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Sacer与神圣(sacré)：内在(emic)的概念与人类学的范畴
Sacer与神圣(sacré)：内在(emic)的概念与人类学的范畴
文/Danièle Dehouve 译/指麤为骉
原文Sacer et sacré. Notion emic et catégorie anthropologique, dans Autour de la notion de sacer. Rome: Publication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2017. http://books.openedition.org/efr/3381.
宗教史与人类学总是使用“范畴”来对社会诸种现象进行划分。其中许多都来源于内在（emic）的概念，即源于研究者在所观察的社会中生发而出。因此，像“禁忌”（tabou）、“图腾”（totem）、“玛那”（mana）、“拜物”（fétiche）和“萨满”（shamane）代表了源于异域的范畴，而“神圣”（sacré）则源于印欧。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当这一概念从内在的范畴变为社会科学范畴的词汇那一刻起，它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的意义与其所形成的人类学范畴，以及由其引发的科学论争变得密不可分。没有比sacer与神圣这两个概念的碰撞更为典型的案例了。它让我们得以穿梭在超越两个多世纪的西方思想史中。为了对此加以说明，我们将首先追溯到十八世纪末发现的波利尼西亚人的“禁忌”概念，再对一个多世纪后拉丁语中的sacer与人类学中的神圣概念的交会加以描述，最后，在对晚近以来将神圣视作是一种社会机制进行考察之前，我们还将论及二十世纪中叶结构主义革命对这些概念之整体的否定。
禁忌，神圣与sacer：双关术语的发明
在二十世纪初，神圣概念——及拉丁语中的sacer——被定义为一种现在称为“双关”的术语。Lucien Scubla将它归纳为：“世俗的或神圣的（纯洁的和不洁的）。”“双关”的第一层意思区分了神圣与世俗；而第二层则把神圣视作是纯洁与不洁的统一体。“双关”是晚近才有的术语，但我们仍将使用它来讨论禁忌与神圣概念交会的历史。这段理论形成的历史时间跨度超越了一个世纪，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时期。
禁忌
1777年，James Cook船长在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环球航行中，在汤加登陆。在那儿，他曾邀请几位当地的酋长登上甲板作客。当他们准备好晚宴的时候，这些原住民没有一个愿意触碰面前的食物：“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声称这些食物都是taboo。”后来，Cook在塔西提岛上再一次听闻到这个词汇。塔西提人用这个词形容被祭献的个体，而在夏威夷岛上，这个词被用来指代一些否定性（负面）的规定。
由于《库克船长日记》在欧洲大陆的畅销，使得波利尼西亚语中的tabu被英语吸收，它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形容词、分词和动词使用。在法语里，其名词形式为“tabou”，动词形式为“tabouer”，分词形式为“taboué”。
1816年，伦敦传道会派遣了一位神父William Ellis前往南洋。他在塔西提与夏威夷岛上度过了八年时间而后回到英国，并在1829年出版了《波利尼西亚研究》。在这本书里，他描述了夏威夷族群的禁忌制度。随后，禁忌一词被应用拓展到许多非波利尼西亚人的文化语境当中。因此，Hutton Webster在1952年曾得出结论：禁忌这一范畴的应用几乎是世界性的。
我们可以从波利尼西亚人的禁忌概念中获悉之后被运用在神圣概念上的“双关”特征。事实上，禁忌一词与“noa”（普遍或共通，再后来被翻译为世俗）相对，它同时指代卓越与肮脏：“罪犯与神圣领袖都处于禁忌的状态中，前者是不洁的，而后者是圣洁的。”
神圣
下一阶段就是把禁忌与神圣结合起来。这段历史肇始于人类学家William Robertson Simith邀请年轻的James George Frazer为1888年出版的第九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一篇短文。正如Frazer自己所说的那样，他选择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在文中主要探论的是禁忌制度，特别是波利尼西亚人的禁忌。这段文字对Smith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后者从1889年开始使用禁忌这一概念来阐述闪族宗教中的一些问题。Smith尤其接受了文中对两种禁令之存在的说明：一种禁令对应于圣洁的规定（例如偶像、圣殿和祭司），而另一条则关于不洁（分娩后的妇女或是触碰过尸体的人）。这让Smith从中生发出存在于两种概念之间意义的毗邻。这些思想很快就被法国社会学派的先驱们继承，特别是E. Durkheim、Marcel Mauss和Robert Hertz。
我们必须了解的是，当时的宗教史学家们对于宗教禁令的兴趣源于他们从中窥见了社会制度的根源。因此，Frazer在他1888年书写的短文以及后来在《金枝》一书中都表明：“禁忌仅仅是诸多类似的迷信体系中的一种，在许许多多甚至一切人类种族中，这些迷信体系都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所包含的元素种类繁多，我们将其称之为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和经济的。”
