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转变时期面临的矛盾
背景：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第六至八章——陀氏因参与激进政治组织/行动入狱，流放西伯利亚，与其他罪犯（农民和少数贵族）关在鄂木斯克监狱，思想发生剧变。
问题①：共同体成员判断循环
入狱前，陀氏幻想和农民团结在一起，必要时掀起暴动或起义，在知识分子的领导、帮助下废除农奴制，解放农民（因农民没受过教育，没有先进思想和技能，所以贵族/知识分子的领导、帮助是必要的）。
入狱后，陀氏发现农民狱友因他的贵族身份而厌恶他，排斥他。农民狱友集体向监狱提出抗议时，也拒绝陀氏加入共同反抗行列。
农民狱友们普遍认为，陀氏不是他们（共同体）中的一员，由此陀氏无法与他们真正地团结到一起，他们主动疏远陀氏，主动拒绝与陀氏交流、沟通。【单向死循环】
该问题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任何判断依据本身不足以推出对方是否为共同体的一员，任何依据/规则都有其例外；而“判断”或者“相信”本身才是最终的判断依据，即无论各项判断依据多么地不符合，只要单方相信，对方便立刻/永恒成为共同体的一员。【因信称义】
但现实世界却反过来，以依据替代了信念，寻找（爱、快乐、成功）证明替代了培养信念本身。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可能随年岁、距离衰减但难以想象其断裂；男女之间的“爱”却时时刻刻需要证明维持，一旦遇到风浪，即会考虑退出。爱与“爱”之间的差距只在于信念，这是现代男女情感疲惫和空虚的原因，他们缺少信徒般的狂信，他们总在怀疑和判断。
问题②：行为（积极捍卫个人政治观点）和观念（疏远关心政治的朋友）的背反
观念上，陀氏讨厌政治，因波兰贵族狱友喜好谈论政治而与之疏远。
行为上，陀氏主动参加解放农奴激进组织（同时又万分痛苦，认为自己可能做错了）；积极表明自己爱国主义倾向，否定波兰、乌克兰从俄国统治下独立的权利；蔑视其他民族的文化。
我认为二十八九岁的陀氏身上有着最深刻的个体与大他者交战的痕迹，他们争夺着这具身躯的控制权。
一方面陀氏是个贵族，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早期斯拉夫主义者，他接受的教育使他必然去捍卫“俄国民族”“俄国母亲”，使他丝毫不怀疑地服从大他者的命令，维护帝国专制体制、沙皇权威、俄国文化。
另一方面，陀氏以写作为使命，专注文学研究/讨论而不太关心政治，甚至讨厌政治；陀氏自小富有同情心，可怜底层人民，他由此难以忍受农奴制度，甚至在发觉自上而下地改革无望时，冲动加入激进组织，一边后悔，一边行动。
“他生气时，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便是大他者奴役陀氏最深切的证明。陀氏清楚自己缺乏严肃政治讨论的基础（知识）和兴趣，他无法判断，也根本无意识去判断被教育灌输的思想观念的正误。而一旦遇到政见相异者，开关便启动了，陀氏会竭力捍卫俄国的形象，说出“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胡话。
哪怕陀氏真切地相信自己的判断，认为现存制度存在极不合理之处，他也深刻意识到自己自下而上地改革行为是绝对错误的，是对沙皇/大他者权威的挑战/侵犯！所以他一边焦虑，一边行动。
我认为陀氏在这点上是极为值得肯定的。无论嘴上如何说，心里如何想，他用脚——实际行动做出了最有力的抉择。此处我又想提到三岛，同是爱国主义者，他在最后一部作品中表达了“执念的虚幻”，又以生命为代价，表演了一场骇人的军国主义复辟演说。我不知道他作为一个贵族，就如此没把平民的生命/利益纳入眼中，同时又如此希求他人的瞩目和认同么？这是可悲而丑恶的。
问题③：贵族与农民的形象背反
陀氏发现贵族狱友A比农民狱友远更堕落、败坏。贵族有教养、有能力的形象被强化，但内心善良形象却（更）被颠覆。陀氏由此震惊、恐惧。
第二处背反倒没什么好说。
贵族和农民都是大他者权威下的典型形象/标签，各自被赋予了既定的形象（等级、习性、能力……）
但个体与标准形象总是有出入；遵守法律、道德规则也只代表着对大他者权威的服从，而不代表其他什么。
在纳粹德国，善良表现为不遵守法律，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在法治国家，善良则表现为积极遵守法律、道德，通过合法程序调整不完善的法。总而言之，我们永远无法逃避个人对抽象规则、具体行为的善恶判断义务。无论我们是X国公民，是男/女/？性，是XX族人，是XX阶层，我们都将回到那个最原初的点，一个完全自由的原始个体，凭着本能地直觉，去接触另一个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