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酸检测员的日常：自嘲新型流水线工人，下班累到手抖
摘要：几乎每个愿意和我们讲述的核酸检测员都提到同一个词：流水线。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新型的流水线工人。从接收样本到配试剂、加样、贴膜，核酸检测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自动化，而是需要消耗大量人力。
疫情以来，多地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极速扩张，颇具吸引力的招聘信息在互联网上流传。但在小城市，以及广阔的乡镇地区，由于人口没有那么密集，利润空间稀薄，很少有第三方检测机构入驻。
在那里，公立医院检验科人员撑起了繁重的核酸检测工作。他们没有高薪、高福利，是具体的执行者。检测的压力最终也会落到他们头上。
文|殷盛琳 招韵玲
编辑|王珊瑚
一台无情的加样机器
23时17分01秒，酒店门口的电子屏显示此刻的时间，闪着醒目的红光。小周举起手机，拍下这一瞬，记录一天工作的结束。
此前的8个多小时，她一直待在江苏某县级市的PCR实验室里。作为一名从乡镇前来市区支援的核酸检测员，她这天的工作量过于饱和：基地实验室一天内共接收了232批检测样本，也就是两万多管。
和许多地方一样，小周所在的城市实现了核酸常态化。每举行一次全民核酸检测，大概覆盖22万人次，一共会产生10万多管样本。自从小城放开通行，从外地回来的人数暴增，核酸检测的样本自然也增加了。
但整座城市具备核酸检测条件的实验室一共只有6个。包括两个大的核酸检测基地，两家三级医院实验室，两家乡镇医院实验室。专业的核酸检测人员更是紧缺，小周说，整个城市满足资质的检验人员大约120人。
如果举行全民核酸，检验的压力逐级下沉，最终还是会落在基层医院头上。比如在乡镇医院检验科供职的小周，会被临时抽调过来分担工作。这是她今年以来被调来市区的第三次。
支援的检测员采取闭环管理。走出实验室往往已经是深夜，她们会被安排到附近的酒店住宿，步行只需要10分钟。
小周22岁，刚到检验科一年。高中毕业选志愿时，父母极力推荐她填报医学专业，她说自己害怕血腥的东西，不想学医。但妈妈说，学检验是不会接触那些危险的，于是她填报了检验医学专业。
按照正常流程，毕业后她会进入一所医院的检验科，成为整个医疗体系中辅助部门的一员。不算特别忙碌，工作是和“三大常规”打交道。但没人想到，等2021年她毕业时，整个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疫情来袭，检验科不仅任务量骤增，还成为直面病毒的人群。
小周所在的检验科一共8个人，现在是整个医院最累的科室。不止她们，几乎所有医院都是。她解释说，那些没有PCR实验室的乡镇医院，检验科只留一个人死守门诊，其余的都会被抽调到市区。他们要兼顾核酸检测、门诊和发热门诊。工作时间被分割到一张张规划严密的排班表里。
“人员是重叠的，只能兼顾。最难的就是基层。”她对过去的这个春天毫无知觉，三月以来几乎没有休过假，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实验室里，和无数个核酸样本打交道。生日那天，她做了一整天的核酸检测。妈妈买了一点吃的东西，送到医院门口，她只能在办公室匆匆吃完，赶紧回去继续做检测。她许下生日愿望，疫情早点结束。
5月下旬这天，小周分到的检测环节是加样。具体点说，她的工作是悬着胳膊，拿起我们去做核酸采样时的试管，拧开红色的管盖，用另一只手里的移液枪，将试管里的样本移到反应板上。每板有96个小孔，要不偏不倚、精准地加进去。如此重复几千遍。小孔直径不到7毫米，相当于一颗体态均匀的黑豆。她的自我定位很直白——“我就是个无情的加样机器”。
