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薇论坛15 陽明先生年譜的源流：天真書院本、贛本州毛汝麒本、《王文成公全書》
提要：《陽明先生年譜》是陽明學研究的基本文獻，在現在通行的陽明年譜中，以隆慶六年刊行的《王文成公全書》中附録的版本最爲流行。《全書》本年譜據嘉靖四十三年的天真書院本以及贛州毛汝麒本綜合删訂而成，長期以來，由於天真書院本沒有受到重視，文獻源流一直比较模糊，以至於《全書》本年譜的若干特徵未能得到準確的認識，引發了一些誤解。本文通過檢討年譜的編纂過程，詳細比勘異文，釐清文獻源流，并廓清某些錯誤的認識。
關鍵詞：陽明先生年譜 天真書院本 毛汝麒本 文獻源流
當代最通行的《陽明先生年譜》是《王文成公全書》中附録的版本，作爲記載陽明生平行事以及學術大旨的基本文獻，雖然《全書》本年譜經常被指責有各種缺點，但是仍被廣泛引用。《全書》本年譜共三卷，屬於原書卷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又附録兩卷，卷三十五記嘉靖九年（1530）至隆慶二年（1568）三十多年間陽明後人以及門弟子的活動情況。卷三十六附録年譜舊序以及年譜的主要編纂者錢德洪、羅洪先二人討論年譜編纂事宜的通信。這些通信對我們了解年譜的編纂原則以及成書過程很有幫助。
《全書》本不是年譜的最初版本。錢德洪説年譜“始謀於薛尚謙”¹，又説“越十九庚戌，同志未及合併”云云²。“庚戌”爲嘉靖二十九年，據此推測，最早提出編輯年譜當在嘉靖十年。陽明逝世以後，薛侃（即薛尚謙）擔心同志離散四方，沒有定期聚會的場所，對學問的發展不利。於是在杭州城南的天真山修築精舍，每年春秋兩季的仲月，四方同志“講會終月”。作爲一項重要的學術任務，在嘉靖十年的天真聚會上提議編輯年譜，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參與年譜編纂的同門不止一人，按照原計劃，同門諸人將陽明生平分爲數節，各人分年分地收集遺事，編成草稿，由鄒守益統一删訂。根據一些零星的記録，我們知道編纂年譜很不順利。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底，鄒守益、羅洪先、王畿、錢德洪等人出席青原山大會，會議上決定將“丁丑以後五年”（正德十二年到十六年），陽明巡撫南贛到平定寧王叛亂這段時間的事囑羅洪先編次考訂³。到嘉靖三十五年底，又是青原山聚會，錢德洪還就年譜事與鄒守益商議⁴。
年譜的主要編者是錢德洪。錢德洪（1497-1574），本名錢寬，字德洪，因避祖先名諱，以字行，浙江省餘姚縣人。錢德洪與陽明同鄉，也出生在王陽明的誕生地瑞雲樓，這種歷史的偶然對後來錢德洪成長爲王門巨子應該有些潛在的影響。錢德洪十七八歲已讀過《傳習録》，但思之未合⁵，後來聽説陽明講學江右，因思及門請益。正德十六年九月，陽明回餘姚掃墓，錢德洪率其姪大經、應揚等人師事陽明⁶。嘉靖元年以後，陽明“在越七年”，錢德洪“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⁷。嘉靖五年以後，錢德洪成爲王門“教授師”，初及門者，皆令其引導。陽明去世以後，錢德洪是陽明文獻的主要編者，《陽明先生文録》、《文録續編》、《傳習續録》等書，皆由錢德洪編訂。在編輯年譜一事上，錢德洪最初負責陽明始生至讁龍場一段。嘉靖二十九年，錢德洪在溧陽（今屬常州）嘉義書院完成草稿。此後又過了十年，年譜尚未定稿，眼看同門零落殆盡，鄒守益致書催促，説“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爲隔世人矣。後死者寧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修飾之役，吾其任之”⁸。錢德洪接受了起草全譜的任務，仍在嘉義書院從事編輯工作，至四十一年上半年， 譜稿完成“三之二”。同年底，錢德洪携譜稿訪問鄒守益，商量定稿事宜，行至南昌（鄒爲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得知鄒已於十一月逝世。錢德洪與同門胡松吊唁之後，便道訪問羅洪先。適值羅洪先閉關結束，因以閉關所得與年譜互相印證，“若有先得者”，因而相約共同考訂。
