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笔记之二

《就职演说》摘记，下篇

3.3 文学与“符号” ，或“符号学”

——写作的第三种力量，是写作本身所具有的符号的力量，即用字符进行游戏，而不是消灭字符，也就是用字符构成一套言语的机械，使它的卡口和安全锁崩坏，或简单说，就是在奴性的语言中创设一种事物的换名法（hétéronymie）。

——各门科学并非永恒不变，而是在历史的交易所里市价涨跌的股票。

巴特以神学为例：如今衰微的它，在中世纪时，曾位列自古相传的七艺之上。

七艺（Septenium）：

sept « arts libéraux »

du trivium : grammaire, rhétorique, dialectique

et du quadrivium : arithmétique, géométrie, astronomie, musique

——人文学科的弱点在于，这些科学缺少预见（因此，经济学归入其中让人很不对劲）。这一点直接影响到科学的概念本身：精神分析，作为欲望的科学，也不免会在某一天衰败，尽管它已经让我们收获很多，正如神学也让我们收获很多。它会衰败，是因为人的欲望总是比人对欲望所作的阐述更强有力。

此处，巴特并列了精神分析和神学，我们不难感到两者与巴特的论述存在丰富的联系。巴特承认欲望的真理，也跟精神分析理论一样承认欲望中的倒错/悖反。另对神学，这篇演讲里点缀了几则基督教的典故，我们也可以感到巴特对神学的思想也有部分吸收（他曾在清教文化的熏陶下长大）。

接下来，巴特回到所谓的符号学。他在演说开始已强调，尽管他的学说被学界用于构建符号学理论，但他并不自视为符号学的理论家。

——就符号学所运用的概念而论，它可称为字符（signe）的科学、各种符号（signe）的科学，并且它产生于语言学。而语言学，略类似于经济学（这种比较并不简单），因为它们正濒临瓦解：一方面，它们越来越形式化；另一方面，它们处理的是远离最初领域的繁多内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无处不在，见于政治、社会、文化之中，语言学也是如此，其研究对象没有限制。

——语言，就是社会本身（引 Benveniste）。而语言学，因为有过多的禁欲和饥馑，变得消瘦抑或肥满，所以正在走向解构/解体。而这种语言学的解构，对我而言，就是符号学。

“禁欲”（ascèse）一词又点到欲望的主题，此处指语言学离开人的真实情况越来越远。

下面，巴特用不少论述，澄清他的符号学跟语言学的经典思路的区别，即，语言学作出“语言”和“话语”的区分，特意把语言作为单纯的研究对象，再从单纯的“语言”去寻找“话语”的影响，但在巴特看来，两者本来就是互相渗透的，所以他干脆否认两者的区分。

——符号学的工作，就是引入语言的不纯因素、语言学研究的残余物、交流信息中直接发生的变质：这不限于各种欲望、忧惧、殷勤、威吓、挑逗、温情、抗议、辩解、冒犯、音乐。是这些，构成了生动的语言（langue active）。

这段话，简直让人觉得巴特在批评上与中国文人有些相通，因为中国古诗文也经常讲究这些细微的元素，不过巴特的出发点是相反的，是回到人或人的欲望/悖反本身，舍弃这些元素中的信息，而取其质感。

3.4 “符号学”的源流

巴特继续阐述，他所理解的符号学，不是在期刊、学会、学院、研究所里已成规模的积极正向的研究。他借用“符号学”这个词，来概述他所见的社会反思。

——在1954年左右，已经有一门关于字符的学问，促起了一种社会批判，萨特、布莱希特、索绪尔都在其列。这时他们指出的问题是，社会生产了某些固化观念、生产了这些人为形成的终极产物，却把这些产物作为本来固有的意义来使用、作为自然的终极产物。

——对此无法忍受，才有了符号学（至少是我所论的符号学）：令人无法忍受的，就是恶意与良知/错误信念和清楚认识的这种结合，它构成了普遍的道德观念的特点。布莱希特对此发起批评时，称其为“最高惯例”（le Grand Usage）。而这“沾染了强权的语言”，就是最初的符号学所针对的对象。

演讲开始所说“语言中的强权”，在此联系到其思想史的渊源。另外，巴特的学说，可以说是很“外向”的，不是单纯为了形成理论，而始终关系着外部世界。这种外向，跨过语言和不含外部目的的学院研究，可能更难被读者感到。还要注意，巴特讲话的地方是公学院，虽然有学院、讲席等等“包装”，但还是可以保持一种面对公众讲学的姿态，这也使得这种十分“外向”的、关心社会的话语不至于落得尴尬。