回到酒店，她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臭掉了，像发霉的肉罐头。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拧盖子的手指头磨出了水泡，她累到连头都不想洗，打算第二天扎个马尾用帽子压一压。
她祈祷第二天能早点结束这一切。不然返回乡镇医院，她不知道能不能赶上早晨8点的门诊值班。
新型流水线
与很多人的预想不同，当一座城市各个采样点的试管运送到PCR实验室后，并不是全程自动化式的运作。正相反，多数环节都依赖于人工。
几乎每个检测员在讲述时都会提到同一个词：流水线。他们说，自己就像这个时代新型的流水线工人，每天进行一些重复、枯燥的劳动。
虽然有细微的分别，但大体上，做核酸检测的PCR实验室可以划为分工明确的三个区域，从样本接收，到上传电子版检验结果，整个链条都在这个空间内进行。多数实验室有轮班制，白炽灯24小时亮着。
一区是试剂配置区。这里的步骤几乎全部依靠人工完成，也是整个实验室最早开工的环节。工作人员需要根据当天的样本接收量，预估需要多少试剂量，在样本送达实验室之前，准备好部分试剂。
二区是感染风险最大的区域，核酸样本直接送到这里。检测人员需要穿密闭的防护服，即使空调温度开得很低，一天下来汗水还是可以浸透后背。他们不断重复一些步骤：提取、加样、封膜。被厚重防护服包裹着的身影周边，围着数台机器，嗡嗡运行。
三区需要人工操作的部分最少，仪器是这里的主角。检测员只需要将标本放入扩增仪，等待一个多小时后，就能根据反应曲线判断是否是阳性。最终上传电子版检测报告。
一位工作20年的资深检验人员说，如果检测结果呈现阳性，他们需要先在实验室内找出混采样本进行复核，结果一致的话，上报给疾控中心，由他们再次复核。之后才会通知具体人员进行单管单采，筛查出具体的阳性感染者。这样的多次复核就是为了避免因为某个环节操作失误而导致的“假阳性”。
在这个新型流水线上，有些环节被公认最辛苦：加样和贴膜。类似于电子厂里打螺丝的工人。相比之下，有些环节显得可以忍受，比如调试剂或者负责机器运作。“你起码能够在狭小的范围内来回走动”，一位检测员说。
一些检测员逐渐掌握一些小技来缓解压力。比如在手指上缠几圈胶带，这样握住移液枪时就不容易被磨伤。上厕所要穿脱防护太麻烦，他们在进实验室之前的三个小时就不再饮水。在结果分析区等待时，可以有机会玩几局古早的蜘蛛纸牌、扫雷游戏。
有的实验室集体充值了某音乐播放平台的年度会员——枯燥的工作太需要一些音乐了。只不过，机器运行声音很大，她们也听不真切，只有断断续续的旋律。
“也不能太走神”，一位浙江的检测员说，你得学会掌握放松和谨慎中间的平衡。一旦没把握好，移液枪加错了小格子，那么就需要整个推翻重来。
检测员们最怕疫情来袭。那意味着接下来的至少半个月，每天工作量满负荷运转。一位检测员所在城市上个月有过确诊病例，实验室里12台生物安全柜同时运行，全员上阵，仅加样一个环节就有24个检测员。上海疫情爆发时，南方一家地级市公立医院抽调了三名检测员去支援，“他们说一天要加30个（反应）板，小拇指都有点抽筋了。”
疫情让人崩溃，节假日也是。几乎每个城市，人们要出行就得做核酸，实验室的样本量会比平时翻一两倍。
时间是悬停在每个检测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检测员们每天都要算好这笔账：样本是什么时间采的，什么时间送到实验室的，最晚出报告的时间是什么。小周所在的实验室里有很多A4纸，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时间和批次。实验室外面有一位同事专门负责对时间，经常用对讲机跟实验室里的人喊，第几批快要到时间了，看看有没有好。如果检测报告超过规定时间才上传，会被上级机构通报批评。
