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读诗书的人，为什么也会在现实中残酷 | 文学笔记

一、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文学人物不会跳出来伤害读者，你在内心深处意识到，它不会对你的现实世界有实在的影响，不会动摇你真实的利益、你生活的舒适，因此人在文学阅读时，会容易“大发慈悲”，哪怕是一个现实里骂穷人吃相难看、对脏兮兮的流浪者表现冷漠的人，在阅读文学时也能轻易怜悯远方，去关心一个黑人主妇的苦难。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能概括这种感受——林黛玉在文学里很动人，但她真在你身边，你不一定喜欢。

我们打开一本书，哪怕是一本关于苦难、关于环境之恶的书，也会预设审美的目光，这种审美，理性地对艺术品的期待，让我们哪怕被文学感动，联想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处境，也是一种理性下的审美行为，你在阅读中的种种非理性、种种慈悲，背后仍是一个理性的基底，因为你知道——它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舒适。

真正考验一个人的行动，是能否打破自己生活舒适，又践行道德的行动。尽管文学会对人的观念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在短期内，不要高估它对行动的影响力，多少人同情祥林嫂的悲剧，却又在现实里嘲笑祥林嫂。

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里说过，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

文学阅读的利己和无害，阅读者在调动情感时的理性审美意识，让我们不能高估文学对一个人行动力的作用。但是，如果完全否定文学的意义，走向一种“读书无用论”、“阅读虚无论”，那不是抖机灵，就是矫枉过正。如果读书真没意义，那些高官政要、大学教授为什么还要他们的子女读书，你会发现，最喜欢说读书无意义的人，如果孩子真不读书，他们比谁都着急。至少在今天，阅读仍是性价比最高的学习方式。一本好书的费用，远低于名牌包，约等于两杯奶茶，焉论互联网和手机有很多免费的读书资源。对于穷人来说，读书不一定会改变命运，但如果不读书，穷人就不会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读书和游戏、短视频，的确没有高下之分，但如果具体到穷人的处境，如果告诉穷人，这些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你不读书也没事，那么，这不过是一种伪装成包容话术下的误人子弟。所谓书籍，不只是课程辅导、学术书、工具书，它们意味的是不同的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方式，读下一本书，则意味着一个人沉浸下来做某件事的潜质。无论是一个人日后做学问，还是踢足球、打游戏，沉浸、专注、耐心，都是做事的基础。对于穷人来说，他可以在未来选择不同的路，但读书是一个基础，这不是一种读书优越论，而是由穷人的客观现实所致，在结构性的困局之下，阅读已经是今天金钱成本最低的提高认知与培养专注力的方式。而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小时候正因为缺乏阅读，沉浸于游戏、短视频、打架等等，在日后留给他们的可选择工作、晋身途径都大大减少，固然有幸运儿，但那不是常态，更多穷人在这个文凭社会淹没在无声之中。

二、

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认为“风格和结构才是一本小说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些空洞的废话。”所以他不太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认为陀氏更适合当剧作家，而不是小说家，因为陀氏小说的核心是思想，而不是小说的语言、结构、细节和风格。

纳博科夫还曾于1981年在《纽约时报》发文章，详细讨论陀氏，他认为陀氏是一个“sentimental”而非“sensitive”的作家，这类型作家可以感情充沛，又可以非常残酷。

他在文中概述，陀氏小说没有摆脱欧洲悬疑小说和感伤主义的影响，细节粗糙，语言有时如肥皂剧，对人物形象和痛苦的处理单一，经常使人物陷入神经质的境地。他还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子，认为陀氏并不擅长搭建自然背景，而只是把小说作为文以载道的工具。因此，基于自己的艺术观，纳博科夫并不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不认同纳博科夫的一点是，他把小说的语言、风格和思想过于区分的观念，却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肯定，陀氏的语言和思想混合就是他小说的风格。陀氏小说历经两百年而不衰，在我看来原因不在于思想，恰恰在于他那让人“脊椎颤栗”的小说风格。

陀氏不是一个构建起承转合的大师，在语言的革新层面，他的意义也不如福楼拜、普鲁斯特、乔伊斯这类型作家，但陀氏创造了一个独属于他的风格，而且迄今无人能完美重建那种风格，即便是后世那些号称“某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人”的作家，也无法做到，这使得特定读者要找寻此种风格，只能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于特定人群来说，陀氏小说具有黑洞般的吸引力。对于把小说的语言和结构看得很高的读者，陀氏的小说又絮絮叨叨而毫无建筑的美感。这种分歧，恰恰在于文学观念的不同，进一步说，是对小说形态的讨论——怎样的小说，才是更好的小说？

纳氏有他自己的方法论，但他的观念也有固化小说“好的标准”的危险。《洛丽塔》式的小说可以是好小说，陀氏的小说，也自有他让人灵魂颤抖的魅力。文以载道并非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把思想与小说的风格统一，而不是小说作为宣讲的工具。很多人认为小说抒发议论是大忌，但问题可能在于，大部分议论是差的议论，暴露出作家的无知，因此新手最好不要学，而不是“小说不要议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是议论的小说，他证明了好的议论融入小说，也并无不可。只是，许多作家因没有他“死刑的体验”，也谈不上真正经历颤栗的生活，缺少肉身和灵魂的重量，作家的议论就会轻浮。

