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阅读的光与暗

按：此文应约为今年的世界阅读日所写，发表在《文艺报》

去年年底，上海书城闭店整修。在我记忆中，它已经很老了，也确实到了该整修的时候了。但我的阅读记忆并不是从福州路上的这座书城开始，因为当年，它相当于只是老牌国营书店“新华书店”的旗舰店而已。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里，“新华书店”都是最正规、整齐、整洁的连锁书店，它赋予一切出版物以合法性及正统地位，是可以引导国民文化生活的一个权威符号。然而在气质上，我却是与它疏远的。我喜欢脏乱差的小书店，架子上落满灰尘，油墨味混合着一股霉味，老板同时负责看店，经常在采光不好的店铺深处昏昏欲睡。这样的店往往没个确定的招牌，一半卖各类教辅教参，一半卖文学作品和思哲类书籍。想看什么与学习无关的，必须先穿过堆教参的醒目柜面，才能走进店的深处，走到那最阴暗的角落。在我心中，那最阴暗之处也是最深邃之处，它灰突突的色调吸引我注意到一整排的杜拉斯和米兰·昆德拉。当然，也有三毛，安妮宝贝等。老板看你脸熟，驻足时间又长，有时会主动询问喜欢什么书，他可以进货。我不清楚老板是否也看文学作品，但他似乎很懂行情，选书很有一套。然而，与门庭若市的教参区不同，我看的那堆书跟前总是鲜有人停留出没。

这种破旧小书店的格局与风格奠定了我对文学最初的理解，它属于亚文化，在无人问津之处自由生长，它的魅力在于总会有人与他臭气相投，而不是因其高尚的品味而引导社会潮流。也许吧，这样的理解也与我的青春期特征有关。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很早就喜欢那些表达上奇奇怪怪的现代派作品，不讳言，是因为想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然而，在阅读方面标新立异并不能比穿一件出格些的衣服更能让人出众，小小的虚荣心和叛逆心固然有，但更多的，是被一种孤独感驱使。具体地说，那是一种青春期特有的孤独，里头甚至没有太多失落，而只有一种因不被理解而暗暗升起的愤怒。这孤独是与反叛形影不离的，它把人往僻静处推，顶好是去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在那里寻找最丰盛的情感与生活。因为人最深层的渴求很多时候并非是以“投喂”的方式出现的，当他在寻找与渴望的时候，当他处在孤僻与黑暗之中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自己的各种欲望如何得到满足，而是去了解欲望是什么，为何而存在。阅读的光芒与其说是去照亮黑暗，还不如说是去让人知道何为黑暗，而这，也是文学最能抓人的地方。它使人堕入虚构之中，但这虚构却并不是一种欺骗，它以预见性的方式抵达实在，以它的自我性达成对所有人的理解。没有什么比一首诗或一幅画更为“私人”，但随着私密的、内部的空间借着艺术创造被打开，人们突然发现人的自我可以如此之深广，以至于万事万物无法脱离它而存在。

1962年，画家沃尔特·莫里诺为意大利某杂志创作了一幅插画，那期杂志的主题是畅享六十年后，也就是2022年的生活。莫里诺画中的人物都驾驶着带有玻璃罩的单人汽车，生活在乌烟瘴气的都市中，相互无法交流，活像后现代版的“套中人”。莫里诺，甚至是写出小说《套中人》的契诃夫也不会想到，2022年的春天，整个上海真的陷入了“套中人”模式。无论是口罩、防护服，还是被关锁的小区、楼栋、房间，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一切可称为“空间”的存在都变成了一个套子，将我们彼此隔绝。在这个，或全部必然会产生痛苦的春天，当我必须要面对终夜无法安宁的心绪，思想各种怎么无法理出头绪来的处境，甚至连一部书都难以完整读完时，不得不说，我仍然享受着阅读给我带来的慰藉，它仿佛一直保留在书店深处的阴暗角落，神秘而完整，是我借以窥探并理解这世界的唯一途径。

