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摇滚乐手拿起道德经
在路上，音乐，鳄鱼头
老七曾有过一段凯鲁亚克式的美妙生活。一辆车，塞着几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司机是大庆油田的工人，也是摇滚老炮。老七叫他“大叔”。
大叔绝对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在他的家里，除了车床，你几乎能找到所有的机械零件与工具。打开冰箱，你还能看到一只大鳄鱼头。大叔常喝着酒、抽着烟便开车上路。有一回，老七一行人去临沂，在高速公路上，车开着开着就停了，大叔睡着了。
滨州、临沂、日照、济南……老七和朋友们搭着车去过不少地方。他们先找个酒吧演一段，然后在狂野而富有抒情气息的海边和陌生人喝大酒、弹琴、吹牛、搭个帐篷睡觉。第二天继续发动汽车，让农田与山脉迅速退后。
这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豪爽故事似乎与老七的日常状态并不完全调和。老七留着长发，肤色白皙，手臂、小腿、胸口、后背都布满纹身，带着一种缄默、敏感、略显晦暗的个人特质。他习惯一个人待着，思考思考人生、家庭，还有自己的现状，一两周才出门社交一次。他在任丘长大，父母都是华北油田的工人。从小，他就是那种没太多存在感的学生，“不惹事生非，也不是好学生”。初中时他总挨欺负，高中时则每天睡觉、抽烟、玩手机、睡觉，有感兴趣的课时，就抬起头听一听。
15岁时，一向安静的老七却爱上了朋克。朋克本身是粗糙的、不悦耳的，具有思想性与反抗精神，在西方，最早的朋克正源自一种挑战主流社会、主流价值的冲动。老七听Green Day、Sum41，后来又爱上了玛丽莲·曼森，看着他们的演出视频，他觉得太酷了，也想上舞台，玩乐队。于是他开始跟着老师学吉他。
有一次，老七买了一张180元的票跑去看Sum41的演出。到了现场，他觉得有些好笑，“那个场地就像开会的地方，座椅两边是党徽——镰刀和锤子，Sum41就他妈在那演。我一看，还有座位号，这不是傻吗？后来Sum41一出来，大家都沸腾了，全起来了，听朋克谁坐着啊？都冲到1000元档的位置去了。”
高二时，老七决定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进修。学校在通州区，六人一间，上床下桌，都是十几二十岁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平均两天就喝一次大酒。老七觉得自己的室友都很厉害，譬如平三，如今已是独立摇滚乐队虎啸春的主唱。和室友们一比较，老七发现自己好像“混得最惨”。
钱
北京的夜晚，五道营的胡同常弥漫着啤酒与汗水的气味。在SCHOOL学校酒吧，老七第一次体验到“赚迷糊了“的感觉。那天，他的乐队发了第一张EP（extended-play record，迷你专辑，一种介于单曲与专辑之间的音乐发行形式），三首歌，每人分了2000元。他每月的房租为1600多元。
2018年末，四人阵容的后摇滚乐队“参宿”成立，老七担任吉他手。“参宿”是大家一起想的名字，名字下面有这样一段介绍：
光阴亿万，恒星炽热但缄默，却拥有庞大引力，启发文明与心智。在信息过载的年代，无孔不入的介质携带语言填充成个体的“想法”，在消费注意力的同时，个体的思想支离破碎，几近虚无。狭义的“语言”维度是个体无比拥挤的波段，但其之外的“真空”却似乎拥有更庞大的力量与可能性。所以我们决定摒弃文字，竭尽所能，让声音绕过语言中枢，探索更深远、广阔的领域。
“我不在乎这些，名字爱什么含义什么含义。玩儿就行了，能弹我喜欢的东西就行了。”老七说。
对很大一部分乐队来说，音乐几乎无法给他们带来不错的收入。最开始，参宿乐队一晚连100元都赚不到，后来慢慢好一些，能赚个打车回家费。演出一般在朝阳区，老七住通州区，深夜结束演出后，老七只能打车。他还要喝两杯，钱就全花没了。
