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入浙考

西学入浙考

徐颂赞 撰述

学人

论及浙东学派与西学的交汇，实不如泰州学派、东林学派等团体那般显著。即便“圣教三柱石”里，除了上海徐光启，便是两位杭州人李之藻、杨廷筠。但地域不等于学脉，徐光启师承焦竑，汤显祖师承罗近溪，李贽师友王艮之子与何心隐，三者都是泰州一脉，良知现成、自由奔放。杨廷筠生于浙地，但在学脉上，早年习王学，又出儒入佛，杨氏家族亲近莲池大师，且与东林多往来，会通儒释耶，主要贡献在三教对话与西学翻译，论思想特出程度，不如徐、李的科技贡献，或李贽、汤显祖的思想艺文贡献。

先说浙人与西学，在西学研究取向上，李之藻主要是科技层面，杨廷筠主要是形上与伦理层面。李之藻的最高成就在编纂天主教第一部大型丛书《天学初函》，囊括《天主实义》等九种教义著作，以及《几何原本》等十一种数学与物理学著作，还有《泰西水法》、《远西奇器图说》等农学或军事著作。他和徐光启等一道成为后世学人研究西学的起点，比如顾炎武、阎若璩等。（裴化行） “利先生学术一本事天，谈天之所以为天甚晰，睹世之亵天佞佛也者，而倡言排之，原本师说演为《天主实义》十篇，用以训善坊恶。”“彼其梯航琛贽，自古不与中国相通，初不闻有所谓羲、文、周、孔之教，故其为说亦初不袭吾濂、洛、关、闽之解，而特于知天事天大旨，乃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尝读其书，往往不类近儒，而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篇默相勘印，顾粹然不诡于正。”（李之藻，《天主实义重刻序》，收录《四库全书·子部》第93册）

杨廷筠贡献在形上与伦理道德层面，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他由释入耶，杭州仁和杨氏家族与云栖祩宏（明代四大高僧，莲池大师，净土宗八祖，曾写《天说》与利玛窦争辩）交好，研究佛学甚深，探索十年才皈依天主教。他在形上层面的思考，可见《代疑编》、《代疑续编》、《天释明辨》等。另一点是他参与西学翻译，特别是传教士引进的七千多部西学著作，堪称壮举。他曾为艾儒略的《西学凡》做序言，此书是中国史上首部阐述西方教育（耶稣会学校）学科分类的著作，介绍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等六科。进而，他称这项系统引进西学的行为，为儒家恢复一千六百年来晦暗不彰的“天学”，并超越前次汉唐之际佛学入华的跨文化影响。“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皆中华先圣之学也。《诗》、《书》所称，炳如日星，可考镜已。自秦以来，天之尊始分；汉以后，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学几晦，而无有能明其不然者。利氏自海外来，独能洞会道原，实修实证，言必称昭事。当年名公硕士皆信爱焉。”“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此岂蔡愔、玄奘诸人近采印度诸国寂寂数简所可当之者乎？”（杨廷筠，《刻西学凡序》，收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西学凡》）

明末耶稣会士西来，为中华文化注入新思想，特别是金尼阁与邓玉函等人后续携来的七千多部西学著作（摇篮本），堪媲美甚至超绝于汉唐之际佛学典籍的引入。汉唐之际佛学只是带来了新的信仰观念，并未引进自然科学或者“实学”，而且其在形上层面与儒家对冲，直到禅宗发明、两宋新儒学重构而终于贯通。

“西学”乃至“天学”的引入，不但与儒学在形上层面契合，更多增形下器用层面，特别是当时欧洲已达世界前沿水准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农学水利、军事兵器等，这些科学技术的引入，极大提升儒家士人的眼力。例如，新词的编译与传播：点线面、直角、锐角、四边形、外切、平行线……沿用至今。新世界观的传播，例如地心说、日心说，《坤舆万国全图》里的整全世界（中国不是中央之国）。以及新学术的展开，西人带来的自然科学，影响方以智、黄宗羲等中国前沿知识分子。否则，当时的中国士人所能用的思想资源，局限于程朱理学或者陆王心学。即便黄宗羲后来提出“西学中源说”，究其实质，也只是事后诠释，并不能直触西方科学代代演进的心脉与命脉——根本在于追求真理（认识上帝）、方式在于逻辑推论。两项根本命脉的缺乏，“技术”纵能昙花一现，“科学”动因却无法代际相承、不断演进。

地域

“浙东学派”，此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同时期均有异同，但主要都是后世的概念发明，其含义多重，地域以上八府为界，学科以经学、史学、心学为主，不同名词里涵盖的内容范围不同。

