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中的文学轴心作用
南宋时以临安为“行在所”，实为首都，又以建康为“行都”，相当于陪都，这是中国古代陪都与首都地域关系从先前的东西走向趋于南北走向的转折点，意义重大。但由于南宋偏于江左，地域版图大为缩小，建康成为与金对峙的前线，当然以其为“行都”也仅具某种象征意义，实未真正发挥陪都的作用。因此，南北走向陪都的代表当推明代南京一不仅在副侧轴心功能的发挥，而且在陪都文学传统的发展方面都值得写上重要的一笔。
明成祖朱棣以武力夺取政权后迁都北京，是出于政治与军事需要，但却同样面临着元代所面临的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分离的矛盾。元代为解决这一矛盾，开通了京杭南北大运河，而成祖朱棣则以南北首都、陪都双都制予以解决。由于明太祖宗庙、孝陵仍在南京，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降南京为陪都时，为了表示不忘王兴之地，也不违太祖所定成制，给予南京陪都近似首都的特殊“礼遇”，此后遂成定制。比如南京仍保留五府六部的设置，仅比北京少一内阁，南北二京周围之府州皆直隶于六部，故有南北二直隶与十三布政司并列之举措。两京又同设国子监，分称为“南监”、“北监”，两监“同考用京官进士”。（嘉靖四十三年（1564）规定：“两京同考用京官进士。”同时编纂刻印图书，著名的《永乐大典》即纂成于南京。这些都为前代陪都之少见。
明朝后期，有人批评南京六部功能有限，设置多余。顾起元（1565-1628）不以为然。他说：
鸣呼，是岂知国家之深计长虑哉！夫宫阙陵寝所在，六军城守之事，府库图籍之所储，东南财赋之所辐辏，虽设六卿以理之，犹惧不给也，可以为冗员而轻议之！善乎，丘文庄公有言：“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都，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鸣呼，得之矣！考永乐十九年始称南京，洪熙元年去之，正统六年复称南京，一时印信皆新铸给，然龟鼎虽奠于此，神居终表于南。且水殿之舟楫犹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维万世之安，意固远也。岂前代旧邦可得而并论哉！
美国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Mote）在《南京的转变，1350-1400年》中对此阐发道：
事实上，南京在那个时候非常清楚地位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不充分地利用这一地区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就不可能控制这个国家。
永乐皇帝在1401年以后以及在1421年迁都北京的整个准备过程中，也认识到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国家行政中心移到北京之后，南京并没有回到历史上的“陪都”的地位。在汉、唐时期，陪都只是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而实际作为国家行政中心的地位相对来说要低得多。
它们只不过成为一个特殊的军事要塞和地方行政机构，仅仅是一些个堂皇的头衔，并不发挥实际的作用。但是南京拥有历史上空前的作为一个陪都的重要政治和行政功能，即使在1421年之后也是如此。”
总之，由于经济与文化上所占据的绝对优势，陪都南京在副轴心地位与作用方面显然成为东南城市轴心体系与文学版图的核心所在。由其带动了长江流域轴线、运河流域轴线南线以及环东南弧形滨海连线广大地区的城市轴心体系的连动，并与珠江流域轴线的城市群落遥相呼应。
明代北京顺天府与南京应天府分属北、南二直隶省。北直隶省称京师，南直隶省称南京。南京包括应天府、扬州府、准安府、凤阳府、苏州府、松江府，由此构成广大的陪都圈。据统计数据显示，明代全国著名文学家1330人，南京直隶省466人，占35.04%，拥有著名文学家人数及其在全国所占比例超过以往任何一个陪都。从这个角度加以比较的话，则不仅南京陪都圈在城市轴心体系以及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和份量为历代陪都所不及，而且其作为“双都轴心”中的副轴心地位远在作为主轴心的北京之上，甚至彼此的首、陪都和主副轴心地位可以作一颠倒。
