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笔记+翻译】Jenann Ismael, Saving the Baby: Dennett on Autobiography, Agency, and the Self

Saving the Baby: Dennett on Autobiography, Agency, and the Self

Jenann Ismael

Abstract

Dennett 认为，认知科学的某些认为人类认知组织是去中心的观点，破坏了关于内在自我的讨论。在他看来，行为的因果基础分布在一系列自主的子系统中，在没有任何集中的监督下运行。自我（selves）是为了简化描述和方便预测行为而虚构出来的，在头脑中没有真正的关联物。Dennett 经常用白蚁巢做比喻，在旁观者看来，白蚁巢的行为是有组织的、有目的的，但实际上它是由互相独立的各部分在缺乏集中协调的情况下，按照各自的节奏独立活动而涌现出的产物。我研究了一个由自我和环境的内部模型引导的系统的认知组织，并认为它提供了一个介于作为白蚁巢的心智形象和将自我视为内在物质的朴素笛卡尔主义之间的模型。

1. Introduction

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对自己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记录着着一种运行记录（running tab）。我把各种想法、感觉和希望归于自己。我回忆过去的事件，思考我的未来。这种贯穿我们生活的第一人称意识流——这种持续不断的又杂乱无章的思想、经历和情感，都是归于自我的，并被编织成一个乔伊斯独白（Joycean monologue，乔伊斯是《尤利西斯》的作者，善于用内心独白来描写意识流），在其中「我」既是叙述者又是中心人物——是我们都具备的，并也认为彼此也都具备。也许没有其他动物拥有它；也许我们是唯一表征我们自己的人，并且把我们自己表征为具有体验的主体（experiencing subjects）。也许我们是唯一的，也就是说，从事反思性的自我表征（reflexive self-representation）的存在。它的意义是什么，这种自我表征的内心生活在身体的内在动力中起什么作用？在哲学文献中可能没有人比 Dennett 更多地探讨这个问题，他的观点具有标志性的特点。他认为这种运行中的叙述是空洞无物的唠叨：被认为是经验、思想和行动的适当主体的那个「我」并不存在。在他看来，自传（autobiography）是实际掌管行为的去中心式的大脑活动的混乱副产品：有人误以为自传是对行为来源的准确描述，就像有人误以为发动机喷出的烟雾是驱动它的动力一样。

这里有一种真正新的、有趣的反现实主义形式——它迫使人类认知组织的去中心观点在认知科学的某些部分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而内在自我的讨论中所暗示的那种中心感则是一种对立。毕竟，你应该是思想、经验和行动的适当主体；如果事实证明不存在内部知识和控制的中心，这将看起来像是否认存在自我的理由。我将接受 Dennett 所说的大部分内容，但拒绝接受其结论。

2. The Cartesian Theater

笛卡尔式的解读会接受乔伊斯独白的字面意思：内心独白中的「我」是一个内部的小人（homunculus）——一个独立的意识——接收通过感官传来的信息并控制身体的活动。Dennett 认为，认知神经科学通过揭示大脑中实际负责行为的复杂的、去中心的活动，消除了作为知识承载者和控制者的「自我」。仔细检查应该会发现，在大脑中没有「大脑珍珠（brain pearl）」、「椭圆形办公室（白宫总统办公室）」或「笛卡尔剧院（Cartesian Theater）」。除了多个处理流、不相交的因果和信息途径外，一个既不需要也不支持自传的中心化视野的杂七杂八的「各种花招（bag of tricks）」，什么都没有。被认为是在编排身体运动的复杂芭蕾舞的「我」是一个虚构的东西。他的建议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大脑，存在集中控制的印象就会消失，这种印象从外部视角来看是如此的不可拒绝。他倾向于通过类比科学文献中所谓的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ing systems）来说明问题——白蚁巢（termite colony）是一个核心的例子——在这些系统中，表面上非常协调的活动来自于自主行事的子部分的联合运作。正如进化论通过提供生物设计的自组织解释而将神从自然界中消除一样，他的建议是神经科学通过提供关于大脑中独立子系统如何在没有任何中央监督的情况下产生协调行为的说明而消除自我。

