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作为一种诗学 ——读萧耳的《鹊桥仙》

温奉桥

故乡，对于一个作家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更是本原性的，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把这种影响称之为“最伟大的馈赠”。

萧耳是运河的女儿，她的才情和灵性，都是运河赋予的。萧耳是个跨界作家，在小说创作、日本文化、西方电影等多个领域，都有不俗的表现。然而，当我读到她的长篇小说《鹊桥仙》（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6月）的时候，我想起了张炜小说《河湾》中的一句话：“人这辈子就像一条河，到时候就得拐弯。”对于萧耳而言，《鹊桥仙》就是她的“拐弯”——就像小说中那几个年轻人，在经过了半世漂泊后，最终又重回故乡。《鹊桥仙》之于萧耳是一个颇具仪式感的行为，表征着萧耳创作的一次新的自觉，也是在更高意义上自我确证的开始。

故乡，再次慷慨地赋予了萧耳文学的激情和灵感，《鹊桥仙》呈现给读者的最鲜明最强烈的诗学特征，便是它的“江南性”，这显然是作者的一次自觉行为。在这部小说中，栖镇已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甚至是一种生命诗学，它代表着一种古老、典雅和精致，更代表着一种“荡发荡发”的自由生命状态。古老的运河、码头以及夜航船、枕河而居的老房子，都成了其“江南性”的诗学标配，并使之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韵致。

然而，萧耳的艺术个性决定了这部小说更高的精神向度。她似乎并不满足于“江南性”及个体经验等外在审美层面，事实上她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一种古老文化和生活方式在面对现代性潮流时不可避免的命运，因而在更深的意义上，她希望通过这部小说为运河文化立传，为曾经的江南情调立传；同时，凡是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不难发现，小说中一个更为隐秘的情结是八十年代，这构成了这部小说潜在的情感基调和故事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也是为八十年代立传，为一代人的青春立传，进而建构了这部小说幽微深邃也是更重要的艺术旨趣。

相较于萧耳此前的小说，《鹊桥仙》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其首要表征即是更为娴熟、巧妙地处理个体与时代、现实与虚构的关系。《鹊桥仙》的故事并不复杂，小说以陈易知、何易从、戴正、靳天四个发小的成长史和心灵回忆录的形式，交织追忆了栖镇两代人的情感故事。作者自觉将人物的命运置于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巨变的背景上，将波澜壮阔的时代图景纳于小镇日常生活之流，从生活的细微变化中，捕捉时代演进的脉搏，勾勒出小镇半个世纪的常与变、盛与衰、悲与欢，因而，个体命运具有了超越个人的社会和时代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鹊桥仙》其实是一曲时代和个人命运的交响曲。

异质性还同时表现为小说强烈的历史感。《鹊桥仙》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曲江南文化的挽歌。萧耳对时间和变化充满了特殊的敏感，小说中多次出现诸如“一九八七年”“一九九九年”“二0一六年”“二0一九年”等时间标注，在这里，时间已不单纯是物理的刻度，而是一种现代性不可抗拒的力量乃至残酷。时间带来的是不确定性，是现实对个人理想的无情湮没和摧毁。栖镇，那个运河上曾经最繁忙的码头，伴随着运河的衰微，夜航船、茶馆以及枕河而居的老房子，逐渐被洗浴中心、肯德基、夜总会所取代，歌也罢，叹也罢，每个人其实都无法走出时间的巨流河，小镇年轻一代，更是星落四方，栖镇人世世代代“荡发荡发”的日子，已逐渐成为一个遥远的面影模糊的传说，一个运河文明时代已然落幕。因而，《鹊桥仙》既是作者精神的还乡，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告别，是一曲时间巨流河之中的生命之歌。

“河流是人类生活的目击者”，就如巴什拉所言，水，天生具有某种隐喻性质，水的流动代表着远方、理想和精神的自由。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却是运河断流，码头废弃，那些少年时代的天地悠悠、长长斯远，都猝不及防地搁浅在岁月的河床上，成为了一代人记忆中最触目惊心的风景。小说结尾，人到中年的陈易知、何易从再次乘坐一次夜航船的愿望，与其说是一次重返乌托邦的幻觉，不如说是一次无望的告别，作为乌托邦的“栖镇”，已经永远消失，某种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虚无和无意义感，已无可阻挡地在各自的内心生长起来。可以说，《鹊桥仙》以某种精致和诗意的艺术形式，保留了成长于八十年代一代人的追求、希冀、迷茫的心灵真相和精神图谱。

与同类小说相比，《鹊桥仙》表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情感向度。无可否认，现代性是近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社会主题，也是每个个体所必须面对的背景板和逻辑起点，现代性对人的影响是内在的、多方面的，例如小说中主人公命运的流转。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冲击，作者努力追索和呈现变化的生活留下的历史面影——那些既往的美好、遗憾乃至失落，并在这种追索之中，重新寻找安放灵魂的所在。流荡在小说字里行间的，并不是一味忧伤，有欢乐、失落，也有必然的烦恼，《鹊桥仙》是栖镇少年们唱给故乡的一首五味杂陈的歌。同时，陈易知、何易从、戴正、靳天四个人的命运及其生命归宿，既反思了个人命运与时代的纠合缠绕，也是一个个体寻找自我的生命过程，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无论生命境遇如何，最终都抵达了自我的本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原乡，他们在完成了与时代告别的同时，也重新达成了与自我的和解。无论是对青春、世事的感喟、留恋和叹息，都已成为生命中必然的风景。

对于一部长篇小说而言，故事性是最基本的，但显然不是全部，萧耳对小说艺术有更高的审美旨趣。《鹊桥仙》的故事性并不强，几乎没有此类小说惯常的剧烈矛盾冲突，故事断断续续、若有若无，就像江南的细雨迷蒙，对于一部长篇小说而言，似乎并不符合一般美学范式，然而，对于《鹊桥仙》而言，其特有的叙述语调和节律，乃至对于初读者不无障碍的吴语方言，又似乎共同建构了一种最适合最完美的艺术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江南语态 。例如，小说中反复出现“勿”“伊”“小辰光”“荡发荡发”等吴语方言，在可能带来某种阅读障碍的同时，又营构了一种眷顾绵延的调性和语感，成为不可或缺的审美质素和审美场域，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

(温奉桥，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