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娜奥米·克雷泽
贵阳机场里没有人会说英语。我的手机里有UTranslator软件，我走之前，同事珍宁说这个软件她觉得很好用。但她也说过，在中国找个会说英语的很容易。她的目的地是上海跟北京。
“我要去贵州。”我说。
“那是哪儿？”她拿出手机查地图。
“相当于中国的俄克拉荷马州。”我说。位于南方，乡下地方，内陆，很穷。不是外国游客们经常去的地方。
在行李领取处，有只金毛的拉布拉多沿着蜿蜒进入机场的传送带欢快地来回跑着，在那些包包上嗅着。这狗似乎十分喜爱自己的工作，看到它在传送带上靠着一个行李箱坐下来的时候，我被吓坏了，因为这是狗儿们在对某件物品示警时发出的标准信号。我环顾四周，不知会不会目睹有人被逮捕。没人表现出不安的神情。同时，也没有人认领那个包；过了一会儿，那个箱子从我面前经过，我看见箱子的轮子被包住了，箱上没有把手。那个行李箱是个诱饵，它一直在传送带上，在没人想当走私者的日子里，让狗有可以作出反应的东西。我想知道他们在箱子里放了些什么。
那只狗对我的行李箱没有反应，我莫名松了口气。
在贵阳，UTranslator软件作出的反应让许多人都一脸的莫名其妙，除非我只说单个单词的请求。“洗手间？”让人给我指了正确的方向。“报纸？”带我去了一个报刊亭。当然，在售的都是中文报纸，我分不出哪些报纸上都是北京和上海的新闻，哪些上面是当地新闻。不管怎样，我买了两份报纸。
“哪里能租到带我去苗寨的车？”这类的询问并不成功，但我问了“出租车？”，总算还是带我去了正确的地点。解释清楚我确实真的想要一路开到苗寨去（全程需要两个半小时）耗费了一些时间，但我们最终还是出发了。
我在飞机上没有睡好，特别想在车上睡一觉，但是我紧张得无法入睡。我凝视着窗外那条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这条路经由隧道笔直地穿过山峦，越过溪谷；我试图瞥见护栏外面中国的景色，但几乎没有什么收获。
我想在报纸上找到的仅仅是一个问题的答案：后续还发现新的尸体了吗？我把手机悬在文字上方，慢慢地解析着各标题的意思：贸易条约、火车事故、一对耋耄之年的同卵双胞胎正在共同庆祝生日。
“你去贵州做什么？”来之前，珍宁问我。
“因为我认识的人都还没去过那儿。”我说。这是个谎话，我是来找安德鲁的。
我是在高中二年级遇到安德鲁的。
当时的我是个书呆子，在上世纪80年代，书呆子真的就是酷的反义词（现在不一样了，书呆子只不过是酷的一种）。整个中学时光，我都一直被人欺负，因为我喜欢书胜过喜欢人、喜欢穿运动长裤胜过喜欢牛仔裤。每次我停下来从饮水器里喝水的时候，同学们都会把我的裤子拉下来；学校的管理人员全都坚持说，只要我无视他们而不是哭，他们就会罢手了。刚上高中的时候，尽管很不喜欢坐下来的时候裤腰勒住腰两侧的感觉，我还是屈服了，穿起了牛仔裤。
高一的时候，我跟几个被我称作“我的朋友们”的女孩一起吃午饭，她们在中学时代都或多或少地忍受着我的怪异。我们周末偶尔会去购物中心闲逛，其他女孩会聚在那些“可爱的”衣服前面轻言细语，而我会自觉抚摸一些硬挺的布料，假装我期望妈妈给我一笔零花钱买衣服，而不是一而再地给我买里昂比恩[1]高领衣，因为她以为那些衣服有软标签我就会喜欢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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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和我一起上化学课和微积分先修班，他注意到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偷偷读桌子下面的书。他开始每天早上都问我带来读的是什么。起初，我不确定他那种好奇的语气是不是装的，就像其他孩子们有时一样，然后立马再变成彻头彻尾的混蛋。几节课过去，我的书没有被他拿走，也没被拿去擦鼻涕之类的，我慢慢放松了一点警惕。我读的都是从附近图书馆借来的科幻小说，主要是艾萨克•阿西莫夫、皮尔斯·安东尼，还有安妮·麦卡芙瑞的全部早期作品。
有一天，安德鲁说，“你应该看看这个，”并递给我一本平装书，“这是我的书，小心别弄坏了书脊，你会喜欢它的。”
那是一本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第二天，我跟他一起吃的午饭。
苗寨小镇可能是我来过的最奇怪的地方。
周围的一切看着都古色古香，然而它实际上却是几年前刚建造的，用来展示当地的民族文化，吸引游客到该地区旅游。当地人的工作就是穿着传统服装在街上散步，演奏传统乐器，制作和销售传统工艺品。这让我想起了文艺复兴节。
穿着传统服饰的妇女们有许多都戴着银质的帽子，上面有精巧的蝴蝶，眼睛正上方的一排流苏叮当响。其他妇女则将头发盘得高而蓬松，上面插着银饰和巨大的花朵。她们穿着美丽的绣花短上衣和裙子，戴着银制腰带和巨大的银项链，那项链看上去像是有人剪了一块圆形的银子，敲打成新月形状。她们走起路来，身上的装饰物都在叮当作响。我好奇那些银首饰是不是很重，衣服是不是舒服，又有哪些是必须要戴的，哪些是她们自己搭配的。
照管商店的男人女人们的衣着更为普通，不过有几个人也是那种发型，里面仍旧插着较小的装饰品。我无法分辨店里的顾客们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还是来自贵州其他地方。
UTranslate在这儿不比在机场时好用。幸运的是，酒店的门上有块英文牌子，告诉我这是酒店，并且“房间？”也很好理解。
我知道，我不会今天就把安德鲁找到。这需要花些时间。我今天的任务是入住宾馆和倒时差，但我不可以先打个盹儿。如果我是在傍晚而不是上午九十点钟到达的话，做到这些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我果断把行李箱扔到床上，没有躺床上睡觉，就重新出了门。
街道尽头有一个公共广场，三个年轻的女人支了张桌子，上面摆着雕花牛角杯和小碗，里面装的极有可能是烈性酒。两个人戴着银帽子，另一个人戴着发饰。她们招徕游客，用牛角杯递酒给他们喝。我很快就被挤到了人群前面，一个女人一边笑一边唱歌，同时把酒倒进我的嘴里。
我乖乖把酒吞下去，一面心想道：你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毒死很多人。然后我又开始好奇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被害妄想。酒的度数很高，我希望如果我停下来不喝，她们不会觉得我不礼貌。我把脑袋缩回来的时候，女人们还是在笑，所以如果我这样很不礼貌，她们也太讲礼了，没有指出来。