先就“浙学”而言，分狭义、中义、广义三种。狭义“浙学”，朱熹以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称之，贬其“功利”取向，区别于朱学与陆学。此类称谓，乃一种他者凝视，不是自我意义的建构。（“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熹《朱子语类》） 此外，吕祖谦婺学为中原文献之学，口传关洛，调和朱陆，如鹅湖一会。淳熙四先生承接象山心学，立四明学派，讲学于月湖慈湖。谁能料三百多年后，姚江心学凌空特出，复启绝脉。

中义“浙学”，即“浙东学派”，自两宋“庆历五先生”与“淳熙四先生”，至“阳明心学”与“梨州史学”。王阳明发明良知学，时称“浙宗”，下开七派，远播日韩。黄宗羲亦以“浙学”称王学，章学诚则提出“浙东学术”，远宗陆九渊，上溯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下承万斯大、万斯同，定位“浙东学术”为经学与史学合一，强调通经致用、持世救偏（“宗陆而不悖于朱”，“言性命必究于史”，《文史通义·浙东学术》），而别于只讲心性的所谓“王学末流”，或专注文献的乾嘉考据学。这可说是浙东学人自我认同的主动建构，但这种学脉建构，不免涉及材料取舍与他我排异，存在学术门户之见。比如黄宗羲《明儒学案》以阳明心学为主脉络，认同江右（“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明儒学案》），而对越中王门与泰州学人有贬词，李贽更是未入学案，因其近禅批儒，更见黄宗羲的本位立场。

广义“浙学”则以浙地为界，囊括古越迄今、儒释道耶回各家学说，乃至当代所谓政商模式，但因学脉杂乱、宗主岐出，加之当代政宣立意，无关学术，此处不赘。

三义之中，以浙东心学与经史之学，最有学脉价值，因其强大思想力，跨越历史而惠今，但此处又有广狭之分。广义看，上溯两宋，囊括四明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吕祖谦、陈亮、叶适，在朱熹和陆九渊之外，别开生面，强调经世致用、义利并举。下至明代，自姚江而越中、江右、泰州，启蕺山、梨洲。刘宗周重新发掘《中庸》的“诚”，以“慎独”作为修身工夫。黄宗羲于心学别开经史，会通西学，启清代学术。

狭义看，则特指“浙东史学”，明末黄宗羲开山，上接阳明学，下启清代考据学，以宁波甬上证人书院、余姚龙虎草堂为阵地，培育浙东史学，后来学术传人有黄百家、万斯大、万斯同等，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人踵继，以历史考据学切入经学为特色，开启清代学术，影响至于民国（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并称之为“科学的古典学派”）至晚清民国章太炎、何炳松、陈训慈相继发挥。

以地域称学术，是常见现象。看海外，小到院校、省市或者城邦大小范围的“地方”，有“亚历山大学派”、“安提阿学派”，近代有“京都学派”、“耶鲁学派”等。大到国家或跨国的“地方”，有“希腊哲学”、“德国浪漫主义”、“英国保守主义”等。当某种地域学说具普遍性，溢出乡邦限制，则成带有某种地方性的普世学说，具有穿越时空的影响力。由此观之，浙东学派里以阳明心学为最，影响遍及明代中后期的中国思想界，以及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其次是梨州史学，盖因其影响及于清代经史学和民国学术。

比较和溯源“浙东学派”分殊，可发现几个特点：一，均从儒家本位开出新思想，本于经学，而开史学、心学。二，“浙东学派”最突出的两大高峰，是阳明心学和梨州史学，因有系统学脉牵连，跨越时代地域的影响，以及现代价值。阳明学更是影响遍及东亚。三，都重视经世致用和实干，即便是心学，王阳明和刘宗周也注重知行合一，不蹈入玄虚，实际参与社会事务，有事功和通经致用的取向。

因此，在浙东学派与西学的会通上，应分清主干与流脉，避免枝节琐碎，同时以三点为要，进行比较与会通。

史略

1270-80年代，《马可波罗游记》载：“（杭州）城中仅有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之礼拜堂一座。”

1284年，来自撒马尔罕的马薛里吉思，在杭州兴建景教大普兴寺。

1304年，《元典章》卷三十三载：“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

1326年，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和德利来杭，居三年后返欧洲。曾在灵隐寺与僧侣辩论动物是否人类转胎。