随后，对符号学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巴特简单总结了68年造成的断裂：自此，强权发生分化、蔓延，无处不在，让每个反对组织自身变成一种压制性的组织、用自身的名义吸纳强权的话语、让话语普遍化。

——各种政治组织感染了一种道德亢奋。人们即使是在拥护人的享乐（注：性解放运动），也总是带着威胁/恫吓的语气。如此，人们所要求的解放，不管是在社会、文化、艺术、还是在性方面，大多是通过一种强权话语来表达：人们让此前的受压制者得到彰显，以此为荣，却看不到这样做又在别处产生受压制者。

最后一句是过去时，但似乎没有过时。巴特自己身为一名同志，这样主张实属难得。

——现在，我所论的符号学，回归到文本（Texte）上面。这是因为，在各种细化的支配所发出的齐声协奏中，文本像是指示我们去“脱离强权”（dépouvoir）的索引。

——文本含有无限脱离合群话语的力量（是这种话语使人集结），哪怕这种力量还想在文本中重新建立自己；文本总是在更远的地方重现——这种如蜃景一般的运动，也是我在前面谈到文学时想要说明的；文本是在别处重现，在一个未被归类的、异托邦的（at0pique）场所，远离那走进政治的文化中固定的一套套创作主题（les t0poi），远离尼采所说的“规制着我们形成概念、种类、形式、目的、律令等等的那种限制、那个一切案例都可合并同类项的世界”（注：出自《权力意志》1887年9 [144]）；文本可以勉强地、暂时地，将我们的共同话语所承担的、具有兼通性、保持道德观、抹消差异的外袍给除下。

——由是，文学和符号学发生变换，彼此校正。一方面，我们不断地回到古代和现今的文本，时常深入探索最为复杂的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即写作，这就让符号学针对多种差异展开工作，让符号学避免教条化、避免自视为普遍的话语，因为它不是那种话语。另一方面，我们从符号学的视角看待文本，这让我们把文学带出萦绕它的合群话语，同时并不借助人们往往依赖的、诉诸文学之纯粹创造性的一种玄论，这是因为，字符需要经过思考，或者说经过重新思考，才能更好地受骗（déçu）。

4. 从符号学出发

这一节总的主题是：

——符号学是否定的、生动的。

“否定”是指：

——毕生经历这种戏法、这言语的纠缠，不论其中裨益和徒劳，我都不能不迷上言语的空洞之中的各种形式，而这种空洞（vide），完全不是指它的空泛（creux）。因此，我在此提出的符号学是否定的，或者套用一个牵涉更多的词来说，是否定神学式的（apophatique，指神学中从神的不可知推证其存在的这种反向推证方式）：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因为符号学否定字符，而是因为，符号学否定的是我们可以对字符附加积极的、固定的、非历史的、非身体的特性，或简言之：科学的特性。

以下的反向推证，分为两个论点：

——符号学本身并不是一种“元语言”（méta-langage）。符号学也不是一门学科。

两个论点看似抽象，但其本身不是论述的目的。目的在于通过这些问题，进行更多关于阐述者自身的反思，即“我”在做什么。“我”在依据字符作出思考的时候，不可能去到言语的外部而建立另一种言语：“我”所持有的距离，会随着时间固定成形，因此，“我”不可能在言语之外而将言语作为目标，也不可能在言语之内将其作为工具。于是，“我”的位置，与科学之中、元语言之中的主体位置有所区别。在科学论述中，主体是隐去的（可以联系到前面巴特对表述/表达的区分：科学中，表述 énoncé 是无关主体的）；在元语言的叙述中，语言像是靠语言自身支撑着而延续下去。但在巴特看来，“我”用字符来谈论字符，仅仅是利用巧合与特别视角形成演出，就像中国的皮影戏人（可以认为，对巴特而言，这个说话的“我”始终是在一种文学性的处境当中，始终在后台）。“我”的这种处境，不意味着符号学比起元语言的论述根本算不上科学，而是说元语言的论述也无所谓科学。把元语言论述当作科学，毋宁是认识论的滥用。

第二个论点是为了说明，符号学不是学科，所以对科学研究的关系是作辅助。例如，符号学中较有发展的叙事分析，可以用于历史、民族志、文本批评、阐释、图像等研究（任何图像以某种方式都可看作一件叙事）。