羅洪先的加入爲年譜的定稿帶來了新的動力。羅洪先（1504-1564），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正德十二年，陽明巡撫南贛，羅洪先十四歲，曾有志及門問業，因父母愛護不讓出門，故終身止稱後學。作爲學者，羅洪先受學于李谷平，但與鄒守益、聶豹、王畿等陽明學者保持著學術上的密切聯繫。嘉靖四十一年底，錢德洪與羅洪先分别之後，取道江西省城，打算在南昌完成年譜全稿。羅洪先以爲“省城内外，終屬紛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⁹，因而建議錢德洪前往上饒懷玉書院，“閒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可以一舉成功。錢德洪於四十一年除夕抵達南昌，短暫停留，不出羅洪先所料，“無端應酬”，分散精力，因而於四十二年初前往懷玉書院。大約四五月間，年譜草稿略就¹º。
錢德洪完成草稿以後，回到杭州天真書院，又與王畿、黄國卿、陳大賓等人對年譜進行校正，并“亟某梓行”。下半年，錢德洪定稿本年譜七卷在天真書院付梓刊刻。此時距薛侃動議編輯年譜已經過了三十二年，而全譜仍成於天真書院，可謂有始有終。天真本年譜的刊刻時間，在錢德洪嘉靖四十三年春的通信中曾提及“滄溪物故，見吾閩去，刻將半矣”。黄滄溪卒於四十二年十二月，是原書刻本當成于四十三年上半年。
嘉靖四十二年七月，羅洪先收到錢德洪在懷玉書院完成的年譜稿，取陽明文集“一一詳究”，“於年譜中手自批校，凡三四易稿”，對原稿作了很多修訂，包括揀汰冗辭，訂正史實，又增録了很多引文，最終定稿爲三卷本，由胡松、陸穩、毛汝麒等人刊於江西贛州。贛州本卷首有羅洪先序，作於四十二年七月。書後有陸穩跋，作於同年九月二日（這與《全書》附録的羅洪先“論年譜書”倒數第二封的年月大體重合，該信提及年譜“已付新建君入梓”），又卷首周相序，作於四十三年四月。從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到次年四月，贛州本的刊刻時間亦與天真書院本大體重合。
天真本、贛州本年譜刊行以後，又過了六七年，謝廷傑巡按浙江，彙刊《王文成公全書》，《全書》中收録年譜，於是又據二本進行删訂。今檢郭朝賓本《全書》¹¹，卷三十二、三十三（《年譜》一、二）由“新昌吕光洵增訂”；卷三十四（《年譜》三）由“新昌吕光新增訂”；卷三十五由“秀水沈啓源增訂”，卷三十六也由沈啓源編定。《全書》本年譜卷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記陽明一生行事，與天真本、贛州本重疊。吕光洵、吕光新的“增訂”，首先是先刊落原譜中的引文，作爲《全書》附録，引文的必要性已經降低。其中有部分十分必要的引文，《全書》本也作了節略處理。對於叙述性的文字，從天真本到贛州本，再到《全書》本，有大量的修改潤色的痕跡。
在年譜定稿期間，羅洪先與錢德洪就年譜的修辭原則以及若干事實傳聞進行了深入討論，其中頭緒很多，二人并未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這種分歧是年譜形成天真本、贛州本兩種不同版本的主要原因。嘉靖中後期，陽明學正蓬勃發展，後學先後疏附，每一大會，動輒數百人。受到這種氛圍的影響，錢德洪的年譜稿中略有“鋪序”“文飾”之處¹²，大概是一些推尊陽明的話。羅洪先以爲年譜當以“傳信”爲第一原則，他舉《象山年譜》爲例¹³，説“每見友人於門生推尊處，輒有厭心”，而且陽明功業昭著，無需再加揚詡，只宜“平平説去，令人自看。”贛州本年譜，“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將錢德洪原稿中的“文飾”語盡數删去。
今檢天真本的“文飾”之處，如正德十四年擒獲宸濠條，錢德洪在引述龍光語之後，慨歎“此聖學之全功，三王之遺智也”云云¹⁴。又正德十五年“正月居贛”條下，錢德洪叙陽明處權竪事，按語説：“（前略）及與忠等酬對，守正而不屈，旁行而不流，出入變化，妙應無迹，而奸黨終不敢逞，身亦免難。三代以下，證聖學之全功，徵矣哉”云云。天真本中的“文飾”語以此兩條最爲明顯，詳其意味，或者受到史傳中的“論贊”傳統的影響，所謂“美盛德而述形容。”（參《文心雕龍·頌贊》篇）從内容上看，兩條的意思有些重複，如所謂“聖學之全功”云云。凡此種種，贛州本皆徑自刊落。
