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
既然要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过去，我就不得不写一写我的大姨。因为她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这段过往仍会让我心中隐隐作痛，但我无法回避。
我的大姨司徒圆是外公外婆的长女。给她取名为圆满的圆，想必是外公外婆对她寄予的厚望和对她未来一生美满幸福的期许。
大姨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过人的天分。她四岁就开始作诗，第一首诗是她随口说出，由外婆记录下来的，叫《浪花》：“浪花白，浪花美。朵朵浪花，朵朵白玫瑰。”虽然稚嫩，但是合辙押韵，意境优美，出自一个四岁孩童之口，的确令人惊喜。她十几岁之前的诗，被编辑成册，取名《浪花集》，还曾经在文革之前打印发表过。所以，应该不夸张地说，大姨骨子里是个有着灵性和天赋的诗人。
大姨、我妈妈、三姨（司徒圆、司徒双、司徒羽）各有所长，后来都成为了教师：大姨曾是北京著名的景山中学的英语老师，我妈妈曾是北外法语系的老师，而三姨则自幼表现出了音乐天分，曾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
她们姐妹三人在她们的外婆（我外婆冯伊湄的母亲）监护下，在香港的教会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50年，18岁的大姨、15岁的妈妈和13岁的三姨与她们的外婆一起，乘火车从香港出发奔赴北京。
大姨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就发生在这次北上的列车里。一同赴北京求学的一位香港阔少袁植芬，在列车上与风华正茂的大姨一见钟情。他们很快就双双坠入爱河，并冲破了传统的束缚，没多久大姨就未婚先孕。外公外婆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并接纳了这个不太靠谱的女婿。
袁植芬生性顽劣、放荡不羁、口无遮拦。他在北大生物系上学期间，发表了不少对时政不满的“反动言论”。被其他同学举报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锒铛入狱。那时，他和大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大姨为了自保，也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决定跟他离婚。没过多久，由于“妄图越狱潜逃”，袁植芬被当场击毙。一纸冷冰冰的死亡通知书发到了大姨家。二十五岁的大姨受到了人生第一次重击，四个孩子从此没有了父亲。
在外公病逝后，外婆卖掉了香山的房子，在东四礼士胡同的四合院里买了一个朝南的房子。大姨和她的孩子们就一直跟外婆一起住。我的表哥表姐们至今还住在那里。
大姨后来又遇到了一个蒙古族的文工团舞蹈演员，名叫郭朝伦。他就是我小时候印象中的大姨夫。郭朝伦年轻的时候戴着眼镜，白白净净、高高大大的，从老照片上看，可以算得上是个帅哥。比较难得的是：他愿意接纳大姨的四个孩子，而且知道大姨已经做了结扎手术、不可能再为他生儿育女，还是愿意跟大姨结婚。
大姨的四个孩子从此都随郭姓，分别是郭湄、郭鹏、郭鹰和郭丹，也就是我从小叫的大姐、大哥、二哥和二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姨和大姨夫没过上几年舒心的日子，就赶上了浩浩荡荡的文化大革命。原来又红又专的郭朝伦（据他自己说，他早在十几岁就离开了内蒙古王公贵族的家庭，参加了革命），一夜之间由于王室出身被扒出，被打成了反革命。而且他所在的文工团，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活生生地打折了他的双腿，让这个坏分子永世不能再登台祸害下一代。
原来健硕威猛的大姨夫于是就成了残废，每天只能拄着拐杖在礼士胡同的大院里一瘸一拐地走动一下。他成日借酒浇愁，一蹶不振，每天晚上发酒疯，见谁骂谁，成了大家既嫌弃又害怕的酒鬼。
祸不单行：大姨家的三个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大姐、大哥和二哥）必须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广大工农群众的再教育。无奈之下，大姐去了云南边塞插队（那时三姨和三姨夫在昆明工作，觉得总是可以有个照应）、大哥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二哥去了河北农村，只剩下二姐一个孩子留在北京，后来进了服务学校学了电器修理。
文革时期，外婆也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被戴上了“特嫌”的帽子。大姨在景山中学也未能幸免于难。听妈妈说：当时景山中学的师生把大姨拽到台上，批判她组织学生表演资产阶级公主王子（《白雪公主》、《灰姑娘》等等童话故事），用糖衣炮弹腐蚀青少年，罪大恶极。还逼着她低头认罪，给她做了“喷气式飞机”。从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满腹诗情的大姨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外婆过世后，我父母双双在叙利亚常驻期间，我在东四的大姨家生活了三年。那是我至今为止不敢去正视的最为黑暗的日子。我妈妈本以为自己的姐姐会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因为大姨本人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母亲，她对自己的四个孩子是极好的。没成想，大姨的母爱是有着鲜明的内外之分的。我不是她的孩子，于是也就得不到、也不要奢望得到她一视同仁的对待。
