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之春里的空间秩序：以庾信《春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以“京城”和“春天”为主题的诗赋作品中，有使用众多地名的传统，这显示了作家对空间位置的强烈关注。诗人的视线所及，不但能展示真实的空间秩序，更能展示经过艺术处理的空间秩序，从而传达诗人内心的思想和情感。对此，我们从庾信《春赋》，以及与之相关的多篇诗赋中，就能清晰地察觉。
一 京城赋：《春赋》使用京城地名的渊源
《春赋》是一首描写春日活泼景象的作品。当“春天”主题与“赋”文体相遇时，丰富而美丽的物色描写几乎是免不了的，而《春赋》在欢欣鼓舞地陈述春景时，提到了许多地名，例如：
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
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开上林而竞入，拥河桥而争渡。出丽华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官。
庚信《春赋》对地名的热爱，可以从“春天”和“京城”主题的赋作传统中寻得原因。“赋”是一种强调“空间”表现的文体，因为赋中往往陈列众多的物象，并且重视陈列的丰富和美感。这可以看作对绘画艺术的一种模拟：文学作品虽然无法形成真正的视觉效果，人们却可以通过联想来模拟。钱锺书评价汉代大赋中经常使用“东南西北”等方位词，就是为了“作风景画”（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906页）。因此，我们在“春天”主题的赋中，往往能发现许多标示方位的词汇，例如与庾信同时的梁简文帝萧纲在《晚春赋》中也有“待馀春于北阁，藉高燕于南陂”“望初篁之傍岭，爱新荷之发池”（严可均轩《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5987页）这样的句子。
地名传统更重要的源头，是《楚辞》和汉代大赋，其中与京城关系最密切的，是汉代的京城赋。京城赋气势磅礴，不但涉及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事物，而且通常具有政治文化上的意义，是国家政权合法、强大的体现。而地名的使用和排列，也能够襄助传达这种意义。例如，班固《西都赋》（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8页）的前半部分就从长安在国家版图中所处的地理位置开始，按照“长安总览-四郊近县-封畿之内-宫室”的顺序，逐渐向内收缩。这就构成了一个地理上的秩序，它将长安视作天下的中心，而皇宫是长安的中心。而这个地理秩序又与政治秩序相重合：皇宫是皇帝施行统治、控制国家，进而影响天下的地方，因此，通过对长安城的地理描述，班固就以展示物质文明的方式展示了整个国家、乃至天下的政治秩序。
《西都赋》后半部分描写皇帝及其随从在京城范围内的娱游，其中出现了若干地名，显示出这些娱游在地理上是乱序的、恣意的，例如：
披飞廉，入苑门，遂绕邮部，历上兰…于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历长杨之榭…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遂乃风举云摇，浮游溥览。前乘秦岭，后越九峻，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官馆所历，百有馀区…
前半部分描绘的地理秩序严整的京城，在这里被带得活泼流动起来。这种欢乐一方面展示着京城丰富的物产和蓬勃的生机，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帝国的政治秩序面临被打乱的危机，因为这样的娱游并未受到节制。以行猎为例，西都的行猎是一场纵横奔突、赶尽杀绝的尽情狂欢：前半部分描绘的地理秩序严整的京城，在这里被带得活泼流动起来。这种欢乐一方面展示着京城丰富的物产和蓬勃的生机，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帝国的政治秩序面临被打乱的危机，因为这样的娱游并未受到节制。以行猎为例，西都的行猎是一场纵横奔突、赶尽杀绝的尽情狂欢：
尔乃期门饮飞，列刃钻缑，要映追踪。'鸟惊触丝，兽骇值锋。机不虚椅，弦不再控。矢不单杀，中必叠双。胞胞纷纷，猎缴相缠。风毛雨血，洒野蔽天。…蹶崭岩，巨石聩。松柏仆，丛林摧。草木无馀，禽兽殄夷。
如果我们跳出《西都赋》“西都宾歌颂长安”的这个设定，来付度作者班固的
表现意图，则可以认为在这段精彩的文字浓烈而炽热的感官刺激之下，隐藏着冷峻的预言：过度伸展的欲望终将带来混乱和衰亡。而对于这种热烈和冷峻的双重状态的传达，赋中地理秩序的建构和打乱，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 庚信《春赋》：空间秩序的流转跳纵
