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代“沪漂”都市生存图鉴——论《海上花列传》中赵氏兄妹的上海沉浮及命运选择
在《海上花列传》中，除却妓女与嫖客这两种以妓院为中介的显性人群分类，还存在原住民与外乡人这一区分。韩邦庆对人物的塑造舍弃了传统文本中明晰来龙去脉的习惯，只是潦草带过一些人的来处与身份，将笔墨着重于十里洋场限定时间内的行动，除了叙事方式的创新，倒也切合了现代社会“无根性”的特征。文中交代身世背景的外乡人有：“山东人，江苏候补知县，有差使来里上海”的罗子富，“去江西做官”的洋务官员王莲生，“祖籍金陵，出身翰苑，来沪养疴”的史天然，“杭州贵胄”黎篆鸿，“苏州有名贵公子”葛仲英，“平湖齐大人”齐韵叟等，可见上海滩的外乡人并非偶例。
但上文所说的外乡人都是家底深厚之辈，于他们而言，上海与其说是打拼地，毋宁是游乐园。韩邦庆在行文中也处处体现他们在上海的如鱼得水，因而上海的排他性在他们身上并不明显，如果忽略作者一笔带过的身份交代，似乎也看不出其异乡人的定位。相比于他们，来自无锡乡间的赵家兄妹——赵朴斋与赵二宝似乎更能代表典型的异乡人，作者对二人在上海的沉浮描述得也更为详细，向读者展现了初代“沪漂”的都市生存图鉴。
以赵朴斋由现实跌落花也怜侬的幻梦为开篇，又以赵二宝梦中惊醒为收束，赵氏兄妹的一开一合很难不让人引起注意。韩邦庆于例言中便阐明 “此书为劝戒而作”，二人可以说是作者劝告的典型范例，一个成了嫖客，一个成了妓女，虽没有明晰的结局，但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命运的悲剧。然而，在这个悲剧背后，有传统社会与现代性都市的推拉，有欲望催动的选择，有人性的自我质疑与突破。
一、赵氏兄妹的上海沉浮
《海上花列传》穿插藏闪的写作手法使得赵氏兄妹的情节时断时续，为厘清二人的沉浮之旅，首先得从碎片中梳理出关于赵朴斋与赵二宝的完整剧情。
赵朴斋与赵二宝可以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承接叙事，一开始是赵朴斋的行动展现，等到赵二宝来到上海后的情节展开，赵朴斋的个人情节便大大减少，或二人同台，或于赵二宝的经历中偶尔穿插他的情节。赵朴斋自第1回便出场，1至3回，主要讲述赵朴斋初来上海的情状，中间12至14回则描写其在上海的徘徊，17、24、28回讲述赵朴斋在上海遇到的困境，是去是留的悬念出现。29回为赵氏兄妹情节的一个连接点，赵二宝与洪氏为寻赵朴斋也来到上海，自此以赵二宝的故事为主线，29、30、31回便顺接描写了赵二宝初来上海的情状，以及淹留上海的缘由。在这几回中赵家兄妹回乡的脚步屡次中断，直至第35回赵二宝成为“海上花”的一员，赵氏兄妹是否留在上海这个悬念才算落下。第37回赵家遇贵客史天然，自此至55回，都在描述赵家逐步在上海立稳脚跟。55回史天然离开上海之后便是二人命运的又一个转折，史天然走后久久没有回信，赵朴斋与赵二宝攀贵的梦想破碎，原来看似扎牢的根也只是海中的浮根。赵二宝一梦惊醒，整部小说也就此落下帷幕，赵氏兄妹在韩邦庆笔下的上海沉浮旅就此戛然而止，唯留看客唏嘘。以下为二人的命运起伏大致曲线：（具体情节线见附录）
从赵氏兄妹的情节线可以看到，他们有多次机会可以回到乡下，因此二人的结局很难归咎于命运的无常，更多是自身的选择。赵朴斋在上海一再受挫毫无成就，舅舅洪善卿屡次遣他回乡，他却宁愿拉东洋车也要留在上海；受传统女德教育的赵二宝选择搬入“清河坊”，选择开堂子做妓女，选择孤注一掷相信史天然。许多读者对他们的种种选择产生疑惑，也有人认为部分情节的突转（特别是赵二宝开堂子）有故意为之的嫌疑，作者似乎是将对赵朴斋原型的怒气转移到了小说的书写当中。当然，这些猜测与疑惑不无道理，穿插藏闪的写作手法和海上花群像主题的确导致某些情节的书写不够完整，但赵氏兄妹一步步的沉沦有其内在的逻辑。本文不于故纸堆里追究过期的公义，只结合小说原典细节、社会客观背景与人物欲望分析，从外在推拉和内在驱动两方面对二人的命运与选择进行剖析和理解，揭露初代“沪漂”都市生存图鉴背后的本质。
二、外在推拉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E.S.Lee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迁移理论——“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成为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人口迁移的动力由迁出地的推力（排斥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吸引力）共同构成。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赵氏兄妹出走乡下，而留在上海的原因。
