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秽的白手帕和《怨女》

每到这个季节在上海的街头看到广玉兰树，墨绿色夹杂着焦黄的枯叶，白花开在其间，总想起祖师奶奶张爱玲那惊世骇俗的比喻。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私语 《流言》

到了《雷峰塔》，沈琵琶同样被父亲和继母关在老宅里。

“大朵的玉兰从夏天开到秋天，脏脏的白色，像用过团绉了的手绢。她病了，发高烧。……”

《私语》里张爱玲弄混了白玉兰和广玉兰，那花期从夏天开始的应该是广玉兰，花朵比白玉兰更大。因为花瓣过大就不那么容易保持美丽端庄的姿态和纯净的白色，远远望去，正如张爱玲所说那么像污秽的白手帕。

《雷峰塔》是英文小说，上述的汉语为翻译版本，译者用了“玉兰”没有错，不过写上团绉了的“手绢”，值得商榷。绢似乎更柔软，轻薄，不如手帕更像那有韧性和厚度的花瓣。

广玉兰是很神奇的植物，开花的季节那么晚，几乎是错过了与其它所有花朵的争艳的时间。它的树又总是那么高，花朵稀疏散落在其间，远远看过没有太多美感。而夏季来临的时候，叶子也在更新换代，总是有焦黄的叶片掉落下来。噗～很有分量地坠在地上。

据说胡兰成曾点评张爱玲的文字有“兵气”。未知出处，可“兵气”却极其准确。“兵”带着距离感，兵器总是让人想到杀伐决断和冷酷无情，而同时不论是刀还是剑那锋利的刃可以剔肉刮骨，直指活物的最深处。

谁敢用污秽的手帕来形容花朵，唯张爱玲。初读这段比喻，旋即被她说服，这广玉兰别别扭扭开出的花朵，伴着上海初夏的闷热和潮湿，就像是脏手帕一样，混着水汽和污垢，洗也洗不净，晒也晒不干。也许有人不喜欢，即便是张爱玲粉丝也可能更偏爱的是那些美丽的，带着些浪漫意象的文字，但无可否认这文字是异常精准的。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袴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这些《金锁记》出现的，总是被张爱玲赏析文章所反复引用赞叹的文字到了《怨女》里不见了。

同样是写月光，银娣被木匠骚扰的那个晚上

“上海那时候睡得早，尤其是城里，还没有装电灯。夏夜八点钟左右，黄昏刚澄淀下来，天上反而亮了，碧蓝的天，下面房子墨黑，是沉淀物，人声嗡嗡也跟着低了下去。”

不见了极富象征意义的月亮，唯有夏夜的天光，和天光下墨黑的人间。

依旧是写物换星移，时光倏然而过。

“绿竹帘子映在梳妆台镜子里，风吹着直动，筛进一条条阳光，满房间的老虎纹，来回摇晃着。……十六年了。好死不如恶活，总算给她挺过去了。……”

竹帘犹在，而金绿山水屏条这种精致的摆件没有了，银娣因为带孝，穿着粗白布孝衣，戳得慌，对着镜子用手指头挖着衣领里。

依旧是写赶走要钱的三爷，从夏日晴天酸梅汤，换成了雪夜除夕玫瑰烧酒，然而没有了窗口流连的情谊。

“他走了，后面跟着那两个和王吉。她不愿意上去，楼上那些老妈子。她回到客厅里，灯光仿佛特别亮，花香混合着香烟气，一副酒阑人散的神气。王吉不会进来的。她没有走进火炉。里面隐隐约约的轰隆一声，是烧断的木柴坍塌声。炉子上的小窗户望进去，是一件空明的红色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不是轻盈的拍着翅膀的鸽子，季泽给曹七巧所留下的最后的印象，是季泽的人和他的气息。不过对于银娣来说，和三爷的断开得更加决绝，没有所沉迷的人带来的感觉，是柴木坍塌，是空明的小火炉，是苦涩的玫瑰烧。

《怨女》总是被当成《金锁记》一个不成功的扩写。《金锁记》广受赞誉，而对于《怨女》的关注则少了很多。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怨女》总被摆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一九六六年初载于香港的《星岛晚报》此时距离《金锁记》出版已经过去二十年了。银娣和曹七巧类似的经历和故事情节再也不是二十年前石破天惊的呐喊、哭嚎和哀叹，更是无可奈何的绵绵痛楚，又如抽大烟的人，身子一日日被腐蚀麻痹。

