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中的意向性（一）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不喜欢或去帮助那些不擅长冒险，或能感觉到自己生活于危险边缘的人。

——威廉.詹姆斯

现在回头说说治疗，我们有双重目的。第一，我们要谈谈有关怎样在临床中使用意向性和意志来帮助有心理问题的人的建议。第二，我们要看看，实践案例给予我们这个仍然是最重要的问题，即意向性与意志是什么的问题的怎样的见解。心理治疗应当给予我们资料来源。其有关意向性是如何被活生生的、有感觉的、痛苦的人们体验着的这些方面的丰富性与深度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们讨论意向性的过程中，有些读者可能会问，在治疗中，这与“付诸行动”之间有何区别呢？并且他们可能会盯着问这个问题。难道对于作为与意向分离的那一部分的行动的强调不是意味着“付诸行动”的建议吗？

“付诸行动”是为避免觉察而从冲动（或意向）到公开行为的一种转化。发现欲望或意向所蕴含的全部意义，领悟其中的意义，其典型的表现即是使患者的自我世界的关系更加混乱。因而会比将欲望付诸实施的身体行动产生更多的焦虑与痛苦，即使在后一过程中受到挫折与伤害也不例外，至少，如果人能将全部问题保持在身体行为的层面，他就不必面对更难应付的对于其自尊的威胁。这也是“付诸行动”正好与幻想、精神错乱以及反社会性格类型相关联的原因。付诸行动不是发生在意识层面，而是在“知觉”层面，我在接下来的部分会对此加以说明。这是人与动物都具有的能力，是先于意识的更为原始的发展阶段。在成年患者中，付诸行动通常是为摆脱欲望与意向所做的努力，而未将其转化为意识。不将意向性付诸行动而与之共处实非易事，生活在意图和行动的两极则意味着要承受焦虑。因此，如患者不能以行动逃避焦虑，他们便会反其道而行之，以否认整个意向本身来逃避紧张。

我们在本书前面讨论了愿望、意志与决定。现在我们对意向性进行过讨论之后，又回到这些话题上非常重要。因为意向性对于充分理解愿望、意志与决定是必不可少的。在所有这三个层面上叙述临床治疗，更充分地说明我们问题的意义。

老练的患者会使用这种方法——这在我看来已成了当今的普遍方法——理智化意向从而否认其影响，削弱整个体验并使其渐渐枯竭。例如，当一位患者感到了对父亲的恨并想杀死他时，他通常都知道他不必真的拿枪这么干。但假如他接着提醒自己，“每个人在精神分析中都有这种想法，这只不过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部分”，从而使自己从整个事件中脱离出来，没完没了地谈论它，他就不会受益，只会巩固其防御而使我们无法解决他与父亲之间真正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患者所做的正是将意向性从经验中除去。他将其删除，这样他就真的不会有什么打算了。不用朝着什么前进，而只是讨论一个孤立的想法。疏离与精神变态的行动是避免对其意向性之冲击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式。前者是一种理智化、强迫性的方式，而后者则是幼稚的、精神病型的。

我们想让患者做的是真正地体验其意向的蕴涵与意义，而“体验”包括行动，但是界定在意识结构之中，而并非身体的。当我们强调意向在意识结构中包含其行动时，就意味着两件事：第一，这个行动必须被感觉到、体验到并被当作我的一部分与其社会蕴含一起接受下来。第二，我们因而可以摆脱将其付诸身体行动的需要。我们是否会付诸实施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我面对了我的意向性，我能够希望在外部世界做决定。

精神分析应当是体验意向及其蕴含的行为与意义的最佳场所——借用弗洛伊德关于移情的说法，是“意向性的操场”——患者无须将其转化为公开的行为。诚然，治疗师也冒着一定的风险。每当患者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时，就会有风险，这时就有可能发生伤害性的行为。当患者意识到他有杀父的欲望而被变得情绪烦乱时，这种感情也能够并且应当被用于改变患者与其父的关系。依我之见，当这种弑父的仇恨与欲望在成人身上呈现出来时，一般都是对于父亲依赖的表达。正常的、建设性的结果是通过洞悉这种体验的意义以及对这一情感的宣泄，他会将自己与父亲之间过度的联系“杀死”从而获得更多的情感独立。毫无疑问，这种解释听上去过于简单化，但我希望它表明了体验意向及其蕴含与精神变态的付诸行动之间的区别。精神变态与分离型患者都是在奋力逃避面对其意向性的意义。我们在本章中一直在设法阐述意向性，这完全是为了还原行动的这个意义并使其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于意向性的关注可真正避免精神分析中将意向付诸行动。

在此还要说明一点，意向性基于患者与治疗师共享的意义母体。每个人，无论是正常人还是精神病人都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他自己建立的意义母体中——即它是独立的——但他是在人类历史与社会这个共同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这便是语言如此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我们发现和形成我们的意义母体的环境，是我们与同伴们共享的环境。“语言是每个人的精神基础。”宾斯万格说道。以同样的比喻，我们可以说历史是每个人的文化躯体。意义母体先于讨论、科学及其他，因为是它使得讨论——就像在心理治疗中——成为可能。我们完全客观地置身其外，就永远不可能理解患者或任何人的意义母体。我们必须能够参与到患者的意义中，但同时又能够保持其自身的意义母体，这样才能不可避免地、合理地向他解释他现在的行为——常常是他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在其他的人类关系中，也是如此。友谊和爱情要求我们参与到他人的意义母体中而又不放弃自身的意义母体。这是人类意识、理解、成长、变化，变得清晰和富有意义的方法。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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