另一方面，由于南京远离王权中心，尽管依然保留五府六部一一这在历代陪都中的确并不多见，但这些五府六部职位毕竟属于荣衔虚职，而与朝廷之实职不同，因而往往将那些年老体弱或为北京朝廷所忌者打发到陪都南京就职，这是由陪都性质所决定的。同样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功名意识淡化，文化氛围相对宽松自由，文人活动日趋活跃，这又是为陪都所共有的。然而，明代陪都南京既是六朝古都所在，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又是商业繁华之地，市民意识高度发达，这两者的矛盾组合，遂使南京陪都文学显示出不同于东汉长安，唐代、北宋洛阳的鲜明特色，当然，在此四个陪都的基调之下，也都呈现为多重色彩。比如东汉长安在夸饰中相伴着自豪、怀恋与失落；唐代洛阳在闲适中相伴着忧惧、苦闷与解脱；北宋洛阳在韬晦中相伴着内敛、偏执与理趣：明代南京艳俗中相伴着风情、诤骨与感伤。南京这一独特的陪都文学乃至文化精神集中在秦淮河畔。虽然五府六部的清闲官员中曾有不少是文学巨子。较早的有台阁体诗人杨士奇，成祖北巡，使其留南京辅太子，曾作《龙潭十景序》等散文。后来，公安派袁中道也曾任职南京礼部、吏部，并卒于此。竟陵派钟惺任职南京礼部，就秦淮水阁，读书写作至深夜，写了不少游记散文。唐宋派归有光晚年任南京太仆寺丞，参与撰修《世宗实录》，以劳疾卒于南京。戏曲家汤显祖戏曲创作的兴趣是在南京养成的，他在南京任太常博士时先将《紫钗记》改写，尔后回乡隐居时才有其他三梦之作。虽然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师生人才济济，教职多由名人担任，吴梅村即曾任南监司业，而“贡生”最多时达90000人，吴承恩为国子监的老太学生时，曾应国子司业失大韶之邀到其宅第与朱大韶、何良俊、文嘉、黄姬水等欢聚赋诗。而且国子监还集中了宋元时期各地的木刻出版，出版大量书籍，号称“南监本”，官修《永乐大典》以及宋滦所修
《元史》等即在南监篆成印刷，（注：《永乐大典》因卷峡太多，只有抄本）实为南方图书出版中心，但所有这些都不如秦淮河畔最能代表南京陪都文学与文化精神。
明代南京秦淮河的独特之处，一是孔庙、贡院、府学、县学、达官甲第、文人居室与妓院、酒家、茶社以及集市彼此相邻或隔水相望，王朝政要、名流雅士、四方举子与富商巨贾、教坊名妓、市井细民，三教九流交相混杂，从而构成一幅合儒学气、才子气、脂粉气、市井气于一体的都市画卷，并抹上一层浓浓的新奇艳俗、光怪陆离的色彩。十里秦淮南岸长板桥一带，是明代全国规模最大的名妓聚合地，即著名的南京旧院所在，所谓“秦淮风月”、“秦淮胜景”主要指此。与此相邻的还有诸多酒家、茶社。而秦淮河的北岸则是高度繁华的商业中心——东西市，在东西市左右却座落着建于宋代的夫子庙，与此相邻的是用于士子科举考试的贡院，以及从南唐、宋、元相沿下来的府县、县学。此外，六朝时繁华的乌衣巷、朱雀桥也处于秦淮河北岸的夫子庙附近，在明代这里则是王公贵戚、达官显官的府第，豪商巨富的邸宅所在，历史上著名的十二高楼即建于此。如此多重文化的组合，如此各色人物的混杂，的确为前代陪都或首都所没有。如果说北宋元祐元年（1034）于此地所建的夫子庙尚不能预见后代会出现如此的文化格局的话，那么长板桥的妓院则显然是明初统治者有意为之。因为朱元璋为刺激消费，增加税收并笼络群臣文人，先于乾道桥设立官营妓院富乐院，不久又迁至长板桥一带，并扩大规模，迁徙全国妓女赴京入院，显然是主动出于迎合周边上下层人士聚居的需要。
二是秦准名妓的独特风情及其与文人群体的独特交往方式，使秦淮河成为文人普遍向往的风月场而又超越了风月场的意义。秦准名妓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她们不仅集貌、才于一身，而且俱有傲骨冰心、大义凛然的侠义心肠，集文化素养、艺术品位与风骨气节于一身。诚如余怀所云：“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迥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戴宁在《明清时代秦淮青楼音乐文化初探》中将秦淮艺妓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与名士交往者多为上等艺妓。明代文人对明妓所推崇者有三：一是文学艺术修养，二是姿容风貌，三是居所的清洁幽雅，此即所谓的“艺、色、居”三方面。因此在嘉、万之际，秦淮青楼名妓辈出，各张艳旗。其中以“秦淮八艳”最闻名，她们是马湘兰、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和陈圆圆。这些名妓与人交往，也往往具有“名士”作派，不仅仅是财色交换而更重才色相知，甚至以政见为取舍。如董小宛之于冒襄（辟疆），柳如是之于钱谦益，李香君之于候方域，顾眉生之于龚鼎孽，卞玉京之于吴梅村…。彼此的才色交往，都超越了个体而具有群体性意义。作为当时名士之一的钱谦益于《金陵社夕诗序》一文中曾简略回顾了弘治至晚明的“金陵三盛”历程：
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弘、正之间，顾董玉、王钦佩以文章并埋，陈大声、徐子仁以词曲擅场。江山妍淑，士女清华，才俊敏集，风流弘长。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循、黄淳父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始盛也。万历初年，陈宁乡芹解组石城，卜居笛步，置驿邀宾，复修青溪之社。于是在衡、仲交以旧老而范盟，幼于、百谷以胜流而至止。厥后轩车纷沓，唱和频烦。虽词章未娴大雅，而盘游无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后二十余年，闽人曹学栓能始回翔棘寺，游宴冶城，宾朋过从，名胜延眺。缙绅则城晋叔、陈德远为眉目，布衣则吴非熊、吴允兆、柳深父、盛太古为领袖。台城怀古，爱为文凭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伤离之作。笔墨横飞，篇铁腾涌。
