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库尔茨，在埃塞俄比亚推广阅读的美国人
曾有人跟我说，埃塞俄比亚是充满失败项目的墓地。我心想，我可不想我的项目埋葬在那个墓地里！
2022年3月21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宣布简·库尔茨（Jane Kurtz）获得第二届 IBBY-iRead爱阅人物奖。另一位获奖人是来自伊朗的佐拉·甘妮（Zohreh Ghaeni）。
简·库尔茨在美国出生，两岁时随父母移居埃塞俄比亚。她在一个叫马基（Maji）的偏远乡村长大，小学的前三年由母亲在家教她和兄弟姐妹们学习，四年级开始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寄宿学校读书。后来，她虽然回到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并一直在美国生活，但对埃塞俄比亚的关心和牵挂从未减少。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库尔茨除了教书和创作童书，一直致力于改善埃塞俄比亚的阅读环境，解决最根本、最难以攻克的阅读问题。
库尔茨的工作开始于1998年。那一年她去埃塞俄比亚的三所学校演讲，发现当地的阅读资源十分匮乏，便立刻开始筹款，并联合创立了非营利组织“埃塞俄比亚阅读”（Ethiopia Reads）。“埃塞俄比亚阅读”的第一所图书馆建在亚的斯亚贝巴一所租用的房子里，在那之后，又设立了超过80家图书馆，遍布国家的每一个区域。除了建设图书馆，“埃塞俄比亚阅读”也为图书馆员和教育工作者提供系统的培训，举办年度儿童阅读峰会，倡导国家对儿童阅读增加投入等等。
2016年，库尔茨发起了另一个项目“起步走图书”（Ready Set Go Books）。在埃塞俄比亚几乎没有高质量的原创童书，公益组织捐赠的书籍大多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英语书。可英语并不是埃塞俄比亚儿童的母语，书里的内容更是和他们的生活相差甚远。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多语言、多民族的国家，虽然阿姆哈拉语是官方语言，不同地区仍使用着多达超过80种语言。这让为当地孩子提供丰富的母语书籍这件事更加困难。“起步走图书”就是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而设立的。
到目前为止，“起步走图书”已经创作了超过100本色彩丰富、贴近埃塞俄比亚孩子生活的双语图画书（英语和一种当地的语言）。许许多多来自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的作者、绘者、翻译和设计师都以义工的身份，无偿奉献自己的时间和才华。
库尔茨并不认为一家公益组织是解决埃塞俄比亚阅读问题的答案，她看重的，是通过“埃塞俄比亚阅读”和“起步走图书”探索一种可行的模式，并以此激发更多民间和政府的行动。
在库尔茨的个人网站上，有四个关于她的关键词：作家、演讲者、老师、志愿者。通过这四个身份，她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让更多的孩子成为热爱阅读的终身阅读者。
1 “起步走图书” Ready Set Go Books
爱阅公益：“起步走图书”项目为解决埃塞尔比亚最根本的阅读问题做了很多工作。是什么契机让您创立了这个项目？
库尔茨：我曾经在“埃塞俄比亚阅读”做志愿者，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建设图书馆。有一次我和当小学老师的弟弟一起参观“埃塞俄比亚阅读”建的图书馆，我们看到虽然满屋子都是英文的书籍，但大部分孩子却挤在一个小小的书架前面，因为只有那个书架上有埃塞尔比亚当地语言的书。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虽然“埃塞俄比亚阅读”的工作很有价值，但是如果不能为孩子提供更多母语的高质量童书，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当地的阅读问题。
过去的20多年里，“埃塞俄比亚阅读”一直在捐赠英语书籍，因为埃塞俄比亚当地实在是没有足够的童书来装满一个图书馆。早期的时候我们还创立了奖项，希望以此鼓励更多的作者创作。但实际情况是，连填满一个小小房间的埃塞俄比亚当地语言的书都没有，所以只能用英语书。这个问题很棘手，因为英语并不是孩子们的母语。如果没有足够的母语书籍，孩子是很难成为热爱阅读、有能力的读者的。所以，为“埃塞俄比亚阅读”志愿服务15年以后，我觉得是时候开始一个新项目了。