三、

公共性和私密性，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最私密的文字，能够抵达最不被时间磨损的公共性。1910年到1920年，人类社会最公共的事件显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一百年后，最被今人记住的文学，是1912年卡夫卡写的《变形记》，以及1918年尚未完全脱稿，1922年正式出版的《尤利西斯》。它们都没有正面写最盛大的公共事件，而是钻入人心最私密的领域，在私密中抵达人性的公约数。所以，“小我”和“大我”的区别不在于题材，许多看起来“小”的文字，却更能触动读者内心，经得住时间考验。文学并不因题材而显示格局，决定一个作家格局的，仍然是他如何处理私密，如何在私人的体验中抵达一种隐秘的公共。

四、

文学是脆弱的，它总是会被政治所压倒。文学是强健的，它比任何一个政权都活得更长久。

五、

在所有对生活本身的追问中，没有哪一种文体比长篇小说更有力、更能够捉住理性所无法诠释的成分。如果说，哲学与历史为世人提供方法论，让人类在混沌之河，乘上理性的方舟，那么文学就是人类所不能用理智驾驭的事物的总和，它是人类对日常神秘的一种回响，是人之所以为人，而非完全理性工具的原因。艺术家创作文学，是理性缰绳对感性力量的控制，但文学诞生之后，自然会闪烁出超越理性的小小火焰。因为文学，是人的谦卑与狂喜、爱欲与哀矜的镜子，是人类一次次不可救药地做出自毁之事的一份总的见证，一个人可以不读文学而活得很好，但一个活得不那么好的人，他很难不走向文学，在他的生命中，总会有那一个文学时刻，他也许不是读小说、诗歌，而只是在某一个瞬间，那个别人眼中无事发生的时刻，文学在他身上发生。

六、

我时常感到文学的无用，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无用——不能够抵御大历史的无用，让我觉得它对普通人是有用的，因为大部分普通人，也是无法改变大历史，只能在历史的碾压中谋求缝隙生存的人，是对于宏大叙事而言无用的人，这种面对“大”的无用，却是之于“小”的具体的有用，像是寒冬中给予守夜人的一张棉被，虽然无法改变冬天的漫长，但能够力所能及的，救一个人，再救一个人，使冻伤者温暖，使麻木者清醒，使无力的人多少有一些走下去的力量。文学不能使冬天变成春天，但它能使冬天的人多少温暖一点、清醒一点，它让更多人走下去，以接力棒的形式，守望着消失的，传递着记忆的，直到，春天再一次降临人间。

七、

他们希望，一个文学写作者，仅仅关心文学和死人，而不关心其他。

八、

名人作家的待遇比大部分人好，文学也没有辜负一个作者，它在最开始给予你感动、思辨的时候，就不存在辜负，一个作者卖惨是不自信的表现，要勇敢面对自己的脆弱，勇于面对错误和自卑的心理，尊重文学，就用作品本身说话，用一颗敬畏的、坦荡的心来对待写作，用写作让别人服气。

九、

文学理论书籍侧重于小说的“美学价值”、“开创性”、“社会性”、“文学史意义”这样抽象的分析，但对于小说写作者来说，语感、节奏感、氛围、小说核、悬念、趣味——这些具体的东西，才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像语感、节奏感这样的东西，批评家很少谈论，但几乎决定一部小说的生命力。所以对小说作者来说，有时候看写作者笔记，会比理论书籍更有帮助。再精确一点来说，文学理论家不是不谈语感，但总觉得隔了一层，和真正长期写小说的还是不一样，比如理论家写的书，对比纳博科夫、毕飞宇、劳伦斯·布洛赫讨论小说的书，对比会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如果是兼具学理的小说家，融汇写作技巧和理论视野的，那是更好的。

十、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错误的不是风格，而是他有没有把风格发挥到极致，人在浮出水面时，容易遭到四面八方的指点，每一个人都像文学大师，对你评判一番，这当中，有人是好心的良师益友，你惠存于心，但更多或是劝人改变风格，或是劝人乖巧做人的意见，那些把你写作贬得一文不值的话，和那些把你吹捧上天的言辞一样，都大可一笑而过不必听从，一个写作者，只需走好自己的路，把它走到极致，其余的，可以听，不必改，23岁的张爱玲恃才傲物，她的写作一定有问题，但不必改，正是因为不必改，她走她的路，才有日后誉谤天下又独此一人的张爱玲。对写作者暗藏阴险的建议，就是劝他乖巧，劝他老实做人，去做那四平八稳的文章。这种对个性的恐惧，不过是世故圆滑哲学的又一产物，而此地四平八稳没有个性的文字已经够多了。所以，写作者，去走你的路，不要回头，不要害怕重复，能把风格做到极致，即便只写一种题材，也没有关系。这世界上，如果写作有一种遗憾，那就是没能在自己选择的路，孤注一掷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