家里有了特别稀罕的好吃的，比如巧克力，大姨会把她的孩子们叫到一起分享。我是不能有份的，因为我是被妈妈寄养在那里，靠着别人的施舍而生活的。这一点，她早早地就跟我说得明明白白。
那时候我独自睡在饭厅的阁楼上，那是我自己的天地。大姨叫我下来，我就可以下来吃饭、做作业，不叫我下来，不管她和表哥表姐们怎样亲热地分享美食和谈资，我是不能、也不该打搅他们的。否则她就会给我脸色看。
而且，家务活是必须要做的。大院里排值日表，各家各户出人去扫院子，每次都是让我去。她的孩子们是不用去受累的。如果我胆敢抗拒，反问她为什么不让二姐去，她就会大发脾气，用苕帚疙瘩打我屁股。让我长点记性，不要跟大人顶嘴。
有一次，她正在教训我、打屁股，正好我哥哥从西郊骑车来看我（妈妈嘱咐哥哥必须每周去东四看我一次，哥哥非常尽责地遵循母命），大姨马上住了手，换了笑脸。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原来人是可以有两副面孔的，是可以当人一套、背人一套、言不由衷、表里不一的。
我父母回国探亲的时候，专门给大姨和家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带了贵重的礼物。大姨可高兴了。表哥表姐们也都纷纷对我示好，仿佛我是特别被喜爱、被照顾的孩子。我那时候年龄小，不太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知道：表哥表姐们绝大部分的时间是不在那里跟我一起生活的。他们看到的只是表皮。
唯一知道内情的是二姐，她对我一向是很好的。只可惜二姐和大姨夫是天敌，两人一见面就剑拔弩张。所以自从二姐自食其力，在东四大街的东风电视机修理部上班后，就很少回家吃饭。晚上很晚才回家，进门就直奔自己最拐角的小屋不出来。眼不见心不烦。
在东四寄居的三年，为我的余生打下了极深的印记。我早早地懂得了人间冷暖，世事炎凉。于是，我特别珍惜与发小王惠的友谊，特别感恩邱惠芳阿姨和杨天戈叔叔的关爱和照顾。我和跟我相依为命的猫咪也就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
我从史家胡同小学毕业、考上北外附中后，曾经骑自行车多次去过东四。不是去看望大姨和表哥表姐们，因为礼士胡同给我留下的阴影久久不能忘怀。而是去找王惠，去王惠父母在人艺大院的家吃饺子、侃大山。后来还常去好友祁林在演乐胡同的家吃静茵嫂子亲手做的羊肉馅饼。但就是没有勇气、也没有心情去看看礼士胡同的老宅，那个我蜗居了三年的阁楼。那是一块没有长好的伤疤，我不敢去触碰它。
文革后大姨夫被平了反、补发了工资。他大喜过望，又每晚喝烈性白酒庆祝。结果，多年的酗酒成性使他早早得了肝硬化，频繁尿血，不久就病逝了。
大姨后来去了香港，找到了袁植芬的亲人。他们觉得愧对大姨和她的孩子们，就帮助她在香港立了足，还曾经在《大公报》谋得了一份工作。在香港，大姨邂逅了下一个大姨夫：一个退休了的丹麦工程师奥利弗。她与奥利弗一起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周游世界，衣锦还乡，直到奥利弗因脑癌去世。
大姨卖掉了奥利弗留给她的房子，从丹麦去了瑞士，因为那时二姐已经在苏黎世结婚生女。在瑞士，大姨又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爱好写作的大姨还用笔名Sima Fei写了一本英文自传《无声的泪》（《Silent Tears》）。我读过这本书，大姨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故事，不过她选择极度地美化了自己的过往。她在书里说她只有一个女儿：也就是说，她只承认生养过二姐这一个孩子。不知道其他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孩子们如果有朝一日读了这本书，会作何感想……
大姨的最后一任丈夫是个大她十多岁的瑞士老头。结婚不久，大姨就得了肺癌，并很快就扩散到了全身。我在北京出差的时候有一次专门去她下榻的酒店看望她。那时候她已经被病魔折磨得面目全非，腹腔积液，非常痛苦。
后来，她曾去瑞士疗养，并打算在那里颐养天年。但山清水秀的瑞士却留不住她：那个瑞士老头极端吝啬和自私，甚至不容许大姨自己煮粥，嫌熬粥太费火，会增加电费。大姨向我妈妈诉苦说自己又看错了人，一辈子栽在渣男的手里。
最后，病入膏肓的大姨买了单程票回到了北京的礼士胡同老宅，在那里，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寄给我妈妈。那封信是在她死后才寄到的。妈妈把这封信转给了我。她在信里说：孩子们都生活在垃圾堆里，北京的污染太严重了，让她喘不上气来。信里最后说：她这一生非常坎坷，有很多遗憾，唯一让她不能释怀的是当年“没有照看好小满”。她最后希望能得到我的原谅。
九岁到十二岁的我还不懂得原谅，那时我毕竟年纪小、还不明白事理。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学会了原谅，我还是很长时间不能原谅大姨。因为我晓得母爱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有多么重要。今天的我可以心平气和地原谅她了。我已经经历过背叛、经历过挫败、经历过更为不堪的失望和无奈。大姨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她只不过是一个被恶劣的外部环境扭曲了的普通人。
大姨选择在香山万安公墓给自己买了一个墓地。她被安葬在离自己的父母墓地不远的地方。恐怕这就是她最后的愿望：回到自己被呵护、被宠爱、被珍视的童年。据她的儿女们说，她最后拒绝吃药，一心求死，只希望早一点解脱痛苦，让灵魂快一点得到自由。
她曾经说过：奥利弗是她一生唯一的真爱，她希望死后与他团聚。但愿她的灵魂可以越过重洋，与她的爱人在天国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