爱阅公益：埃塞俄比亚出版行业的情况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库尔茨：在埃塞俄比亚，只有直接进口的书，一些个人自行出版的书，还有政府出版的课程用书。那里没有美国这种会招募作者、绘者，然后出版、销售、宣传图书的私营出版社。应该说埃塞俄比亚就没有出版行业。童书也基本只有简单的黑白配图。
爱阅公益：“起步走图书”的项目模式是什么？
库尔茨：缺少高质量的阅读材料是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阅读问题之一，当我想到我可以创造一种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时，特别兴奋。我希望别人看到这个模式后，也能有所启发。
在“起步走图书”项目的一开始，我就跟埃勒诺·安吉利迪斯（Ellenore Angelidis ）合作，她是非营利组织“大胸怀大梦想”（Open Hearts Big Dreams）的创始人。这个组织关注与埃塞俄比亚有关的社会问题，因为埃勒诺从那里领养了一个女儿。我们决定由她负责印刷和发行，我负责内容创作。
作为创作团队的负责人，我自己写书，也招募和培养其他的作者和绘者。我还需要和设计师合作，带领阿姆哈拉语的翻译工作。我们所有书籍都是双语的：英语和一种埃塞俄比亚当地的语言。我们团队有三个人负责阿姆哈拉语的翻译。
书创作出来以后，“大胸怀大梦想”的团队把它们放在亚马逊等平台和书店里销售，同时也为在埃塞俄比亚印刷纸质书筹钱。我在内容创作部分担任重要的工作，但是这个项目最棒的地方，是它需要多方合作。我们有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的作者、绘者、设计师、翻译参与其中，还有让书可以触达读者的团队。
爱阅公益：您是如何找到创作者的？
库尔茨：这并不容易，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志愿者。正常情况下，我认为绘者和作者应该得到酬劳，但因为这是非营利组织的公益项目，创作者也是以公益的形式参与的。所以需要很多的沟通和鼓励，才能找到合适的人。
插画部分是最难的，因为文字部分有很多我自己也可以完成。我们的绘者来自这几个群体。一个是儿童。我们发现如果班级的老师知道如何引导，孩子们可以创作出很好的插画。
第二个群体是爱画画的成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很难找到展示作品的机会，所以很高兴能为童书创作插画。在我家附近还有一些老年人的绘画班。这些老年人能够对着照片画出非常好的作品，我们只需要提供埃塞俄比亚的风景和儿童的照片。
慢慢地，我们也开始招募埃塞俄比亚的绘者。我认识一些埃塞俄比亚的艺术家，2016年我去马基访问的时候他们也在，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如何设立这个项目。这些艺术家们又介绍了其它的朋友给我。有这么多埃塞俄比亚的艺术家愿意无偿捐赠他们的作品，这真是太棒了。对于很多埃塞俄比亚的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阅读彩色的、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童书。
爱阅公益：您和团队已经创作了100多本图画书。是怎么想到这么多故事的？
库尔茨：作为一个作家，我总是有很多想法，但是在美国出书太难了。市面上已经有太多的书，竞争非常激烈。而在埃塞俄比亚，对书的需求要大得多，也有很多机会去创作不同主题的作品。
我在“埃塞俄比亚阅读”工作的时候，很多埃塞俄比亚的教育工作者告诉我，他们特别希望能有更多非虚构类的图书。他们想让孩子了解这个世界，学习科学、科技等等。
关于科学，有太多可写的东西了。虽然我小时候科学不好，但现在我把后院变成了鸟类、蜜蜂和蝴蝶的栖息地，我希望大人和孩子了解植物的生长、太阳能如何工作、蜜蜂如何工作、我们身边的鸟，等等。那些你和我为之好奇的事物，都可以成为故事的题材。