《金锁记》开头用了整整四页文章来铺成曹七巧的出场。初来乍到的陪嫁丫头，从前老太太的丫头，赵嬷嬷，新进门的三奶奶兰仙、大奶奶玳珍，老太太贴身丫鬟，二小姐云泽。有名有姓的人出场了六个，才迎来了那句“二奶奶来了”，和《红楼梦》那一位二奶奶的出场如出一辙。要写曹七巧，张爱玲先书的是众人八卦里的曹七巧。麻油店的出生，残废的丈夫，烟瘾，粗鄙的谈吐，穷酸的母家亲戚和偷窃疑云……曹七巧没有出场，不过她半生的故事已经完全呈现给读者了。对比《金锁记》看似迂回实则单刀直入的写法，《怨女》里这故事的开头显得极幽微了，徐徐从少女时期的银娣说起。她心属对门药铺的伙计，被木匠骚扰，又被哥哥嫂嫂安排了姚家的人相看，据说对方少爷是瞎眼的。

很多人诟病《怨女》就是单纯把这个故事看成了《金锁记》加长版，减掉了女儿的故事，篇幅却多了两倍，几乎能算长篇，力度反而衰弱了。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金锁记》是《七巧传》，而《怨女》则不是《银娣传》呢？张爱玲为了写七巧，特意开篇不写七巧；而开篇写银娣，则是为了借着银娣写姚府和整个旧家族的罪恶、不堪和没落消亡。

曹七巧的故事是从长辈那里听来的传奇，而银娣的故事更多融入了张爱玲前半生的经历。仔细读《怨女》就会发现很多的文字与《雷峰塔》、《小团圆》更接近，而不是早期的《金锁记》。有很多关于张爱玲小说的研究是在分析《雷峰塔》、《小团圆》以及《异乡记》的相似处，尤其是一份材料多处的描写，很少有人把《怨女》也放到这一范畴进行讨论。

再读之后，至少有以下几处的文字和情节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银娣妯娌剥杏仁，三爷来闹，银娣和三爷落单在房间里。两人之间的互相挑逗，书中如是写：

“站得近是让她好低低地唱，不怕人听见。他的袍子下摆拂在她脚面上，太甜蜜了，在她仿佛有半天工夫。这间房在他们四周站着，太陽刚照到冰纹花瓶里插着的一只鸡毛帚，只照亮了一撮柔软的棕色的毛。”

让人想到燕山的袴角罩在九莉赤裸的脚背上。虽然后者的书写时间在后，然而《怨女》里这一情节或者说感观描写无疑来自后者。

银娣未出嫁还在麻油店，写外公外婆因为无米下锅来店里讨饭吃。银娣哥嫂不在，于是银娣招呼老夫妇吃饭。写那饭“两人各吃了三碗硬饭，每碗结实得像一只拳头打在肚子上。”又写来了一个算命的瞎子，外婆掏钱，却不是要给银娣算，而是要给老太婆自己。

很明显，在《异乡记》中有类似的段落。写的是“我”沈太太，从上海到杭州后，借宿在朋友闵先生的亲戚蔡家。看到一对穿得极破的老夫妻来吃饭，此时已经过了饭点，“我”揣测他们是主人家的穷亲戚。一样的鹅头高柄红漆饭桶，一样饭“像一只拳头打在肚子上”。吃完饭之后，同样有乐器声响起，是算命瞎子要来的预兆。不过《异乡记》里面是叮呀咚地的琵琶声，而《怨女》里则是断断续续又连绵不绝的三弦声。

又写上海成为孤岛之后日子窘迫，亲戚里面以前也是娇滴滴的卜二奶奶因为家里雇不起厨子，只能亲自下厨，每次都弄得脸因热发红，头发也湿黏黏。《创世纪》里的全少奶奶，年轻时也曾是一个标准美人，因为家里没钱，只能自己下厨，变成了像“小母鸡”一样的妇人。

又有写大爷在国民政府做官，到吃官司，到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家败人亡。正是《雷峰塔》和《小团圆》里反复书写的表大爷/雪渔的事。

从男女欲望，家族八卦到社会变迁，银娣在《怨女》里有时做主角，有时又不过是一切世事苍茫的见证者，甚至她的情感都变弱了。和残疾丈夫回门，曾经觊觎她的木匠和她心仪的药店小刘都知道她嫁给了一个残废，银娣心里羞愧懊恼；浴佛寺那一晚后她想自杀；在戏院里她装着镇定自若在听到三爷的消息后感觉刀直戳到心里……有人说银娣的狠毒比曹七巧不差，故意当着瞎眼丈夫的面用钳子钳坏他看重的佛珠。固然是恨，可银娣也只敢说自己在钳核桃，对于丈夫和夫家，她并没有什么狠毒的发泄方式。

《怨女》的不成功，不是银娣形象的不成功，而是《怨女》讲的还是张前期所擅长的奇情哀绝的故事，但却用了后期作品里那种自传式无主题的书写方式。所以我们看不到朵云轩信笺上的泪珠，看不见拍翅膀飞腾鸽子般的夏日的风，只能看到如拳头一般实在的米饭、戳人的粗布孝衣，九太爷家的秘事，卜二奶奶的八卦，那些丑陋的衰败，和姚家少奶奶不合时宜的妆面。

这一切都让我想起污秽的白手帕缠挂在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