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多年前我去治疗的时候，他们逼我重复说的一句誓言：“我喜欢结交新朋友。”“谢谢。”我说，我只会这么一个中文词。
“谢谢，”还书的时候，我对安德鲁说，“很好看。”我带了一本自己的平装书借给他，一本我愿意买下而不是在图书馆借的书：《星潮汹涌》。
“如果你用一个书签，而不是把书背朝下摊开，书能保管得更久一点。”看完还书的时候，他告诉我。
“有时候我会折角。”我说。
“你也知道这让你变成个真正的怪物了。”
“这是我的书，我想折就折！”有的时候，我折角只是为了轻易地翻到某一页去重读。我没有告诉他，我有时候连图书馆的书也这么折。不过只有那些我从图书馆里借了好多遍的旧书，尤其是书架最底层那些故事集，不是那些新书。
安德鲁有一个来自其他学校的女朋友，是一个叫娜丁的哥特女孩，她有很多书呆子朋友。突然，我的周末有事可做了，等《星际旅行4：抢救未来》出了，也有人陪我一起去看了。我们大家都没有多少钱，所以周末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通常都在附近的公园里度过，或者在父母不怎么在家的那些孩子的家庭娱乐室里玩。拥有整整一群朋友对我来说是个既震惊又新鲜的事儿。我以前的朋友们愿意忍受我的古怪。我从未拥有过和我一起做古怪事情的朋友。
安德鲁是这群人里面跟我最亲近的，他借给我书跟漫画，给我推荐电影。因为他强烈推荐《异形》和《银翼杀手》，我还去租了录像带。他很聪明，但是很懒，只要拿到足够的分数，就不会继续学习了，因为他不想费那个劲。“高中教育毫无意义，”他说，“他们讲的东西我早就已经全知道了。大学里才有真正值得我学习的东西。”
这群朋友之间总会擦出些断断续续的爱情火花——两个孩子在一起，有几个周末在一起牵牵手（或者亲热，同时我们其他人一边大叫“开个房去！”），最后和平分手。
安德鲁跟娜丁分手之后，娜丁就从我们当中消失了。
几个月后，我在大学附近遇到了在小餐馆做服务员的娜丁，我一个人，身上带着够点不限量咖啡跟一大盘薯条的10美元，桌上还有一堆书和家庭作业。“娜丁！”她来到我桌边的时候，我开心地喊她，“我好久没见到你了！”
“噢，嗨，”她对我微微笑了笑，“是有一会儿了。”
“你还好吗？我很想你。”
“你想我？哼，好吧。”她拿出她的便笺簿，“我还在上班呢，你想好要点什么了吗？”
我对着她点了东西，让她拿走了菜单，一边努力抖落受伤的心情。她很忙，而我是个客人，我不想变成个讨厌鬼。我打开自己的西班牙语单词卡背了起来，拿薯条一根根地沾番茄酱吃，我不停转动盘子，确保自己没有重复蘸酱，尽管桌上只有我一个人。她过来了两次，给我倒咖啡跟水，不和我有眼神接触，最后她拿着我的杯子停了下来，说道：“你跟安德鲁还一起玩吗？”
“对。”我有些犹豫地说。他交了个新女友，她是嫉妒了吗？她对我这么冷漠也是因为这个吗？我又不是那个和他约会的人。我对他不是那种喜欢。
“你知道他冰箱里有只死兔子吗？或者说曾经有过。他是准备拿来解剖的。”
娜丁显然指望我有所反应，但是我主要的疑惑是，她的意思是说他杀了那只兔子？还是说他捡了只死兔子。因为……我是说，我们会在高级生物学课上解剖一些动物，当然了，它们都来自一个供应室，不是在路上捡的，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
“他想让我在旁边看着。”娜丁补充道。
“哈。”我满怀同情地回复她。
“他说，他想知道一切事物的内部是什么样子的。一切。只是……我也不知道，塞西莉，也许你该小心点。”
“这就是你消失的原因吗？”我问道。
她给了一个我无法分辨的表情。遗憾？愤怒？“是的，塞西莉，”她平静地说，“这是我消失的原因。你还要点什么？或者你想结账了？”
我本想再点一片馅饼，但娜丁的注视使我坐立不安。我决定直接离开：“结账，”我说，“谢谢。”
她把我的钱拿去收银台，并把找零拿给我。“你留着吧。”我说。
“谢谢。”她说着把零钱塞进围裙。然后她站在那里，咬着嘴唇盯着我看。终于，在我开始收拾书的时候，她突然说道：“不要跟他单独相处。”
“为什么？”我问道。
“你不会愿意跟他单独相处的，相信我。”
我跟他单独相处过很多次，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好的，谢谢。”我没有跟她理论。
我没有告诉安德鲁我碰到娜丁的事。下一回我在大学附近想点些薯条和咖啡、要一个卡座做作业的时候，我选了其他的餐厅。
在苗寨的餐厅点餐的时候，我指向其他的人在吃的东西。我点了一整条连刺的烤鱼，酱汁很浓；还有鱼香茄子，上面有红辣椒跟油做的酱；还有几盘绿色蔬菜，看着像芜菁叶子，但是上头有小花。
很多蔬菜都是出自同一种野生草本植物，也就是甘蓝家族；花椰菜是花，孢子甘蓝是芽，卷心菜是叶，大头菜是茎。如果这是中国花椰菜——看着挺像——很可能来自同一种蔬菜的另一个品种。我开始想经过传统的性状选择，从甘蓝到观赏羽衣甘蓝要花多长时间。我用筷子吃菜，同时思考如果使用基因编辑，要想在一天之内把观赏羽衣甘蓝变成花椰菜，都需要经过哪些步骤。叶子、花朵、颜色、根茎，我在想我会忘掉多少内容，结果又会是什么样。我无法想出基因编辑能带给我们什么新的甘蓝品种，也许是因为老式的培育方法已经繁殖出所有人们觉得不错的品种了。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脑海中的某个影子低语着。我抖落了那个想法。
在宾馆吃饭的时候，我无数次叫同一个女服务员，不是因为她会说英语，而是因为她不会因为客人不会说半点中文而那么轻易就不耐烦。“你觉得我会喜欢什么，就给我上什么吧，我不挑食。”我告诉她。UTranslate无法翻译这句话，我只好试着用了“什么都行”这个词，然后又用一种友好的手势表达了“你替我选”。
她给我端来一份汤，红色的汤里漂着鱼块跟番茄片。“完美。”我说，她微笑回应我，显然对我的反应十分满意。过了一会儿，她又端来一杯红茶。茶园就在附近，我看着茶叶在水中舒展开来，像是那种小孩子的海绵玩具，扔到水里就能从小小的胶囊变成长颈鹿形状。
旅游村里有一家剧院，每天会举办一场演出，再现锦鸡苗女的传说。这显然是当地著名的传说。外面有一个半人半鸡女性肖像，附近山上还有一只金鸟的金属像。雄性的锦鸡十分显眼，羽毛是从黄色到金色和红色的渐变色。雌鸟大多数是暗褐色的。
我买了一张演出门票。他们给我做手势让我等，又花了五分钟找出来一个介绍演出主要内容的英文视频。
这里的建筑大部分都没有暖气，剧院和别处一样冷。不过，每个扶手上有一个方便的塑料鼓掌拍，这样就可以戴着手套鼓掌了。