1548年，明政府摧毁葡萄牙人在宁波双屿岛上的攻防，岛上已有数万天主教徒与多间教堂。

1586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葡萄牙籍麦安东受王泮、邹一麟邀请，到家乡绍兴宣扬天主教义。早在1583年，肇庆知府王泮已准允罗明坚于利玛窦在当地建仙花寺。罗明坚被誉为“西方汉学之父”，与利玛窦齐名，曾著《葡华辞典》，这是世上首部葡汉双语词典。罗明坚离开绍兴后至杭州，留下三首诗 [注1]，这是欧洲人关于杭州最早的中文诗作。在杭绍暂留半年后，返广东。

1601年，李之藻在北京结识当年抵京的利玛窦，为其笔述《经天该》，隔年重刻《坤舆万国全图》。

1605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编《浑盖通宪图说》，为克拉维乌斯所著《星盘》的节译本，介绍西方星盘的制法和用法。

1607年，汪孟朴于杭州重刻《天主实义》，李之藻作序。

1610年，李之藻皈依天主教。次年，李之藻父亲去世，邀郭居静、金尼阁、钟鸣仁等来杭，于李氏府邸举办杭城首次弥撒礼，杭州开教。杨廷筠参观李之藻父亲西式葬礼，以及李之藻抛弃佛像、休妾之后，决定皈依，其后杨氏家族百余人陆续皈依天主教。

1611年起，郭居静长居杭州，直到1640年病逝葬于大方井，期间应孙元化之邀，于1621年（有作1620年，此处按《嘉定县志》说法）赴嘉定开教，曾助利玛窦编拉丁字母注音的华语声韵字典。

1614年，李之藻、利玛窦合作编译的《同文算指》刊行，这是第一部向中国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

1615年，杭州莲池大师（净土宗八祖）作《天说》，反驳利玛窦《天主实义》中的批佛理论，他是佛教中第一个对利氏言论作出反应的名僧。同年，名居士虞淳熙刊刻《杀生辩》《利夷欺天罔世》等反天主教论著。另，杨廷筠作《鸮鸾并不鸣说》《圣水纪言》等护教论著。

1616年，浙江乌程人、礼部尚书沈濯，在南京掀起“南京教案”。徐光启作《辩学章疏》，艾儒略避祸于杭州杨廷筠家中，并开始用汉文出版著作。后多数传教士避祸杭州杨府。

1620年，曾德昭（原名谢务禄）由澳门重回内地，在杭州留居多年，在《大中国志》中描述浙江为“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

1621年，邓玉函（伽利略、开普勒的好友）来杭州，住李之藻家，编译《泰西人身说概》二卷，这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方人体解剖学著作，也是第一个把天文望远镜带进中国的西方人。同年，杨廷筠作《代疑编》，引起佛界反驳，如行元和尚的《非杨篇》。

1623年，艾儒略《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学凡》等出版，介绍西方地理、耶稣会教育制度。直到19世纪，《职方外纪》仍被当作学习欧洲地理的教材；《西学凡》首次向中国介绍亚里斯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同年，李之藻罢官回杭，与傅汎际合译《寰有诠》，介绍西方宇宙论。

1624年，叶向高（北京东林领袖）路过杭州，结识艾儒略，邀其赴福建开教。

1625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发现于西安，李之藻得到碑文拓片，作《得景教碑书后》，此为景教碑研究第一篇文献。

1626年，金尼阁于杭州刊印拉丁文版《中国五经》，这是第一部在中国刊印的儒家古籍西文翻译本。并刊刻《西儒耳目资》，王徵作序，此为第一部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著作。

1626年后，阳马诺活动于沪宁杭一带，并最终定居杭州，他是第一个中国介绍伽利略望远镜及其天文学的西方人。

1627年，费乐德到鄞县传教，宁波开教。

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去世，葬于大方井，“西书七千部”计划流产，后在存本中发现有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开普勒《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经典。

1629年，李之藻编刻《天学初函》，这是中国第一部西学译著丛书，收集了明末西学译著文献20种，52卷，宗教、科学各10种。同年，毕方济刊刻《睡答》《画答》，以睡眠、绘画论人性道德。

1631年，李之藻与傅汎际合译《名理探》十卷（原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注释大全》），于杭州刊刻，此为第一次向中国引进西方逻辑学。

1634年，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汤若望等人编译的《崇祯历书》完成，黄宗羲即在绍兴周述学后人处看到稿本，但未抄写成功。这是比较全面向中国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著作。

1638年，鄞县朱宗元在杭州皈依，利类思为之施洗，朱氏成为浙东籍第一位儒家天主教徒，著有《答客问》《拯世略说》等。朱氏后来介绍刘宗周的学生张能信皈依天主教，张氏成为蕺山学派中极少数的天主教徒。