天真本有一些辯證學術的文字也被贛州本刊落。如正德四年，陽明始論“知行合一”。錢德洪説“先生以晦庵分知行爲進學之次第，先之以格致而於知無不明，然後實之以誠正而於行無所繆。是使學者影響測憶以求知，而不知性體有自然之明覺也；拘執固滯以爲行，而不知性體有自然之感應也”云云。又正德十三年七月，刻古本《大學》，錢德洪説：“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録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云云。這兩條都包含了對朱子的批評，在當時朱子學作爲主流的官方意識形態的背景下，這種議論有些激進色彩。而更加重要的是，錢德洪的議論與陽明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第一條，説“先之以格致”、“然後實之以誠正”云云，語本陽明《答徐成之書》，原書分明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中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陽明雖然也批評朱學末流的流弊，但并未直指朱子，而錢德洪紹述陽明，則將末流之弊徑歸於朱子。贛州本删此二條，於第一條代以徐愛録知行答問語（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云云），第二條則删存《大學古本序》，較爲平實，且不失陽明之意。
陽明一生熱衷講學，門弟子衆多。天真本羅列弟子姓字，羅洪先認爲“太濫”，有“不必强入”者。羅洪先尤其致疑舒芬稱門生一事，他舉舒芬書信以及贈詩爲證，以爲陽明任提督，舒芬爲屬下，稱門生乃僚屬之常稱，并非服膺陽明之學。錢德洪對此略有辯論，今天真本在正德十五年九月條下記舒芬稱弟子事¹⁵，共百餘字，贛州本無，可見雙方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與此相似，有聶豹稱門人事。天真本於嘉靖五年大字特書“八月，答門人聶豹書”，下引陽明答書。根據年譜記載，聶豹稱門人在陽明歿後，贛州本於此僅作“八月。聶豹以御史廵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
羅洪先在通信中還指出了年譜稿中的某些可疑之處。如正德十五年，天真本記陽明“正月，居贛”，“九月，還南昌”。羅洪先以爲此“非巡撫所宜”，乃考開先寺刻石以及詩文，訂作“正月赴召”，“二月，如九江，還南昌”，“六月如贛”，“九月”，又“還南昌”。從刊行的天真本來看，羅洪先的意見沒有被盡數採納，或者錢德洪自有定見，故不爲所移；或天真本定稿之時，事經多手，非錢氏一人所能主張。
在刊行的版本中，贛州本與天真本還有一個重要區别。贛州本輯録陽明的遺言遺事頗多。如弘治十四年陽明就道者蔡蓬頭問仙術、地藏洞訪異人；正德十二年十月，陽明與謝志珊問答語；十三年九月，脩濂溪書院，“設酒食以勞諸生”等事，皆僅見於贛州本。這些記録給後世的陽明學者很多啓發，對這些遺事的收集整理，是羅洪先對陽明學的重要貢獻。通檢贛州本全譜，其中有遺言遺事三十多條不見於天真本。雖然有些記録頗涉神怪（如正德四年陽明在書院中斬妖事），但是也有很精粹的條目。如嘉靖三年八月條下録陽明遺言：“〇又嘗見學者持守太堅，了無生意。問曰：‘吾見諸生數日得無差卻宗旨乎？’諸生曰：‘先生嘗言：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以此工夫守此本體，未嘗敢錯。’先生曰：‘今見得正不然，不睹不聞是工夫，戒慎恐慎是本體。’於是爭論數日，不決。久之，先生乃解曰：‘不睹不聞若非工夫，安得逼真；戒慎恐慎若非本體，安得無意。故吾嘗言：合得本體便是工夫，做得工夫纔是本體。’一時聞者無不灑然”。本體、工夫之合一并進，是傳統儒學實踐中的關鍵環節，在陽明學者群體中有很多討論，這條就算放到《傳習録》中也毫不遜色。
贛州本輯録的遺事中有明顯出於傳聞異辭的例子。如正德十三年正月誘擒池大鬢事，天真本據《浰頭捷音疏》改寫，而贛州本據傳聞記録，兩本出入較大。贛州本於叙事之末，説“紿仲容事，難顯言，故上捷之辭稍異”。又叙擒宸濠始末，贛州本據龍光之言與羅洪先所親聞者，增補遺聞數十條。這些記載出自傳聞，不必盡皆可信，但情節生動，其中部分内容後來被馮夢龍採入小説《皇明大儒陽明先生靖亂録》。