舞台的侧面跟背面内置了大屏幕，他们拿来实现一些戏剧性的特效。有很多舞蹈、歌曲、人偶，还有烟雾效果。在故事里，人们越过宽阔的河流，逃离战败的一方，最终在一个安全但没有食物的地方重新安顿下来。有一组美丽的婚礼场面，然后男人和女人都离开了，要去寻找一棵神奇的树，它会给你所有已知植物的种子。
台上的树跟这里的女人们戴的帽子一样是银色的；我不知道到底是帽子仿照了树的形状，还是反之，因为视频没告诉我这一点。两个人都来到了树前，却得知只有一个人能得到种子的馈赠，另一个则会成为牺牲品。
两个人都想要牺牲自己；女人的牺牲请求通过了，男人被推了回去。她上升到背景后方的中央，举起双臂，变成了翅膀；灯光、视频和悬索将她变成了一只锦鸡，不过她的装扮更接近一只凤凰。她飞走后，聚光灯回到那个被暂时遗忘的男人身上，她的翅膀振起的风将他吹了回去。他哭着将种子带回给他的村民们。
我开始思考如何使用基因编辑把一个女人变成一只锦鸡，但我很快从思考的深渊里把思绪拉回到现实。歌舞剧结束后，我在苗寨找到一个有报纸卖的商店，又买了一堆报纸，把它们带回宾馆，摊在床上，寻找和尸体有关的报道。这次我找到了一则，不过是一起发生在西安的家庭谋杀/自杀案件，听上去没有什么特别超自然的因素。当然，我不知UTranslate机械的翻译让我漏掉了多少新闻。
梳理报纸的过程被动且费时，我也因此变得十分紧张。我的这一整趟旅程也如此：被动、费时，我战战兢兢地，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他们都坚信，如果我来这里，安德鲁就一定能找到我。但我对此越来越不确定了。
我在睡前最后一次查看邮箱，有一封来自神秘地址的邮件写道：“就跟你看的故事一样，塞西莉，为了其他人的生存，有时有人必须做出牺牲。”
我立刻回复：“你在哪？”
“安德鲁？安德鲁！”
当时，我在安德鲁家的家庭活动室看詹姆斯邦德电影，我记得是詹姆斯邦德系列，但我不记得是哪一部了。他的母亲怒气冲冲地冲进来关掉了电视。“C？”她厉声说，“你拿了一个C减？”
“我猜是我的成绩单到了。”他说，他回避着我跟他妈妈的目光，转而望向窗外。
“如果你能乖乖做好作业交上去的话——”
“作业上的东西我都已经懂了。他们想要我一个问题连续做40次，让我无聊到死。”
“你的作业引不起你的兴趣，我很抱歉，”他妈妈厉声道，“但是我的工作也不是100%有智力上的挑战的，但如果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去参加那些无聊的会议，我就会被开除。”
安德鲁的家庭是华裔，不过好几代都是美籍华人。他喜欢把他的母亲说是一个对学习成绩有执念的母夜叉。虽然我一般都站在安德鲁这边，但我知道这不公平。一谈到成绩，他的妈妈基本上和我妈妈一样。我初中成绩下降的时候，我妈妈也会大发雷霆。（我试着去适应，但是没有用。）
“怎样才能让你发挥全部潜力？”他妈妈逼问道，“起码是能够靠近你的潜力？抵达你的潜力的中心区域？”
“也许上些没那么无聊的课就行，”安德鲁嘟囔道，“我需要送塞西莉回家，很快就回来。”我收拾好外套，安德鲁跟着我溜出了门。
我们一起走向我六个街区外的家。“对不起。”我说，我的道歉无济于事。
“你不需要道歉，”他说，“我妈就是这样。我永远不是她想要的孩子。”
我在路上开始想，我是不是我父母想要的孩子呢。我十岁那年夏天，父亲想让我学打网球。他周末带我去网球场报名上课。我和父亲一起上课练习，挥舞着我的球拍，结果仍然打得特别烂。夏天结束后，他就不让我学了。他是不是更喜欢一个网球打得不错的孩子？其实大有可能。但他也没有因为网球冲我吼过。他只是扔掉了我的球拍，再没提起这件事。
也许我妈妈喜欢的是穿着不舒服的漂亮衣服的女孩子。我小的时候，她会给我买来用很硬很脆的材料做的裙子，上面还有蕾丝。我记得八岁的时候，她想要我打扮一番，去参加一个家族婚礼，我们为此大吵了一架。她答应会有婚礼蛋糕跟孩子们喝的秀兰邓波儿鸡尾酒，把我哄上了车；而当我开始哭着让她掉头、因为我的裙子线缝很痒的时候，她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别去管它，就不痒了。这当然是假的，她只是在逗我玩。到了教堂的时候，我坐在通向前门的大石阶上哭着拒绝进去。父亲最后带我回家了。
安德鲁家和我家中间有个公园，这里原来是个奇怪的采石场，里面有一个石头阵叫“理事会圆环”，看上去很适合开户外会议，要么或许可以在这里处死一只山羊献祭，因为中间还有一块大石头。我们在圆环的石头矮墙上坐下。安德鲁点了一根丁香烟，这要是被他妈妈看到了，估计比看到他的成绩还要生气。
“不好意思，电影都没看完。”
“我大概能猜得出来电影的剧情了。”
“当然，但是我们错过了几场不错的动作戏。”
我耸耸肩：“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回家以后会没事的吧。”
“她还会继续大吼大叫好一阵，但只要我保证我在学校会更加努力学习，她大概就消停了。当然，我不会照做，不过她也不知道。”
我笑了起来。安德鲁总能让我笑。
“我想，你是唯一理解我的人了。”他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我是说，你是唯一理解‘我’的人，不是说我是唯一理解‘你’的人。”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嗯，这很合理，是吧？”
我生他妈妈的气，也有点生他的气，做个作业他真的会死吗？目睹了他们吵架，我有些尴尬，但无论如何，在“理事会圆环”的谈话给我这一天带来了些慰藉。
“我说，你能把微积分先修课的作业借我抄吗？”安德鲁问我，“在早上我们去上课前就好，只是为了让我妈别烦我。我不在乎我的成绩。”
“当然，”我说，“没问题。”
早上，我收到一封邮件，是我美国的朋友发来的，问我来中国会不会去长城。我在回复中解释了中国的地理，可能过于复杂了：我现在离长城的距离差不多等于她离大峡谷的距离。她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如果有人去波特兰找她，她会推荐人家去大峡谷吗？中国跟美国一样都很大。我看了看我的文本栏，把那段说明删掉，只是简单地写道：“长城离我这儿有17小时的车程。所以我不去。”
安德鲁没有给我写邮件。我下楼吃早餐，往盘子里装了两个煎蛋，四个花卷跟包子。我在餐厅另一头发现了另一个西方人，他是我来了苗寨以后见到的第一个白种人。他看上去在倒时差，或者是宿醉得厉害，也许两者都有。
吃完早餐后，我又查看了一次邮箱，犹豫着要不要给那个神秘邮件地址再回封信。我觉得有点为时尚早，就出去到苗寨附近逛逛。
我带了些人民币，一叠粉色货币上面的毛主席正亲切地对着我笑。毛主席现在远不如以前那么备受喜爱了，但他依旧印在货币上。我估计美国的乔治·华盛顿也是如此。总之，我带了点钱，花掉一些似乎挺合情理的。