我们确实知道，自然界中充满了那些会让人误以为具有集中控制的系统。这些类型的系统已经成为激动人心的焦点，并且在从物理学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形成了一种做法，即把任何复杂的动态系统（即任何有部件并且其状态随时间变化的系统）视为自组织系统。Dennett 的论点是，科学揭示了大脑-身体系统是自组织的，集中控制的印象是误导性的，所有关于内在的「我」进行指导活动的谈话都是虚构的。在他看来，我们产生自传的原因与我们将白蚁巢、交通系统和鱼群的行为解释为具备某种中心的东西的原因相同，尽管我们知道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因为这样做这是一个有用的虚构，它忠实地跟踪系统的总体运动，并从引入无意义、不相关的数学复杂性的微观事实中抽象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Dennett & Humphrey，1998年）：

修正主义的情况是，真的不存在一个适当的自我：没有一个虚构的自我——包括一个人自己的第一手版本——对应于一个人头脑中实际存在的任何东西 [….] 复杂的系统实际上可以以一种似乎是彻底的「具备目的的和整合的（purposeful and integrated）」方式运作，仅仅通过有许多子系统在没有任何中央监督的情况下自扫门前雪即可。事实上，地球上大多数看起来有中央控制器的系统（并且被描述为有中央控制器是有用的）并没有这样一个中央控制器。白蚁巢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蚁巢，作为一个整体，建造了精心设计的土堆，了解自己的领地，组织觅食探险，派出突击队袭击其他蚁群，等等 [….] 然而，事实上，所有这些群体智慧的结果，无非是无数的白蚁个体，作为不同的种群，正在做着它们各自的事情——互相影响，但相当不受任何总体计划的影响。（pp. 39-40）

笛卡尔寻找的是内部的一个小人（homunculus），而科学发现的是一个机械，它的工作是利用心灵不同部分的各种贡献来编造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叙事的存在是为了鼓励中央控制器的有用的虚构。我们把它讲给别人听，自己也沉浸在其中，忘记了它的虚构来源，并在没有意识到大脑中实际调节行为的复杂的、去中心的活动的幸福中继续把玩它。意识流只是这种虚构的次发声（subvocalization），是头脑中「乔伊斯机器（Joycean Machine）」的混乱产物，在身体的内在动力中不起任何作用。内心的声音没有主人。整个事情都是一个用来糊弄人的骗局。

3. Getting Rid of the Bathwater

我们很容易迷失在 Dennett 式的比喻中。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其中有两个是重要的。「乔伊斯机器」和「笛卡尔剧院」。根据我的理解，「乔伊斯机器」是头脑中的机器，它负责编撰自传并控制着第一人称的口头报告。对 Dennett 来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是彻底分布式的，涉及大脑中多个子系统进行的程度上不断减弱的写作和改写活动。「笛卡尔剧院」是一个虚构的内部舞台，如果按照 Dennett 的说法，我们对心理自画像中的事件照单全收的话，这些事件就应该在这个舞台上进行演出的。拒绝笛卡尔剧院而支持乔伊斯机器，就是把一个人的大脑的每一部分都看作是积极参与自传的创作，而没有任何假定，即在该自画像的心理部分中自我描述的思想和印象的进展实际上在任何单独的舞台上进行。

这里有很多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同意的东西。首先，毫无疑问，正如我所说的，有些系统看起来好像是由一个中央智能体控制的，但其中的集体行为实际上却是由自主部件以未经任何编排的互相作用中产生的。当然，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以及其他动物做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没有任何中央控制机构的情况下完成。第二，我们应该无情地把我们对自己思想的概念中的笛卡尔式洗澡水给泼出去，用乔伊斯机器取代笛卡尔剧院，关注大脑如何「培植自我表征」，并拒绝这样的想法，即除了内心独白本身，还有其他地方是它所报告的活动的发生地。大脑是一个通过不同感官途径带来的信息仓库。对行为有固定影响的信息是由感觉运动子系统使用的，不需要有意识的登记。乔伊斯机器有选择地从这个非意识的、非交叉的因果和信息途径的杂音中提取信息，并在一个合作和减弱的过程中，拼凑出一个连贯的叙事，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关于客观世界的描绘，一个从叙述主体的角度看到、感觉到、闻到和听到（「我站在这里，感觉如此如此，看着这个那个，想着这样那样……」）。此外，我们应该认识到，拼凑出一个连贯的故事的过程本身是高度建设性的，它所产生的叙事是有漏洞的，并且经常需要被回顾性地修改，在运行中进行热修复。Dennett 对这一描绘的真实性的担忧是双重的。他认为这需要各存在一个信息和控制的内在中心，而他认为两者都不存在。