“不求回报”
小周是今年春天才频繁参与核酸检测的，怎么看都算是这个行业的新人。她和她的同事们——无论是怀孕的女士还是今年就要退休的资深职场人士——都要被安排进值班表里。
她的身体发出了一些隐秘的信号。作为从不长痘体质，她第一次在鼻翼发现了新冒出的痘痘，往常规律的生理期也开始捉摸不定。最明显的变化是，她发现自己作息和饮食的规律被完全打破了：在实验室一呆就是六七个小时，她的感受迟钝，直到走出实验室，才会立刻有饥饿感。熬夜成为常态，她经常在凌晨5点才感受到困意。那常常是普通人快要醒来的时刻。
困倦会在每个工作的间隙袭来。有次，小周和同事合作加样，她负责拧盖子，同事负责操作移液枪。对方明显感觉到她动作变得很慢，过会儿再看，发现她头靠在生物安全柜的玻璃上，睡着了。如今，她声称重新掌握了坐着睡觉的技能，“小手一插，像上课打瞌睡那种”，她说，“现在真的做梦都在加样或者抽血。”
根据国家卫建委发布的消息，如今从事核酸检测的技术人员一共近15万人，而我国有超过14亿的人口，两者的比例达到了1:1000。几乎每一个公立医院检验科的讲述者都提到，他们医院正在招聘检测员，但很少能招到人。PCR证书或者检验资格证需要是医学相关专业才能报考，还要通过卫建委的培训，不可能短时间内快速培养出合适的检测员。另外，一位公立医院检验人员说，正式编制的数量有限。在普遍低薪的情况下，如果还没有编制，人家凭什么来呢？
小李是地级市某公立医院的检验人员，核酸检测常态化后，她所在的核酸检测组每两周休一天，几乎每天工作达到12小时，强度非常大。如果结果需要复核，时间就更长，有一次她凌晨四点才走出实验室。
人手不足，时间又紧张，某县城公立医院的资深检测员说得很直白：“我们有时做不到按照标准进行。”这是她工作的第八个年头，从大学起，就很喜欢这个专业，但现在每天都想辞职，“很累，每天下班手都是抖的。”
之前有阵子关于核酸检测员高工资、高福利的新闻传播很广，小周也看到了，她解释说，那是第三方机构才会出现的情况，像她这样公立医院检验科的人员才是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每做一天核酸，补贴是50块钱。
在金华市区某公立医院检验科工作20年的检测员怡然（化名）说，她所在的医院连这50块的补贴都没有。2020年疫情时，曾有政策要求对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发放补贴。但最后，她们发现在实验室的检测员和采样员一样，都没有申领资格。“一线”特指那些接触确诊病人的医务人员。
不仅如此，疫情之后，由于医院的日常接诊量变少，检验科人员的整体绩效是下降的。在基层医院，做核酸检测成了“亏本买卖”，“单采20块钱，混检4块钱一人，但试剂成本、仪器成本，还有那么多防护成本、人力成本加起来，其实根本就没有利润的。”
一位公立医院检验科的主任总结，现在做核酸检测已经不是普通的检查，而是一项任务。一项不求回报的任务。
怡然有一种被剥夺感，精力和职业价值感上都是。她所在的检验科，原本是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之剑的桥梁，肝功能、肾功能检查，或者更困难的肿瘤标记物、细胞检验，都是能通过经验的积累不断精进的。而核酸检测对他们来说，专业性程度很低，只是纯粹的消耗。
上海奉贤区的护士小陈也是这样想的。疫情之前，她日子过得鲜活自在，没事的时候喜欢和朋友去酒吧，喝点威士忌，听听爵士乐。但从4月份到现在，她的生活基本被核酸采样填满了。
最日常的场景是，她穿着防护服到某处乡镇采样点，坐在桌子后面，面对一个个张开的喉咙。
她不愿意让自己成为“采样机器”。她采取的抵抗的方式是，把桌子对面的人当作具体的个体，而不是工作对象。碰见小朋友，她会笑着说，小朋友真棒。在等待队伍的间隙，双鱼座的她会天马行空的神游一会儿。