1639年，明代反天主教的主要论集《圣朝破邪集》初刻于浙江，汇集八卷十万多字，既有教案官方文件，也有儒生、佛教僧侣和居士的护法文章，集中反映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冲突面向。同年，阳玛诺来浙江，结识朱宗元，隔年阳氏出版《轻世金书》。

1642年，刘宗周因反对汤若望监制火炮，而被崇祯削职，返乡绍兴。同年，孟儒望《天学略义》在宁波刊刻，解《使徒信经》。同年，黄宗羲在京结识汤若望，学习西方历算学，并获日晷。[注2]

1644年，卫匡国进入杭州，隔年为躲避清军，逃往浙闽交界山区。同年，阳玛诺《景教碑诠》刊刻于杭州。

1646年，卫匡国重回浙江，定居杭州，直到1651年到福建搭船回欧洲，并出版《鞑坦战纪》《中国新地图集》，后者是欧洲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地图集。1647年，黄宗羲抗清兵败，避居余姚化安山中，研中西历算学。[注3]

1654年，黄宗羲嫁女途中，丢失梅朗三转赠传教士的龙尾砚，赠砚日期不详。黄宗羲与传教士之直接联系暂未见史料。

1659年，阳马诺逝世于杭州。同年，卫匡国回杭州。

1660年，卫匡国《灵性理证》刊刻于杭州，隔年去世，葬于大方井。

1662年，黄宗羲撰成《明夷待访录》，提出将历算、测量、火器、水利等专业门类，列入选拔人才范围，要求奖励“绝学”相关的研究发明者。这些“绝学”实为传教士先导的近世科学。同年，主持杭州教务的殷铎泽和郭纳爵合译《大学》《论语》拉丁文版，于江西刊刻，后又合译《中庸》，但未译《孟子》。这是“四书”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1666年，黄宗羲大量购买绍兴澹生堂藏书，藏于余姚续抄堂，其中有十多部西书，包括《天主实义》《几何原本》《西洋火攻图》等。

1671年，殷铎泽等人返回欧洲，带回儒家典籍译文，并于隔年在巴黎出版法文版《中国政治道德学》，后又合编《中国哲学家孔子》，引起莱布尼茨、坦普尔的留意以及欧洲孔子热潮。殷铎泽亦被誉为“孔子的西西里知音”。1674年，殷铎泽等人由罗马返华，主持杭州教务。

1676年开始，黄宗羲应许三礼之邀，在海宁讲授时、西洋、回回三历等，并培养陈訏，陈氏后作《句股引蒙》，会通中西算法。

1683年，陆次云著《八纮译史》，提出对西学“舍理取器”，即舍弃天主教义，取用西洋科学技术。1689年，殷铎泽见康熙，得以重建天主堂。

1691年，黄宗羲作《破邪论》，其中《上帝》篇以周制反驳天主教的“上帝观”，以及佛教诸天说、汉代谶纬的五帝说等。

1697年（1697-1700年间，时间未确证），黄宗羲之子黄百家作《天旋篇》，介绍哥白尼“日心地动说”，黄百家后亦在《宋元学案》中介绍哥白尼学说。

1711年，仁和张星曜撰《天教明辩》。

1715年，张星曜撰成《天儒同异考》，历时数十年，在前代“合儒”、“补儒”基础上，提出“超儒”。

1730年，雍正禁教。隔年，杭州天主堂被挖去“敕建”二字，改为天后宫长达134年。此后天主教转为隐蔽，期间有多次松动与教士潜回，但总体不像之前那样公开发展。

注解：

[注1] 罗明坚《游杭州府》不惮驱驰万里程，云游浙省到杭城。携经万卷因何事？只为传扬天主名。《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首》其一僧从西竺来天竺，不惮驱驶三载劳。时把圣贤书读罢，又将圣教度凡曹。其二一叶扁舟泛海崖，三年水路到中华。心如秋水常涵月，身若菩提那有花。贵省肯容吾着步，贫僧至此便为家。诸君若问西天事，非是如来佛释迦。

[注2] 未有史料确证，从黄宗羲晚年诗《赠百岁翁陈庚卿》推论。

[注3] 黄宗羲：“余昔屏穷壑，双瀑当窗，夜半猿伥啸，布算簌簌，自叹真为痴绝。及学成，屠龙之技，不但无所用，且无可与语者，漫不加理。”

参考文献：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龚缨宴，《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杭州出版社，

2010。史式微，《江南传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东方出版社，2000。

王伟斌，《明清浙江天主教史编年考论》，广西师范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