我相信，用「乔伊斯机器」取代「笛卡尔剧院」是一个重要的、深刻的反笛卡尔的见解，如果我们真的想了解自我是什么，我们应该像 Dennett 所说的那样，研究大脑如何产生自我画像的。我同意，这些画像既不是关于物体的图像，也不是存在于大脑中的某处圆形剧院，而是大脑作为一个整体所创作出的综合产物。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将心灵类比于]自组织系统的动力学比喻，并且反复坚持独白是为外部观众准备的捏造出来的的虚构，那么我想对 Dennett 提出[两点]异议：[首先是] Dennett 对独白的解释，即认为独白要求存在一个内在的对象，其次是 Dennett 对独白在身体内部运作中所起到的作用的看法。我想说的是，由乔伊斯机器拼凑起来的自传式独白——我称之为「乔伊斯流（Joycean stream）」——在身体的内部运作中具有重要的、实质性的作用，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独白的内容（除了通常的事实性错误之外）不是以生产它的系统为中心视角所观察到的、关于世界的完全真实的描绘。该描绘中的心理部分——描述思想的进程、观念和印象在心灵中运行的部分——应该被理解为是反身的，即作为对乔伊斯流本身的描述。

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更容易地看出来，我将刻意地考虑一个 Dennett 自己建议的系统，并不是不切实际地，作为自我表征的一个模型：一艘通过地图掌舵的船。我所说的「船」并不只是指物理上的船只，我指的是整个复杂的系统，包括船员、仪器和支持它的计算机网络。我认为导航是有周期性的；水手做的海文观测、仪器上被记录下的读数，这些都是通过一个衰减的链条，包括在各种媒介上的表现和再表现，最终转化为一个固定的船只坐标，绘制在周围水域的客观地图上。在现代船舶上，船舶离开岸边时通常带着一张完全准备好的地图，因此它唯一的认识论上的任务（epistemic task）就是更新自己的位置，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赋予船舶一个角色，就像早期的探险家一样，即绘制他们所驶过区域的地图。无论分工如何，设计、学习和经验的某种组合为船舶提供了足够的积累结构，在它航行时，它有一张比较基本的地图，它能够通过仪器读数确定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并在航行中增加地图的客观内容。为方便起见，我们假设地图存储在一台电脑中，其内容显示在主舱的屏幕上。这只是为了方便我们从外部监控其内容。一旦船舶的坐标被绘制在地图上——我们可以假设这是通过在地图上放置一个小的船舶模型来完成的，这个模型有足够的结构来确定其方向，并且可能对船舶的其他重要属性进行编码——一个看着屏幕的官员，或一组官员，或计算机本身，开始行动，将绘制的位置与目标目的地进行比较，利用地图上固定内容所体现的信息来绘制和比较替代路线，最终得出一个「以98节的速度向正北前进」这样的决定。该决定被传递给分布在各自岗位上的船员，他们将其转化为具体的一系列操作，以便在环境配合的情况下，让船舶按规定的方向行驶。然后，这个循环又开始了。新的仪器读数被采集、转换，并输入计算机。新的坐标被绘制出来，并与目标目的地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假设，船员是某种自动机（automatons），他们会把从句法上（syntactically）认识到的命令转化为具体的操作程序，但他们不理解命令的内容，也不了解船舶在空间中的位置，因此，这些信息只在主舱中得到体现，而且——如果我们去掉船舱中的官员（抛开对可计算性的保留）并让计算机执行所有的决策周期——只在主舱里的那张地图上得到体现。

如果我们只关注地图上不断变化的内容，忽略所有没有明确表征在上面的活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信息流，其内容是以船为中心的空间景观的不断演变的客观表征。这个信息流以信息状态的形式接收来自环境的输入，这些输入的信息状态包含自我定位（self-locating）的信念的内容，但是它被一个内部逻辑所推动，这个内部逻辑将这些状态转化为行动方针（prescriptions for action），而这个内部逻辑大致上具有审议（deliberation）的形式。此外，这些行动方针会反馈到船上，如果机器的其他部分都运行地很顺利的话，就会指导船的运动。