1、推力
·家境没落
第31回，洪善卿劝洪氏赶紧回到乡下，洪氏却回答：“为啥勿想转去嗄！难教我那价转去喤？四五年省下来几块洋钱，拨个烂料去撩完哉” “到仔乡下，屋里向大半年个柴米油盐一点点无拨”洪家早已没了主心骨，只留下又聋又瞎的洪氏，担主的赵二宝，贪图享乐的赵朴斋与一个姨娘，赵朴斋此前来上海早已将家当花得不多剩，如今还欠着外债，在上海仍可以攀着施瑞生，回到乡下甚至连之前的生活都难以保证。比较这两种境况，不难理解其做出的选择。第35回题目“落烟花疗贫无上策”也点明赵二宝从妓一部分原因是家贫。
2、拉力
1842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被殖民主义者强迫开辟为通商口岸，英、美、法等国先后设立租界。开埠后的上海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短短几十年一跃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自此，前往上海居住的人口越来越多，直到1892年，上海已拥有80％的移民。而吸引这些移民的因素自然也吸引了赵氏兄妹。
新兴生活风尚
上海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洋行、妓院、赌场相继涌现。租界内有着许多外面没有的东西，如马车、保险灯、机械表等时髦物件，礼拜日、保险等泊来概念。赵朴斋初来上海，各种新鲜的舶来品不绝于眼“那洋行内伙计们将出许多玩意儿，拨动机关，任人赏鉴。有各色假鸟，能鼓翼而鸣的；有各色假兽，能按节而舞的；还有四五个列坐的铜铸洋人，能吹喇叭，能弹琵琶，能撞击金石革木诸响器，合成一套大曲的；其余会行会动的舟车狗马，不可以更仆数。”
这个新鲜、强健的都市，可称之为“现代”；而赵朴斋和赵二宝的来处则是那个沿袭了几千年农耕生活的旧社会。农耕生活需要人类遵照自然规律，以劳作换取生命的延续，在这样的机制里，一切都不可保障，这种痛苦，就像万物无法摆脱地心引力。而努力拜托这种被掣肘的生活，几乎是人类共同的本能——都市生活便是人们为自己所筑的一个理想堡垒。城市的一切都是人为的：将时间按需规划，有工作日和休息日，即使是昼夜也可颠倒；创造保险，发生意外后也有人承担损失；用水泥封闭土地，草木无法生长，车马却行走自如。在城市里，农耕不再被需要，主要的工作是服务彼此，集中一切剩余价值来拔高人的需求，暂时把自然排斥在外，大部分的精力用来取悦自己。这些事物服务于人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将人们从几千年例行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同时将生而为人的意义升华。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生活风尚，它不止为上层阶级服务，是身在其中的所有人都可以受惠的。这种现代性的生活勾起了赵氏兄妹的欲望，将他们拉进十里洋场，远离熟悉的故土。
异质生存方式
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 它的许多文化现象随着移民文化逐渐形成。由于本身没有现成的文化传统, 只能是综合了各种破碎、多元的民间文化与舶来文化，这种文化对赵氏兄妹来说是异质性的。
当商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流，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活观和义利观，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由儒家的“重义轻利”转变为“重利轻义”，金钱至上、利益至上、实用至上指导着人们的立身行事。《海上花列传》中清晰地展现了妓女和狎客、妓女和老鸨、狎客之间、人群和城市空间之间经济关系的有效性。
张小村在第14回便将在上海生存的法则告予赵朴斋：“耐勿晓得。来里上海场花，只要名气做得响末就好。耐看仔场面浪几个人，好像阔天阔地，其实搭倪也差勿多，不过名气响仔点。” 发展初期的资本激进、冒险、投机，到后期才会逐渐稳健。刚起步的上海滩需要那些外乡人维持活力，因此在外打拼似乎不需要太多的原始积累，只要混出名气，便有了未来。张小村、吴松桥的发达刺激着赵朴斋，而众多妓女的成功也让赵二宝跃跃欲试。
三、内在驱动
