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葡萄牙的「大发现」与世界经济——序之中：数量、文本和数字交织下的商业场域

案：近五个世纪的知识变革无疑促成欧洲商业勃兴，成为连接亚欧大陆两极和首占新大陆的因素。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数字的应用：记数形式的变化与数字应用场合的增加，使用人群的多样无疑增加了扩展了数量流动的领域，在15-16世纪，我们观察到数字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关系的事实本身将越来越多地从数量的角度考虑。在欧洲，量化心态形成的成因在11-13世纪的知识大变革中已经奠定根基。

（1）数量

印度-阿拉伯数字在在此阶段渗透到基督教中，但最初只是流行于非常有限的专业圈子当中。15世纪的葡萄牙数字新知识仅零星为人所知，不过数字在当时已经被系统地应用在技术作品当中，比如14世纪前三分之一著成的地方编年史《科英布拉年鉴》。即是1415年至1433年之间，巴拉达斯·德-卡瓦略的《佩德罗公爵和若昂·德-韦尔巴修士的美德善举》(Virtuosa Benfeitoria do Infante D. Pedro e Frei João de Verba)使用这些精密数字的第一部作品。放在整个14世纪中，这些应用数字，并以完整词句的表达占主要篇幅的新文本仍非常罕见，尽管在16世纪这些文形式已经在公共生活之中占据主导的商业应用地位，但我们从里斯本1633年的一份文件中仍见里斯本的财政首长宣称：“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印度居民提供信贷”，他在文本中并要求果阿的殖民当局提交原始账簿，这种账簿是按照“康托”(Contos)的传统规则记录，即运用罗马数字-葡文形式记录。

分析数量主义心态的形成主要可以归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代表着现代国家的渐进式建设，逐步取代社会关系和方面中的个人依赖，这种趋势更从偶尔走向持久化，从三种的事实中可以反映出来：首先是军事动员与组织，国家建立起由专业干部组成的永久性军队，但根据一定的社会法律招募群众入伍，这种形式的延续，将在全球帝国主义时代中使得军事对抗的紧张节奏日渐强烈。第二点是税收，当局采用一半税收取代不动产领域的税项，由此可以增加必要的资源用于新的行政职能与其他事务，尤其是支付日益增长的战争费用。第三点是各种服务和一般公共会计的核算，政府-战争-扩张机构及其下属的不同国家机关——仓库、公社、队长（Capitão,在葡萄牙行政架构中或翻译为船长、驻地首领）、地区或皇家法庭等。另一方面，两个世纪中基本的货币经济市场逐渐发展并扎下根来，其理念基础就是为销售而生产，为获得金钱而销售。即不断寻求和加强一种流动性——用金钱获得所有商品和服务可能性，这个流程中还不应忽略人们赚取更多金钱以利用金钱。这种心态意味着经济生活中的参与者将越来越多以数量、价格、成本、价值和货币存量的角度思考问题。而重商主义经济，即以市场为载体的经济，对民族国家架构的影响将促使它从数字的角度设计——一种政治-统计的起源。

话题由此将我们引入了数字在政治-统计领域中的新应用带来的影响。这种较为成熟的统计形式早在14世纪就已经逐渐可见.至16世纪中叶，若昂-巴冷登及克里斯托旺·罗德里格斯-德-奥利维拉收集了一份非常完整的在里斯本的统计资料：统计项目包括房屋数量、邻居数量、受洗者数量、教堂、修道院数量、兄弟会和修会数量、该地行政人员数量以及各种行业从业人员的具体人数——也就是迈向了专业统计。1620年时也多见类似的调查报告。

税收方面，随着十三世纪外汇税的普及，它作为一个世纪以来国家收入的基础，一方面海关占比的收入越来越大，另外支出和资金的提取形式也愈发复杂，公共会计得到了发展：专业文本中可见大量记录船只进出的账簿，货币账簿，汇票，信用证和担保书，登记账簿、信用证明和专供转让的账簿。1478年，中央财政部门对过去一年的收入和普通开支进行了计算，并在考虑到提出和采取的某些措施的情况下，对随后进入的一年的收入和开支进行了估计：这也许是葡萄牙的第一个国家总预算。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应该为这种形式赋予怎样的意义？不仅在一段时间内有序地记录各项服务的运作情况，而且有日期和数量上的精确性，然后将这些数字数据收集起来，作为预测和决策的基础。从那时起，至少每隔几年，vèdorias或康托形式(contos)将继续记录葡萄牙王国王室的收入和用它进行的支出之间的关系。