我们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地图为导向，用非个人的术语来描述这个世界。我们的地图比大多数船只的地图更复杂，内容更丰富。它们有一个时间维度，有一系列丰富的、在表征意义上非常重要的定性属性（qualitative properties），以及因果结构。它们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语言的形式被编码的，而且有明确的心理成分。我们不只是监测我们的空间位置，我们还跟踪我们的物理属性和我们的表征状态，用明确的意向性术语描述，我们把所有这些都纳入我们的自我模型，还有我们个人历史的明确记录。所有上述这些元素都可以添加进船的比喻中：比如通过给地图添加额外的客观内容，或通过添加一个可以用来在地图所代表的空间中给系统导航的自我模型。我们可以开始以一种模式化的方式理解为什么有些信息，而不是其他的一些信息，应该被明确地表征出来，以及为什么有些行为可能被有效地置于审议式的控制（deliberative control）之下，而不是其他行为。这个信息流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一个庞大的、基本上是自我调节的官僚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它不知道维持系统运行的日常活动，但它负责设定长期的目标，跟踪系统的进展，并施加必要的影响，使行为朝着目标的方向发展。

按照我的理解，「乔伊斯机器」不是信息流本身，而是支持信息流但没有被表征的那个设备。它所做的工作是由船员和支持设备在船上完成的，这些设备将仪器读数等转化为显示在主舱中的自我中心的表征。然而，这里的中央显示器是完全可以消除的。屏幕的作用是将信息流转化为一种从外部（对我们这样的人类来说）更容易看到的形式，但对于船自己的目的来说，信息流完全可能被埋在计算机复杂的内部工作中，只有需要使用它所包含的信息的那些子系统可以访问，并以一种不一定是视觉的形式传达给它们。信息流必须与它所控制的船上的子系统对接，它可以用它们自己的语言与它们对话。在船的「动态经济」中，地图本身既是信息的中心，也是控制的中心，它把来自不同感官子系统的信息汇集在一起，以一种可以与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获得的信息相结合的形式呈现出来，并共同作用于行为。它不仅仅是为外部观众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像，它还创造了审议发生的表征空间，而且（尽管 Dennett 肯定是对的，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更不审慎得多），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被表征为在指导行为的这个审议过程确实是在指导行为。一个系统的动态组织（dynamical organization），其行为是由这种统一的表征空间来指导的，这与白蚁巢，甚至布鲁克斯机器人（Brooksian robot，罗德尼·布鲁克斯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机器人学家）的动态组织完全不同，后者的行为是一系列独立子系统联合运作的产物，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的表征空间在做自己的事情。为了明确地进行比较：

• 系统1：自组织系统 从不同的外围来源引出的信息流直接进入独立的运动系统。该系统表面上的协调行为是由自主的感觉运动组件的集体活动产生的。
• 系统2：导航系统 来自不同的外围来源的信息被绘制在一个中央地图上，并用于产生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流，在这个信息流中，在被送入支配身体运动的运动通路之前，要经过一个审议流程。
• 系统3：Dennett 的模型 来自不同的周边来源的信息被绘制在一张中央地图上，并被用来产生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流，在这个信息流中，它被传递到一个审议流程中，但这个信息流现在被排入到环境中。行为仍然被那些绕过审议过程的子系统所控制。

Dennett 的模型占据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中间位置。它承认乔伊斯机器统一了从感官进入运动通路的信息流，甚至经历了审议阶段，为行为提供理由，产生行动方针，并将这些方针表征为与运动的产生具有因果关系。但它使信息流成为内部动态中的一个惰轮（idle wheel）。我们可以摒弃笛卡尔剧院，接受关于大脑如何「生长出自我表征」的建设性描述，并通过将我们自己视为导航系统来挽救信息和控制的内部中心的存在。信息枢纽（informational hub），即心灵中「所有东西都汇集在一起」的地方，不是杜撰的笛卡尔剧院，而是乔伊斯独白本身，它同时也是能动性（agency）的所在地。这是一种容易识别的动态组织，与纯粹的自组织替代方案和丹尼特的变体形成对比。