选择与欲望是分离不了的，是理性与欲望博弈的后果，亚里士多德指出：选择就是深思熟虑的欲望；至于大卫·休谟则更激进了一步，直接把选择拉进了激情的深渊而不给理性一点颜面。赵朴斋与赵二宝因不同的需求滋生出不同的欲望，而这些欲望又驱动着他们作出选择。
1、玩乐欲望
在第一回赵朴斋与洪善卿的对话中可知赵朴斋17岁，而赵二宝15岁，心智仍未成熟的二人初入上海都市，选择似乎都是由欲望驱动，自然很容易迷失自我。
赵朴斋的前期选择在于自己，而后期选择依赖于妹妹赵二宝，从行文中可以看出赵朴斋是个缺乏自尊和主见的人，他的欲望非常简单，简单的玩乐与性爱就足够。马斯洛针对人的欲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将需求划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认知-审美-自我实现七大层次。对赵朴斋而言，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便是吸引力的一切，即使需要放弃稳定的生活也无所谓。当赵二宝在悦来客栈问赵朴斋缘何不肯回乡，连问十数遍，朴斋终呐呐然说不出口。而二宝的回答已经告诉了读者原因：“我说俚定归是舍勿得上海，拉仔个东洋车，东望望，西望望，开心得来！” 对赵朴斋而言，看到新奇带来的快感远远大于拉东洋车带来的疲倦，如此便不难理解赵朴斋一开始的选择了。
而后期的赵朴斋完全由赵二宝主导，在妹妹的荫蔽下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即使是吃着客人剩下的菜肴，但能有阿巧相陪，四五个酒肉朋友，对他来说已是人间天堂“赵二宝一落堂子，生意兴隆，接二连三地碰和吃酒，做得十分兴头。赵朴斋也趾高气扬，安心乐业”“雄啖大嚼，酣畅淋漓，吃到醉醺醺时，便倒下绳床，冥然罔觉，固自以为极乐世界矣。”
如果说赵朴斋是酒囊饭袋，那么赵二宝明显比他有主见的多，一开始的赵二宝并不想在上海过多逗留，张秀英的贪玩是将赵二宝绊在上海第一道槛。但赵二宝终归是小孩子心性，有个阔少爷领着买衣服首饰、四处游玩，自然难以抵挡住玩乐的诱惑，在施瑞生的“好生照料”下，甚至被骗着入了外宅，当了外室，这便是她的第二道槛。洪善卿对赵二宝的劈头大骂，也是最后一声警醒，如果二宝此时醒慧还为时不晚，但是她同哥哥一样，被花花世界迷住了眼睛，一心要扎下去。
2、自主欲望
赵二宝遇人不淑，在施瑞生的引领下，进了上海最糜烂的风月场，自此便难以回头。如果一开始的她还只是轻信他人被骗，那么后面贴条子做生意却是自我的选择了，表面上看她是因三十洋钱与张秀英置气，实际上早有迹可循。第30回，她与张秀英便开起了倌人玩笑“耐张秀英末有仔三四个哉！才是时髦倌人，一径拨人家来浪叫出局。”可见那时赵二宝已在施瑞生的带领下见识了上海妓院的风光。而下定决心落堂子就在35回。她不肯回乡，风风火火就下了决定“耐有洋钱开销，倪开销仔原到乡下？勿转去个，索性爽爽气气贴仔条子做生意。随便耐个主意，来里该搭做啥？”
赵二宝在两回中间的读者盲区中似乎是发生了许多。一方面是了解了上海妓院的运营，另一方面与张秀英生了嫌隙，决定自立门户。在上海无根无基的一家人靠什么立足，赵朴斋必然指望不上，洪善卿在31回也与其决裂，想来也只有做个妓女。当时的妓女等级分明，依据嫖客的阶级地位、买卖双方的原籍以及妓女的品貌年龄等分为长三、幺二、野鸡等，赵二宝良家人出身，又有施瑞生做开宝客人，做个长三并不是问题。清末巨变的夹缝里，东西观念的剧烈碰撞，商业萌芽和个体精神的初醒，让妓女前所未有地拥有了一定的主体性，从被动的充满贬义的“卖身”变成了主动、中性的“做生意”。稍厉害一点的倌人，便有能力从一个被赏玩的工具人反客为主地决定事情的走向。虽然做妓女抛却了正经人家的身份，从此被人看低，但对此时的赵二宝来说做施瑞生的外室和妓女并无两样，后者甚至有更多的自主权，生活也有了一定的保障，这是她的第三道槛，心高气傲的赵二宝在张秀英的刺激下从此漂浮在了上海。
3、归属欲望
赵二宝开堂子的道路十分顺畅，第38回赵二宝便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史天然，二人发展迅速，富贵公子史天然甚至说要娶她为妻。客人替倌人赎身，娶倌人为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娶为正妻却是天方夜谭。《海上花列传》中“三个大老母”的笑话在妓院间传得沸沸扬扬，可见当时人们对妓女当上正妻是不看好的。赵二宝在史天然处栽的跟头，一方面是因为涉世未深，对于风月场上客人的花言巧语仍没有免疫，换做周双珠也许只会当个笑话听过，但赵二宝当了真；另一方面，史天然的确是个心思细腻的客人，对着赵二宝百依百顺。