我喜欢商店里的那些长款棉衣，材质十分柔软，但全都是给肩膀比我窄、个子比我小的女人们设计的。就连背心我穿上也不合适。我在珠宝店看上一条银鱼饰品，还有绣花钱包，手工的鸟笼也十分可爱有趣，但是要带回去很困难。她们在这里做蜡染，都是用和牛仔裤差不多的蓝色染料来染色，我买了一块蜡染桌布。
当天晚上，在宾馆吃晚餐的时候，那个西方人似乎清醒了一些，和我四目相对：“一起吃吗？”他操着一口英式英语邀请道。我拉了一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我是汤姆·刘易斯。”
“我是塞西莉。”我说。我们握了手。
“为什么来苗寨？”
“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我想去不同寻常的地方，一个我认识的人们都没去过的地方。”
“那你很有眼光。我是个旅行作家。我不确定我要不要写这个地方，这里有些无聊。”
我本能地心下一沉，虽然我也没有找到我想找的东西：“你觉得什么才有意思？”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我没去过的城市，谈论吉隆坡的夜生活。我想他是想吸引我的注意。我好奇他是对每个人都这样，还是只有对女人这样，或者是，只有白种女人？他对女服务生打了个响指，我吓了一跳，担心服务员会以为我们是一起的。他用中文点了菜，然后问我：“你要点什么？”
我告诉他我想要一条整鱼，让他替我翻译成中文。
“为什么UTranslate在这里不管用了？”我问他。
“他们的制造商跟中国的防火墙发生了一些矛盾，”他说，“你应该上个礼拜来的，问题才刚刚发生不久。”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翻译软件可以用吗？”
“中国的官方软件跟应用商店的管理方有一些纠纷，所以不行。你明天想做什么？也许我可以帮你。”
我其实很想说，我宁愿拿着一本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英纸质字典勉强凑合一下，也不想拉上一个会对服务人员打响指的人。但我向来没有挑衅的勇气，只好尴尬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你去看监狱了吗？”他问我。
“看什么？”我不确定我听到的对不对。
“离这儿半小时的地方有个汞矿遗址，曾经当过几回电影拍摄地。一边是废弃的小镇，另一边是废弃的监狱。雇一个司机，你就可以去逛逛了。不过，去了之后要尽快出来。那里的道路杂草丛生。如果你喜欢那种感觉的话，那里的风景很不错的。我的朋友珀西瓦尔·阿博特几个月前在那里举行了一个摄影展，你可能听说过他。”
食物到了，我们一起尴尬地吃了一顿饭。我没听过什么珀西瓦尔·阿博特，不过汤姆离开座位的时候，我去网上快速查了查，确实有这么一个摄影师，他的网站也似乎在暗示我确实应该听说过他才是。
“你接下来要去做SPA吗？”吃完晚饭后，汤姆问我。
“不。”我说，虽然我立刻心想：这里居然有SPA？我确实不想要汤姆不请自来的陪伴。
“别碰我。”午餐时，我对在我身后排队的马克说。
“搞得好像我想似的，讨厌鬼。”我姓葛兰兹，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些折磨人的家伙们是怎么把我的姓变成讨厌鬼的呢？
我举起托盘让午饭服务生往盘里装食物的时候，他把手放在我的屁股上。我气得脸都红了：“我跟你说了，不要碰我。”
“我没有。也许是你的衣服自己想逃离你肮脏的身体，讨厌鬼。”
我已经把托盘放下来举在面前，听见他这话，我转过身，把盘子往旁边一转，将盘子里的薯条、汉堡连着托盘砸在他讥讽的脸上。
我妈妈来把我从校长办公室接走，她看上去着急而沮丧。“我不想听你的借口，”我跟着她下了楼梯，来到外面的车里，她说，“你不能再被这些人惹恼了。他只是想要获得你的回应，并且他成功了，对吗？”
他的衬衣上都是油脂跟番茄酱，如果无视他挡不住他来惹我的话，这样或许就可以了。我大哭了起来，我特别生气的时候就会这样，“早知道我应该踢他的蛋蛋。”我说。
“也不要那么做，”妈妈说，“你的成绩非常好，塞西莉，但如果你受到严重的纪律处分，你考大学可就难了。”
放学后，安德鲁来了，虽然妈妈说把我禁足了，但我还是可以见访客，“男生们都是坏蛋。”我说。
“是那些踢足球的男孩们都是坏蛋。”他纠正我。
“马克踢足球？”我从来不知道谁都玩些什么。我也没兴趣关注这个。
“可能吧。”
“我希望他被公交车撞。”
“是啊，说到这个，我们得聊聊你的技巧，塞西莉。扔盘子是很招眼啥的，但是却无法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你打人要打在他们的痛处。”
“所以你认为我应该踢他的蛋蛋吗？”
“不，睾丸这个目标比大部分人以为的要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们谈论了好几个小时对马克的复仇计划：在食物里放泻药，把臭气弹放到他的柜子里，或者把臭气弹偷偷塞进他的莱特曼夹克口袋里，让他染上头虱。这些点子都没什么特别的实际性：我们接触不到他的食物，不认识谁的头上有虱子，如果我们把臭气弹藏进他口袋，他也一定会发现的。不过这没关系。复仇对我来说只是假想中的大餐，我不在乎自己最终有没有吃到。如果我想报复的话，我会怒火中烧地把一个托盘扔出去，而不是精心规划一个高质量的复仇戏码。
几周后，安德鲁被人打了，大概是因为在体育课下课换衣服的时候，他在衣帽间多盯了另一个男孩一会儿。是马克和他的一个队友把他打了一顿。
“叫人郁闷的是，”他向我吐露道，“就算我真给他食物里放了泻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惩罚。我巴不得当时就狠狠打回去，让他后悔整我。”
“也许你可以去学武术。”感谢《小子难缠》电影的成功，光是我们镇上就有800万所空手道学校。
“现实跟电影不一样，”安德鲁说，“你需要上好多年的课，才能真的变得厉害。而且，我可以肯定，不论那些人多么罪有应得，如果你在学校打人了，学校一定会开除你的。”
“如果你受到严重的纪律处分，你就考不上大学。”我重复我妈妈的话。
安德鲁叹了口气：“我只是想要作恶的人得到报应，”他说，“这个要求真的很过分吗？”
两个礼拜后，马克停在学生停车点的车着火了。似乎没有人知道原因。我问安德鲁是不是他做的，他没有回答我，而是扬起眉毛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说得对：就算确实是他做的，马克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惩罚。