乔伊斯机器是一件昂贵的设备，而大自然通常不会花钱在那些不能赚取其动态效益的设备上。是什么导致了 Dennett，他自己在无数方面都强调了大自然的节俭，（至少表面上）否认它发出的信息流在行为的产生中起到了它自我描述的指导作用？据推测，自组织系统的例子，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见解，以及控制论在设计系统时成功地应用了这些见解，这些系统在没有明确地绘制地图的情况下成功地通过复杂环境。这些系统巧妙地利用感觉，运动通路，以及反馈回路之间的直接信息联系，产生了类似导航系统所具有的一些特征的行为模式。然而，当我们不看它们对刺激的一阶反应，而是看这些对刺激的反应是如何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时，我们就能发现它们的局限性。自我建模的动态优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实用船的例子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对自我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明确表征增加了自由度，使一个系统能够自发地调整其反应，以适应独立于当下发生的刺激的情况变化。地图的绘制和保存与自我表征是相辅相成的，地图的绘制与保存允许一个系统将全部明确存储的信息以一种立即和直接取决于自我定位参数值的方式用于情景行动（situated action）（关于这一点的发展，见 Ismael, in press）。

最后，我想淡化自我是否存在这个讨论的重要性。我同意 Dennett 的观点，即大脑中不存在什么珍珠，大脑中也没有什么上演着我们心理历史的独立剧院。我倾向于认为这些都是关于自我的可有可无的神话，受到「我」的语法上的鼓励，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兴趣。所有这些，以及所有需要支持「我」的使用的，是「乔伊斯流」本身。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地了解两种系统之间的区别，前一种系统的运动部分是由一个统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流所安排的，而后一种系统则是像白蚁巢或布鲁克斯机器人那样的系统，其行为是由一系列不相交的信息流共同运作而产生的。

我们需要在内部剧院和白蚁巢之间谨慎地引导一条道路。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乔伊斯机器视为认知架构的后期补充，而认知架构的基础是自组织系统。如果我们想把自己看作是自然进化的生物，我们需要看到一条从较简单的系统到自我模型的发展路线。而且，我们不想取消我们从设计机器人和研究白蚁巢等系统中学到的东西，即在没有明确表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多少事情。乔伊斯流所发挥的实际影响是通过转移其他子系统的因果途径而被征用的，只有那些不能被子人格机制（subpersonal mechanisms）有效控制的行为才是有用的转移。但我们不应该忽视通过明确的自我中心模式进行引导的优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导航的地方，而不会陷入错误的笛卡尔式的心灵观。

4. The Many Voices of Dennett

我对 Dennett 的观点的理解是，他否认存在一个内部的负责信息和控制的中心。与此相对，我认为，在一个被以自我为中心的地图所引导的系统中，地图本身就是信息和控制的中心，它提供了一个表征空间，通过感觉途径进入的信息被绘制在一起，并共同作用于行为。如果 Dennett 有时说得好像在地图的自我中心空间中发生的审议推理在身体的内在动力中没有作用，他并不总是这样说。这是他作品丰富性的一个产物，人们可以找到多条论证路线，而当它们可以被拉开时，要调和它们并不总是容易。我在这里遵循了其中的一条：主张与自组织系统进行类比的那条，坚持认为信息和控制都是彻底分布的，并且似乎否认乔伊斯机器是除身体动力结构中的一个无用惰轮之外的一切东西。我不想在 Dennett 的众多声音中扮演乔伊斯机器的角色，但如果我试图编织一个一致的叙事，这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不和谐的线索。当他以其他声音说话时，他赋予了乔伊斯机器一个核心的、相当实质性的角色。它成为信息的储存库，是全局的工作空间，信息被存放在这里以供全系统使用，是可分离的子系统可以见机联合起来的地方（where opportunistic coalitions are formed）。他甚至把乔伊斯机器称为人类机体的「控制中心」。

在《意识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1992年）和《自由的进化（Freedom Evolves）》（2003年）中，有一些段落似乎与我所说的关于乔伊斯机器的动态作用相一致。而 Dennett 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描述了自我调节和内部控制的引导过程，是它导致了我们具有了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塑造人格的特质（personmaking qualities）。但是，只有在以客观呈现的世界为背景的自我的明确表征中，才会产生把自己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作为意向性对象的能力，以及相关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的能力。意识流是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可能存在的空间：乔伊斯机器创造了这个空间。