故事的另一个来源是埃塞俄比亚丰富的谚语。很多谚语背后都在讲一个故事。比如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经典的谚语是“一点一点地，鸡蛋会走路。” 埃塞俄比亚还有一个谚语讲的是一只青蛙想变得跟大象一样大，等他真的变得跟大象一样大，他就被胀破了。我的孙子是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的混血儿，我和他一起把这个谚语变成了故事。
很多埃塞俄比亚人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他们说现在的孩子们都不太了解这些谚语了，我们的创作可以帮助文化的传承。
民间故事也是我们创作的来源。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南部有一个关于尼罗河鲈鱼和鳄鱼的故事，一位来自这一地区、讲阿努阿克语（Anuak）的人改编了这个故事。我们现在正在找绘者。
爱阅公益：您如何保证非虚构作品的准确性？
库尔茨：我在美国也是非虚构图书的创作者，过程都是一样的。使用可信的来源，对比不同的信息源，咨询专家，让其他教育工作者和当地义工审校文字和图画，对可能带有偏见的内容保持警惕等等。我们创作的书文字不多，这让工作稍微容易一些。
爱阅公益：创作一本书需要多长时间？
库尔茨：我想起来有一个教育工作者三四年前就开始为我们写故事，修改多次后写出了一个不错的草稿。然后她住在美国的埃塞俄比亚朋友画了插画。后来我们的审稿人认为草稿需要大幅度修改，所以直到现在这个故事都还没有完成。
创作所需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绘画的进度。假如我的创作很顺利，没有遇到瓶颈之类的，我差不多一个星期能写完。然后审稿团队需要几个星期来审核。文字部分我们或许能在一个月内完成 。
插画部分花的时间就长得多。举一个例子吧。我的一个朋友建议可以写一写关于青尼罗河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插画是孩子们画的。他们的奶奶是很有才华的艺术家，希望孙子们在疫情期间做些事情，就找到了我。我把尼罗河的照片发给他们，四到六个月之后，他们画好了插画。我又让他们画了一艘纸莎草船、一只鳄鱼和一些河马。总共的用时至少六个月。在那之后，还有设计的工作要做。
翻译的过程也很漫长。一位在埃塞俄比亚的作家和教育工作者翻译第一稿。然后再由一位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国际学校工作的女士审阅，她经常给孩子读书，知道如何让语言变得活泼有趣。我们最终的审稿人是住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埃塞俄比亚裔心脏病医师。有时候他会给出否定的意见，“不，这不可行。”因为他是在美国学的医，能用英语解释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得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有时候能很快做出一本书，有时候要花很长时间。总的来说，至少六个月。
爱阅公益：埃塞俄比亚创作者的比例有多少？
库尔茨：翻译是百分之百由埃塞俄比亚人做的。目前来看，三分之一的绘者是埃塞俄比亚人。我们现在也开始创作关于特殊儿童的书籍，比如聋儿、盲童、需要坐轮椅的儿童等等。这些作品我们特别努力地寻找埃塞俄比亚的绘者，因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更了解，除非有非常好的照片可以参考。
如果新冠疫情稳定，我最想做的就是再去埃塞俄比亚，给插画师们做工作坊。埃塞俄比亚近些年的艺术氛围很棒，想到可以让这些有才华的人来创作优秀童书，就太让人兴奋了。
爱阅公益：那作家呢？
库尔茨：我们也有一些埃塞俄比亚的作家，但是语言的问题比较棘手。因为所有的书都是双语的，文字得适合两种语言。我们没有很多可以直接用英语写作的埃塞俄比亚作家。我们试过先写阿姆哈拉语，然后再翻译到英语，但并不是很成功。整个过程我们要来来回回不停地修改语言。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作者和编辑都和埃塞俄比亚有联系，这对我们的创作很有帮助。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乌贝谢（Woubeshet）医生会审阅所有英语和阿姆哈拉语的作品，他说因为我在埃塞俄比亚度过了童年，哪怕有什么我不知道，我也知道我不知道。
爱阅公益：创作这些书的时候，如何衡量是否达到出版水准？
