士兵与工人委员会动员了千百万的抗议群众，中央车站和市政厅也插上了红旗，但造反活动的影响还是只维持了一段时间。1919年3月市议会选举之后，在一共九十六个席位中，占多数的社民党拥有三十六个，独立社会主义者八个席位，民主党二十三个，天主教中心党十三个，德意志人民党九个，德意志民族党五个，中产阶级联盟两个。按传统，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可能成为制宪会议的理想地点，但在帝国却选择在德国中部小镇魏玛开会。法兰克福市民没有被这种冒犯所吓倒，他们决定利用城市的地理位置打造贸易中心。仅在战争结束后的第11个月，这座城市就见证了法兰克福国际博览会的开幕，而在开幕仪式上受到欢迎的，正是德意志帝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迎接他的人是镇参议员路德维希·兰德维希，后来成为了市长。1919年8月11日，当批准魏玛宪法的文件最终签署时，阿多诺离16岁生日只有四个星期了。这段时间，他正在饶有兴致地阅读格奥尔格·卢卡齐的《小说理论》。这本书刚刚出版不久，是一本哲学导向的小册子，受到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启发。卢卡齐是匈牙利哲学家，在《小说理论》出版后不久，他成为了一名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齐对阿多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后来他们出现了根本分歧。他破天荒地尝试将齐美尔的货币哲学、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分析与马克思的哲学结合起来。后来，他又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将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了综合。其影响深远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于1922年出版，这本书的核心是认为世界历史在无产阶级身上达到了主客体同一，提出了“物化”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等概念。在卢卡齐看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答案就在商品形式之谜中，正是它导致了每一个社会成员意识中的物化结构。
恩斯特•布洛赫1918年出版的《乌托邦的精神》对年轻的阿多诺也有类似的作用，他将其视为布洛赫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布洛赫探索了“渴望”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历史救赎的基础。他称乌托邦为“具体的”，因为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无产阶级是历史变革的积极推动者。乌托邦是具体的，还因为它承担着探索包括音乐和绘画以及流行文化作品在内的西方艺术，以寻求一个摆脱统治的社会形象之任务。追忆往昔，阿多诺想起在17岁读布洛赫时的热情：
这本深棕色的书有400多页，印刷在厚纸上，它向人们承诺了人们曾对中世纪书籍的期望，这也是我对于童年在家里读小牛皮封面的“英雄文库”时感受到的东西，这本迟来的18世纪魔法书充满了深奥的说明，其中有许多内容我至今仍然在思考。《乌托邦的精神》似乎出自诺查丹玛斯的手笔，而布洛赫这个名字也笼罩着同样的灵晕。黑暗如大门，低沉如号角，它唤起了人们对某种庞大事物的期待，这种期待很快就使我做学生时所熟悉的哲学变得浅薄，不值得拥有自己的概念……我有一种感觉，这里的哲学已经逃脱了官方的诅咒……布洛赫的哲学即使在最前卫的文学面前都能扬眉吐气；这种哲学，没有采用锱铢必较到令人嫌恶的顺从型方法论……这本书……在我看来，似乎是对思想中的放弃行为的一种持久反抗，甚至从纯形式特征的角度来看依然是如此。
阿多诺对这些书的阅读表明，在一个革命情绪广泛蔓延的时期，他专注于资产阶级文化的衰退理论以及他所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讨论在当时是很活跃的。任何一名法兰克福人都不可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变革与社会生活条件的两极分化是分不开的。
在一个音乐之魂中唤起了哲学兴趣：克拉考尔对阿多诺的影响
在这个社会动荡、左右两翼的激进派之间政治极度紧张的阶段，维森格伦德遇到了一位不同寻常的犹太知识分子，受过社会学训练，对那个影响深远的时代进行了深入观察。他认为，魏玛民主制度还太年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调和极端个人主义和反动的执政派之间的对立。
还在读文理学校的时候，也就是年轻得如在我在照片中的描述一般，那时他通过父母的朋友认识了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这次邂逅也给克拉考尔留下了印象，他后来在自传小说《格奥尔格》中写道：
他穿着一件绿色洛登毛呢的夹克衫，套了件一件粗糙材质的大衣，系着红领带，看上去活像个小王子。他倚在母亲的椅子上，用一种沉闷的语调回答我问的问题，这语调和他长睫毛下露出来的那对忧伤的大眼睛并不相称。那双眼睛中暗示出一丝神秘的味道，就像能把人隐藏在粗糙材质的大衣下一样，那神秘也隐藏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小说中的阿多诺被称作弗雷德或弗雷迪，对他来说这次相遇也意义非凡：
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我还是一名文理学院学生。我父母的一个朋友罗茜·斯特恩邀请我也母亲去她家里做客。她在慈爱院当老师，克拉考尔的叔叔是法兰克福的一位犹太历史学家，他也是这里的一员。也许是在女主人的推动下，我们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从父母的过度保护中解脱出来，开始发展友谊关系。音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寻找同伴，合奏海顿、勃拉姆斯、舒伯特和马勒的二重唱。“世纪初的那些年，二重唱对我来说十九世纪的天才们送的礼物。”他几乎每天都在创作音乐，这和以前的“熏陶”毫无关系。阿多诺已经在极其严肃地对待音乐，甚至想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或作曲家。因此，他早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就开始进入霍赫音乐学院也就不足为奇了。该学院由法兰克福市民，霍赫博士所建立，他成长于一个渐渐中落的富庶家庭。霍赫在晚年继承了一笔遗产，他在遗嘱中为一所音乐学院提供了基金，使年轻人能够享受到他年轻时被拒绝在大门外的音乐训练。1878年9月，在他去世四年之后，音乐学院在萨尔霍夫酒店举行了落成仪式，美因河铁桥就在酒店对面。10年后，学院又在自己的三层高的新校舍里大规模地举行了落成仪式。这个基金显然是在模仿由门德尔松创建的莱比锡音乐学院。通过在博物馆组织的音乐会之外安排演出，它还为商业之城法兰克福的音乐生活提供了持久的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霍克音乐学院陷入困境，它受到了那些年恶性通货膨胀的严重影响。阿多诺恰好是在这一危机阶段之中跟随伯恩哈德·西克勒斯学习作曲，跟爱德华·荣格学习钢琴。他还接受了这两个人的私下指导，在训练期间创作的弦乐四重奏于1923年由兰格四重奏演奏。这一点也不罕见，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法兰克福拥有为新音乐提供一个杰出舞台的设施。其中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是年轻的赫尔曼·舍尔兴，他指挥了博物馆的音乐会，并负责“新音乐周”，当时他和阿多诺就成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