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古称佛国 满街都是圣人”考（上） 此联并非朱熹所作

“此地古称佛国 满街都是圣人”考（上）

此联并非朱熹所作

到泉州开元寺参观，会在古寺的山门看到一副木刻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联后有段注释：“寺门旧有此联，朱文公撰，久佚，为补书之，戊寅春沙门一音书”。

此联由弘一所书，这毫无疑问，他所独有的书体一望而知。但是否朱熹所撰，却须打个大大的问号。

朱熹之说由头

众所周知，朱熹以排斥佛老，力倡儒学，集理学之大成而著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不生朱子，仲尼如长夜”，正是说明他在复兴儒学、延续道统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他早年长期醉心于禅宗思想，而他逃禅归儒的转折点，据学界考证，正是在泉州同安的任上。

朱熹与泉州渊源很深，他还是幼童时，其父朱松在泉州的安海、石井等地任职，而他的从政之路正是从同安县开始。值得一提的是，在同安主簿任上，或因行役按事、或因访友论学，朱熹常来往于泉州各地，与当地士人以及佛门禅师都有密切交往，曾与泉州名士傅自得效仿苏东坡放舟晋江，追寻人生的解脱境界。在当时，“以佛治心，以道养生，以儒修身”，是许多士大夫精英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自惠能大师创立新禅宗以来，佛教精神由“出世”而“入世”，“不立文字、直指本心”、“在家亦得，不由在寺”等说法，让佛教完成了中国化最关键的一步，影响力达到新的高峰。朱熹自然也深受影响，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束景南在《朱子大传》中写到：“泉州最大的名刹开元寺，创建于唐垂拱年间，殿阁雄伟……朱熹常来游观问法，他大书了一副对联悬挂在门口：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只可视作传说

朱熹撰写此联，似乎水到渠成，成了广为人知的一个说法。可实际上，若认真考较，却只能被当作一种传说。

束景南的《朱子大传》固然资料翔实、考证严密，可谓朱熹传记中的经典。可在此联的出处上，却缺乏让人信服的证据，他说这副对联是朱熹“参悟无等禅师的‘泉南佛国’变化而来”，但有学者考证，“泉南佛国”的提法最早出自南宋初王十朋知泉期间，不可能由唐代僧人无等禅师所题（《泉南佛国考辨》王四达 华侨大学学报一九九七年第二期）。束景南教授所述，显然不足确信。

除束景南之说外，其它提到此联出自朱熹的权威说法，则来自弘一法师在对联后的小注。然而，注释提到“久佚，为补书之”，说明在民国时期，这一联失传已久，之所以失传，显然是因为文献中缺乏记载。而同时期的圆瑛法师为重刻《温陵开元寺志》所作的序言中则说：“昔贤曰：‘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昔贤”是否指朱熹，并不明确。这是目前此联为朱熹所撰，比较权威的三个说法。最早从民国开始，当代人也颇多这样的说法，可遗憾的是，都没有交代来源。

再查询“知网”得知，今人数篇提到此联的论文，大都是引用成说，并未提出依据，有一篇文章言之凿凿地说“？年，朱熹在泉州写下此联”，然而，这只是一篇作家所写的散文，对于朱熹创作此联的出处，也没有交代。其实，“知网”上可查询到的中文文献，其主旨都不在于此联，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予以引用。从中可见，一是，朱熹创作此联的传说流传之广，二是，如此广为人知的故事，既无文字记载，也尚未有人进行认真严谨的考证。

实际疑点重重

此联由朱熹所撰，不仅缺乏证据支持，而且疑点重重。

第一，开元寺的志书，首推崇祯年间释元贤的《温陵开元寺志》，该志的“艺文志”部分收录了寺内保存的历代碑刻文字，以及历代高僧大德、文人墨客的偈语与诗作，却一字未曾提及此联。在对“三门”（即山门或天王殿）的介绍上，仅提到元代郡监题写“泉南佛国”一匾。

第二，万历版《泉州府志》从序言到凡例，再到正文，无处不提到朱熹。然而，介绍开元寺的条目下，却只字未曾提到朱熹与此联。乾隆版的府志也未提及。

第三，开元寺在万历朝经历一次重修，李廷机、李开藻、詹仰庇等名流都写有文章记述此事，却没有一人谈及此联，倒是一位禅师的文章提到“往朱子簿同安时，悯梵天寺僧诗云：‘输尽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来归’，于是颇为计，寺至今幸存不废，则朱子力也”，谈到朱熹对泉州佛寺的贡献，却只字不提此联；

