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向性(六)
焦虑与潜力是同一经验的两个方面。当一个人意识到并接受自己的潜力时,正常的、建设性的焦虑才随之出现——意向性是正常焦虑的建设性使用。如果我能够对用我的能力采取行动有期待并有可能性时,我就会前进。但如果焦虑压倒了一切,则行动的可能性便被掩盖了。

学习不是知识的片段积累。它是一种发展,每一点知识都会使学习者成长,因而使之能够形成越来越复杂的客观性——客观复杂性是与主观能力同样发展的。
—— 胡塞尔(Husserl), 由昆廷.劳尔(Quentin Lauer)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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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写了一日的旅途劳顿之后,晚上上床睡觉的情形。他写道:
筋疲力尽,我赶快到床上躺下,
去歇息我那整天劳顿的四肢;
但马上我的头脑又整装出发,
以劳我的心,当我身已得休息。
因为我的思想,不辞离乡背井,
虔诚地打算要到你那里朝拜,
睁大我这双沉沉欲睡的眼睛......
莎翁在这样使用“打算”这词时,其行为已在其意向中表达出来。在我们的时代,我们会说:“打算对你进行热忱的朝拜。”(intend to make a zealous pilgrimage to thee)我们会将行动看成孤立的、必须明确说明的东西,某种你全神贯注于它,做出决定之后附加的东西。莎翁写作的时期,英语就像所有语言在其古典时期的情况那样,具有意向与行动不可分离的特点,因而有着特殊的活力与力量。而我们后来的语言则反映了头脑与身体的二分法。我们认为意向与身体理所应当是分离的,我们必须说出“做”本身。这一章的重点就是莎翁所使用的语言不仅具有诗意,也更准确地描述了人的心理。这是在人为地描述之前我们所体验到的。意向与行为的分离是非自然状态,并不能准确描述人类的体验。行动是包含在意向中的,意向也包含在行动中。
保罗.利科教授举了以下的例子。我在旅行,而旅行不仅仅是客观状况,即看到自己在那里,它也是要做的事,是我要实现的计划。它是有我能实现这个可能的,我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可能。利科指出在这个旅行的规则中,我们在谈及未来的结构,但将其贬为“只是”主观的则并不准确。它一点也不乏客观性,因为它是与未来相关的,是与未决定的结构相关的。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只以客观事实构成世界,这是对维特根斯坦及实证主义者不公正的贬低——而在这一点上行为主义者也包括了进来。“我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在治疗中尤为重要,因为患者来治疗是因为他们无法说“我能”而只能说“我不能”,为了理解“我不能”,我们必须看到其背后的“我能”,这是对“我不能”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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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像我一样会注意到这章通篇都是will(意志,将)这个词。当与意向性相连时,它也是我们英语用于将来时态的同一个词。意志与意向性都与未来密不可分。两者的含义——一般将来时,将发生某事;是个人决心,我将使之发生——都在意向性的每一个陈述中心以不同程度呈现出来。“我9月要来纽约”可能包含的决心很少而几乎完全是对未来的简单陈述。但“我要结婚”或“我要写首诗”对未来的评论则大大减少而更多地表明决心。将来不只是包含将要发生的时间状态,而且包含着这样的元素:“我要使之成为这样。”力量就是潜能,而潜能则指向未来:它是将被实现的事物,将来是我们自我承诺的时态。我们开了一张期票,让自己去冒险。尼采所谓“人类是唯一可作出承诺的动物”便与我们将自己置于未来的能力相关。我们还会想起威廉.詹姆斯的说法:“但愿如此。”许多患者的无望可能以其压抑、绝望、“我不能”感表现出来,是与无助相关的。从一种观点看,可视之为无能力看到或建设未来。
正是在意向性与意志中,人类感到了其身份。“我”是“我能”的“我”。笛卡尔之名句“我思故我在”是错误的,因为身体是不能够通过这样的思考而获得的,自然也不能通过理智化而获得。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笛卡尔的表述遗漏的恰是最重要的可变性:它从思想跳到了身份,而这时实际上发生的是“我能”这个居中的变量。克尔凯郭尔在嘲笑黑格尔同样过于简单和唯智论的“潜能变为现实”的说法时声明,潜能确实会变为现实,但中间的变量是焦虑。我们可对此重新表达:“潜能是对我的感受——我的力量,我的疑问——因而,它是否会变为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我在哪里发号施令,我有多犹豫。”发生在人类体验中的是“我构思——我能——我将——我是。”这个“我能”和“我将”是基本的身份感。这使我们不至因为患者要在发展出一种身份感之后行动,以至在治疗中无立足点。相反,他是在行动中获得身份感,或至少可能感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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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焦虑与潜力是同一经验的两个方面。当一个人意识到并接受自己的潜力时,正常的、建设性的焦虑才随之出现——意向性是正常焦虑的建设性使用。如果我能够对用我的能力采取行动有期待并有可能性时,我就会前进。但如果焦虑压倒了一切,则行动的可能性便被掩盖了。因此,保罗.蒂利希指出,明显的神经质焦虑会破坏意向性,“破坏我们与知识或意志有意义的内容之间的关系”。这是“无价值”的焦虑,没有意向性我们事实上“毫无价值”。
非常有趣,蒂利希接着将意向性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然后又与勇气相联系。
人类的生命力与勇气一样伟大:它们是独立的,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最生机勃勃的生物。他可在任何方向超越特定的状况,而这种可能性驱使他超越自我进行创造。生命力是超越自我进行创造而不失去自我的力量。生物超越自我创造的力量越多,其生命力也就越旺盛。这个科技创造的世界是人类生命力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它表明人类生命力大大超越了动物的生命力。只有人类具有完整的生命力,因为只有他有完整的意向性.....如果生命力与意向性之间的相关性能被正确地理解,人就能够接受在其真实性的界限内对于勇气的生物学阐释。

压倒一切的焦虑破坏了感知与构思一个人的世界,无法向其伸展以形成并改造它。在此意义上,它破坏了意向性。在严重的焦虑中,我们无法希望、规划、承诺或创造;我们退回到狭窄的意识栅栏后,只希望保护自己直到危险过去。人类的生命力不仅以生物学的力量展示出来,并且还表现为以各种创造性活动与世界相联系,形成并改造了世界。因而一个人意向性的程度可以视为其勇气的程度。蒂利希描述了“阿瑞特”这个希腊概念,其含义为力量与价值的结合,而罗马的美德,也同样是男性力量与高尚道德的结合。“生命力与意向性在这完美人类的理想中结合起来,它既来自于野蛮,也同样来自于道德。”
从该词本身的来源提供的最后线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将意向性与生命中体验的“强度”与“专注”的程度联系起来。我们总是试图确认生命力一词在心理学范围的含义,比如用“活力”这一类的词,没人能十分确信自己说了些什么。难道不是意向性给了我们从心理学意义上定义生命力的标准吗?意向性程度可以阐释人的活力、其潜在的承担责任的程度,如若谈论的是患者,就是其继续完成治疗任务的能力。 - 完-
文 /(美)罗洛.梅
宏梅 梁华 / 译
编辑 / 阿朴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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