随着16世纪的发展，政治，即公共事务的处理，愈发将统计作为基础。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圣克鲁斯侯爵一份1588-1589年度，内容广泛的备忘录，其中详细记录了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以及从里斯本的六艘大帆船的费用到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率领的大舰队的名单——舰队的吨位、船员、大炮、补给；还有一份关于西班牙步兵的口粮，另一份关于供给200艘大帆船、100艘和50艘的物资清单。50000名步兵，以及可以从哪里提取物资的清单；对葡萄牙王室的船只进行了登记，指出了船舰的建造成本，除此我们还没有说清楚的地方(海外历史档案馆.,一般档案, 637)。在葡萄牙，更为详细的记载见于集大事记和编年系谱，地理信息于一身的著作。杜阿尔特-巴波沙的《好望角以东的东方地理》中列出了1516年左右卡利卡特市场上48种香料和药物的现行价格，仔细界定了他所表达的重量和计量单位。和每种价位的货物的条件（“新鲜且精选”；“小且不那么好”；“非常重”）。安东尼奥-努内斯的《印度度量衡之书》，准确无误地记载对贸易和公共财政都非常重要的量化要素。没有遗漏测量或称量的方式以及每件物品的单位。“琥珀以Ormuz meticais出售，为60马克”“Almiscre in papos以Xiras maticais出售，为50马克”。

数字运用的层面也从简单的收集数据并输出结果项自然地发展为对数据本身进行阐释，便于全面界定某些群体或分析生产，商业活动的某些分支和细节。同一位作者在大约1540年的商业报告《马鲁古群岛和班达诸岛的胡椒生产情况》中，指出当地人与商站职员对各岛生产的丁香、核桃和肉豆蔻的情况进行了统计，也对这些地方的胡椒销售价格与坎巴亚（1）的销售情况进行比较，最终将结果定义为“在查乌（2）或坎巴亚价值5000克鲁扎多的作物，为其在马鲁古的价格为两倍”；更为详细的列项的记载可见于同样的商业报告之中，据高定玉(V.M. Godinho)指出，这些以介绍香料成本及运输费用为主的商业报告中包含了“不同的市场，货物在每个市场的购入价格，不同货物在不同港口应付的关税，以及各个市场货物应付的运输费、中介费”等，不少条目中亦指出了葡萄牙国家与这些城市的贸易站和堡垒的支出收入有何关系，“我们考虑到了信息和航行中遭遇海上风暴，信息中断的风险，计算出沉船的平均数，“并根据每个季风中船只损失的时间，记住——不允许他的怜悯发生，失去这预算中的五艘船，考虑到适合他的胡椒，即在风暴造成的信息中断中，失去3700净公吨（的货物）”。

（2）描述与呈现

若说大发现作为事件史富有艺术气息，那么数量就是充斥在大发现的艺术性之中的元素，并形成一种扎根于对数量的态度与反馈。现已难见从14世纪甚至距今四百年前，前三分之二时段的葡萄牙航海路线和船舰军团的更多资讯。但这类资讯在16世纪的最后20年之间已经大量增加。在此，我们又从杜阿尔特·巴博萨的《埃斯梅拉多》(Esmeraldo)中见证着从空白到繁多的变化，它首次在其篇幅中较清晰地指明了路线的方向，估计的距离之间的关系，显示出对一些定量表大和精确描述的日益关注的趋势。

“我们可知，从圣若昂河到托尔托村有三里格。在圣若昂河到托尔托村之间，你会发现一块非常厚的土地，由山丘组成，有一道红色的屏障......”；“我们可知......可以在XIIIJ或XV驳岸安全停泊，你会发现它很干净，驳岸的名字是从VIJ和VIIJ到托尔托村和驻地堡垒之间的一块低地下面；从托尔托村到驻地堡垒有三里格”。

杜阿尔特·巴博萨(Duarte Barbosa)，1500年至 1516-1517年间的葡萄牙作家和葡属印度官员。他在卡纳诺尔船厂担任书记员，偶尔担任当地语言（马拉雅拉姆语）的翻译。他的《杜阿尔特·巴博萨之书》（Livro de Duarte Barbosa）是葡萄牙旅行文学最早的例子之一。

唐·若昂·德-卡斯特罗(D.João de Castro)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新的态度，他认为自己:

“被置于狂野的海浪之下，以了解当时从未被耕种过的、被野生灌木覆盖的条状植物的根底，从而找出真实的路线、海洋的流动、河流的转弯和弯回、海湾的避风港、这些针状植物的差异、城市的高度，并为每个地方和河流绘制地图”。