第四，朱熹在泉州留下的文化遗迹不少，有的记载于志书中，如：康熙版《安溪县志》就收录了他在安溪凤山庵写下的《题凤山庵》：“心外无法，满目青山；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可关于“此地古称佛国 满街都是圣人”此联，却还未有人找到确切的记载。

以上四点说明，在朱熹备受推崇的明清两代，在泉州本地的儒佛两界，都还找不到关于朱熹撰写此联的说法，本地的志书也无开元寺此联的文字记载。这很不合常理，说明此联由朱熹所撰，在距更近的年代，没有任何记载，反而到了民国之后，开始流行没有根据的说法，不能让人有所怀疑。

应非朱熹所作

然而，此联不是朱熹所撰的最有力证据，还在于“满街都是圣人”此语的出处上。

“满街都是圣人”，目前已知最早载于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传习录》，出现在王阳明与门人之间的问答中。王阳明的《传习录》对朱熹理学以批判为主，书中所记涉及朱熹的观点，都会特别说明并予以批判。可“满街都是圣人”此语，是王阳明的门人在回答其师提问时所说。从《传习录》全书的行文习惯来看，如果“满街都是圣人”是朱熹曾经说过的观点，王阳明及其门人不会没有说明。可见，至少在王阳明及其门人看来，朱熹未曾经说过这句话。

更关键的是，“满街都是圣人”最具王阳明哲学特质的一个观点，虽然自孟子以来的性善论，一直都有“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说法，但从来都没有像王阳明那样反复强调并论证普通人也可入圣的道理。朱熹认为“圣人可学而至”，提倡的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精英教育理念。“满街都是圣人”，则打破凡圣界线，更具平等性和世俗性。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为，便自有担当了”。他还说，普通人与圣人之间，良知是一样的，只有斤两之差，而无成色之别。“满街都是圣人”与这些心学格言一脉相承，意在唤醒了人们的道德自觉与热情，凸显人格平等的精神，正是对晚明朱学末流也即伪道学之流的纠正。

知名学者余英时认为“满街都是圣人”出自王阳明，并把它同“良知说”并列为心学的两大重要观点。他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到：“王阳明以来有‘满街都是圣人’之说。此说解者纷纭，其实乃表示儒家入世承当的伦理非复士阶层所独有，而已普及于社会大众。”他还说“儒学从政治取向转为社会取向，王阳明可以说是创始者。他的‘良知说’和‘满街都是圣人’说为后学开启了无限的诠释法门。”

实际上，在知网上查询到关于“满街都是圣人”的论文，此语出自王阳明已经是一个常识，尚无其他出处的说法。

试举三例如下：

其一，《“见满街人都是圣人”一语之研析》（作者：任新民 2016年《贵阳学院学报》）

摘要：满街都是圣人是从《传习录》中流转出的有名的一句话，来源于阳明与弟子王艮，董澐的哲学对话。这句话不仅在当时成为心学学习者们竞相探讨，参悟和批评的一个话头，而且也是被后代学者用以描述明代心学特色的代表话语；‘满街都是圣人’既在正面意义上被用以指代晚明的时代之客观精神，也在负面意义上被用以批评心学学者狂荡之学风。

其二，《王艮“满街人都是圣人”说的社会思想史意义〉（作者：钱明）

摘要：王阳明从心本体论出发，进一步拉近了圣凡之间的距离。而王艮的“满街人都是圣人”说，则不仅在理论上为“圣凡平等”奠定了基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为由凡转圣和由圣转凡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他不仅把庶民的日常生活升格到圣域的高度，而且把圣人的道德属性降格为庶民的标准；使凡人成为圣人，又使圣人成为凡人；让精英化与世俗化同步，教化目的与平等理想共存。

其三，2019年《江南文脉·泰州学派分论坛暨泰州学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张载气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圣人观之比较”（作者：聂民玉，李同辉）

摘要：宋明道学的三大主要流派：张载气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他们都有成贤成圣的愿望，有对“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境界的追求。但三者在圣人的境界层次上，在成圣的途径以及在成圣的难易程度上，又有所不同。同时，只有陆王新学才把圣人的神秘面纱揭掉，一步一步把圣人拉回到现实中来，到王门后学诸如王艮等人那里，“满街都是圣人”的观念，把这种趋势推到极致。

不难看出，“满街都是圣人”之说出自明代的王阳明，也就不可能由宋代的朱熹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