SPA原来是在旅馆外的一栋独立的建筑里面，我需要上街才能过去。到了以后，服务员检查了我的房卡，带我去了一个更衣室，还提供了一双几乎只有我的脚一半大的免费拖鞋。我换上泡澡的衣服，大着胆子走出外面的大门。
这里有两个池子，水里不停冒着蒸汽。网站上提到这里有温泉。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泉水，还是有人把水在什么地方加热以后从管道里输送进来的。我被热水的温度吓到了，一开始水太烫了，我无法泡进去。所以我先只把脚放进去，然后等适应了这个温度，又把全身都泡了进去。
池子里有一个按键，可以把浸泡池变成涡流泳池，我试了试。泡泡倒是很多，但是噪音有点大，像是坐在一台搅拌机旁边似的。我打定主意还是只泡澡就好。
安德鲁在某个地方。他知道我在这儿。他知道我在找他。我仿佛可以想象出他踏进这个SPA的样子，虽然这不大可能。我该跟他说些什么呢？
我不敢相信，我真的认识你吗？
然而，信步进来的人是汤姆。“噢，你好啊，”他说，“我听说你改主意了！水是不是很不错？”
我叹了口气，只发出一声无意义的含糊声音，希望他能读懂我的信号，去其他的池子里。当然，他爬进我的池子并坐在了我的旁边。
“你说你听说我改变主意了，是什么意思？”我问他，我们的对话显然是不可避免了。
“我直接问前台，另一个西方人去哪儿了。你在这儿太显眼了，亲爱的。”
“别说了。”
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阵泰国的海滩，因为那里在英国游客中太有名了，白人比泰国人还要多。然后他又谈起“真实性”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追求真实性。我只好笑着点头，他似乎只不过是十分想获得我的认同。
至少，他一开始想获得的不过如此，直到他溜到了更靠近我的地方，邀请我出去喝一杯。我光速逃出了泳池，好像水突然变成了酸液一样，撤退到我宾馆的房间，把门锁上了。
在此之前，我心里本来还在想，他会不会并不是一个旅行作家，他来这儿的理由会不会跟我一样，他会不会是来找安德鲁的。
大二暑假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生物化学教授的研究奖学金。我去了一个很小、竞争激烈、书呆子密集的大学。我的全部人生似乎都在等待这一刻，我像是一条离了水的鱼一样，为了生存奋力跃起，从一个罐子跳进另一个杯子里，又跳进水坑里，突然找到了去大海的路。我找到了水源，找到了同类，找到了我归属于此却一直没能找到的地方。对我来说，那就是大学。
但是安德鲁并不是这样。他也申请了同一所大学，但是失败了。他一开始也没有进一流州立大学，他的成绩太差了。他入学了当地的社区学院，然后一年后转学去州立大学。他过得不错，但是上的是大课、朋友没几个，教授们对他的自我评价不以为然。
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回家待了短短两个礼拜。我跟安德鲁在当地的公园碰头，他告诉我他夏天在当地游泳池工作的经历。他考到了救生员证，但是他开心地告诉我，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救生员了，会戴着眼镜装作自己在午睡。
“那如果真的有人溺水了怎么办？”我问他。
“那他们最好大声把我叫醒。”安德鲁的语气依旧很开心。
快要淹死的人自然是喊不出来的。溺水的字面意思就是他们的肺里进了水。我不是想要责怪他。当然，没有人真在他值班的时候死掉，不然我肯定会知道的。而且，我无法识别出什么时候他是在开玩笑。我勉强笑了笑，告诉自己这一定是开玩笑的，并跟他讲了讲我的研究奖学金。我们在做DNA序列测定，并首次使用了自动测序仪；我在研究细菌基因组，它们大部分时候只是无害地停留在皮肤表面，但是在特定时候，它能造成各种各样严重的感染或者是食物中毒。它可以是无害的，也可以是致命的，这一点无比吸引我。我过了好久才意识到，安德鲁对这些话题远没有我那么感兴趣。
“你真是个书呆子。”最后，他说。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到了轻视，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对的，我是说，这可是安德鲁啊。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或者说，是我高中时期最好的朋友。我之前曾经跟他说过贝丝的事情，她是我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她在阿肯色州长大，兴趣爱好是写数学公式。我生日的时候，她给我做了一个纱线星型菱形十二面体，我给随身带来了。我本想把那个拿给他看，但我怕他看了会更加生气。他会更加看不起我。
我心想：我怎么了？然后我想，我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他变成了个混蛋。
我找个借口离开了。
我们已经二十年没有聊过天了。
遗传学成了我一生的工作。首先是基因测序，这贯穿了我整个大学时期和研究生前期。基因工程则陪伴了我研究生后期和博士时期，并留在大学继续做研究。还有后来问世的CRISPR技术，它虽然仅仅是又一个工具，但却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工具。我的研究重点是人类的遗传疾病。
遗传学疾病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方式是做基因测试，遗传性疾病携带者之间不能生孩子；这种方式正逐年变得便宜且简单了。如果父母一方携带了囊性纤维化基因，另一方没有的话，他们的孩子就都不会得这种疾病。这个方法的问题是，如果携带者不停与非携带者生育，该基因会停留在很多人体内，那就不可避免至少会有少数新生儿患上遗传疾病。（请注意，我说的并不是要消除神经多样性，也不会阻止任何合理的人类基因变化。我说的是能造成多年痛苦和不可避免的早亡的疾病，例如囊性纤维化，或者是会杀死不幸患病的婴儿的遗传疾病，例如萨氏病。）第二种方式是使用我们的编辑工具进入基因组，并修复好它。如果我们使用类似CRISPR的技术来修改胚胎的基因组，我们不仅能确保从那个胚胎出生的孩子不会携带囊性纤维化或萨氏病，而且可以确保他们长大后也不会传递这种基因。
在人类胚胎上使用这种技术还需要很多年时间。或者说，我认为还需要很多年时间。