Durkheim与Frazer的立场相差无几。这位法国社会学家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探究宗教，更确切来说，是探究神圣——在他看来，这一作为集体生活各种显像之基础的概念继承了禁忌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在1896到1912年间，他与侄子同时也是弟子的Mauss在进行一系列交流之后得出了将拉丁语sacer与神圣铰接在一起重要定义。
在这两位学者中，也许是Mauss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在1896年发表的一篇针对Rudolf Steinmetz关于族间仇杀之刑罚与宗教起源的书评中就已经开始思考神圣的问题了。Mauss回顾了Smith和Frazer关于tapu与noa的讨论并补充道：“将这些田野事实与古罗马的sacer制度进行比较，同时也将宗教立法与如今的公法联系起来，会为我们提供更为充足的论据。古罗马最古老的刑法，其宗教性显而易见，它与最原始的律法也存在相似之处。此外，古罗马的consecratio概念始终保有如美拉尼西亚人之禁忌概念一般的模糊性特征。”
也正是因为神圣概念的双重性，使得Mauss与历史学家Henri Hubert一道于1899年生产出了一种关于献祭的理论，其特点是神圣与世俗、纯洁与不洁的双重对立。他们把献祭定义为：“一种宗教行动，当有德之人完成圣化牺牲的行为或与他相关的某些目标的圣化行动时，他的状况因此改变。”由此发展出双关的第一层含义——世俗与神圣的对立——通过进入与离开的各个阶段，它决定了仪式的范式：事实上，为了进行献祭必须从世俗领域进入到神圣领域中，而后再重新返回到世俗生活里。双关的第二层含义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献祭，即“圣化”和“赎罪”。前者是为了“增加献祭者的宗教性”，使其能够与被圣化的牺牲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作为仪式对象的特性就从牺牲传递给了献祭者。与此相反，赎罪祭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消除所要“摆脱”的要素：例如疾病、死亡和罪责。因此在这种仪式中，祭祀的特性“不是从牺牲转移到献祭者，而是从献祭者转嫁给牺牲。”正如《利未记》中替罪羊的案例一样。这两种祭祀的类型学正是从神圣意义的模棱两可中衍生的。
1909年，法国社会学派的另一位成员Hertz撰写了一篇关于右手优越性的论文。在文中，他把神圣的矛盾性建立在作为器官的双手的不对称性上：右手是纯洁和吉利的，而左手是不洁与不吉的。
回到Durkheim，就其自身而言，他始终陪伴并支持自己的弟子们对神圣这一主题进行思索。正如Mauss从1896年开始对禁忌产生了兴趣，并提出乱伦禁忌是一种特殊的范例。在同一年，Durkheim肯定了他的观点：“对于古罗马的sacer概念来说，如果我们不把它同波利尼西亚的禁忌概念加以比较，就很难确知其真正的含义。”此外，在1898年7月，Durkheim写给Mauss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你钟爱的就是研究sacer和tabou这两个概念的一致性。”
最终，Durkheim在1912年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对所有这些思考进行了总结。他把神圣视作是宗教的标准，是被区隔与被禁止之事物的所在。在他看来，神圣和世俗是人类思想史上被区分出来的两个范畴，并且存在于一切人类社会中。毫无疑问，确实存在神圣性多与少的差异，但神圣与世俗的区别却是绝对的。在讨论双关第二层含义的章节里，Durkheim断言宗教力量包含两种：有益于生命与健康的（图腾原则）；邪恶与不洁的、产生混乱、引起恐惧甚至死亡的。尽管这两者相对，但彼此间却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脱离日常生活并远离世俗的范畴。此外，他还注意到这两者间进行过渡的可能性，因为死者的魂灵在丧葬之后会成为保护神，而赎罪性质的牺牲在被宰杀后会被用于各种虔信的事物中。因此，纯洁与不洁是一体两面：在集体状态中产生了意识的共融。
法国社会学派的学说主要是源于波利尼西亚的禁忌模式从而发明了神圣这一双关语。这也是为什么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知识传统中，这种双关语的语义会显得自相矛盾。另一种学说的奠基者是德国的神学家R. Otto及其著作《论神圣》。
Otto的学说建立在对新教的批评上，新教被指责是对上帝观念进行了理性主义的还原，并消除了作为宗教现象本质的情感。Otto提议用“numineux”这一范畴来解释“hagios”、“qadoch”、“sanctus”和“sacer”，这些我们只能笼统地翻译为“神圣”的术语。而杜撰出的“numineux”则源于拉丁语“numen”（神圣力量）：“我们要对此获得理解的途径只有一条：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内心对这种力量加以思虑从而得到指引，直到它在心中油然而生并在意识中呈现出来。”换句话说，神圣的新名词“numineux”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概念，而是由几种必定经历的情感组合而成的。这些情感以神秘的敬畏（mysterium tremendum）、迷恋、庄严与崇高的形式表现出来。