库尔茨：我在埃塞俄比亚演讲的时候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你如何知道一本书是好书？在美国，我们有由图书馆员、教育工作者、书评人、记者等组成的强大群体。读者也有渠道可以表达自己认为什么样的书是好书。不过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如此。世界银行有一个手册（Read@Home），里面有一些指导，可以作为学习的开始。
在今年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美国分会的区域论坛上，我做了分享。分享之后，我读了杰拉·莱普曼的自传《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A Bridge of Children’s Books），里面讲述了莱普曼早期是如何为国际青年图书馆收集图书的。当然，一开始她只能利用有限的资源。二战以后儿童文学发展迅猛，我算是亲历了这个过程。“金色童书”系列希望让家家户户都拥有书籍，“迪克和简” 系列（Dick and Jane）希望取代《伊索寓言》作为孩子的初级读本。苏斯博士创作了更活泼、有趣的书。“全语言”教育（whole language）是当时流行的教育方式。还有数据驱动的阅读指导（data-driven reading instruction）。一直以来，我都是读者、作者和老师。我教过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我还在佛蒙特美术学院教授儿童和青少年文学，我读过上千份关于童书的论文。
说了这么多，我想传达的是，我积累了很多可以带给项目的知识和想法。当然，我最重要的身份是艺术家。作为创作团队的负责人，我运用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判断，和埃塞俄比亚的审稿人一起决定作品是否达到出版水准。
爱阅公益：您是如何培训其他作者和绘者的？
库尔茨：我自己的图画书都是在艺术总监的指导下完成的，我了解关于图画书的原则，比如让画面承担一些叙事的功能，留下读者想象的空间等等。另外一个例子是，不要让重要的细节被装订线遮盖。我们希望创作色彩丰富、文化背景准确的插画，小读者们可以在里面看到自己，也可以看到之前不那么熟悉的埃塞俄比亚其他的地方。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有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因为这些低龄童书在埃塞俄比亚是新的概念，我主要教基本的内容，比如如何创作吸引人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如何留下让读者推测和预测的空间，如何用有趣和活泼的方式表达等等。
爱阅公益：创作了内容以后，你们如何做印刷、发行、推广等工作？
库尔茨：你说到项目里非常重要的部分了。“大胸怀大梦想”的埃勒诺负责这部分。她充满活力，决心要把书送到读者的手上。比如她通过在广播和播客上的访谈节目宣传这个项目，也利用社交媒体发布相关讯息。人们大部分还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了解到我们的书，比如通过我的演讲，埃勒诺的演讲，海外埃塞俄比亚人，其他关心埃塞俄比亚和阅读的人。
大家可以在亚马逊等平台购买我们的书，电子版和纸质版都有。这个渠道买的纸质版书比较贵，因为我们是有人订购之后才印刷。在埃塞俄比亚印刷的书则比较便宜，因为这部分的书我们是先筹措足够大量印刷的资金，再统一印刷。在美国的书籍销售收入，全部都会再投入到项目里，因为我们是非营利组织。
“大胸怀大梦想”也会接到来自其他教育项目的订单，它们大部分是NGO组织。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有伙伴负责在当地的印刷、储存和运送。
目前我们已经出版了超过100本书，在埃塞俄比亚印刷约25万册。我们的目标是至少100万册。不过，我不认为让一家非营利机构去完成所有的出版工作是解决方案。我想做的，是暂时填补空白，提供好的模式作为示范。我希望最终埃塞俄比亚会有自己的出版行业。不过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问题，因为一家出版公司的发展需要资金，也需要足够的家庭、学校、图书馆来购买图书。
