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惹的祸
南朝梁元帝萧绎，是个很有意思的皇帝。他才华横溢，智商超群，天文地理，琴棋书画，无所不精，酷爱读书，藏书达十几万卷，甚至在敌人围攻都城之际，他仍然淡定地给群臣讲课，而大臣们则是戎服以听。想来真是名士风流的画面，跟另一个名人——捷报传来，却淡定下棋，只淡淡说一句：“小儿辈大破贼”的谢安有的一拼。
然而萧绎的命运却是截然相反的，他智商高，情商却很低，性猜忌，杀了很多同族的兄弟子侄，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智慧，最终导致身死国灭。让人扼腕的是，在城破之际，他竟然命令侍从把他穷尽一生收藏的十几万卷典籍全部付之一炬，给中华文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这究竟是怎样的心理呢？想必也是因为爱之深，不想让自己的珍藏落于敌人之手吧。但他被俘虏以后，有人问他为何焚书，他的回答则是：“读书万卷，尤有今日，故焚之！”
城破之前，他仍然在大臣面前讲课，这不是装清高，他一定认为书可以带来慰藉，带来智慧，能帮助他们化解灾难，然而当败局已定，他成为阶下囚，反思失败的原因时，内心也一定充满了悔恨，痛苦，和信仰的崩塌，否则他应该也说不出那样的回答。
萧绎的失败其实不是孤例，南唐李后主，宋徽宗，这些才华横溢的君主，都是相似的命运。他们本该是顶级的文人学者，无奈却当起了君王，秉性严重偏离了一个合格君主的标准，优点无所发挥，缺点暴露无遗，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也有文人带兵的典范。比如王阳明，他创立阳明心学，拨乱反正，重拾孔门正道，文治武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比如曾国藩，也是书生从戎，即使在军务倥偬时，也是手不释卷，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位极人臣，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终极理想。
如果要分析两者的差异，我们得出的最重要启示是：光读书，不可取，读书一定要跟实践相结合，一定要学以致用。其实萧绎李煜等文人君主并不是没有学以致用，只是他们用的方向不一样，他们自幼长于妇人之手，养于深闺之中，不识民间疾苦，只能把才华用在著书立说，文学创作上，而不能用在政治军事上。而王阳明曾国藩都是以身践道的儒家弟子，书上的道理和做人做事密不可分，已经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他们阅历丰富，体察民情，用丰富的社会实践来完成人生的进化和修炼。
所以，读书不是避难所，不是挡箭牌，不能跟现实生活割裂开来，如果一个人自诩爱读书，却只能夸夸其谈，不能在事功上体现出来，那他估计还是走到了岔道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