从这两则展现特色不同的记载中，我们或能发现，不同时代的航海家之间所秉持的记录基准之间似乎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基于认知和描述的价值标准。这也是葡萄牙第一批航海家所不曾料及的，一种由探究精神所驱动和引导，要求可验证性，并使用测量设备以期达到基本信息的准确记录，和大量资讯的精确反映。佩德罗·努内斯写道：“很明显，这些海岸线、岛屿和坚固土地的发现并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的水手得到了很好的教导，并配备了占星术和地理学的仪器和规则，这些都是宇宙学家应该注意的事情”。至此，我们不妨大胆想想象这种知识革命的潮流——最新层面的精神革命所延伸的广度，所渗透的深度。

注释：

（1）坎巴亚(Cambaia)，又作康贝(Cambay),今称为肯帕特(Khambhat)，位于印度次西岸的港口城市，经历史记载自公元10世纪已与阿拉伯海上频繁贸易，阿拉伯当时的航海家马苏第（Al-Masʻūdī，？－956年）称之为“一座非常成功的港口”。自12世纪以来，意大利热那亚商人及随后的葡萄牙人多与之贸易。《明史》卷326作奇剌泥，泥又作尼：“剌泥而外，有数国，……，曰奇剌泥……，永乐中遣使朝贡”。

（2）查乌是1521 年至 1740 年间印度的一座古城。它位于印度次大陆孟买以南 60公里。1740 年，查乌被割让给印度马拉塔人，却随即他们的新统治者抛弃。

末附：引自 V.M.Godinho,Os Descobrimentos e oEconomiaMundial,volume I, 1985. p. 403（高定玉：《大发现与世界经济》，第一卷，1985年，第403页）的插图及注释【由葡文翻译成中文】）

图6---世界大商场：15世纪末的热那亚。XV. Hartman Schedel, Registrum hujus operis libei Cronicarum cum figuris et imaginibus ab initio mundi (usque and annum 1492).纽伦堡，1493年。(B. N. Lisboa, Inucnabulum 342; B. N. Paris, Rès. G. 500), f. 58v.在黑死病(1348年)之前，大约有10万居民——其居民数是巴黎或那不勒斯的一半，是威尼斯或米兰的三分之二，比佛罗伦萨或巴勒莫少一点，但比布鲁日或根特多一倍，因此是基督教世界中只有八个城市能达到这个数字的之一。以同样的数量，在16世纪初恢复，它现在与威尼斯相当，是巴勒莫的两倍，超过了佛罗伦萨和罗马，与纽伦堡相距甚远。他们的商业利益已经是十字军东征起源的一部分，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他们就在黎凡特建立了桥头堡；在12世纪上半叶，他们扩展到巴塞罗那、阿尔梅里亚、巴伦西亚、加利西亚、塞维利亚，并在本世纪末扩展到摩洛哥的大西洋港口。从1267年到四百年中期，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卡法（克里米亚）和特雷比宗达，主宰了黑海的大部分商业——色雷斯和俄罗斯奴隶运往埃及，皮毛、小麦和鱼运往君士坦丁堡，他们垄断了Foceia（小亚细亚）的明矾，这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之一。他们在所有的马格里布港口都有存在，他们从苏丹交易黄金，另一方面，他们在波斯有贸易站，他们的商队穿过波斯。13世纪末，他们试图在印度洋的航行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并为香料发现了一条通往亚洲的远洋航线，与此同时，他们还建立了第一条通往北海的正规商业航道。对于整个基督教西方，就像土耳其的黎凡特一样，他们为大帆船和他们的航海技术人员提供了海上战争的艺术。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和温茨的竞争使它失去了大部分的黎凡特地区，托尔法（Civita Vecchia）矿的发现破坏了它对烟熏石的垄断；为寻求利益补偿，它发展了塞维利亚和里斯本的商业，马德拉的糖，参与了对加那利群岛的征服和殖民，对巴西的评价，对墨西哥和秘鲁的贵金属，我们发现热那亚的立场。1570年左右，巴塞罗那-热那亚航线在白银的映射下，取代了拉雷多-安特卫普航线；现在热那亚公开了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对向西印度群岛供应奴隶产生了争议。从一开始，就分散到四面八方的家庭和个人，融入各个外国的国家，而不是集体扩张：没有独立的政治关注。但这是商业法（有限合伙、保险）的创造，以及海外领土的殖民化和开发，其特权宪章于1407年在Casa da São Jorge聚集。商人和商人，船坞建造者和船主，水手和海军将领（卡斯蒂利亚的Hugo Vento，葡萄牙的Pezzagno），内格罗的那些家族），Doria，Salvago，Adorno，Cattaneo，Grimaldi，Lomellini。Uso di Mare，Pinelli，我们随处可见，所有这些热那亚人，祖拉拉说：“如你所知，那些没有一定收益希望的人不会花钱”（《几内亚编年纪事》）。这就是为什么吉尔-维森特看到传统的农业-战士社会被功利化的暴风卷走，劝说对摩尔人的战争，并引用葡萄牙人的话："别想做热那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