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摘要和笔记（20220430）

从音乐会或先锋派戏剧、传播水平高且旅游吸引力低的博物馆或先锋派展览，到场面恢弘的展览、上流社会的音乐会或“传统”剧院，最后到通俗喜剧剧院和杂耍剧院，按照文化资本递减或经济资本递增的次序分布的不同阶层——也就是教授、行政管理者、工程师、自由职业者、工商企业主——的出现频率倾向于有系统而持续的变化，这样，按照在观众中的比重分布的阶层的等级倾向于颠倒过来。 对具有物质基础的象征物品如绘画的占有，赋予财产的区分有效性一种新的力量，把纯粹象征的占有方式贬至象征替代品的低等地位：将一件艺术作品据为己有，就是宣告自己是物品和对这个物品的真正爱好的绝对持有者，于是这个物品变成了对所有那些不配拥有它的人的物化否定，那些人由于不具备把它据为己有的物质手段或象征手段，或简而言之，不具备一种足以“为它献出一切”的强烈占有欲，所以不配拥有它。 具备最大的区分能力的物品时那些最能证明占有的品质进而最能证明物主的素质的物品，因为对物品的占有要求时间或能力，而能力，比如绘画或音乐修养，意味着一种漫长的时间投入，无法匆忙的或者间接获得，因而表现为个人的内在素质的最可靠证明。由此，对卓越之寻求给予所有这类实践的地位便可得到解释，这类实践，如艺术消费，要求一种纯粹的、无目的的以及对无疑最宝贵和最稀罕的东西的耗费——尤其是在那些拥有最大的商业价值、最不该浪费这种东西的人身上——这就是时间的耗费，这时间用在消费上或用在合宜的消费意味着的文化获得上。【决定一个素质的，除了外部的环境和客观条件之外，最具有决定性的就是时间的耗费，他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趣味就是什么样的。】 正如文学和艺术修养被赋予高于科学或技术修养的特权所证明的，人们称为“一种高度修养”的东西的专门持有者不过是将实践虚掷在社交节日中，他们不考虑直接收益，将实践消耗在越无用就越有威望的活动中。 通过积累学校教育资本而进入统治阶级的人的数量从统治阶层到被统治阶层逐渐增加，就可以理解教授，其次是工程师和管理者最倾向于将他们的苦行配置转向文化资本的积累了，这种苦行配置是通过并为了从前的积累而培养的，而且他们贫乏的经济资本越使他们无法奢望很多竞争性的利益和快乐，他们就越本着单一的良好意愿行事，而自由职业者拥有实现奢侈放纵的配置的手段，这种配置与一种资产阶级出身相关并在意味着一种强大的象征资本积累的职业要求中获得了鼓励。 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或更确切的说与学校教育资本之间的差距，毫无疑问是他们倾向于对社会秩序提出抗议的根据之一，他们的学校教育资本是被证实了的文化资本形式，而这种社会秩序之所以没有完全承认他们的价值，是因为它承认一些分类原则，这些分类原则却有别于曾经承认他们的学校教育系统的分类原则。这种能力主义的反抗夹杂着忠实、拒绝和不可能性或对不可能性的拒绝时，它的力量增强了，而忠实、拒绝和不可能性或对不可能性的拒绝，与一种小资产阶级或民众阶级的出身密切相关，而且附属于纯粹经济的限制，妨碍他们彻底跻身资产阶级。 一些矛盾来自文化资本是一个被统治的统治原则这个事实，而摆脱这些矛盾的主观上可接受的方式之一，在于以管理者的身份参加负责表达和维护被统治阶级利益的组织。因此统治阶级的不同阶层的成员在觊觎政治代理人地位的那些人在场中的分布，与他们各自的阶层在相对自主的统治阶级场中的分布相当严格的一致，我们看到，统治阶级场本身也是按照与社会阶级场的结构相似的一种结构形成的。于是，政治斗争也是为了推行合法的统治原则而进行斗争的领域之一。 当“智识”阶层更多的要求艺术家对社会现实和“资产阶级艺术”赋予社会现实的正统表象进行一种象征质疑时，“资产阶级”则期待他们的艺术家、作家、批评家如同他们的高级妇女时装店经营者、他们的珠宝商或他们的室内装饰家一样，提供区分的标志，这些区分的标志同时也是否认社会现实的工具。 事实上，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为自身所下的定义，与其说依据它对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艺术家进行的总体判断，不如说依据它在生产场为它提供的范围内选择的艺术家和作家。因此统治阶级的统治阶层的反智主义可以表现在他们对某些知识分子的选择中，这些知识分子在知识场中的位置注定了他们是反智主义的：事实上人们离最“纯粹的”体裁，也就是说离最彻底的除掉对社会世界和政治的任何参照的体裁越远，统治阶层承认的生产者离生产者自身承认的生产者越远。【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代言人，在这样的身份中反智主义是常态，也是阶层稳定必不可少的工具。真正的智慧反而是无法容忍的，除非经过阶层的转移才有存在的可能。】——“第五章 区分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