安德鲁重新通过脸书和我取得了接触。我回关他之后，他给了我一封私信：塞西莉，哇，我发现你全家都搬出镇子的时候，还以为我再也联系不上你了呢。你最近在做什么？
我现在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比起上次聊天，这次安德鲁显然对我的工作更加热情多了，我安心了下来。显然，他变得更成熟了。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也不再是当初那个愤怒、没有安全感的小女孩。很久之前，我就找到了属于我的地方。
我们又开始经常聊天了。安德鲁给我讲了他在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的工作。他似乎花了很久才上完大学，而且似乎没有读博士，但是在学术界以外，技术更重要，他一直都很有智慧和创造力。他说他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作为一个大学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我没有签署保密协议。
我告诉他，我的研究是探讨基因编辑技术能否应用于胚胎以外的阶段。（不是CRISPR，但是我是从CRISPR开始的。）然后有一天，他告诉我：“如果能看到你正在写的论文，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我把那份论文发给了他。
FBI特工来我的实验室的时候，我以为她是来找我的同事珍宁的，她正在研究从几个世纪前的骨头里提取DNA的方法。她不是来找珍宁的。“是塞西莉·葛兰兹博士吗？”她问道，“有时间聊聊吗？”
我看向桌上的钟，说道：“今天晚一点我有堂课要上，但是要到下午两点。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她关上门，拉过来一把椅子，像是学生因为一个棘手的任务过来寻求帮助。“我是洛克特工，我是来问你几个问题的，关于一个我觉得你应该认识的人。”
安德鲁做什么了？我想。
在某种层面上，我肯定一直都知道。
洛克特工给我看了几张照片：安德鲁的单人实验室里面，有一排整齐的分子打印机，紧挨着一张医院病床，床上还悬挂着医用约束带。他用来保存用于记录的基因样本的家用冰箱。同时还有尸体。他的血清造成了恐怖的灾难，所以死者将自己撕成了碎片。有很多尸体。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做实验。
他拐来了无家可归的青少年。他给二十多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发了邮件：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吗？我在这儿等你。
有一个视频，采访了一个勉强幸存的女孩。“我是个A减学生，”她用打结的舌头结结巴巴地说，“我的前男友在跟踪我。我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我想变得强大些。他答应我，这会让我变得更强。”
他将我的研究成果用来干这个。然后他调整了血清，改进了它，修改了方式，找来了更多的实验对象。
他把实验对象的尸体埋在浅浅的坟墓里。
洛克特工想看看我发给安德鲁的东西。我给了她我的全部资料。
我想，我从未真正了解过他。
洛克特工在离开之前告诉我，他对自己的血清很自信。他最后在自己身上使用了血清。这赋予了他超人的速度、反应力和力量。他用这些本领从那些前来逮捕他的武装警察手中逃脱了。“他单凭双手折断了他们的脖子。”她毫不夸张地说。
早上很冷，风很大，我多穿了几层，找了辆车带我去废弃的金汞矿小镇遗址。
这座小镇没有完全废弃，居民们也没有那么神秘。昔日的广场上有根晾衣绳，上面挂着四件T恤和两条裤子，正在早晨的空气中风干。我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径，路过一座四层的居民楼，一条狗在门口静静等着，没有靠近我们，它的尾巴缓慢地来回摇摆。
我想我可以通过卫星碟形天线和窗玻璃是否完好来判断哪些楼有住户。我循着小径上了山。我的袜子跟绑腿上沾满了小芒刺；我还发现有四块地被清理出来，种上了某种甘蓝，可能就是我每晚晚餐吃的那种。
回到山下，我看到靠近河边的地方有一辆锈迹斑斑的废旧汽车，我走进了一个看起来曾经是礼堂的地方。
如果安德鲁在这里，那他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司机带着我穿过径直挖穿了一座山的矿井，带我去了另一边的废弃监狱。监狱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和小镇一起废弃了；和镇上一样，这里也多少住了些人。司机砰砰敲门并喊人之后，他们才勉强打开门。
他们把监狱当作养鸡场。每间空荡荡的牢房都开着门，里面满是鸡屎味。我走进一间，一只鸡紧张地对我叫唤着，扑腾到牢房另一边，留下一片羽毛在空中飘荡着。
中国该区域大部分的房子都没有暖气。监狱自然不例外，内脏传来的不适感令我一时窒息。我好奇这里的犯人是普通罪犯，还是政治犯。
有那么片刻工夫，我想象了一下安德鲁就在这里。
脑海中有两种念头在打架：“这是他罪有应得”、“可没有人活该待在这种地方”。继他做的这些事以后，我想象不出他应有的下场该是什么模样。
总之，他不在这儿。在这儿待得越久，我就愈发确信，他不会藏在一间监狱里的。我可以走了。
回到苗寨村时，表演场地外面的广场上聚集了一群人，播放着音乐，有人在跳舞。他们都穿着传统服饰，音乐听着却很现代。我走近了一些，想凑近点看看，被一个戴着银帽子的女士笑着拉了过去，和他们一起跳起舞来。当地人都遵循着编排好的舞步，却也给了每个参加进来的游客们热情的鼓励。我感觉很不自在，步伐也很笨重，像个傻子一样，但还是又让他们再鼓励了我几分钟。“做得好！”其中一个人用英语同情地鼓励着我。
天色暗下来之后，金色锦鸡女的雕像被若干小小的聚光灯点亮，耸立在我们头顶上。
在人们挨饿的时候，神、龙或者是魔法树需要一个祭品，你可能会自告奋勇；你甚至可能抢着头一个自告奋勇，好让你爱的人幸免于难。
我离开广场，走到河边，想着怪物的事情。
娜丁曾试图告诉我。安德鲁自己也试图告诉我。我之所以无视这些警告，是不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当怪物永远不会伤害的那个人使我变得更特别了？
珍宁答应在两周的寒假期间替我照管实验室，听了我透露的一点计划，她说：你有多有把握这会有用？如果他们想错了呢，他并没有那么在乎你怎么办？