——符号学如果把自己当作解读真实的滤镜，就会一无所获。

——我更期待，符号学不代替其他研究，而是反过来辅助它们，符号学坐在一个不断移动的座位上，为今天的知识当一个小丑（joker），正如符号在任何话语中所担当的角色。

符号学的“生动”是指：

——符号学不能是僵死的。它像推动想象力的演出。符号学者像是艺术家，他把玩的字符就像带动意识的诱饵，他品味这些字符，并让人也能品味并理解它们的迷人。

——符号学者所见的符号，始终是直接的，由他直接受到的明证来确定，就像人的想象力的一下发动。因此，这里所说的符号学不是阐释学。它是去描画，而不搜查，是去上色，而不穿凿。

上面这一句，好像也能形容法国思想里的抽象精神的运动方式。

——符号学所偏好的研究对象，是具有想象力的各种文本：各种叙事、图像、肖像、常用表达、个人惯用语、激情、结构，它们在表面上可信，在真实层面却不可靠。

——符号学就是能够像作画一样、像创作虚构作品一样来把玩符号。

5. 符号学与其历史条件

巴特揭开了符号学得以诞生的历史矛盾：符号学不是自然地发展出来，反而是因为文学“无人守护”，离开了文学，才能见到对前人无所继承的一片景致。战前，伟大的法国作家曾经成为一种现行的神话，集中承载了所有崇高的价值，而这种神话在战后随着那一代作家的离世而逐渐衰败。68年也让先前的价值在文学教育中难以为继。符号学的视线，因此仍是带着悖反/倒错，投向从前的某些美好事物，而这些事物中的“所指”仅仅是抽象的、作废的：这个时刻，既是颓废的，也是蕴含神启的，既是柔美的末日时刻，也是给人最强愉悦的历史时刻。

巴特解释自己课程的意义，其不在于给人启迪、提供解读、得出结论。其方法是作用于语言本身。因此，巴特引用马拉美对笛卡尔的关键笔记说明，这种方法，就是一种“虚构创作”（Fiction）。

对这种方法，巴特照应开头的“强权”“控制欲”（vouloir-saisir）而论，认为这正是一种“放手”（déprendre/déprise）的方法。它在写作中，是写碎片。它也是远游（excursion）。在此巴特用了一个难免涉及私人情感的比喻：

——我希望，在此发生的讲话和听闻，就像一个孩子在母亲身边游玩时来来去去，他有时走到远处，有时带回来一块石子、一截线头，围绕一个安适的中心，画出一片游乐的场地，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不是那块石子、那截线头，而是他为此完全付出的热情。

最后，关于讲座选题难免来自他的“空想设定”（fantasme），巴特解释道，历史作为最牢靠的人文科学，以米什莱所见，也正是围绕一种“空想”的场所而展开的历史，这个场所就是人的身体。

——米什莱正是从这种空想出发，把它系于自己笔下对已成过去的那些身体的诗意的唤回，才能对历史写出一种蔚为大观的人类学。

巴特继而论到：以空想开题，教师在课程中得以偏离那个受人们期待的位置，即“父亲”（Père）的位置；同时巴特不忘引用一句流行理论：这就是那个总是被人提到“死掉”的父亲的位置（现场笑声）。为什么这样说？巴特说：只有子嗣（fils）才有许多空想，只有子嗣才是活的。

以上是讲座主要部分的结语，但它能总结的事物可以有很多，例如68年以来的社会斗争和理论发展，它们都可以看作反抗“父权”。这个“父亲”，在巴特以“强权”开头的演说里出现，并非偶然。但巴特依然点到为止：都解释为父权，并没有帮助，而且更会少了这个空想之子的悖反途径。

6. 结语

在一段结语中，巴特采用了一个根本的主题，即“身体”。他读书中不禁感到，自己的身体终究是“历史的”，属于过去。而生活，就在于忘了这个历史性的身体，幻想自己同生于当今的年轻人们的身体。

——我开始放任自己去追随任一个活着的生命所具有的力量：忘却。在一个年纪上，人可以去教自己所知道的；在随后的一个年纪上，人可以去教自己所不知的：这就叫做“研究”。现在可能还有一个年纪，给人另一种经验：忘记，即通过忘却，让人所经历的各种知识、文化、信念沉淀下来，经受先前并无准备的重新整理。对我而言，这种经验曾经有一种不凡的命名，但我想在此借它的双重语源意义，简单地使用这个词：珍知（Sapientia）：它没有强权，只有一些知识，一些智慧，和尽可能好的滋味。

摘记上篇：https://www.douban.com/note/832810880/

现场录音： https://www.?tube.com/watch?v=FZfF_mMiX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