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读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8.4

[美] 赵鼎新 / 2020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作者试图回答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他提出中国古代的与众不同的七项政治特征，包括帝国政体延绵数千年，很早就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强国家传统，文官政府与军队的弱政治化，外族统治反被汉化，对各种信仰的宽容，商人阶级的附属地位。作者认为这些特征的成因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间频繁的局部非摧毁性战争，战争的竞争和冲突推动了对战争效率的追求，于是引发了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为东周社会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随着战争力量被国家驯服之后，秦汉一统并逐步转型为一个儒士的科层制帝国，武官和商贾被边缘化，进而表现出一种王朝循环下基本稳定的政治特征。

很明显作者受到了欧洲战争研究的影响。关于战争对欧洲历史及近代欧洲形成影响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作者只是把这一方法套用在东周研究上，并进一步拉长和扩大到整个大一统的中国古代政治特征上。在论述战争作用时，作者说自己直接借用了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四大来源之结构，但在我看来，他受金观涛、刘青峰的系统论里关于儒生阶层观点的影响不浅，这也许正是作者由东周战争讨论能扩充到儒法国家论述的基本信心来源。

实际上，在东周问题上，研究战争对东周社会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试图把它与儒法国家联系起来梳理成一个可演绎关联的演化过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二者目前是看来还是比较独立的问题，尚没有看到学界有什么有说服力的关联性研究。作者致力于此，有点受累不讨好的意思。下面按照本书的内容，择其要点逐一评述。

1.他认为西周封建是军事和政治布局的结果，这基本符合史实，但说东周诸侯间的战争是封建制导致的，给人感觉封建是战争的原因。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封建确实是东周的大环境，但战争往往出于利益的考虑，有为了自身利益的，有为了他人利益的，有为了道义法则利益的，对这些具体的战争不做类别区分，笼统地说成封建制度的产物，是缺乏国际关系基本常识的论述。

2.作者把东周历史分为三期，以晋楚弭兵之前为霸主期，至魏文侯向西扩张为转型期，此后为全民战争期。第一个分界点作者是想寻找霸主体系瓦解的重要节点。如果按照历史传统把更晚的吴越划进来，其结束期非但模糊争议，而且过晚，甚至战国的一些改革已经开始，与转型期冲突。加上作者对晋楚弭兵的量化研究，索性将第一个分界点划在晋楚弭兵大会。那么怎么处理吴越争霸呢？正好量化研究表明吴越算不上真正的霸主，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之后的晋国会盟18国诸侯伐楚的召陵大会怎么解释呢？因此第一个分界点只是出于作者量化研究必要而划定的，并不合适。至于第二个分界点更显随意，单独把兴起的秦国历史较完整地单独划了出来。可见作者的分期说服力不强，没有太大的意义。

3.作者认为春秋前期应该存在东南西北四个区域性大国艰难崛起的过程，史料缺失的缘故，我们只对齐晋的早期扩张了解比较多，而对西边的秦和南边的楚的壮大过程并不清楚。四个区域性大国各自崛起最后在中原形成战场的交汇合一，并且多强之间相互抗争，虽然有实力的先后消长，但总体上并没有一家独大的局面。所谓的霸主也只是区域性的，同时期的交汇也基本上是势均力敌、并驾齐驭。这一发现很有启发。从大中国的环境下来看，势态确实如作者所说，但只是站在当时中华文明的核心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区域来看，对这一区域的霸权归属还是存在先后的。

4.在讨论霸主期时，他举了宋襄公泓之战、晋楚泜之战、郑在晋楚之间摇摆三例，旨在论证当时战争文化开始放弃传统信义，而转向对效率的追求。春秋，甚至西周充斥着弑君逐亲的故事，难道还指望秉承这些极端手段的人在战争中讲什么信义吗？换句话说，战争和政治安全从来是以追求利益为驱动，不存在什么特在战争文化上的效率转型。恐怕只有宋襄公式的学者才相信古人的军事和政治是完全讲道义的吧。作者注意是到东周前期的战争与后期的战争在效率上有很大差别。这一点当然不错，但他认为战争效率的提升是刻意追求的结果，是不正确的。难道一个国君在家里就天天想着怎么高效打仗吗？当然不可能。战争效率的提升更多的应该是其他能力提升带来的副产品，没有证据证明是东周早期的诸侯刻意追求的结果。因此也就无法证明是所谓的战争效率的追求引发了其他领域的改革。这是作者逻辑链条中错误的一环。同样的，作者还认为此期间的战争带来了两种结果：郡县制和二级封建化。实际上这两种制度也不必然是战争的结果，不通过战争也会有郡县制和二级封建化的现象，其根本就是早期三代邦国体系的延续。

