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畴的关键进阶：定义
本文有点长，意在从哲学的方向来解释知识是如何形成的。
人们说康德是一个水池，在他之前的西方所有哲学思想都汇集到了他这个池子里，而在他之后的西方所有哲学思想都是从他这个池子里流出来的。
此言不虚，他对范畴的推论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突破。由康德对范畴的阐述，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了人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同样的，借助康德的范畴理论，我们也能够解释很多我们难以理解的文化问题。
比如，龙在西方是邪恶的象征，而在东方则是祥瑞的象征。宗教在西方是人的精神寄托，而在东方则是迷惑人心的东西。这些都是缘于不同地方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范畴路径。久而久之，即便是同宗同源的晚期智人的后代们，也因为范畴的原因对这个世界的现象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认知。
事实上这些都是范畴对人的理性的禁锢。那人类是如何突破这种禁锢进行交流和融合的？我认为帮助人类突破范畴禁锢的，就是定义。我认为，定义是尚未被充分认识和研究的范畴与理性之间的一道桥梁，定义就是范畴的关键进阶。
简单来说：我们在认识这个客观世界时，因为感性能力的不同，所以我们各自的经验都有很多先天的差异。如果没有定义，则范畴无法统一，经验无法交流。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两个人机缘巧合在一个技术论坛上匿名讨论，那么他们可能会成为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但如果他们碰巧又在另一个社论论坛上进行了一次匿名讨论，那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些小事而相互谩骂，视对方为不可理喻之人。
事实上，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普遍。为什么我们在讨论科学技术问题几乎从来不会出现价值倾向的分歧，但对社会文化问题却总有难以弥合的思想鸿沟？
我想，原因可能不仅仅是实证因素。因为社会文化议题也可以实证，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这些问题上也持有中立客观的态度？科学技术也有无数悬疑待解，为什么我们就能客观理性地看待？
答案就是我们忽略了定义的重大意义。
这里说的定义不单指确切的规定和内涵，也包括普遍的概念画像。事实上，我们所定义的所有事物，其规定和内涵都有过变化，或者说都是不确定的，即便是科学。人类社会对同一事物的概念其实从来都是千差万别。
先抛开社会文化概念不说。就拿科学来说，比如天文学中的太阳系行星，原来是八个，后来改成九个，现在又改回八个。其原因就在于天文学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对行星有了新的认知。虽然无论是八个还是九个，这些行星的运行规律和本质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但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它们却有着显而易见的指引作用。
也可以说，我们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要领，不是看我们观察到了什么，而是从这些客观世界的表象中，能够得到什么方向的启示。所谓的理性的局限性，其实质就是方向的先天迷茫。而造成这种迷茫现象的，正是范畴的先天不足。
范畴是我们的大脑的知性能力在综合（动词）所观察到的表象时所遵循的规则。尽管在康德哲学的语境中，人的大脑所拥有的这种综合能力是一种主观先验的东西。但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既然说它是规则，它就必然不是天然的，而是后天塑造的。那这种后天的规则是如何被塑造的？
这仍然要从七万年前说起。
七万年前，尼安德特人被走出东非的晚期智人逐出历史的舞台，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团队规模都很小。与晚期智人相比，虽然他们更强壮，脑容量更大，但他们没有形成虚构故事的能力。因为没有角色的划分，一旦离开彼此的视线，就无法交流和协作。而晚期智人则通过故事凝聚成一个个数量更大的团队，即便远离彼此的视野，也能够通过角色的划分记住自己的任务，从而对尼安德特人实现了分割和包围。
但有一点常被学者们忽视：虽然在七万年前晚期智人就已经能够组建大规模的团队横扫整个世界，但直到最近一万年，人类社会才开始定居筑城，烧制陶器，萌生农业文明。在这当中，晚期智人至少有六万年的时间是处于一种组织规模很大但却没有知识的非文明状态。换句话说，虽然晚期智人在七万年前就形成了大规模的组织，但并不能将表象综合成知识，因而只是一群没有生产力的暴走人猿，距我们用文明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的定义，还差关键的一跃。