天真本、贛州本皆屬綱目體，全譜大字提要爲綱，雙行小字爲目，在具體綱目上兩本略有出入。陽明一生的學術活動經歷過多次轉變，年譜對於某些關鍵環節以及重要論述皆有提示性質的標注。今檢二本，標注大體一致，但不完全相同。如弘治二年下標“是年，先生有志聖學”；又十年下標“是年，先生學兵法”；二本并同。又嘉靖三年下，天真本標“舒柏有敬畏累洒落之問、劉候有入山養靜之問”、“論聖賢之學無妨于舉業”等，贛州本無標注。在標注形式上，天真本於各要目皆黑底白字，頗爲醒目，而贛州本僅在諸字之外加一邊欄。《全書》本的標注，在形式上與天真本同，但對於具體條目又略有損益。
天真本、贛州本以及《全書》本有密切的源流關係，由於經過多人修訂，導致三本差異較大。以通常的校勘學標準而論，其中異文多達上千條，已經不能被簡單的視爲文獻學意義上的同書異本。雖然如此，如果就相同的史實互相檢校，在各本之間也能找到因襲的痕跡。如弘治二年陽明見婁諒事，天真本作：
是年，先生有志聖學。先生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以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先生深契之。
贛州本作：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且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
《全書》本作：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
從嘉靖四十二年五月完成的草稿到天真書院的刻本，或許訂正的地方并不多。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贛州本可以視爲天真本的删訂本。以此條爲例，贛州本改“有志”爲“始慕”，改“先生舟至廣信”爲“先生以諸夫人歸，至廣信”，删“以”字，又删“之學”二字，補“且”字，又删“先生”二字，補“遂”字。《全書》本顯然參考兩本删訂，如作“始慕”，從贛州本；作“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大體從贛州本，但仍從天真本補一“舟”字；“語宋儒格物之學”，同天真本，但從贛州本删去“以”字；“謂聖人必可學而至”，從天真本；“遂深契之”，從贛州本。這些改動大體都是一些枝葉上的調整，并非絶對必要。如天真本沒有“以諸夫人歸”等字，是因爲大綱已經説“夫人諸氏歸于姚”，目中又説“以諸夫人歸”，意思重複。删“以”字，補“且”“遂”字，徒自勞攘而已。如果稍作索隱式的解釋，則改“有志”爲“始慕”似乎較有分寸。“有志”當是出自孔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陽明非常重視“立志”，他曾經説“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與克彰太叔》）。陽明謁見婁諒在弘治二年，當時才十八歲，其後又學兵法，學養生，有很多曲折，龍場悟道更在十九年之後，則“有志”二字似乎不如“始慕”準確。《全書》本從贛州本，或亦有見於此。三本之中的異文很多，很難概論，大體如此。
《全書》本年譜據天真本、贛州本删訂，沿襲了底本的某些不足之處。如正德十二年平横水桶岡條，舉桶岡形勢，謂“其所由入，惟十八磊、新地五處”云云。其中“新地”二字，贛州本訛作“新池”，《全書》本沿襲致誤。又正德十五年七月，重上《江西捷音疏》下引費文憲公宏《送張永還朝序》。費宏，謚“文憲”，贛州本訛作“文獻”，《全書》本因襲致誤。又正德十六年五月條下，叙湛甘泉與方叔賢等人“同時家居，不數爲會”，陽明致書規以友道，説“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云云。天真本如此，贛州本簡練其辭，删“不數”二字，《全書》本從贛州本，與引文全不相應，屬於删改失當。《全書》本删改不甚精審的例子，又見正德五年，陽明入覲，見黄宗賢訂盟事。天真本作“訂終身共學之盟”；贛州本作“訂與終身共學”；《全書》本從贛州本，但改“身”爲“日”，略失原文之意。又正德十六年，范引年等納拜事。天真本作“明日，夏淳、范引年......等七十四人，相繼請見，大講於龍泉寺之中天閣。”贛州本作“明日，夏淳、范引年......等見，凡七十四人。”《全書》本從贛州本，但删去“見”字，導致整句語意不足。又嘉靖六年十月至南昌，唐堯臣上堂聽講，同門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知。此“知”字，天真本、贛州本同，而《全書》本改作“能”。是雖一字之異，而氣象迥别。凡此種種，三本之中類似的例子極多，其中若干疑似之處，若非用三本詳爲比勘，亦不易辨析。