我希望假如我可以证明埃塞俄比亚确实有对图书的需求，出版社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型。儿童需要在不同阶段读很多不同的书，我们创作的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爱阅公益：在埃塞俄比亚买你们书的人都是NGO？
库尔茨：基本都是的，其中也包括“埃塞俄比亚阅读”。去年“埃塞俄比亚阅读”拿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印刷45,000册图书，分发给15,000个家庭，这些家庭因为今年的武装冲突而生活在流离失所者营地。一个记录了“埃塞俄比亚阅读”送书现场的摄影师告诉我，对比送食品和药物，送书的场面让他更感动，因为当孩子有了笑容，父母就有了希望。他的话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虽然“埃塞俄比亚阅读”和“大胸怀大梦想”都是小机构，但是都提供了很好的模式。我们在流离失所者营地发书的时候，埃塞俄比亚教育局的官员也在，他说他们从来没想到可以这么做。我们持续跟教育局沟通，每年“埃塞俄比亚阅读”组织阅读峰会，希望能激发更多的官方行动。萨基尔·马利克（Sakil Malik）担任国际阅读组织（International Reading Organization）的国际办公室负责人时，他让我明白了在所有全球阅读项目中，倡导工作的重要性。
曾有人跟我说，埃塞俄比亚是充满失败项目的墓地。我心想，我可不想我的项目埋葬在那个墓地里！我知道我要很固执。做好任何项目都需要坚持不懈。我知道改变不会来得那么快。
爱阅公益：政府现在有资金跟你们买书吗？
库尔茨：希望未来可以。这都要看他们的预算。跟政府合作并不容易，但是“埃塞俄比亚阅读”的工作人员会不断跟教育局的官员沟通，教育局也读了很多我们的书，并认可了它们。虽然“起步走图书”由私人资金支持，但是教育局了解我们的工作。理想的情况下，教育局会开始资助图书馆的建设、购买图书、支持相关培训。不过，他们现在还没有相关预算。希望未来会有。
爱阅公益：在埃塞俄比亚印刷一本书的成本是多少？
库尔茨：这取决于纸张的价格，纸张的价格是波动的。如果一本书的印刷价格在2美元左右，这对很多埃塞俄比亚家庭来说仍然是昂贵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书大多是通过教育项目免费分发的。我相信最终我们能卖书，因为在亚的斯亚贝巴有很多中产家庭，他们想给孩子买书。不过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去发展这个系统。
2 “埃塞俄比亚阅读” Ethiopia Reads
爱阅公益：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埃塞俄比亚阅读”吗？
库尔茨：我在埃塞俄比亚长大，后来回到美国上大学。我的父母在我25岁的时候也离开了埃塞俄比亚，在那之后，我20年没有回去，直到亚的斯亚贝巴的三所国际学校邀请我去演讲。
我分享一些背景信息吧，埃塞俄比亚在这20年期间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例如，小学的数量从1974/75年的3,196所增加到1985/86年的7,900所。小学入学人数从1974/75年的约957,300人增加到1985/86年的近2,450,000人。在此期间，许多国家为埃塞俄比亚应对教育挑战提供了财政援助，比如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前苏联。我去埃塞俄比亚做演讲的时候，许多城市和乡村都有学校了，但教室往往过于拥挤，许多学校根本没有书。
在我到学校做演讲的时候，我开始了解过去20年发生的事情。我惊讶地发现，很多我接触的人都希望能提供更多的书给当地儿童。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我马上就开始筹集资金，并与一位埃塞俄比亚裔的美国图书馆员合作，共同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试验是否有可能在教育资源有限的地方培养阅读文化。“埃塞俄比亚阅读”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开设的第一个图书馆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一间租来的房子里。然后，我的伙伴开始探索我们是否可以与公立学校合作。如果他们能给我们一个房间，并让一个人来管理图书馆，那么我们就会捐赠英文书籍、为空间配备家具。具有前瞻眼光的校长在哪里都能找到，亚的斯亚贝巴也不例外。
