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海和涠洲岛生活一个月

涠洲岛

到岛上有些日子，我却总不觉得日子在过，无论天晴下雨，这里像是静止的。

岛民都是客家人，我对客家人向来有些“怕”，总觉的他们讲话硬邦邦的，不大客气。在潮州时候，无意间在状元街闯入一个本地人院子，里头老人正在喝茶，没说上两句话便不客气关上门，只得讪讪走开。

岛上的客家人大约也是如此，倒不是心肠坏，只是讲话时候冷冷的，直来直去，语气稍微加重点便叫人觉得他是不高兴。“外来人”最怕得罪“本地人”，既然要待上一段时间，我少不得客客气气的。

第一家客栈在岛上偏僻的地方，离景点远，四周都是本地人家。本地人住的都是老房子，大石块砌的，有上百年历史。百年来这岛上也不知大大小小遭了多少回台风，龙眼树和木瓜树倒了一批又一批，这石块砌的房子却从未刮倒过。

房东陈姐就住在客栈后头，她大约算岛上条件不错的，前后三四个院子，七八幢房屋，除了一间自己住，其余的都租给开客栈的人。不仅如此，她也沾客栈的光，做点海鲜加工堂食的生意，再然后码头上接送客人，加上房子本身租金，一年下来虽发不了大财，却把日子过的很殷实。

住了十来天，有天陈姐叫去吃饭，大约是小儿子生日，叫来差不多年纪的七八个朋友一齐庆祝。

这伙年轻人没上多久学，正经的工作是出海捕渔，接待游客，小小年纪十分能察言观色。他们和湖南人一样，喜欢嚼槟榔，抽烟喝酒自然不在话下，有个别脖子上挂着金链子，配着黑皮肤，有点“黑社会”的味道。我在院子里时常见他们骑电动车，或者躺树下懒懒的刷抖音，一天什么也不干，等日头落下就这样过去。

第一回吃饭，小儿子同几个年轻男人学旁边的大老爷们儿抽烟，吞云吐雾，样子比四十岁的男人做的足。他们说的叽里呱啦的客家话听不懂，我在一边尴尬，又觉得滑稽好笑，只能多吃东西掩饰过去。

那一桌宴席，捡起筷子，夹了一块白切鸡，想蘸点酱料，又不好意思起身，对面长头发男人眼力极好，递过来，打趣说：“你多吃，他们不能吃，够黑了。”

我一看那蘸料，用老抽并了蒜末混成的，并无辣椒，蘸了白酒腌过的鸡吃咸津津的，别有一番风味。岛上人常年被阳光晒黑了，以为吃深色儿的老抽会更黑，以物比物，这想法既直白又有点好笑，一并把上桌时的拘谨不安都打消了。

大约十天后，我换了一家客栈，从原先僻静的本地岛民区换到景区石螺口，这里一条旅游风情街，走不远便是海滩，算岛上人口密集的地方。

石螺口客栈云集，但开客栈的、做生意的都是外地人，本地人在哪里？

你且去看客栈里打扫卫生的阿姨，厨房里擦桌子扫地的洗碗工，路边停的“蹦蹦”车的男人，这些都是本地人。一个月两三千的薪水，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喘息的空，淡旺季游客不稳定，收入也跟着不稳定。

在这里遇见客栈阿姨王姐。王姐是个老实人，一个人做两家客栈的房间打扫，普通话讲的不好，但偶尔交流。王姐四十多岁年纪，有一个大学刚毕业在医院里实习的女儿，还有一个在北海念高中的儿子，岛上没有高中，需要坐船去北海读。

王姐家条件极困难，早年间为了供子女上学，想学外地人把自家的房子建起来开客栈，哪知道刚开工不久，就被岛上管委会强拆了，管委会明令禁止“乱建”。

我有些奇怪，其实除了本地居民的老房子，这岛上的新房子大多是新建、乱建，毫无章法可言，为什么有的可“乱建”，有的必须强拆？

王姐说：一些人送了钱，只要给钱他就让你建，没钱，一辈子建不来，也就享不到旅游发展带来的福利。

谋生无计，王姐只能做这岛上最廉价的清洁工，老公在码头开“蹦蹦”。淡季时，两人合伙也赚不了几个钱，加上家里香蕉园一起，勉强付了儿子学费和生活费，比起前一家陈姐差远了。听说她有个香蕉园，我很好奇，于是去那里买香蕉。她拿刀在树上割了一把，大约十来个，竟只要了5块钱，廉价的不可思议。