因此，庾信《春赋》添加许多地名的方法，可以认为是从汉代开始的京都赋中继承而来的。不过，《春赋》中涉及的地名，包括了长安和洛阳两个都城及其周边，但庾信在此不是以《两都赋》这样“先述西都，再述东都”的方式，将两者对比，也并不按照实际的地理位置安排地名出现的顺序，而是在“京城”这个概念下随意地出入于两京的任何地方。“宜春苑”和“披香殿”在长安，“河阳县”和“金谷园”则在洛阳附近；“上林”与“河桥”、“飞燕之兰宫”与“丽华之金屋”都分别在长安与洛阳附近，却被用在对句中，使两京成为“互文”的双方。这两个对句和它们之前的“数尺游丝即横路”形成了独特而巧妙的视角：轻盈的游丝最能体现春天活泼的生机和恣肆，它随着温煦轻柔的春风自由地出入两京的名胜重地，见证了春临大地、无所不至的盛大和瑰丽。
同京都赋一样，庾信的《春赋》也展示了京城繁华给人带来的激情，这种激情与万物生发的春季遇上，相得益彰。不过，写作这首《春赋》时，庾信尚在南朝
（这首赋很可能就是与梁简文帝《晚春赋》、梁元帝《春赋》等一起写作的），汉代两京的殿阁苑囿与他在时空上均相隔阂。因此，这些地名除了用来指代南朝都城之外，还主要是以“文化记忆”的方式，构成心理上“旧都繁华、春无不遍”的效果，既非写实，也无批评。所以此赋风格跳脱恣肆，作者的视线四处游走、场景自由切换，比《西都赋》的后半段更加轻灵，充分展示了浪漫主义的思绪。这是庚信以“春天”为主题对“京城赋”传统的改造。
《春赋》中的作者视线明显地跟随人和事物移动。在赋中，有游丝这样轻盈飘散的物体，可以逗引着视线一路经过上林、河桥、金屋、兰宫；宫廷美人的影子落进池塘，视线也就随之转移到池水中的鱼类和水草：“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苔始绿而藏鱼，麦才青而覆雉”；赋中人物的行为是有方向性的，这些动词引导视线转移：“移戚里而家富，入新丰而酒美”“停车小苑，连骑长杨”“三月三日向河津”。这种视线转移的方法不以真实的地理情况为依据，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基本秩序，纯粹是想象的自由舒展。
与之相应的，庾信在此也使用了更为轻快流转的结构方式，例如，他经常用一个对句来承上启下：
石榴聊泛，蒲桃酸醅。芙蓉玉盌，莲子金杯。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来。玉管初调，鸣弦暂抚。阳春渌水之曲，对凤回鸾之舞。更炙笙簧，还移等柱。月入歌扇，花承节鼓。协律都尉，射雉中郎。停车小苑，连骑长杨。金鞍始被，柘弓新张。（庾信著，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庚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76-77页）在这一段中包含了三部分内容：饮酒、歌舞、射猎，而加下划线的两个对句就是用来从上一个内容转入下一个的。传统的赋在处理这种内容转换时，往往以“若夫”“而乃”“于是”等虚词明确地表示出来，因此显得更整齐，而庾信的方法减少了整齐感，显得更轻盈，也与春日活泼跳荡的气氛更适宜。
三 王勃《临高台》:空间的凝滞与时间的变换
唐初，帝国的首都、繁华的国际都市长安点燃了诗人们的热情，成为反复被歌咏和眷恋的对象，王勃的《临高台》（王勃著，蒋清翊注，注贤度校，点《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4-76页）与卢照邻《长安古意》（卢照邻著，李云逸校注《卢照邻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78-79页）是其中著名的歌行体作品。这两首诗都有一个“盛衰变化”的主题，从盛谈京城的繁华奢侈入手，再以衰败和伤感收束。诗中渲染京城贵族的骄奢生活时，都以春天为基本背景，这个将“春天”
与“京城贵族娱游”联系在一起的思路，与《春赋》一致。因此，王勃等人的京城诗不但受到京城赋以及鲍照《芜城赋》的影响，而且也从庾信《春赋》获得了启发。而诗中对空间秩序的处理方式，也可以通过与《春赋》的比较，更明显地呈现出来。
《临高台》空间秩序的显著特点是“稳定”。与《春赋》中视线的迅速流转不同，《临高台》以总览俯瞰为主，这一点从诗题就可以发现。诗人登上高处俯视整座城市，所有的描写都从这里出发，于是诗歌从一开始就有了一种总括式的观察
视角和情感定位：“瑶轩绮构何崔嵬，鸾歌凤吹清且哀。”纵目所及的繁华之中隐含着凄凉和悲哀。这种观察视角贯彻了全篇，于是，诗中的空间秩序基本是凝滞的，不像《春赋》镜头那样，跟随不同的事物四处流动。与之相应的，诗中出现的景与人也不能像《春赋》中那样引领视线，而是处于空间上相对稳定的状态，仅仅因为观察者的视角而被动存在，例如：“俯瞰长安道，萋萋御沟草”“斜对甘泉路，苍苍茂陵树”，无论道路还是植物，都只是地图上标定的符号：又如：“朱轮翠盖不胜春”，马车本是走动的，在此却只关注了它与春日相适宜的华丽，它的空间移动性质被忽略了。
与之相对的，时间层面的景物变化却在《临高台》中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旗亭百隧开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迭榭层楹相对起”。道路和建筑在空间上本是相对稳定的，但动词“开”“分”“起”提示了它们在时间上从无到有的动态变化，作者将此与春天的蓬勃茂盛并置，则暗示了都市繁华的无法久长。诗歌后半段对于青楼中人们追逐情欲的描写，“锦衾昼不襞，罗帐夕未空。歌屏朝掩翠，妆镜晚窥红”，与诗末“柏梁铜雀生黄尘”的荒凉对比，显示出的则是对过度追逐现世欢乐的劝诚，其根据也是时间的变化。