这并不是我害怕找到他的原因。我确信他不会伤害我。我害怕的是：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袭击他。我是来背叛他的。
当你知道自己的朋友是个怪物，背叛就是你会做出的选择。他真的是个怪物——和狼人不一样，狼人是有时才会变成怪物，并可以通过合适的措施预防；和童话中的野兽也不一样，野兽是个遭人误会的怪物。他是个真正的怪物，你无法替他们辩解，无法否认。我只能做我不得不做的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想这么做。
回到房间，我在社交媒体上放了几张我拍的照片：监狱里的鸡、鬼镇里那间空荡荡的大屋子——曾经的大礼堂。破烂的墙壁上涂着红色的汉字，我把照片导入电脑里的翻译软件，弄明白了上面写的是“禁止吸烟”。
我想，也许，我已经找得足够努力了。也许我应该就这么回家。告诉他们，我找不到他。
然后我注意到我拍的那张广场上的晾衣绳的照片。上面整齐地倒挂着一条裤子，但这是我第一次仔细看那些衣服。一共有六件：有两件工作服，四件T恤。T恤上面印了东西。
分别是塔迪斯[2]、一条龙、一个数学玩笑。
[2]校者注：《神秘博士》中的时间机器和宇宙飞船。
他在那儿。他就在那儿。我只是没读出他给我的信号。
那天晚上，我好几个小时睡不着觉，仍然被之前的那个想法所吸引：我并不需要经历这些的。我可以在苗寨再多逛一天就回去，然后假装自己已经尽力找他了。后半夜，我断断续续睡了一会儿，然后很早的时候就醒了，因为外面走廊传来了一阵骚动声。
我戴上眼镜，开门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离我旁边几扇门的地方，有个房间的门开着，光从里面透出来，宾馆工作人员疯狂地聚集在周围。其中一个女人见了我，示意我过去。她拿出手机对它说话，手机将她的话翻译成纯正的英式英语。“你会说英语，请告诉这个人，我们已经找了医生过来了。”
我的房门在我身后关上，跟着她走过走廊时，我的心砰砰直跳。
汤姆正躺在他房间的地板上痛苦地扭动着。旁边放着一壶热水、一碗冰块、几条毛巾、一瓶药跟一瓶酒，是宾馆员工拿来的。他几乎已经失去了意识。我能看到他额头上的静脉像肿胀的树枝一样凸起，里面的血又黑又稠。他被注射了血清，而且是未完成的、致命的那个版本。我不知道安德鲁是怎么做到的。但我猜得出是为什么：我猜对了。汤姆不是什么“旅行作家”，他也是来找安德鲁的。
员工们往后退开，让我和他说话。我不确定他是否还有意识。“他们已经叫救护车了，”我说，“他们让我来告诉你，医生就要来了。”
汤姆的眼睛睁开一条缝看着我。“医生没有用的，对不对？没用。”他的舌头有些不听话，嗓子哑得厉害，声音很刺耳。
确实有过幸存者。但我认为他无法成为其中之一。我不想告诉他这个，所以我问他：“你想要我通知什么人你的位置吗？”
他试图指向床头柜。他的手臂垂向一边：“我的钱包。”
我取下钱包并打开了它。这是个薄薄的没有人情味的钱包，里面没有孩子照片，没有咖啡店或者百货店的会员卡。只有一本英国驾照、两张信用卡，还有一堆钞票。里面还有一张手写的索引卡，写着：“如果你捡到这个钱包，请联系……”上面有一个邮箱地址跟电话号码。“就是它。”他低声说。
“这是谁的联系方式？”我问。
他试图说话，可是一度说不出话。我通过他的嘴唇形状读出“MI6[3]”，但他说的只是“他们对你没有威胁。”他的眼睛重新闭上，过了片刻，他开始大口喘气，因为他的喉咙肿着，吸气的时候，空气卡在喉头，像是衣服上的那些芒刺一样。如果他的手还听使唤，他大概会拼命地抓住自己的喉咙。我站起来向后退，把钱包放在他的床上。
[3]英国军情六局。
“医生在哪儿？”我问员工，我不确定有没有人能听懂我说的话，“他现在就需要医生，不然他就要死了。”
救护车到了外面，中国的EMT急救医疗人员（或者不管这儿管他们叫什么）冲进汤姆的宾馆房间。我给他们腾出空间，回到自己的房间等候，几分钟后，他们带他出来了。他很安静，身上盖着一块床单。
几分钟后，先前曾经发疯似地带我去汤姆那里的那个宾馆员工敲响了我的门。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茶、切片柠檬，还有他们在早餐时供应的馒头。还有一份报纸，因为她看到过我购买报纸，看到那份报纸我迟疑了一会儿。因为今天我肯定不需要报纸了。
她脸上挂着泪痕，脸上满是罪恶感与羞耻感。我想安慰她，发生在她的宾馆的这起灾难并不是她的错，但是我不想给自己挖坑。如果有人来问我问题，我也无法脱身。所以我只说了句谢谢，就让她走了。
今天，晾衣绳上什么都没有。我来到一栋装了卫星天线的楼的入口，把为了增进友谊给狗带来的吃的递给它，沿着走廊往前走去。
居民楼里虽然住了人，但依旧很肮脏。有一些门紧闭着，还有几户的门开着，到处都是垃圾。我能闻到胡椒和煮饭的味道，盖过了霉菌和干腐菌的味道。楼内某处的电视机开着。因为那声音很轻快，我确定这是电视机里的声音。电视播音员的声音可算是最奇怪的文化常数之一。
来到28号门前的时候，我敲响了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28曾是我最喜欢的数字。（这是个完全数，如果你将它拆分成因数，将所有真因子加起来，还会得到这个数字。1+2+4+7+14=28。安德鲁不太关心完全数，可他还是听着我大发议论。）
他打开了门。
我不确定门后迎接我的会是什么，当我看到刮过胡子、干干净净的他，我有些惊讶，那么显然我期待中的他该是“胡子拉碴的”。他的头发比社交媒体照片上的样子要灰白得多。“塞西莉，”他说，他的声音和我记忆中的一样，这一事实本身也令我惊讶。“进来吧。”他回到门后，我跟他走进屋子里。
屋内有一张桌子、两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一大桶水和一个小煤气灶。他烧了水，安静地给我们泡了茶。我看着那些茶叶舒展开来的样子，没有说话。
“你特地赶来，”他说，“抱歉不能提供给你更好的环境。”
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那张绑着束缚带的床，我只好把头埋进茶杯里，装作喝茶的样子。他看着我，我也适时观察他的表情。他以为我是来帮他的。或者是来警告他的。又或者，只是来看看他。但是现在，他什么都知道了。
“他们什么时候来？”他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
他抬头看向天花板，使劲眨眼想憋回眼泪。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他问道，“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认真考虑过杀了你，”我说，“但是我需要通过中国海关。而且我不是个暴力的人，就算我能通过中国的安全检查，我也想象不出我带着把枪或者刀来找你的样子。”