没有钱，许多事都不能做，出岛去北海一趟，本地岛民打了折的60块船票都舍不得花。王姐儿子女儿读书是极好的，但因为没钱买船票，这么些年，她和丈夫一次也没出过岛开家长会。

岛民不重视教育，岛上教育条件也一般，并不是人人都能上高中，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更加艰难。如此一想，在教育滞后、升学率极低的岛上，王姐已算是幸运，虽然辛苦点，好歹还有个盼头，日后儿女出息了能将他们接出岛去。

这岛上还有些老人，一辈子没出过岛，不知道北边大陆什么样。

岛上自给自足的大约只有香蕉，土地贫瘠，种不来几个作物，闲逛时候也看到过耕地，大多荒废着养牛。插一嘴，岛上牛肉卖的极贵，还要赶早。牛肉贩子说牛都是岛上养的、现杀的，供给有限。好几次想吃小炒黄牛肉，去市场买，卖肉的空留了一堆血渍在那儿，早早收摊。

耕地大多用来放牛，少数人耕出来，用的也还是铁犁牛耕，原始的不得了，种种红薯玉米之类。其余一切物资靠轮船运输供给，这样一来，物价自然也贵，一年哪怕有个十几二十万的租金收，花费却也是不小的，况且能有机缘把房子租出去的岛民也非全部。

岛上本地人如今要靠外地人活，外地人都是略有些资本的，对本地人也并不友善。付一笔房租给本地人，总觉得他们“奸诈”，收贵了，于是要在清洁、跑车这种活上克扣回来。说来好笑，“本地人”房东往往最后又成了客栈的清洁工。初到时的客栈老板第一天就同我讲：“你平常小心点，本地人鬼心思多，可不要小瞧了他们，看着穿的破烂，一个个都富的很，一晚上打牌可以输个几千上万。”

她这话大约有些由头，只不过刻薄了点，赚了钱嫌赚少了，又担心他人觊觎。我倒觉得本地人友善，在第一家客栈住的十来天，无论主人在家与否，客栈白天晚上从未关过门，从未有鸡鸣狗盗之事。

初上岛时，码头大幕上“扶贫”两个字颇为显眼，叫人想不明白，岛虽小，旅游业却很不错，旺季时候还要限制上岛人数。平常上岛船票不便宜，到了岛上，还要另交上岛费。岛上本地居民有限，如此兴旺的旅游业和收费政策，竟然靠政府扶贫，实在叫人琢磨不透。几十天过去，遇见陈姐王姐一干人后，终于明白岛上“贫”在哪儿了。

旅游业发展的这样好，本地居民却并未享受到多少实质性的好处。教育医疗仍然落后，农业还是铁犁牛耕，只不过在外来资本涌入的时候，充当了廉价劳动力角色，却被外界说成“产业带动”，脱贫了。

外来资本涌入，没有规划，管理混乱，无节制的采用岛上资源，反而造成环境污染和某些不可逆的生态破坏。这些年因为旅游不规范、无节制开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胜数，如邻省的洱海客栈拆除，是血淋淋两败俱伤的例子。

几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强国开始了殖民扩张，几百年后，一个自由平等的时代到来了，科技与商业结合，蒸蒸日上，不知觉的，另一种“殖民”悄然开始，这一切，大多数朴实的岛民不会知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本地人眼里，他们是多金吝啬的“外地人”，租着房子，赚了钱，一点点都要和他们斤斤计较。“外地人”眼里，他们是一帮无知狡猾的“本地人”，收着房租，洗碗拖地开蹦蹦，不劳心力，过着好生“舒坦”的日子。

“本地人“与”外地人“一起，共生存，共进退，共同享受阳光大海，滔浪台风。

谁也看不上谁。

义工阿城

从岛上第一个客栈离开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彻底离开？还是再待上一段时间。

我想了很久。来之前给自己定了一个月的期限，蓝天白云和大海，我想一个月应该是很轻松就过去了的，事实并非如此。

起初全身过敏，强烈的紫外线晒得脱皮，后来水土不服，引发了急性肠胃炎。这是阶段性反应，我以为适应就好了。后来没想到每天觉也睡不好，一群发情的猫整晚整晚的在门外叫，像婴儿声嘶力竭的哭嚎，难受的直往心里钻。