Otto的著作于1917年出版，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Otto没有提到Durkheim，Durkheim也没有对Otto的书加以回应。尽管Durkheim从1895年开始就驳斥了将宗教设想为情感表达的神秘主义学说，并认为这些学说将导致对现实的先验预想：“如此这般的科学只能满足那些喜欢用感性而非理性进行思考的头脑，那些偏爱于用直观与混乱的感受代替用耐心与明晰的理性进行思考的头脑。”对Camille Tarot来说，Otto和Durkheim的方法处于两端：“就像德国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反对法国的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就像新教的主观主义传统反对律法更为严苛的犹太传统或天主教的客观主义一样。”
尽管在哲学层面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但Durkheim和Otto在对神圣的双关语义的表述上却是一致的。对于Otto来说，在numineux积极意义的反面，那些消极的事物引发了人们的厌恶、害怕和恐惧。
德国浪漫主义者Otto的著作在英语国家十分畅销，我们可以在M. Eliade的书中寻找到被继承的踪迹。在《宗教思想史》中，他的立论出发点在于对宗教生活之神圣和凡俗生活之世俗的区分。但他也写道，这种对立无助于解释神圣的诸种形态，其主要特征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仪式、神话、圣像、圣物、符号、宇宙、神学、被圣化的人、动物、植物、圣地等等。面对如此混杂的现象，Eliade提议用“显圣”(hiérophanie)来替代神圣。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显圣是指“显现神圣的事物”，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一个事物只要包含（也就是揭示）自身以外的某种存在就会变得神圣。显圣预设了一种将显圣事物与周遭一切事物相区隔的选择。”任何事物都可以在某一时刻称为显圣之物从而被纳入到神圣的范畴中。因此，Eliade把神圣定义为一种通过象征和显现的方式来揭示自身的能力，而宗教则是通过自身之外的事物来显现神圣。
这就是Eliade对神圣双关第一层含义的理解。至于第二层含义——神圣的矛盾性——，则是由第一种解释生发而来：“神圣既是神圣的，同时也是污秽的。污秽的人，在本体论的社会制度下从世俗的领域中被区隔出来，因而成为被圣化的人。”因此，Eliade讨论了积极和消极两种意义上的状态：hiérophanie（神圣的显现）与kratophanie（权力的显现）。
我们对宗教理论的回顾强调了它们在哲学层面上明显的分歧。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他们都认同将世俗与神圣区分开来，并且强调了神圣的矛盾性特征。简而言之，如果我们身处那个年代，不论我们的知识偏向为何，都会对这一定义表示赞同。因此，这些理论对于古罗马sacer概念研究的所产生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Sacer
在Smith出版《闪族的宗教》与Durkheim出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之间的二十三年，神圣的概念已经逐步趋近于禁忌。而当1911年，William Warde Fowler发表了一篇论文后，拉丁语中的sacer又与这两个词划上了等号。
Fowler的论据主要源于公元二世纪的拉丁语语法学家Festus Grammaticus，他撰写了一本按首字母排序的著作，对于了解古罗马、拉丁语和神话知识都助益甚广。在Sacer mons一文中，Festus记述了古罗马律法中被称作homo sacer的形象：“与之相反，homo sacer因罪行被人民裁决之人；他不能被杀死以献神（neque fas est eum immolari），但不管是谁杀了他都不会被冠以谋杀的罪名；事实上，在第一条律令中就对此有所记载：‘如果有人杀死了那依据公民决议而成为sacer的人，他的行为并不构成谋杀’。”
Fowler引用Festus的话，使得拉丁文中的sacer更加接近于我们所谈到的神圣与禁忌的双关语义：“遭受不幸与诅咒的homo sacer是法外之人，是一个禁忌且危险之人。最初，sacer可能只单纯指代禁忌，即从世俗的领域内被丢弃，并没有特别提及神灵，但根据具体语境的不同可以被解释为‘神圣的’或‘被诅咒的’。”
1932年，Alfred Ernout和Antoine Meillet编纂的《拉丁语词源学字典》中的sacer条目再一次认可了这个词具有的双重含义。在之后的一些重要的拉丁语-法语字典中，例如Eugène Benoist和Henri Goelzer主编的字典就列举了sacer的三种词义：“神圣，献给神的，在神圣仪式中的圣化”，“圣洁的、神圣的、可敬的”，“献给地狱之神的；被诅咒的；引申义为可恶的，可憎的。”这就是为什么，G. Agamben会提到，R. Caillois在1939年出版的《人与神圣》一书的开头这样写：“众所周知，在古罗马，根据Alfred Ernout和Antoine Meillet的定义，sacer一词指的是没有被玷污就无法被触碰，或是不能被玷污的事物。”
禁忌、神圣和sacer所共在的历史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光辉璀璨。但这是否意味着，神圣与sacer的双关语义在如今已经过时呢？例如我刚才提到的Agamben就是这样认为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继续探索关于神圣概念的历史，特别是在法国，这个概念与Lévi-Strauss结构主义学说的发展相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