这六万年的知识空白说明，知识在组织之后，它的形成与组织相关。关于这一点，华夏先民们的阐释是最精准的。在汉字中，“文”字和“交”字以前都不曾有过繁体字，从始至终都长这样。说明他们在发明文字时，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所谓的文化本身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诞生。不单这两个字长得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它们的形状也是以直白的交叉形状来呈现。
所以，我们可以推论：范畴是在组织的作用下，通过人与人之间长达六万年的交流和融合才逐步构建起来的。
当然，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晚期智人之前的长达300万年的历史中，包括尼安德特人等所有人种，他们的交流和融合都没能形成范畴？而晚期智人只花了六万年就形成了？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晚期智人有了角色的意识，二是晚期智人的组织规模更大。
虽然我一直很反感组织塑造了人性这种说法，但现在看来，似乎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如果假定是组织孕育了人的知性综合表象的能力，那很多问题可能就要好解释得多。
首先，从康德哲学的出发点来看，人的大脑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形成范畴的。康德认为，经验不是直观得来的，我们的感性真正能够直观（也称纯直观）到的东西只有空间和时间。我们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大脑在接收到感官传来的表象信息时，其实都是一团杂多无序的影像和其它包括声音、温度等直观信息。而知性在对表象进行主动综合时，包括把握、再现、分类、标记等，无一不是人们彼此协作的结果。事实上，这些行为都是个体代入一个角色之后，才有必要。我们很难想象在没有集体意愿时，作为个体综合这些表象有什么意义和必要。
其次，人类为什么需要长达六万年的时间才能够形成知性综合表象的能力？或者说，为什么人类只花了六万年就能形成了知性综合表象的能力？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那就是这种能力是一种训练的结果，而不是主观先验。而人的自我意识也正在这段漫长岁月（对整部生命史来说也可以说很短暂）中通过将表象综合成了有序的经验和知识后，才逐步从我们大脑中那些原本有着既定方向的意识流中浮现出来。
也可以说，所有动物大脑都有类似的意识流，但晚期智人因为角色和故事的需要，在综合外界表象时，让大脑中的意识流发生了转向。这个转向不是几何语境下的方向改变，而是被增加了额外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晚期智人在角色意识的启发下，将表象虚拟成客观角色的行为，也可以称其为代入感。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组织虽然能够促进人的知性综合表象，但不是所有组织都有这个功能。比如蚂蚁，虽然它们有组织，但它们没有大脑，没有先天的知性能力。而大猩猩、尼安德特人等，虽然它们有大脑，但他（它）们还没有像晚期智人那样发生那次关键的基因突变形成虚构故事的能力，因而没有角色的划分，组织规模也太小。晚期智人的组织之所以与众不同，其关键就在于在这个组织中，个体有了自身作为一个故事角色的觉醒，组织规模更大，交流更广泛。所以晚期智人才得以突破视野、声音限制形成大规模超视距、超声距协作。
如果我们需要将晚期智人这种带有故事角色特征的组织与蚂蚁、大猩猩等动物的组织进行区别的话，我觉得只有一个词语能够精确的描述这种区别，那就是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就是一种故事化的组织，只有当成员依靠故事联合起来，这样的组织才能被称为社会。
虽然我承认组织对人性的塑造作用，但我仍然想强调个体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因为，正如蚂蚁、大猩猩也有组织性那样，作为晚期智人的组织，其本身也并不是自我意识和人性诞生的充分条件。我们或许可以说组织是人性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如果晚期智人没有作为故事角色的觉醒，那我们的组织也与其它动物的组织没什么区别。我们或许也能依靠这样的组织求得生存，但绝不可能诞生文明。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大脑得以形成范畴体系离不开组织，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要面临一个重要的追问：对组织而言，知识传播的第一步或者说知识得以累积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答案就是定义。