我们很快发现图书馆员需要培训，因为埃塞俄比亚没有正式的图书馆员培训项目。我通过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招募了图书馆员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然后组织了分享会。在分享会上，我们从埃塞俄比亚的教育工作者那儿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需求，同时也分享我们在教室和图书馆里的有效经验。
最初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在美国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开发了培训课程，多次前往埃塞俄比亚。通过培训，“埃塞俄比亚阅读”的工作人员有能力再去培养其他人，支持当地图书馆的运作。在“埃塞俄比亚阅读”组织的第一届阅读峰会上，一位图书馆员谈到，她不仅提高了技能，还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这是参加培训，和其他图书馆员交流学习的结果。教育局代表也很受峰会上的内容的触动，邀请“埃塞俄比亚阅读”提交300个图书馆试点项目的提案。提案现在通过了，但是还没拨款。
说到“埃塞俄比亚阅读”一直以来面临的挑战，这个链接里的文章做了很好的阐述：https://qz.com/Africa/1163797/ethiopias-remarkable-education-statistics-mask-a-system-in-crisis/
埃塞俄比亚政府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他们的教育系统庞大，有3万多所小学和2300多万名学生。2018年，一项研究显示，只有6%的学生的阅读水平和就读年级匹配，25%的学生一个字都不读。但是，如果没有好的阅读材料，孩子们该如何学习阅读呢？“埃塞俄比亚阅读”一直在稳步发展学校图书馆模式。现在，他们也试图更多地影响父母。世界各地的父母都想帮助自己的孩子，但许多埃塞俄比亚的父母并没有体验过阅读对教育的帮助，也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
爱阅公益：您在“埃塞俄比亚阅读”的时候主要负责什么？
库尔茨：我的主要工作是筹款、招募和领导其他的理事会成员、参与战略方向的讨论，以及提供培训和支持。我很幸运，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在出版童书，人们也很希望作者能来讲演，所以我有机会在很多学校和会议上分享“埃塞俄比亚阅读”的故事。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基金会的小额资助，但大部分的筹款都来自个人。
最费时的工作是招募理事会成员，以及激发他们投入到筹款和其他支持性的工作中去。持续的学习也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去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才能支持工作人员的需求。
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当然需要有组织的、资金充足的项目，它们有资源一步一步地做好工作，然后评估影响力。我的工作让我想到了杰拉·莱普曼。她的工作推动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成立。我是一个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家是社会中最没有影响力的成员，他们常常为支付自己的账单而挣扎。但是，他们也用艺术的声音表达那些重要之事，表达的方式可以是写作、歌唱、绘画或其他媒介。我所有的努力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幸运的是，一路走来，我发现许多人相信，即使只有微薄的金钱和少量的时间，也能创造改变。
爱阅公益：后来您为什么从理事会卸任了？
库尔茨：一家非营利组织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我退出“埃塞俄比亚阅读”的理事会因为我已经做了15年了。任何组织想要持续地蓬勃发展，就需要有新的领导者。所以，我想是时候了。“埃塞俄比亚阅读”在埃塞俄比亚的工作一直由当地人管理。理事会负责筹资，以及提供支持和监督。