我不知道如何调和这种矛盾。这与 Clark（2002）分析得出的一种紧张关系密切相关，一方面是认为人类心灵与其他适应性生物的心灵[之间的区别]是完全连续的，另一方面是认为人类的心灵有一些特殊之处，这些特殊之处支撑着相当特化的能力的矩阵（matrix of specialized capacities），这些能力最终积累起来、导致了只属于人类的那种智能。Dennett 认为语言是这些能力的来源，他认为语言为我们自己和世界的状态提供了标签，并使我们能够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为明确的思考对象。但有强烈的迹象表明，是因为一些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差异，使得语言，除了以最基本的方式外，只能被人类的心灵运用。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他动物没有发展出与我们自己的语言框架相同的深度和范围，也是因为我们不能跨越物种界限输出我们的语言。我们甚至不能教会与我们在系统发育上最接近的亲戚（closest phylogenetic relatives）使用我们所发展出的语言。

如果我们能把语言看作是植根于明确的自我表征的发展中，那么这种紧张关系就会得到解决——不是简单地表征我们的身体如何在一个空间上延伸的景观中运动，而是表征我们自己和我们在一个有着因果结构的世界中的状态。这个更丰富的表征环境是我们作为感知者（perceivers）和行动者（agents）的概念之所以产生的背景，我们在周围的事件中影响和被影响。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自己的状态和环境的状态之间的区别，以及我们自己的行动和我们周围的事件之间的区别，都可以被确定下来。而且，这也是 Dennett 认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引导过程所需要的，它是塑造人格的特质（person-making qualities）的矩阵的来源。这赋予了乔伊斯独白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信息枢纽、推理的场所、控制的地点。按照 Dennett 自己的说法，全面的人格产生于在其中发生的自我评价和自我定义的过程。

5.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我们为什么要表征我们的过去？不仅仅是我们为什么要表征过去，而是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要表征我们自己的过去？为什么我们不在有关个人历史的信息被用来确定我们目前的情况后立即将其抛弃？如果我刚才讲的故事解释了我们是如何通过自我表征循环这个路线来处理感觉信息，并以此来生成一个关于一个时空上延展的景观的当前情况的明确表征所带来的动态好处，但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自我表征有一个时间维度。回到船上的地图绘制和记录系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给它的地图增加一个时间维度，但仍然让它只追踪它当前的位置，这样它的反身性的，或者说第一人称的表征内容仍然是「我现在在这里」。相比之下，我们保持着个人过去的动态记录，随着每个时刻的过去而书写和改写。说我们通过现在的镜头看过去并不能捕捉到它的复杂性；我们通过把我们和它分开的所有现在的分层镜头看它，而这些镜头中的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转换效果。如果我们从研究情境认知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大自然不会毫无目的地具体化（reify）该结构。沿着时间维度对结构的具体化（reification）是如此的奢侈，它亟需被解释。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结构是多么的奢侈；我们内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的横断面都包含了一个有选择的、向后看的整体形象，这个形象不仅被更新，而且受到持续的、回顾性的重新审视。

这种解释对各种地图都有同样的形式。具体化的意义在于将信息带入审议的循环中，在那里它可以对行为产生影响（以集体的形式，而且是以自我定位的方式来调节）。因此，问题是：关于我们个人过去的信息在审议中起什么作用？以这种形式表述，这个问题很容易。一个保留了其过去的明确记录的系统可以做出承诺，接受和获得承诺。它可以形成发展中的关系并形成个人项目。它有自己的利益，可以系统地执行一个扩展计划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能力都取决于以明确的形式保留关于个人过去的信息。就像一艘根据地图驾驶的船的行动不仅受其眼前的空间环境的指导，而且受其与位于其当前感觉视野之外的目标的关系的指导一样，我现在的自我的行动不仅受我眼前的过去的指导，而且受我更遥远的过去的指导，以及这些行动对长期目标的贡献的指导。

6. Unity

Dennett 将他的观点表述为对自我的现实性（the reality of the self）的挑战，但其背后的问题与统一性（unity）有关。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在思维-感知主体的概念中所隐含的统一性在仔细检查后会被消解，因为心灵会被分离成一系列自主的子系统。通过地图引导的复杂系统的例子揭示了新的统一性类型，这些统一性类型一方面区别于原始的精神生活的中心，另一方面也区别于白蚁巢和鱼群。我想简单说一下它们是什么。乔伊斯机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统一角色。它的工作是把通过身体的信息流重新组合起来，把它们映射到外部环境的内部重建中。这种内部重建提供了表征性的背景，而审议就在其中进行。在这种安排下，出现了三种相关的统一性类型。第一种是我所说的「合成性统一（synthetic unity）」，当来自不相干的信息被映射到一个共同的参考框架中时，就达到了这种统一。第二种是当一组独立的、可能相互冲突的信息流被整合成一个单一的、集体的声音时，所达到的「唯一性统一（univocity）」。第三，当一个系统的各个部分在这个单一声音的指挥下运作时，就会实现「动态统一（dynamical unity）」。