此金陵之极盛也。在此，名士与名妓合而为一，共同演泽着南京陪都的文坛盛事与风月佳话。的确，晚明的陪都南京诗人结社之风特别盛行，而在这些游宴社集活动中，几乎都离不开名妓参与，吟诵赠答，名妓实已成为南京陪都文学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名妓的形象、行为、风情也都通过文人群体的审视、观照乃至幻化、诗化、圣化，而彻底融入到文学作品之中。
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明秦淮名妓与复社名士的特殊关系及其所显示的独特政治意义。先是太仓张复、张采“二张”的统合全国各社为复社，然后复社名士于南京桃叶渡大会东林遗孤，于秦淮河邀集应试胜流，然后发布檄文讨伐阀党，抨击时政，复社实已演化为政治党社。受此影响，旧院也逐步演变为复社名士集会从事政治和文学活动的重要场所，旧院诸名妓欣然接纳东林遗忠、复社各流，而拒阀堂权贵于门外。清人秦际唐（伯虞）《题余澹心（板桥杂记〉》云：“笙歌画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这最恰当不过地表述了明末启、祯年间旧院特殊繁荣的最重要、最富时代气息的特征。于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青楼女子、旧院名妓，这些婉套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一下子就身价陡增，并与民族兴亡这一最重要的时代主题紧紧联结在一起。在激烈的政治搏杀中，在尖锐的民族斗争中，她们身上被压抑着的追求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终于进发了出来。”清代孔尚任《桃花扇》以戏剧的独特方式对此作了形象生动的展现。
总之，由于秦淮名妓艺术素养、文化品位、风骨气节以及与文人学士的独特交际方式与影响，她们一方面扮演着说唱文学的传播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成为文人文学创作的源泉、原型、内容与动力；而他们所在的妓院也同时成为文人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的重要舞台，文学艺术作品传播的重要场所，这显然也是与前代不同的。就名人与名妓的交游而言，应该说历代延绵不断，但很少如明代秦淮名妓与名士有如此密切深入联系，有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既是明代尤其是晚明追求个性自由特定时代精神的反映，也与南京陪都远离北京政治中心，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活动空间密切相关。这种地域上的南北对立，也未尝不可以视为文人与妓女共同反抗专制主义的群体潜意识的渲泄。
三是六朝延承下来的基于兴亡盛衰之变的历史沧桑感。本来，面对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有一番沧海桑田的感叹，但是南京则自六朝以来，与江山形胜相对应的是六朝繁华与衰败积淀而成的历史沧桑之感，历经文人的吟咏得以不断强化，成为文人无法抹去的文化原型或情结。何况最能代表沧海桑田之感的乌衣巷、朱雀桥即在秦淮河河畔，无论是名士还是名妓，无论是他们追求财色交换还是才色相知，也同样抹不去“秦淮风月”背后的历史空幻感。《桃花扇》中李香君最后不得不皈依佛教，正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四是明代陪都南京较之前代陪都文学创作样式的重要变化是原作为俗文学的戏剧小说的兴起，由于南京汇集了一大批戏剧、小说作家，而成为当时全国小说、戏剧新兴文学样式的创作与传播中心。就小说而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较早的刻本多出于金陵，比如《西游记》现存最早的刻本上就标明“金陵世德堂梓行”、“秣陵陈元之序”。由于印刷业的发达，一些小说家也寓居于此，进行小说的编纂工作。《西汉演义》的作者甄伟自号“秦淮居士”，《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自号“钟山逸叟”，《杨家府演义》的作者纪振伦自号“秦淮墨客”。戏剧方面，前述有汤显祖著《紫钗记》，戏曲家徐霖致力词曲，深通音律，著有名剧《绣糯记》。散曲家陈铎被南京教坊子弟誉为“乐王”，著有《滑稽余韵》小令集。明末，阮大钺寓居南京，标榜临川派，著有《燕子笺》。还有朱元璋的儿孙们酷爱戏剧，孙朱有墩、十七子朱权都是大戏剧家。
由上可见，秦淮河既是陪都南京的核心区域，又是陪都南京的一个缩影。秦淮风月与秦淮文学的天然结合中，凄艳与空幻相伴着风情与净骨，是南京陪都文学之不同于前代陪都文学的精华与灵魂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