我兴奋地想要尝试新的点子，也就是后来的“起步走图书”。我十分认可“埃塞俄比亚阅读”的工作，但如果我们不能提供更多吸引孩子的、彩色的、用当地语言写成的图书，我们没办法解决最本质的阅读问题。
爱阅公益：在国家政策层面，“埃塞俄比亚阅读”和“起步走图书”有产生什么影响吗？
库尔茨：教育局很认可“埃塞俄比亚阅读”和“起步走图书”的工作。但挑战还是很大，因为国家需要解决太多的教育需求。高等教育的扩张需要钱，在这之后是高中的需求。教育局不是不关心低幼儿童，只是在优先级的排序上，排得比较后。尽管如此，“埃塞俄比亚阅读”的工作人员依然不断地和教育局开会、交流。
3 童年和成为作家之路
爱阅公益：可以跟我们聊聊您的童年吗？
库尔茨：我两岁时随父母移居埃塞俄比亚，所以我对在那之前在美国的生活没有印象了。在搬到埃塞俄比亚一个叫马基的乡村地区居住之前，我父母花了两年时间在亚的斯亚贝巴学习阿姆哈拉语。但我也没有太多在大城市生活的记忆。
我长大的地方很偏远，一周只有一架埃塞俄比亚航空的航班。它没法在我们居住的山上降落，只能降落在平坦的大草原上，然后骡子或吉普车会把信件和其他物资运上山。马基非常美，我的兄弟姐妹和我都很喜欢住在那里。
三年级之前我妈妈在家教我们读书。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山上玩耍，跑上跑下。我爸爸在瀑布边建了一个磨坊来磨谷物，我们每天都会和他一起去检查磨坊。在马基长大美妙而神奇。
我七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去美国待了一年，十三岁的时候又去了一年。这两年对我来说很艰难，虽然我会说英语，但我没有和其他人一样的童年经历 。他们不知道如何问我关于埃塞俄比亚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起步走图书”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也能买到让我很欣慰，全世界有很多埃塞俄比亚人，但是根据我小时候的经验，一般同学和老师对埃塞俄比亚的了解都很少。
然后我回到美国上大学。在那之后我也经常去埃塞俄比亚，直到我的父母在我25岁的时候也离开了。
爱阅公益：小时候觉得自己跟其他人很不同吗？
库尔茨：在马基的时候，我们肯定知道知道我们和其他人不同。那里只有我们家、一个护士和一个老师讲英语。语言差异很明显，肤色差异也很明显。小时候会有小女孩来我们家玩，但是女孩子到了六岁以后，就要在家里做家务了。我们家旁边的学校里又几乎都是男孩子。所以六岁之后，我就没有机会和埃塞俄比亚的孩子一起玩了。
四年级的时候，我去了亚的斯亚贝巴读寄宿学校。我的同学虽然有埃塞俄比亚人，但是他们都来自说英语的家庭，他们的父母也期待他们在学校说英语。所以我没有机会学阿姆哈拉语。
爱阅公益：您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有很多书读吗？
库尔茨：在埃塞俄比亚乡村的时候，我们家旁边有一所学校，但教的是阿姆哈拉语。父母知道最终我们还是要回美国读大学的，所以就在家里教我们。
他们从美国带了一些书过来，这就是我能读到的书了。我没有很多书，有的那些对我来说特别珍贵。幸运的是，虽然我妈妈去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还没有完成大学的学业，但她特别爱读书。我亲身体会到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我妈妈爱阅读，她也激发了我们成为好的读者。
在会议上和学校里做演讲的时候，我一定会强调父母作为孩子榜样的重要性。我喜欢读书的主要原因是看到我妈妈在读书。这是母亲给我的礼物，也是我传给我的孩子的礼物。现在，我的儿子和儿媳也在把对阅读的热爱传递给他们的孩子。
当然，在成年人识字率低的地方，这种传递是困难的。那我们只能期待孩子看到老师在阅读，或者能有图书馆。孩子需要成年人跟他们分享图书，需要知道人们阅读不是因为要完成任务，而是因为热爱。
爱阅公益：大学为什么选了心理学专业？
库尔茨：我是很喜欢书，一开始也觉得我想选英语文学。但那时候我们都是读乔叟和17世纪诗人的作品。我当时才十几岁，这类文学作品不吸引我。
我对人的行为背后的原因很感兴趣，也想更多地了解人类同胞和自己。所以我选了心理学。
爱阅公益：毕业后您就开始教书了吗？
库尔茨：对，虽然我学的不是师范类专业，但我毕业以后去了一间非传统的学校教书。在那里我有机会尝试很多与阅读和写作有关的实验性教学方法。后来我在这间学校做了两年校长。
