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当下，而非回答

“公众对于历史的兴趣不要停留在传统的‘以史为鉴’的层面上，用从历史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我绝不相信从历史中得到的经验教训能够指导你在商战上成功，或成为一种人生的准则。不要将历史抽象或简化，而要专注于历史的普遍性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情境，这是十几年的史学进步所带来的对公众有帮助的影响。

希望听众朋友通过对历史研究著作的阅读来进入历史的情境，也希望这种对历史的兴趣是纯粹知识性的。它是对既有常识的冲击和扩展，而不是对既有刻板印象的证明。二十年前我们认为互联网是走向开放的，今天我们多少有些悲哀地承认，互联网是走向宣传化的，每个人都处在自己愿意相信的知识和信息群落中；但这其实并不符合我们对于知识的追求。我们对知识的追求本质上不是为了知道更多‘事实’，而是趋向于对真理和真相的追求。这些真理和真相或许让你感受到某种现实的痛苦或想象的破灭，但本质上是一种进步”。

——仇鹿鸣

鉴于我在居家隔离，闲得无聊，我很想具体论述一下何为“回应”，何为“回答”？

仇鹿鸣老师的观点，其实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有些历史学者或者普罗大众会对历史或者历史学，持有不该有的期望，诸如，“以史为鉴”，希望通过历史获得经验去帮助当下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又会看见历史学者希望知识是纯粹的，历史或者历史学与当下毫无关系。前者不值得反驳，后者也不是无的放矢。

但是一切真的如此吗？历史学在记忆研究领域有经典的问题，即“历史”和“记忆”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如果是两个概念，二者的关系又是如何？

因为不同学者对于历史或者记忆的定义是不同的，所以，不可能有标准的答案。但是丘比特（Geoffrey Cubitt）在他的历史与记忆里有一段深刻论述：

历史学对科学性的标榜，按照惯例通常存在于它对“客观性”的要求之中。这一要求的基础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历史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过去”（或“过去的事件”或“过去的现实”）——它能从根本上独立于那些研究它的人的头脑。主张历史与记忆有着本质区别的论断，是维持这种独立性观念的论证结构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论断有助于推进以下观念：历史研究是对过去的研究，这一过去在现在已经终结了，只有借助它所留下的物质痕迹，并且只有通过严格的学术分析方法来应用这些痕迹，学术研究才是可行的。而主张历史与记忆紧密联系的论断则相反，支持着另一观念：过去是永不终结的，永远不可能与研究它的时代完全分离，而总是涌入我们当下的历史意识，超越它所留下的物质证据的限制，来形塑历史学家的当下议题。为什么关于历史与记忆关系的争论总是无休无止？其中一部分原因即是，这两种看待过去的方式之间的冲突，始终处在历史学的现代意识的中心位置：倘若不将过去作为知识对象与现在相分离，就很难建立起历史学的学科独立性；但倘若不将过去视作与当下有着重要联系的基质（matrie），又很难在社会层面证明该学科的价值。

应当说，两种争论的核心就是学科的独立性或者学科的价值，当然放在这里我觉得学者更加担忧的是“以史为鉴”这样的观点，让大众对历史学产生误解，进而冲击到历史学的学科规范。而，学科价值的解答则是学科层面的解读，其他角度来谈，过去的研究热点总会被当下热议的问题影响，君不见20年疫情以后，医疗社会史俨然成为历史学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填报相关研究生的学生多了很多。我们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生活在真空里，当下社会的的热点问题，必然会困扰到我们每个人。不可能每个人都无动于衷，不去做些什么。

所以，最后实质的问题就在于学科规范与回应社会热点之间的矛盾。我最近一两个月看着是孙英刚老师的微博，非常难受，对于乌克兰问题，他的奇谈怪论总是让我觉得想去取关，他拿唐代历史比附当下国际关系的时候，实在是尴尬的不能再尴尬了，当然了这里不是否认他的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这种就很难说是“回应”社会热点了，可能直接想给出一个“答案”出来。

我想“回答”或者“回应”想给出一个程式化，标准化的答案是很难的，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法国的一些历史学家。

法国著名学者，编辑皮埃尔·诺拉（nora），从1984年—1992年主持的三卷本七册皇皇巨著《记忆之场》，前后动员一百多位学者。这样的巨著，让各国争先翻译。他的记忆研究，涉及到有关民族国家的思考，即使当下民族国家已经不是最疯狂的时刻，但是民族国家从未退场，甚至在某些国家依旧是最可怕的怪兽。对于诺拉的记忆之场，大约有几种评价比较典型，一种是认为他用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处理了“记忆”，另一种认为他的研究不过是一种过渡。

历史学家在这里探讨什么？探讨的是过去与当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民族国家的问题。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固然学术研究的今天，我们当下不会去探讨“国民性”这样的概念，但是，普遍性、特殊性或者整体与部分在大部分民族国家的讨论里，这些概念是二元对立的，相关问题略见不鲜。诺拉的贡献在于，如何统合一百多位作者的主题，“复数的法兰西”概念不得不提。这个概念让法兰西的历史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与部分超越二元对立，达到了一种统一。用诺拉的话说就是：

Each of these essays is a profound sounding, a view of France from a f ly’s eye, a crystal ball, a symbolic fragment of a symbolic ensemble. There may well be a unified France, but none of these subjects, these objects, or these “places” would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for a unified history of France. Each is all of France, according to its manner (Nora 1992a: 22–23).

诺拉的研究， 跟我在某本的书评里写的思路是一致的“我们不是因为有什么样的风俗习惯或者行为是中国人，而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是中国人在不同时间、空间里的一种表现。”如果你能理解这句话，你也会明白诺拉研究的精华所在。

他不止是在学术上提供了很多思考，更是在民族国家时代如何过渡到后民族国家时代提供了一种思路。这便是历史学家对于当下的有力回应。

历史学家具体究竟能做什么？或者具体怎么做？这里不是我能够回答的，但是回应当下，而非回答当下的讨论，我觉得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