7. Synthetic Unity

一个人不能仅仅通过让信息流都通通倒进一个垃圾桶里来结合信息流。信息必须被整合，也就是说，它必须被分类、组织和绘制在一个共同的时空和描述性参考框架中，以确定重叠部分，并将通过不同途径进入的信息联系起来。这就是乔伊斯机器的工作。它的工作与侦探从部分重叠的证人证词中编织出一个连贯的叙事所做的那种信息整合并无不同。个人的时间线和空间运动在一个客观的参照系中被共同绘制出来，以确定接触点。一位目击者观看晚间节目的时间与另一位目击者在巷子里看到陌生人的时间相吻合，一位目击者听到的爆炸声与另一位目击者看到的闪光有关，一位目击者报告丢失的手套与后来在现场找到的手套相吻合。这个故事经历了多个草稿，在出现叙事漏洞的地方添加了信息，当他们离开视线时，轨迹被延续，做出选择以解决相互矛盾的叙述。整合故事并不报告任何一个证人所看到的东西。这不是它的作用：它是一个重建的汇总编辑，确定了接触点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8. Univocity

这个整合过程将大脑中的各种声音显现成一个单一且连贯的信息流。当你把潜在的竞争性信息流的集合显现成一个单一且连贯的信息流时，我会说你给了它们一个「集体的声音（collective voice）」。正是这种声音的显现，使系统能够作为一个统一的行动者行事。考虑一下选举和公投将人口中相互竞争的个人声音的喧嚣变成单一且连贯的信息流的方式。一个人口被正式调查，以了解对公共重要事项的答案，而调查的结果以官方身份作为人民的集体声音。选举过程给了社区一个集体的声音。我们可以用一种宽松和比喻的方式来谈论人民的声音，但如果没有选举机制将收集好的个人意见转化为集体的「是」或「否」，就不会有真正统一的意见。或者考虑将最高法院法官的意见转化为单一意见的程序，这是以集体的身份所发布的以或书面或口头的形式表达的声明。没有集体的声明，就只有许多意见的集合，但没有集体的意见。当我们说「人民选择了某某作为他们的新总统」或「法院裁定法律修正案违宪」时，有关的态度就归于集体了。人民的选择不是我的或你的，是我们的。法院的意见不属于 Sutter 或 Roberts，它们是集体的财产。集体意见不需要是其成员意见的任何简单函数。事实上，在典型的情况下，产生集体意见的过程——导致选举或裁决的来回辩论——有一个复杂的动力学过程，涉及反馈和前馈连接，改变了群体的意见，使其实际上是不可预测的。当被赋予一个集体的声音时，一个复杂的系统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意向性的系统。

乔伊斯机器给了心灵一个集体的声音。如果没有它，那就只会有一大堆的信息流，从感官表面进入运动通路，但没有一个整体的、表征的状态可以被适当地归于它们，除了衍生的和比喻的意味上。有了它，心灵是一个统一的表征系统，有自己的声音。乔伊斯独白中归于自我的态度属于统一的系统，就像最高法院发言人归于自我的态度属于作为一个群体的大法官们一样。这个声音（voice-piece）是否在作报告？我宁愿说它是在断言（assert），并强调断言的表演性。报告带有独立于其宣称的主题的含义。一个声音（voice-piece）通过宣称（pronouncing）使它所报道的内容成为事实。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人民还没有说话，在最高法院的发言人代表集体做出决定之前，也就是说，在发言人说出「我们，法院的法官们，将意见记录在案...... 」这样的话之前，最高法院还没有做出决定。这种表演是承载真值的，但也却是自我实现的。

Dennett 把「乔伊斯机器」当作一个宣传艺术家，就像一个白宫的亲信，把无领导的政府歪曲为一个统一的行动者，而我则把它当作一个声音（voice-piece）。心灵的「我」（the “I” of the mind）并不是寄存在湿件中的大脑珍珠，就像「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不是潜伏在民众中、起到控制作用的行动者一样。在人群中寻找集体声音的主人，或者在法庭上寻找一个做出法庭裁决的人，我们会发现自己就像 Dennett 在大脑中寻找一个自我（或者，事实上，休谟在他的印象中寻找它）一样茫然。