爱阅公益：具体有什么方法呢？
库尔茨：我教三四年级的时候，经常为学生大声朗读。我带学生去当地的图书馆，鼓励他们根据喜欢的书创作戏剧、小视频等艺术方面的联结。如果学生有需要，我也会用自然拼读法教他们。
我也教6到12岁的孩子写作。我鼓励他们仔细观察，调动五感去描绘体验和感受。我给他们很多的示范、反馈，以及和同伴交流的机会。在那个年代，教育工作者会问，“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成为写作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模仿作家（那些热爱写作、不断写作的人）的创作过程？”我不断思考我自己是如何写作的，再把这种写作的方式跟学生分享。
我也让我的孩子和孙子孙女的生活里充满书，我仔细倾听他们对什么有兴趣，这样就可以找到合适的新书介绍给他们。我们常玩发音相关的游戏。当然，我也让自己成为榜样。他们看到我和丈夫总在阅读。他们已经成为有能力的阅读者后，我仍然为他们大声朗读。
爱阅公益：您是怎么成为一名作家的？
库尔茨：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每隔几周就去图书馆借多得都抱不过来的书。我爱上了童书，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希望出版一本自己创作的童书。我开始投稿，花了十年的时间，才终于出版了第一本书。
爱阅公益：在这儿之前，就不停地试？
库尔茨：尝试和失败。很多很多的失败。很多很多的创作、修改、学习如何写作、投稿给编辑。有的时候编辑给我希望，有的时候感觉就要可以出版了。在美国出版童书竞争非常激烈。我曾经说这是我做过的竞争最大的事情。但我还是不停地努力，因为我太爱书了。
爱阅公益：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您多大？
库尔茨：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三十多岁，但我的写作事业真正起飞是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成功之前是长时间的失败。现在，我和一个团队一起为全世界的艺术家提供培训、示范、鼓励、对话、反馈，支持他们为儿童创作有吸引力的书。这是一项令我激动的事业。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正式咨商关系的非营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叶拉·莱普曼女士于1953年创立，如今由全世界80个国家分会组成，有“小联合国”之称，是致力于把全世界图书和儿童联系在一起的国际网络。IBBY的宗旨是通过高品质童书促进国际理解，维护世界和平。IBBY于1956年设立的国际安徒生奖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有“小诺贝尔奖”之称。近年来IBBY一直在推动全球了解中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也为中外创作者和阅读推广人架设了一座相互了解，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桥梁。
爱阅公益基金会以“让每一个孩子享受阅读的乐趣，成为终身阅读者”为使命，以“高品质儿童阅读推动美好未来”为愿景，致力于推动儿童阅读的发展及儿童阅读品质的提升,让每一个孩子通过高品质阅读打开探索世界的大门，享受阅读的乐趣，成长为终身阅读者。爱阅公益从多个层面推动儿童阅读，其设立项目有早期阅读项目“阅芽计划”、书目研制项目、资助儿童阅读推广组织的“阅林计划”等。
爱阅公益基金会与IBBY的使命愿景高度一致，为此，爱阅公益基金会除了资助“IBBY-iRead 爱阅人物奖”奖项的设立，同时资助了IBBY的行政费用，支持IBBY更好地在世界各地架起儿童与高品质图书的桥梁，促进国际理解，维护世界和平。
IBBY-iRead爱阅人物奖两年一届，通过公开、公平的评选，授予全球范围内促进儿童阅读推广和发展的个人。IBBY-iRead 爱阅人物奖关注获奖人工作的可持续性、影响力、公益性、创新性、启发性等多个维度，奖项的设立旨在持续激发和影响全球个人、组织和政府对于儿童阅读事业的关注、支持和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