不论是采样员还是检测员，处在链条上的他们都希望早点结束这种机械化的状态，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做专业性更强，更有成就感的工作。
围城
与基层医院检验科疲于运转不同，疫情以来，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极速扩张。
看到上海某第三方检测机构1800元/天的招聘广告，小李也心动过。但她也明白，那意味着要付出一些代价。比如更长的工作时间、更高强度的重复劳动，以及得到大城市去，一个人打拼。她暂时接受不了。
事实确实如此。一位在上海某家第三方机构兼职做核酸采样的女士，最近理解了什么叫做机遇与危机并存。机构在招聘广告上开出的价格根本不存在，承诺的饭补也打了水漂。几天前，她被辞退了，没人给一个确切的理由。
在激烈竞争的检测市场，更多的检测量、更短的检测时间是提高利润最直接的方式。一些机构为了逐利，开始造假、违规。这又给一些公立医院增添了负担，出于对第三方机构的不信任，小李所在城市开始将更多的样本送进公立医院，“像高铁站的标本还有一些隔离酒店的标本就会往我们医院送。”因为压力太大，小李有两位同事转去办公室做行政工作。
社交媒体上，许多从医院检验科辞职的员工讲述了她们的经历：“一个月20天夜班，工资一个夜班才30块钱，8个小时穿着防护服做核酸检测”。另一位正在考虑辞职的检测员说，“干的事越来越杂，领导还嫌你没有再多干一点，真的快疯了。”
然而，23岁的陈玉主动进入了这座“围城”。
今年年初，陈玉在网上看到一则招聘，济南某区疾控中心检验科招聘核酸检测员，有医学背景就可以参加考试，通过后进行统一培训。“竞争激烈”，陈玉说，报考100多个人，最终选上20个。她成为了20分之1。
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领域的新手，专业跨度极大，从护理到生物安全技术。相同点是，都很年轻，最小的一位22岁。陈玉大学读护理专业，毕业后顺利成为一名护士，在之前的医院工作了2年。看见疾控中心的招聘后，她几乎没有犹豫就做出了决定。
同批进来的20人都是有编制，工作地点在附近一处新建的方舱核酸检测基地。
4月份入职时，基地刚刚建好一半。独立的检测仓，独立的办公室、洗澡间、洗衣房和休息室。处在市中心的一处荒地，离单位仅仅一个路口。一个月过去，另一半方舱平地而起，但仍像个临时建筑。
但对她来说，这里比医院更稳固。比起做护士，和人打交道，她更愿意坐在实验室二区生物安全柜前的凳子上。“就像一个流水线，很简单，也不会有那种医护跟别人吵架的情况。”机械与重复给她带来安全感。
每天的工作时间固定。早上7点半进舱，12点半出来，第二批人进去待到傍晚6点半。最后一班是6点半到晚上11点多。过去的一周她工作了四天，休息三天。工作强度也不大。
之前做护士的日子像在茫茫大海上漂浮，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陷入矛盾与漩涡。她不无恐惧地提起，当时在医院带她的“老师”，和患者闹到了警察局，她还去帮忙做了证词。“每天都感觉心很累”。
现在好了，不至于落入那种境地。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终于变得坚固起来。
这里是疾控中心的下属单位，就算有天疫情没了，核酸检测停止，她相信自己会被系统安排到下一个岗位上。她听说疾控中心检验科以前是检测艾滋病一类的传染病，那大概率也会去做那个吧。
领导曾在会上描绘了方舱基地的未来。他告诉她们，以后可能会从别的区县承包一些样本过来，实现盈利。这是区里的一个重点项目，很有前景。
陈玉深以为然。和这座新建的方舱实验室一样，她也有可以触摸的、光明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