“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这是川端康成小说《雪国》的第一句话。据考证，小说中“雪国”的原型就是日本新泻县的越后汤泽，距离东京约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新泻县内布满大大小小的温泉，是疗养度假的好去处，然而在川端的笔下，“雪国”却是一个独立的国度，它处在现实之外，要抵达它，必须先穿过“长长的隧道”，先去感受仿佛停驻了的时间和凝滞的空气。阅读也是如此，在进入文字的世界之前，同样有一条“长长的隧道”需要穿过，你不是被突然地放置在一个文字空间里的，而是慢慢走进它的，有时，你甚至必须忍受这段走进它的漫长时间，就像那些蛰伏在黑暗中的夜间生活一样，于无声处等待慢慢透进来的亮光。然而，即便列车终于渐渐驶出，我们要面对的又是一个怎样的“雪国”呢？倒映着雪的车窗同时折射出一个女子姣好的面容，只不过这个面容是无法触摸的，是折射光所带来的一种光影效果而已。但川端却显然迷恋上了这种效果，他心目中的“美”，就不是实在的，而是抽象的，是被用来观看的。这个另类的国度里有它自身的法则，它几乎全部来自于创作者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小说中的驹子和叶子，与其说是现实中美丽艺伎的化身，不如说是作家心目中美的投影，是一束射向他内心深处的幽暗之光。

而这也几乎是我对文学阅读的全部理解，读者并不会在文学作品的世界里真正看到现实，越有经验的读者会越敏锐地发现，文学要达到的是一种“逼真”的效果，而不是“现实”本身。于是所谓的“真”，在文学文本的创作中往往是作为一种艺术品格来加以理解的，它首先来自于一种绝对的主观性，是作家内在世界的投射物；其次，它通过作品的整体效果加以呈现，而非在与现实的对照中被表现。最深刻的“真”往往来自于最深刻的“我”，了解一部作品，是通过观看作者的观看，理解作者的理解来达到的。在一般的文学理论中，探讨文学的生成无法跳过作者这一环，甚而部分的讨论直接只针对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加以展开。于是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存在将越后汤泽加工改造成“雪国”这种理解，作家在越后汤泽的基础上创造出“雪国”，它是从无中产生的，并且是全然独立的。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哪怕是在新批评理论最大行其道的时候，将作者的主观性完全旁置也是无法做到的，它的代表人物雷内·韦勒克强调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方面，恰恰是在肯定这两种路径缺一不可，脱离了“外部研究”的“内部”，不过是语义学的不断叠加与拓展罢了。

当然，当文本完成之后，作者便自然藏身于他的书写行为之后了，事实上，作者一直都是以隐匿的状态存在的，就像一位魔法师，他从不会指望观众聚焦的是他本人。藏匿于文本之后，借着写作来自我敞开是写作者独特的交流方式，按照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一切的语言背后都是言说行为，而一切言说行为的目的则都是为了表达。没有可独立存在的文本，正如没有可独立存在的语言，撇开阅读者的参与和阐释，书写作为一种交流方式便无法成立，那么书写本身也便不再是完整有效的了。由此，作者，文本和读者形成共谋关系，就如一个奇特的秘密组织，其中的三个成员看上去都形单影只，各自处在不同的时空之中，甚至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但在根本上，他们却是最亲密的盟友，甚至是对方唯一的爱人。没有一位作家在写作时不遥想一位还没出现的阅读者，也没有一位阅读者在完全沉醉于他的阅读时，会对这本书的作者毫无感觉。然而，当他关上书，走到人群中，他仍然只是一个人，就像我一次次从那不知名小书店的阴暗一角退回到人群熙攘的大街上时，我又成为一个切切实实的个体。我必须继续承受我的孤独和愤怒，承受日光的照耀。但我知道，当阴影将我又一次带进那个充满魅惑力的“雪国”时，亲密的爱人与智慧的朋友便会再度降临。

很多时候，阅读者是期待并相信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