史天然带着赵二宝前往一笠园，这也是赵二宝下定决心要嫁给史天然的契机。山家园的高墙将租界空间一分为二，以一笠园对峙于四马路妓院群，其内雅外俗区隔分明，即使是可以自由出入长三书寓的有钱商人依旧无权进入士人园林空间。赵二宝作为史天然的相好却得到了进入这个空间的机会，这无疑是对赵二宝释放出信号：只要抓住史天然便抓住了进入这个阶层的机会。而在一笠园内，赵二宝也找到了虚无的归属感，在书寓内妓女是无权上桌的，但在这个空间内妓女与客人的关系似乎更趋于家庭关系，其乐融融，一方高官齐韵叟“拉着赵二宝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一遍，转向高亚白、尹痴鸳点点头道：‘果然是好人家风范！’赵二宝见齐韵叟年逾耳顺，花白胡须，一片天真，十分恳挚，不觉乐于亲近起来。”在园子也可自由玩乐，一笠园就像是一方避难所，让在外漂泊的异乡人找到了久违安全感。
从55回赵二宝饯别史天然的话语中，可以明显感知到她在上海的孤独与不适应，“耐勿晓得我个苦处，我拨乡下自家场花人说仔几几花花邱话，故歇说是耐要讨我去做大老母，俚哚才勿相信，来浪笑，万一勿成功下来，我个面孔搁到陆里去！”赵二宝自降身份做了妓女并非没有压力，来自乡下的闲言碎语还是被记在心里。她甚至怀念起乡下看戏的日子“太阳照下来，热得价要死！大家才说道，好看得来。像故歇大观园，清清爽爽，一干子一间包厢，请倪看，啥人高兴去看嗄。” 这一段更是写出了无数异乡人的心境，看惯了繁华似锦，也会怀念儿时的生活。为表决心，赵二宝甚至关了生意，定了嫁妆，切断了自己的后路，这不仅仅是为告诉史天然自己的心意，更是赵二宝对自己的支撑。
只能说二宝还是过于天真，在上海这个名利场，人人都说“不是个好场花”，如果将个人命运系在他人身上，终究落不得好下场，赵二宝在赌，但她满盘皆输。在经历史天然这一打击后，赵二宝终是断了念头，长叹一句“我个人赛过押来里上海哉呀！”后又被癞头鼋闹了一闹，更是大梦初醒。
4、认知欲望
如果说韩邦庆作《海上花列传》是为劝世，那么赵家兄妹的遭遇已足够劝世——赵朴斋到上海来散尽家财沦落街头，赵二宝做个倌人，失去清白名声，负债累累。世人可以不认同，但这一切应当被理解，当他们接触上海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无法回头了，几千年来奉行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规则被瓦解了。人无法违逆其顺潮而行的本性，如果单纯地将赵家兄妹对原有生活的背叛归因为虚荣驱使，并不公平。赵家兄妹的“堕落”，表面上看起来是新文化对旧道德的强烈冲击，但其实也是人性对自我的质疑与突破，他们远离自己熟悉的乡土来到新世界，认知在不断被解构重建，其实也是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探索和意识的启蒙。被裹挟在时代与命运洪流里的这些人物生在当时、处在当地，便只能顺应当时的价值观和社会情境去生活，他们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变现自己的能力，以此谋求生存。韩邦庆“具菩提心，运广长舌”“记载如实”，对人性与历史、纸上人物与他们的命运作出最真实的书写，展现了一幅初代“沪漂”的生存图鉴。
四、结语
韩邦庆笔下的“海上花”是妓女，更是千万个异乡人，他们在上海沉浮、漂泊。赵朴斋与赵二宝初入上海，跌了跤，但故事继续写下去，他们会成为下一个洪善卿或黄翠凤还是自此没落？无人知晓。但现实生活中有无数个“赵朴斋”和“赵二宝”续写着故事，他们被都市的五光十色吸引过去，成为“北漂”“沪漂”，却又被抛在这种处境中无处可逃。当生存困境在现代化的都市中被放大，人们的处世与生存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和耐人寻味，这背后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改变更是蛰伏着种种危机。《海上花列传》所描述的初代都市生存图鉴距离当代似乎已经相去甚远，但其中人们面对日新月异生活表现出的迷茫和探寻却是世代人们都在经历的。在加缪的哲学中，这种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基本生存处境就叫做荒诞，而我们唯一可做的只是探寻如何面对荒诞并在荒诞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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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