如果没有定义这个关键环节，那人们就无法交流彼此的经验（经验也可以看成是表象经知性初步综合形成的知识原料），而再现、分类、标记等综合手段都要以定义为前提或者说是为定义服务。因为我们的大脑和感官只是性状一致，但能力却参差不齐。有的人视力好，有的人脑容量大，有的人对某些东西特别敏感，有的人则是色盲。所以，人们的感性能力或者说接收到的表象信息是有差异的。如果没有定义这个关键步骤，那即便我们将各自感受到的外部表象综合成了经验，那我们彼此也无法进行交流，因为这些被初步综合而成的经验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从形成社会到知识和文明的诞生，这中间间隔的时间正是被定义能力的缺失所耽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经验如果交流顺畅，知识是很容易传播和累积的。但在早期，晚期智人并没有定义的能力，无法准确理解对方传递的经验，所以文明才较社会晚了六万年。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六万年时间就诞生了文明，也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定义的能力，快速地提高了理解彼此经验的效率。
当然，动物的代际间也能传递经验，但绝大部分都是身教，还有一些直接推入实践从旁指导。但动物没有抽象语言，所以无法将经验转换成抽象的概念，不能像人类这样用知识的形式将经验广泛传播和脑外保存。
定义之所以如此艰难，仍然是因为范畴的原理。尽管我不赞成康德所说的范畴是一种主观先验，但我们也确实很难解释人的大脑是如何形成“先验统觉”能力的。我们只能说，人的大脑在角色意识觉醒后，在组织（社会）中，被迫进行了转向。但这个转向并非短时间能够完成，甚至可以说，我们至今都没有完成。
因为我们的大脑在升级成目前这种有一定智能的状态之前，它的运作方式是很机械化的。简单来说就只有“案例存储-模型构建-指令传送”三个步聚。这个过程就跟我们身体内的免疫体系差不多，全靠对病毒信息的“穷尽存储”和“遍历回溯”来完成。你可能会问，无法穷尽无法遍历时怎么办？出现了新的案例怎么办？答案就是死亡或称被筛选出局。生命以“繁殖-死亡-变异-再繁殖-再死亡-再变异”这种模式对抗自然筛选，本身就是一部悲壮的史诗，也是另一个宏大复杂的命题。
所以，人的大脑到目前为止并不是没有开发完全，而是转向尚未完成。我认为转向的关键，就是定义能力的进一步增强。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文化议题都应该像科学技术那样必须要有清晰的定义。事实上这也无法做到。但至少我们应该在讨论这些议题时，应该有一种定义的自觉。
有了这种定义的自觉，人们之间的交流和讨论，才能称得上理性。否则，所有的争论都只能被看成是各自在被自己的范畴和有限的经验操控下的情绪表达。
再回到刚才太阳系行星数量的问题。这件事情并没有像一般的社会文化议题那样引起什么争议，没有人因此指责这是在违背传统和原则，或者说有什么利益相争。其原因就在于天文学家们一开始就是依靠定义来工作，而定义则加速了天文学家们达成共识的速度，也消解了彼此的经验差异带来的先天矛盾。
其它科学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应该追问一个问题：科学让人们容易接受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过程还是方法？我觉得应该是后者。也就是说，科学能够冲破各地区人们几千上万年形成的固有范畴，其根本原因是它的研究过程中，所有要素都有准确的定义。也正是这些准确的定义才让科学实验和推论全过程都有了广泛的信任基础。
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定义本身就是一种门槛。这个社会之所以被割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彼此定义能力的差距。
定义事实上就是一个漫长的范畴之间的融合，但同时这种融合自身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怎样的定义才更接近事实的真相？或者说怎样的定义才能成为讨论的前提？也唯有交给时间去检验。
按海德格尔的说法，人类的世界与其它生命的世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类的世界充满了可能性”。但可能性的另一面就是不确定性，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定义无法自发的生成，理性的迷茫也就不可能自发的消失。
但明白定义是讨论的前提，对我们人类而言意义却非常重大。因为人类社会所聚集的能量已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倒退回到六万年前那种有组织但无法交流的状态，那我们所掌握的能量很可能成为毁灭彼此的武器。定义无法消除分歧，但它是人类文明诞生和成长的重要前提。
所以，即便我们不能奢望他人能够在讨论之前先有定义的意识，但至少我们自己应该有这种自觉。因为就个体而言，我们每个人以这种物质的智能联合体形式存在的时间，都相当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