所有这些讨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系统中不一定要有一个起到控制性作用的智能来支持对它的意向性态度的归属。如果这些主体存在，而且它们不是由人在基本层面上投入世界的，那么它们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从更基本的——最终是非意向性的——元素中组成。具有意向性态度的主体所拥有的那种统一性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挣得的，这里的建议是，它是通过锻造一个集体的声音来实现的。整合来自感官表面和经验记忆的信息流是大脑为我们做的事情。但需要统一的不仅仅是这些信息流。它也是过去自我的许多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概念和信仰的承诺；这些自我只有通过自觉的纪律和工作才能被整合。

我认为，这种理解事物的方式既能恰当地捕捉到我——即这些自我归属的思想和印象的主体，即那个在我思考时也思考、在我行动时也行动的东西——是简单的，也能捕捉到我是复杂的意义。我是复杂的，因为我是由一系列的子人格成分（subpersonal components）组成的，但我用一个单一的声音对世界说话。我的声音不会分解，我个人声音中自我归属的态度属于我，而不是我的部分。声音不是由声音部分（voice-parts）组成的，而声音的自我归属的态度也不归属于产生声音的系统的任何部分。有一种说法是，分体论（mereology，谓词逻辑的一个应用）可能会给出物质系统的构成逻辑，但它并没有给出声音的构成逻辑。一个社区是许多人的集合，但一个集体的声音不是许多声音的集合。

我们把乔伊斯独白中的自我归属视为表征状态能否被恰当地归于主体的标准，正如我们把乔伊斯独白范围内发生的推理视为可以恰当地被归于主体的推理，把被乔伊斯独白中发生的推理所控制的行动视作为可以恰当地归于主体的行动。 所有这些，再加上乔伊斯机器是独白的发源地这一事实，使我们很容易将自我与乔伊斯机器联系起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应该 di zhi 这种诱惑。 乔伊斯机器不过是一个声音（voice-piece），其对一个集体起着核心的统一作用。但这个声音是集体的声音。将自我与乔伊斯机器相提并论，就好比将『我们』（「我们人民……」中的那个「我们」）与『我们』的选举机制相提并论，或将『我们』（「我们最高院……」中的那个「我们」）与最高法院的发言人相提并论一样，是错误的。

9. Dynamical Unity

信息流的整合点与动力学有关。声音是传播信息的渠道。它可以调停与其他系统的互动。在社会环境中，对于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有一个声音（voice-piece）代表它作出公开的断言，那这个负责系统就可以获得一个行动者可以获得的那种规范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公共承诺和权利。这对公司和企业来说，就像对人和政府一样是肯定的。当我们拥有一个通过公共声音进行交流的集体系统时，我们会在集体间层面获得一种涌现的动态：与较低水平的动态相对无关的特殊互动模式通常无法从支配其组成部分的法则中预测。同样，政治社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人口聚集成国家单位，由政府充当那个声音（voice-piece），并在国际层面上产生一种动态。复杂的反馈和前馈互动可以使集体间的动态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人口成员的具体活动，并且实际上是不可还原的。集体的声音也可以发挥内部作用，反馈到系统的低层次组织中，指导其组成部分的行为。比如，想一想一个被集体投票通过的法律是如何对其成员的活动产生约束作用。或者想想一个委员会，它聚集在一起决定其集体活动，然后解散，让每个成员执行其集体计划的一部分。一个复杂系统的各个部分在一个集体声音的指挥下，以一种单一的意图和目的行事，这对于各自单独行动的组成部分的集合是不可能的。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从高层到低层组织的动态联系是大多数宏观秩序的来源。在自组织系统中也有信息在各层之间传播的渠道，即那些没有声音的系统会把有意向性的态度归于自我。在这种特殊意义上，有声音的系统的特殊之处在于，集体和其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是由自我表征的循环来调解的，正是自我表表征的循环创造了审议的空间，即推理内部运作的空间。内部独白的统一声音做了这两件事：它允许我们作为统一的行动者与其他自我互动，而且，在它对其「成员」进行控制的范围内，它还允许它们作为一个团队行事，为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做出协调的努力。总而言之，思考主体的同步统一性（synchronic unity）是由乔伊斯机器的整合活动（unifying activity）所带来的声音和能动性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