于是，从京都赋到庚信《春赋》中一脉相承的、从空间角度观察和描写京城的传统，在《临高台》一诗中被替换为对时间变化的叹息。尽管诗中出现了众多地名和方位名词，但空间的变化却显得非常渺小。在高台上俯视京城的人，仿佛能够超越一时一地，通过“迢递绝尘埃”的隔离，他拥有了对永恒的超然领悟。
四 卢照邻《长安古意》：稳定与不居的双重空间秩序
与《临高台》相似，卢照邻似乎也站在高处，俯视长安的景象，观察人的行为，因此，《长安古意》也是以总览俯瞰为基础视角。不过，与《临高台》不同，
《长安古意》中的地名由一条条道路串联起来，作者特别重视观察道路上车马行人的流动，在王勃诗中被抑制了动态的马车，在这里则似乎一直在奔走，不得停留：“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
因此，《长安古意》可以看作是以“道路”来确定视角的，在总览的视野中，道路被重点标识出来，它们作为视图中的关键架构，与来往的行人、车马、路旁的春景、道路通向的豪门或倡家，共同组成了整首诗的主要内容：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
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梁家画阁天中起，汉帝金茎云外直。…
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幰没金堤。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
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抚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
《长安古意》起首就揭示了主题：在帝国的京城长安，道路与烟花场所相连，为与权贵结交而竞驰于道路的人们，也向烟花之地追逐情欲。春日的繁华与追逐欲望的忙碌相互映衬，是这首诗前面大半段的主题。然而经过一场盛大的春日狂欢之后，诗人在末尾提醒读者，这一切并不能长久，因为春天转瞬逝去，而名利与情欲也都依托于脆弱的人际关系，不可依傍：“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长安古意》中这个将春天与权势情欲结合、并展现盛衰变化的主题，与
《临高台》相似。它同样显示出一个冷峻的、总览的视角，对视野中的景象给出超越性质的暗示，如“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侮史府中乌夜啼，廷尉门前雀欲栖”、“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等。这同样出自对时间的特别关注。不过，它与《临高台》也有明显不同：《临高台》抑制景物在空间上的变化，而以时间给看似牢固的建筑带来的变化显示不确定性：《长安古意》中的车马行人却是富于流动性的，其频繁的空间变化本身就与时间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对应关系。所以，这首诗更好地结合了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可以看作是《春赋》和《临高台》的某种结合。
而从空间秩序的角度来看，《长安古意》也似乎将“秩序”与“乱序”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道路上的车马人物是流动不息的，诗人的视线跟随它们，在四处移动的过程中观察到了若于细节，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乱序”的；但同时，诗中多次出现的超越性质的暗示，又使视线返回到从城市上空总览众多的道路，回到对京城喧器的省察，从而将短时间内迅速变动的局部乱序，恢复到一个长时间不变的整体秩序。这两种视角交替出现，使得作品中交织着一明一暗的两条线，明线中京城春日的繁华、权势和情欲，与暗线中诗人冷峻的观察和思考，就在这种视角交替的处理中，获得了融合统一。由此，卢照邻通过表现道路往来的流动，展示了人们在这场狂欢中的状态：忙碌而根基浅薄，不能清醒地认识到潜在的危机。
可见，在中国古代与“京城”和“春天”有关的诗赋作品中，作者视线如何流动与停驻，“空间秩序”如何建构，经常与思想和情感的传达构成紧密的联系，是后者有力的技术支持。秩序的整饬和混乱，在优秀作家笔下，往往包含着更深层的意味。“空间”本是赋这个文体特别关注的因素，在庾信的手中也出色地发挥了作用，展示春天的蓬勃和盛大：而在初唐诗人的笔下，空间则充分进入诗歌，并与诗人关于“时间”的思考和慨叹进一步融合，构成了更复杂也更深刻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