從天真本、贛州本到《全書》本，是否是隆慶六年以前陽明年譜完整的源流圖景，這一點并不十分確定。從文獻利用的角度來説，《全書》本中很多修辭細節皆沿襲自天真本以及贛州本，在引用《全書》本時參考天真本以及贛州本的記載是十分必要的。長期以來，天真本并不爲學者所熟知，本文寫作所依據的日本蓬左文庫藏本或許是該書存世的唯一版本。在之前的有關研究中，由於天真本的缺席，使得某些研究成果都留下了不少的缺憾。比如有一種推測，以爲“陽明從祀孔廟是嘉靖本（即贛州本）到《全書》本年譜增減和删改的标准和目的”¹⁶。事實上，雖然隆慶末年確實有關於陽明從祀的議論，但僅用《全書》本與贛州本互校，其中很多所謂的“異文”僅僅是因爲沿襲天真本的緣故，并不一定具有如何“委曲隱諱”的意圖。
*按 本文曾發表於浙江紹興2021陽明心學大會“天泉會講論壇”，此略有補訂。
- 1.錢德洪《陽明先生年譜序》，中華書局本《王文成公全書》2015年6月第1版1552頁。
- 2.見《年譜》附録嘉靖四十二年條，《全書》1542頁。
- 3.羅洪先《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全書》1553頁.
- 4.見《年譜》附録嘉靖三十四年條引鄒守益《天真仰止祠記》，《全書》1538頁。
- 5.《錢德洪年譜》正德八年條，朱烱整理《錢德洪集》，寧波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184頁。
- 6.見《年譜》同年條，《全書》1460頁。
- 7.錢德洪《刻文録叙説》，《全書》13頁。
- 8.《年譜》附録嘉靖四十二年條，《全書》1543頁。
- 9.羅洪先致錢德洪論年譜書，《全書》卷三十六1562頁。按 羅洪先、錢德洪往來通信十餘通，并見《全書》，下引不再出注。
- 10.文獻記載年譜成稿時間略有出入，錢德洪《年譜序》説“越明年（即42年）正月，成於懷玉書院”，《年譜》附録説“（羅洪先）促洪登懷玉，越四月而譜成”。羅洪先致錢氏書中説“淹留三四月，便了數十年欠事”（《羅洪先集》，鳳凰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206頁）。錢德洪正月尚在南昌，或正月底前往懷玉，又越三四月，則成稿當在四五月之間。據此，《年譜序》“正月”之“正”字或爲“五”之訛。
- 11.本文所據郭朝賓本爲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廣陵書社影印本，2020年10月第1版。
- 12.此羅洪先語，見《羅洪先集》206頁。按 以下據《羅洪先集》以及《全書》卷三十六綜合叙述，其中頭緒甚多，不再一一出注。
- 13.陽明弟子歐陽德也曾提及陽明年譜“須用考亭、象山二譜作樣”，見《答薛中離》書，《歐陽德集》，鳳凰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69頁。
- 14.本文所據天真書院本《陽明先生年譜》爲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藏書，所據贛州本見黄振萍主編《王陽明文獻集成》（廣陵書社2019年3月第1版）第127册，以下不再出注。
- 15.此年月與舒芬傳記不符，考證見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上海古籍2017年11月第1版1342頁。
- 16.鄧國元等《王陽明臨終遺言獻疑與辯證---兼論陽明先生年譜嘉靖本與全書本的差異》，《現代哲學》2021年第2期。同樣的論證思路，鄧文之先有楊正顯《王陽明年譜與從祀孔廟之研究》，見《覺世之道---王陽明良知説的形成》，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