老七跟着乐队在各个LIVEHOUSE间穿梭，有乐迷们熟知的，比如School、疆进酒、Mao、DDC、江湖等，也有一些小场地。有时候他觉得累了，但仔细一想，还是离不开这个东西。
只好打一些零工补贴生活。隆福寺有次办电子音乐节，老七和朋友们过去调酒，说是“调酒”，更恰当的说法是“兑酒”。一点伏特加，加一点饮料，就完成了，一杯卖50元。兑三天酒，能挣2000多元。
人们往往会这样想象一个乐手站在台上表演的状态：
他狂热地弹奏，忘情地大喊，手臂在灯光下流汗，他跳起来、蹦起来，只想去表达……
老七不是这样。演出前他会感到紧张，灌完酒才能上台。他也感到不自在与紧绷，乐队弹奏的曲子比较复杂，他不敢走神，一直盯着手里的吉他，没时间抬起眼睛，看看观众的反应。
老七和陌生人交流会感到慌张，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不敢正眼看人。酒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酒精让他感到整个人松弛下来，他似乎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一段时间，老七的生活是“垮掉”的，事业的停滞，家人的期望让他陷入一种混乱和迷茫里，于是依然是喝酒。喝完酒醒来，心中后悔，但紧接着还是喝，最长曾连喝了七八天。看着置身酒罐中的自己又臭又耷拉，老七想，如果一直这样，好运就不会来了，再怎么粉饰自己都没用。这个阶段才结束。
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老七过去喜欢被人关注。为了让自己有一个特征能被人记住，他下过不少功夫。
最开始是扎脏辫。有一次喝多了，他看着自己，觉得“腻歪”，拆了，拆完变成爆炸头。洗完头回家，觉得自己没特点，又去做了非洲辫。他还给嘴巴打了两个钉，又拆了；把眉毛剃掉，后来也重新留了起来。没眉毛的时候，他喜欢穿山本耀司风格的黑长袍、裙裤、马丁靴，“给人一种这个人信邪教的感觉”。
老七也做模特，他乐于成为镜头中的主角。但某种意义上，他特立独行的、有点暗黑系的打扮本身，即意味着选择做主流社会的局外人，以及拒斥融入人群。
老七独居了四年。房间的基调也是黑色，不光明，也不阴暗，散发着檀香的味道。这似乎是能容纳一个人在阴影中藏身的安全岛屿。老七在家里看电影、做俯卧撑，或蜷进沙发，让所有负面情绪来到自己身上，再一点点化开。但这一切没人知道。老七觉得自己变得像城市中的薄雾般透明，这种感觉也不赖。他慢慢成熟了，沉淀了，更加关注自己与家人，“独居给我带来的好处是，它会让一个人思考，人的思想来回碰撞，好坏来回碰撞，调节好了，你就能往上走一走。”
以前，一个人呆的时间长了，老七就想找朋友吹吹牛，后来，他不太愿意出去了，觉得人和人之间不真诚，人心很浮躁。老七在家研究道教，读《道德经》。去年，老七束起头发，去了白云观。叩拜完神像后，他坐在长椅上，看道长为人们指点迷津，看树，看天。那天香火缭绕，阳光猛烈，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紧紧抓住他的心灵，他感到晕眩，发烫。
将东方哲学融入摇滚乐已有先例，披头士的The Inner Light，歌词来自《道德经》第47章，并用到印度乐器西塔琴；平克·弗洛伊德的Chapter 24，则以《易经》中的第24卦——“复”为灵感来源。摇滚乐，一定程度上是自我的精神修行，曾经的朋克少年老七，希望做出更纯粹的，精神性的曲子。
如今，老七的生活有稳固的秩序。早晨起来，烧壶热水，冲杯黑咖啡加牛奶，听音乐。他一天只吃一顿饭，在下午五点。晚上七点，他开始锻炼，弹琴，也会打会儿游戏或看看电影。第二天重复。他要求自己不喝酒，不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打扰父母，如果挣到了钱，他想给母亲买点护肤品，给父亲买点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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