5.作者对转型期起点的晋楚弭兵运用了计量研究方法。他通过统计战争数据，认为弭兵前后诸侯战争强度有明显区别，因此主张以弭兵大会为分期点。这种量化统计对采样情况有较大依赖，作者能用的只有《左传》和《史记》，实际上这两本书并不能对整个东周战争作出客观全面的呈现，且不说史官不能掌握全部国际战争动态，哪怕是那些被记载下来的战争，具体的战争地点、参战人数、战争过程，战争结果都难以做到准确无缺。基于这样的样本数据做战争量化研究，其科学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作者还通过对比弭兵前后战争数据分析，把此后的吴越争霸看作短昙花一现，认为无法与晋楚争霸相提并论。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墨子时代齐晋楚越并列为四大国。不免要问，称霸一定要通过足够的战争来体现吗？作者只对弭兵前后65年两个样本做了对比分析，为何不对霸主期间多次采65年的样本进行对比分析呢？弭兵前65年的样本会不会属于异常样本。这反映了作者根本缺乏基本计量方法的训练。许多人文社科的学者对计量方法只是一知半解，以为量化研究方法新颖便大肆引入，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这些方法的根本是要科学采样，样本需要有统计意义。不讨论科学采样，而做出很漂亮的数据和结论，是很不专业的行为。很明显本书作者是不懂这一点的。所以对于本书的计量研究，看看就好，并没有太多说服力。

6.作者认为转型期期间，诸侯国的绝大多数政治和经济改革举措都视作是对战争所造成不同环境的回应。这话初一看没什么问题，但细推敲是有问题的。环境是有内外之分的，战争改变的主要是外部环境，按照作者的意思，即外部环境变化成为决策者改革的根本动力。这显然只是看到历史表象，对历史缺少深入理解的表现。更直接的反驳例子是子产改革，何尝有什么战争环境的影响，作者只好无奈得承认这些国家在主动变法图强。类似的，作者在全民战争期间重点论述了诸子的兴起、商鞅的改革、水利的兴建、经济权力的兴衰等内容。这些都是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老生常谈，作者把其大多归因于战争的影响，其主观性与前文所论的战争效率问题一样，勿待多言。

7.在探讨秦魏之别时，作者陷入了地缘政治论，认为魏国强敌四面环伺，注定了衰落的命运。反映了作者对战国史并未深入研究，只能从地图和粗线条政治线索中谈问题。实际上魏国继承了晋国的遗产，经几代励精图治，国力极为强盛，只是决策者穷兵赎武，内部经济无法支撑长年对外战争的消耗而导致衰败。假如魏国内部能进行相应改革，并调整对外政策，实现内外平衡，并不会被其他国家吞并。关于秦能最后胜出，作者依旧在强调地缘政治，强调秦国贵族势力弱小，强调变法之彻底，与传统说法无异。

8.关于秦之覆灭，作者认为秦的国家权力不受任何社会力量有效制衡，这种政治体制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明显是对后来儒生阶层作为国家制衡力量来说的。秦代缺少的这种制衡在隋末有吗？在唐末有吗？元末有吗？明末有吗？如果都有那这些朝代为什么也灭亡了。这至少说明所谓的制衡并不能有效解释秦之灭亡。秦灭亡之原因，按照儒生的解释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从今天政治学的观点来看，直接原因就是分离主义势力抬头，秦王朝政治上未能有效应对这些分离势力的需求，所以秦末才出现了后战国运动，汉初则延续出现了后战国格局。

9.作者在谈儒法国家时，一段总结性文字值得记录：“汉武帝在位期间定型的国家形态是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化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作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儒士阶层是事个科层制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者，他们的辅助与配合是皇帝行使权威时必须借助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社会精英层面上维持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在国家政权与儒家精英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紧密依赖的共存关系，为社会下层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甚至是从政入仕的机会。”

10.作者关于儒家的评述也很有启发。他认为：儒家学说不是超验性的宗教，而是一套世俗化的伦理规范，不仅为国家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还为调节和规范包括农民、儒士以及皇帝本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提供了一套综合性的伦理准则体系。不论王朝如何更迭，外族入侵、内部战争如何混乱，只要没有其他意识形态体系能够比儒家更好地为国家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新的统治者仍然需要将儒家奉为统治意识形态，并不得不依赖儒士阶层来进行统治。由于儒家与政府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其他的超验性宗教便无法渗透进政治的核心领域。只要其他宗教不被怀疑为煽动叛乱的工具，帝国政府便可以对社会中多种宗教共存的状态保持一定的宽容态度。

11.关于明末资本主义的问题，作者认为我们首先最重要的是需要区分商业型的市场关系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区别。前者是比较常见的经济现象，后者则是属于政治现象。此说极是，很明显中国古代是没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也不会发展出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应当是国家行为，而以儒家为意识形态，小农经济为本的中国社会是不会动用国家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12.作者把自治型经济城市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发展出欧洲那样的自治型经济城市，中国城市没能脱离国家成为一级独立的经济中心，民众也从未想过从中央政府争取任何形式的自治权利。尽管明清以来有一些地域性的商业行会，但这些行会本质上没有脱离家族宗法原则，并且与政府存在千丝万屡的联系。即使这些商人在生意取得成功，其儒家价值观必定使其成为儒法国家体制的巩固者。

概括来说，这本书在论述战争对东周社会影响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东周封建制到大一统儒法国家过渡过程的论述更是失败的；而对于儒法国家某些重要特征的评述和讨论是比较有启发性的。

社会学学者跨领域写历史课题存在不少问题。首先，选题容易过大。一个大的选题当是在许多小课题得以解决之后才能做出来的，并且强依赖于各小课题。试图通过单维度切入研究大课题的基本是不成功的。其次，研究中需要充分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可贸下结论。再就是选用史料时不能选择性采纳，不可结论在先证据在后。既要用正面有效的材料，也要考虑反面的不合理性。如此看来，社会学学者还是不要冒然进入历史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