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我见过你把一盘食物扔向一个人的脸。”
我伸出手用拇指擦去他的眼泪，他没有躲开。“对，你记得我这做法有多不灵吗？我因此去了趟校长办公室，仅此而已。”我在裤腿上蹭掉手上他的泪水，“安德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很多年前就告诉过你了，我想要变得强大。”
“但是你没必要牺牲那么多人。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些在咖啡厅排队时性骚扰女孩、在更衣室打别的男孩的足球运动员呢？”
“不，我找的是需要变强的人。我找的是需要我的帮助的人。”
很奇怪，我和他的聊天十分顺畅。即便是在这儿，我们也一如往昔。桌上我放在手边的茶已经凉了。“你为什么来这儿？”
“我需要在公告发布出来之前离开美国。我会说普通话，我想，在这儿也许我能假装是从中国的其他某个地方来的。我的曾曾祖父就来自这个地区，后来移民去了美国。这里很安静，我觉得我可以藏在这儿，也许没人会来找我。”
“他们会跟着你到天涯海角的，安德鲁。”
尽管我不是故意的，他仍旧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暗示。
“他们想要我的配方吗？”
我没有回答，但沉默已足够说明问题。他笑了。有点痛苦，也有点得意。
“那么，”他说，“我猜我还是有点儿谈判的筹码的。”
“你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吗？”
“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他说，“众所周知，人们老是挥霍摆在眼前的东西。”
他说的没错。确实如此。
他拿起他的茶，茶杯从满是汗渍、晃晃悠悠的手上滑了下来，砸到地板上。他注视着杯子和自己的手，双手颤抖不止。他摸着他的脸，感受着脸颊上的汗水，看着我。我站起来，意识到自己可能不该留下这么久。
“他们不会来的，”他说，“来的只有你一个人。为什么，你对我都做了些什么？发生了什么？”
我走到一旁，他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非人类的力量，我本来以为他不会与我为敌，我不知自己还搞不搞得清楚这么想错得有多离谱。
“FBI是第一个来的。他们告诉我你做了什么。然后是CIA。他们想要我给你出个价，叫我告诉你，如果你把配方交给我，让我带回美国，并且配方对他们有用的话，你就可以回家了。不会有人指控你。他们知道你在这儿，但他们觉得我可以接近你。”
“但是，”他说，“你却打算杀了我。”
“我找他们要了你的笔记。我说，我需要他们手上的一切，这样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能识别——起码能猜出——你是不是给了我假的配方。他们把手头的信息都给了我。我设计了一种对大多数人都无害的细菌。或者说，对那些没有感染血清的人无害。它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它会解除血清对你的作用，不过只能解掉一部分。”
“我不需要杀你，”他低语着，“他们会替我杀了你。”
“也许，”我说，“我要告诉他们，你的血清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你死于它的作用。但愿这样他们就不会想做进一步的研究了。”
“如果它有用呢？如果我留下的笔记仅仅只是个开始呢？你不认为美国军方会杀掉几千个人来弄到这血清？”
“不，”我老实说，“不是因为他们不邪恶，而是因为到头来，即便你是最强大、最快、最聪明的人，你依旧只是个人，依旧是生物链上最薄弱的一环。”
安德鲁被晕眩感压垮了，蹒跚着走到了旁边，抓住桌子支撑自己；他试图坐回椅子上，但是失了准头，重重地坐在了地上。他似乎已经无法杀掉我了。
他用双手捂住脸说：“你这个该死的骗子，你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骗子。你差不多骗了我整整五分钟，但我认为你骗不了派你来的那些人。”
“也许不能，”我说，“但是如果血清能和你本人一起消失的话，还是值得的。”
他微微一笑，朝角落里招招手。“我的电脑，”他说，“密码是你的名字。”
汗水浸湿了他的衣服，他咳嗽了起来，肺里充满了从细胞里释放出来的液体。他大口喘着气，和汤姆一样。不同的是，他的眼睛是睁开的，狠狠地盯着我。因为眼睛里的血管内大出血，我看着他的眼白变成了红色，然后变成了黑色。
在我们十六岁或者十七岁的一个夏日，我们去了一个公园，爬到野餐棚顶上看日落，我们看着天空变暗，然后躺在温暖的屋顶上，仰望星空，观察星星落下。那晚有流星雨，我父母不想我一整晚在外面等流星雨的最高峰（应该是凌晨3点到5点），除非我们在后院看；但他们能让我在外面待到午夜，所以我们只能待到这么晚。
“你会对流星许愿吗？”他问我。
“听起来很傻，”我说，“我的意思是，它们没有魔法。它们是彗星的碎片引起的。只不过是看起来很酷而已。”
“你太相信科学了。”他抱怨道，“我敢打赌，你小的时候对着流星许过愿望。”
“许过。”我说。
“所以你小时候许的愿望是什么？”见我没细说，他又问我。
“我想要一个朋友，”我说，“我也不仅仅是对着流星许愿。当我看到夜晚的第一颗星，白马，或者其他的什么。我的愿望始终是一个朋友。”
我要告诉你的故事是，我抵达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安德鲁是对的，我不是个懂得撒谎的人。但是这不过是个简单的谎言。
他们绝对想要他的电脑。但是他已经给了我密码，也就是说，就算他没有这么做，我也能保证数据被彻底销毁。
我从口袋里拿出我的手套，把我的茶倒掉，把杯子放回柜子，思考下一步的行动。电脑往往是非常私人的东西。我的电脑里面有正在进行的工作，但还有笔记、日记条目、信件、沉思冥想的话、诗歌。
我很乐意花点时间阅读安德鲁的电脑上除了血清研究笔记之外的内容。
但是我已经杀了我的朋友；如果不破坏他的笔记，就毫无意义。所以我打开电脑，解锁了它。我格式化了硬盘，加密了已被格式化的驱动器，手握成拳，随机敲击键盘创建加密用的密码。然后我关上了电脑，把它塞进包里准备带回家，我在桌边坐下，等待安德鲁的胸口停止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