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降临：从明代太平县土地价格的波动说起

读《嘉靖太平县志》里的“风俗”一篇，能给我们带来很多信息。

其中里面有“明代太平县土地价格的波动”。

土地价格的波动就《县志》的记载来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1、 停滞期

余闻之故老，国初新离兵革，人少地空旷，上田率不过亩一金......

——《嘉靖太平县志》卷之二 风俗

明朝初年至成化年间（约1368-1465），土地价格低落，一亩上好的田地，不过是5两银子（明代金银兑换的比例为1：5）。

大明建立，结束了元末的战乱，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但太平县地多人少，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高，不能对社会造成什么冲击。所以在大明建国后的前一百年，土地价格一直处于一个停滞时期。

这一时期太平县的整个社会面是：法尚严密，百姓或奢侈逾度犯科条，辄籍没其家，人罔敢虎步行。

当时朝廷法令严苛。只要百姓家里有生活奢侈，在生活方式上有逾制的，动辄就“籍没其家”——没收全部财产，家属则没为官府的奴婢。

老百姓在这种高压态势下，衣着住居朴素，合乎规定，出门大气也不敢喘一声。

2、上涨期

成化、弘治年间，民浸驯善，役轻省费，生理滋殖。田或亩十金。

——《嘉靖太平县志》卷之二 风俗

至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社会经过长期休养，县境之内的商品经济有相当的发展。已经出现了贩卖食盐、海货、木材的商人，他们有的甚至会去往广东、福建、苏杭、南京经商。承平日久，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太平县境内的土地价格，在短短的四十年间，暴增了十倍。一亩田地的价格达到了50两银子。

3、下跌期

正德中年以来，寝复贫耗，无高訾富人……闸河湮塞，水乡田数被潦失收，民由是益困，加官调私求，中户以下大抵多破产流亡。

——《嘉靖太平县志》卷之二 风俗

从成化年开始的土地价格上涨的倾向，在16世纪初迎来了转折。这一时期在年号上包括正德、嘉靖。在此后到明朝灭亡为止的约一个半世纪里，土地的价格一直在下跌。

这是伴随自然灾害、官府徭役负担增加，农村逐渐走向凋敝的时期。

就在这段时间内，县境内资财雄厚的富户消失了，中户以下大多破产流亡。土地则被大量抛荒。

正德、嘉靖时期，太平县土地价格下跌，农村走向凋敝，原因之探讨：

三个原因：

1、太平设县，行政管理成本上升

成化年间，大明帝国掀起一轮增设新县的运动——在偏远或治理薄弱地区纷纷设立新县，国家政权向基层延伸达到高峰。

太平立县也出现在这个时期，而新县治的修建，使得官民财力匮乏，财政难以维续各种基建费用，只能借助捐修、摊派。

为维持县治的日常运转，还需要增设县衙三班六房中的各类差役，这是一种雇役，没有固定编制，他们的工资县衙不管，由轮到服徭役的家庭支付。

这种新增加的徭役对百姓来说就是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负担。到正德、嘉靖年间，当国家经济衰退来临之时，就成了压垮县域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2、乡村中户家庭的破产

明代县以下的基层治理，也采用类似现代的“网格化管理”，“网格员”就是基层治理中的“里甲”和“粮长”。

“里甲”和“粮长”不仅是县衙催征粮税的办事人员，而且还是包税人（明代太平县有坊长6名、里长60名，粮长55名）。

“以一百十户编为一图，选其丁粮多者为里长，其余皆为甲首，十年而轮役一次，专以催办钱粮，追摄公事。本县坊长六名，里长六十名，又有粮长，以征收二税，本县粮长五十五名，是皆所谓正役也。”（见《嘉靖太平县志》卷之三 食货志 田赋志 役法）

里长、粮长往往以人多、粮多的中户家庭轮流担任，他们负责城乡的税粮征收和徭役指派，如税粮或徭役没完成，就由里长、粮长家庭负责补齐。

而在正德中期到嘉靖初年，天灾人祸连连（见《嘉靖太平县志》卷之三 祥异）

正德十三年（1518），大水，其冬，民讹言禁民毋畜猪，率屠宰，几殓类。

注：这不是民间讹言，正德皇帝朱厚照在那段时间真下过“禁猪令”。他认为“朱”与“猪”同音，要避讳，于是下令禁止百姓养猪。荒唐的“禁猪令”实行三个月后，就被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制止。太平县当时地处海隅，消息闭塞，当民间风闻皇帝要禁养猪，就开始屠宰，全不知禁令在三个月后就被废止。

正德十六年（1521），大疫（瘟疫大流行）。

嘉靖六年（1526），大旱饥米斗四百，民亡盖藏（百姓流离失所）。

正德至嘉靖初年，县境内连续的天灾和瘟疫使得贫苦农民纷纷破产流亡，而包税制，使得原本是中户之家的里长、粮长日亦没落。

于是正如《县志》所说，此时县境之内已无资财雄厚的富人，中产之家大多破产流亡。至于贫民的生存状态，《县志》里没有说，但我们不难想象，会是何等惨状。

3、国家经济的衰退

翻开史书，正德年间这样的情况，不止是发生在太平县境内，这其实是全国性的。明代以正德年间为分界线，在全国范围内都能感觉到严重的农村经济贫困化。

与弘治年间的“盛世”相比，正德、嘉靖年间的衰退确实是存在的，大明帝国农村贫困化的主要原因在各地大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农民赋役负担的增加造成土地贬值。

上图根据《明实录》整理。

如图所示，正德元年全国人口4680万，人口数量是明代的最低值。

沉重的税赋徭役，使农民抛弃土地去流亡。贫穷使得人民失去生育意愿，人口持续下降。

明代《县志》编撰者的论断

而《县志》的编撰者，却把正德时期民众生活困厄的原因归于“法网亦渐疏阔”、“奢靡佚游”以及没有遵从纯朴的生活方式。

在那些乡间老夫子的正统观念里，法令宽松就是纵恶，老百姓就需要用严密的法令管着；还有，“奢靡”是一种消极的社会现象与生活方式，应严加批判、及时纠正。他们偏狭地认为法令宽松和奢靡是导致正德、嘉靖年间整个县域经济衰退的主因。

危机降临的前夜

嘉靖十九年（1540），太平县第一部县志修成。而此时的《县志》中已经有关于倭寇漳贼的记录：

“昔之为寇，一谓倭也，今之为寇二，谓漳贼也，与导漳之贼也，而倭不与焉。”

“特东南濒海，以鱼盐为利，比年海舶被漳贼倭寇，率亡其假贷母钱。”

随着明代闽浙海上渔汛线路的形成，太平县周边海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即有些闽南人和本地人开始盘踞在附近的海岛，他们不是渔民。按《县志》的说法，这些“漳贼”是闽南来的海贼，“导漳之贼”则是与闽南海贼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本地土盗。

他们为祸县邑东南濒海地区，作业的渔船连年被他们抢劫，渔民们失去了渔业生产的本钱。

失业的渔民，还有被迫抛弃土地流亡的农民，他们成了无所依靠的流民。

而十几年后，《县志》中所谓的漳贼、土盗将伙同这些流民，攻击松门卫城和太平县城，让我们见证一段血腥的倭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