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掌握解读文学经典的话语权？

文章刊于《社会科学报》第1806期

作为集结了大量文艺青年的平台，豆瓣近期推出了一个话题：“文学的甜头——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好读者”，帮助大家思考“文学”及其“读者”的可靠地位。与一般的理解不同，这个话题普及的对象恰恰是那些看似同“文学”无关的非文学爱好者，它试图证明，不存在与文学无关的人。文学同大家的生活密切联系，它充盈着我们的灵魂，丰富了我们的生命。这场话题最终的落脚点，是我们该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读者，用文学创造的甜头，去消除有关“文学高深”的偏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看看前不久发生在网络世界的两个有趣案例。

在病毒肆虐的关口，豆瓣平台用一场疫情文学接力，唤醒了情绪紧张的现代人的那颗文艺心。这次接力，起于某用户模仿卡夫卡经典作品《变形记》的开头所发布的一条动态：“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小区被封了。”随后，不到24小时，几千人以防疫生活状态为主题跟帖创作，据统计，当天被模仿的作品包含了古今中外60余种，甚至还有影视名作，迅速引起网友热议。无独有偶，有一种被称为“林黛玉发疯文学”的表达方式，近来也在年轻社群中风靡。简单来说，即模仿黛玉的说话口吻，将工作中、恋爱中、日常交际中难以宣之于口的不满情绪表达出来，突出黛玉性格中直白和娇嗔的特点。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对这两则“文学事件”的评价逐渐走向截然相反的两端。前者以其高雅的参与方式俨然成为豆瓣年度大事件，深得网友赞誉；后者更偏向一种戏谑的方式，产生了诸如“污名化林黛玉”“茶里茶气”这些显而易见的负面评价。如何看待这两则事件及其评价，实际上关乎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即经典的地位和解释问题。

戏仿：一种阅读方式

文学经典的解读和接受方式，原本属于文学研究的专业范畴。但是，随着现代人阅读量的增加、阅读途径的丰富，读书逐渐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对文学经典作品的理解、解释乃至戏仿，也变成一种大众方式。

严格来说，戏仿应当被称为一种阅读、创作方式，而非部分人理解的大众恶趣味搞笑。以模仿著称的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在其专栏结集著作的英文版《误读》中，有大量的戏仿作品。以生活琐事拼贴成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俗》，戏仿了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乃莉塔》戏仿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小伙子爱上名为乃莉塔的白发老奶奶，她性感且惹人爱怜，让年轻人充满情欲：“我还会见到你吗？乃莉塔。乃一莉一塔。三个音节，第二和第三个音节构成昵称，仿佛跟第一个音节相矛盾”；《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与性压抑》戏仿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经典文本。他甚至宣称“我坚信写作仿讽文学不仅合理，而且根本就是我的神圣责任之所在”（《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然而在看似天马行空的戏谑调侃、五花八门的奇思妙想背后，深藏的是作家对日常生活（或者说常规模式）的透彻思索。贴近现实，本身就是每个创作者追求的目标。如同哈罗德·布鲁姆在评价韦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时指出的，“......现实比任何戏仿者使出浑身解数所能达到的都要怪异和好笑”，不管大众愿不愿意承认，文学戏仿，更像是一种黑色幽默，也更为接近生活的真相和本质，它们创造了一批令人好奇的、使人真正留恋的东西。

隐藏评价：知识精英和普通读者

作为文学戏仿的不同文本，“豆瓣疫情文学”和“黛玉发疯文学”暗示了更为深刻的内容：在网友评价的差异背后，隐藏的是对身份的褒贬，同时也回应了文学理论中的那个经典问题：谁对文本具有权威？换句话说，谁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是正确的，谁才有权力进行解读和阐发，谁能合理使用经典文本中的语言？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中，很明显，知识精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我们天生崇拜权威，但一般情况下，甚少思考制造权威的来源。比如说，同样是“发疯文学”，人们苛责“黛玉发疯文学”，却追捧“甄嬛发疯文学”，乐此不疲地模仿，潜意识中表现出两种态度，一方面文学经典（包括人物、语言）不可亵渎，另一方面，普通读者不能随意对经典再创造。我在这里，无意于判断对错，这种论断实际上的无效足以证明随意的苛责和追捧，都是不负责任的阅读方式。文学作品的读者“无意中听到自己”，受到自己无意中的启发，从而利用一种已知的语言框架去表达现实情绪，这既是过去世界与当下生活的一种互文，也可能是读者能做到的对经典最大的致敬。

藉由此类戏仿形式，我们应当至少承认，经典在时空维度上离众人越来越远，在与心灵的契合上却可以远超时空，绽放着绝对生命力。而层出不穷的文学戏仿，为相隔万里的现代人建立了信息时代一种新的联结（或互动）方式，这种方式打破了文学经典高高在上的隔膜，也揭示了“人类存在中陈腐的惨况与悲剧性的欢乐永久混合的真相”（黄灿然语）。在无限逼近通向未知身份人群的内心情感中，文学以此证明了它的永恒性，和其强大的疗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