在这个岛上，我大概是太孤独了，于是把所有的不适放的无限大。我每天给自己录一段视频，视频最后，总要可怜一下自己：“来岛上第五天了，南湾很像日本的镰仓港，今天我骑电动车来这里，摔了一跤。”

这种孤独感延续了很多天，在遇到阿诚的时候，终于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我拎着行李箱和外套，装作刚上岛的样子，阿城来港口接我，开着四个轮子的电动汽车。看到小汽车的时候，莫名有点感动。我已经半个月没有坐过这种交通工具，岛上汽车很少，我每天风里雨里骑着电动车，买菜、逛街，沿着海岸线，或者深入到参差不齐的村落里，大多数时候漫无目的。

岛只有那么大，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迷路，唯独担心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车没电，回不去家里。好几次我都希望有一辆小汽车，这是我习惯了的代步工具，尽管我没有驾照。

岛上天气热，我穿着针织衫、碎花裙，脚下踩着木屐，鼻尖出了一层密密的汗。我拿着纸巾，覆在鼻尖上，不停擦，又不敢太用力，怕把上头一层粉刮没了。

阿诚穿着T恤，套着一件迷彩外套，下半身是牛仔裤和运动鞋，他这样的打扮，此时应该在湖南过春天。

“你好，我是阿诚，杨哥让我来接你。”

阿城说话的样子有点傻，仰着头，眯着眼，牙倒是整齐，也白。我猜他应该是80后，矮矮胖胖，一脸敦厚老实相。走路时候，阿城肩膀高低斜着，外八字，两只手与身体叉的开，看背影有一种农民工之感。这岛上除了本地农民和外地生意人，极少农民工，他看着不像是开店的，那是做什么？

我还在打量他，阿城指着一片海滩说：“这里是石螺口，岛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很多人来这里看日落，我带你走的是小路，一般人少来这里。”

他兴致勃勃的和我介绍着沿路的每处地方，有些在过去的半个月我已经路过了，有些是第一次。

“是吗，好啊”，我装作很有兴致的样子。

“岛上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天主教堂、五彩滩，还有滴水丹屏，那里人最多，天气好的时候我带你去。”

“好啊，谢谢你，你多大？”我问。

“我吗？我97年的。”

阿城只比我小了一个月，我是97年正月十五，他在二月，算起来，我们俩22岁的生日都才过没多久。

阿城是客栈的义工，包吃住，不给钱，得干活，但活不多，有空就去岛上逛。平常的义工大多看店或者打扫客房院子，阿城不用，他会开车，杨哥叫他开着那辆电动汽车去港口接旅客，接客送客是他主要的工作。

我还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阿城是湖南人，邵阳，和我算同省的老乡。在外漂泊久了，遇到老乡的时候，俩眼泪汪汪不是假话。要倔强的待下去，遇见阿城，我像是在这个岛上找到了救命的稻草。当我觉得他是我的稻草的那一刻，阿城同样也把我当成了他的稻草。

“你为什么要来做义工？”我问。

“我想到处走走。上一份义工在哈尔滨，一家青旅里，那个老板很好，带着我们去看鹿。那些鹿长了好大的角，我摸了，它没有凶我。”阿城说。

“紧接着你就来了岛上？”

“是的，网上看这座岛像天堂一样，太好看，我就来了。”

我和阿城一样，也看了许多拍的像天堂一样的照片，辞职第二天，拎着包就来了。包里带了一本《红楼梦》，打算在这里过上一段避世隐居的日子。这里谁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谁，没兴趣认识新的朋友，也不再费心联系老朋友。

《红楼梦》读了一半，我开始读蒋勋的评说，每天躺在院子的龙眼树的秋千下，做梦似的睡了，又醒了。

“你喜欢贝壳吗？上一个义工带我去一个野滩上捡贝壳，那里有好多，我之前一个人去了一次，我带你去吧。”

这个岛上还有好看的贝壳吗？我在贝壳沙滩边上住了半个月，每天带着那只狗去海上洗澡，那里荒芜的很，砂砾、乱石和海浪交错，偶尔几个游客在那里，待不下一会儿就走了。我只有看到渔船的时候很高兴，和那只狗看到了海、疯了一般扑过去的时候一样高兴。渔民要归家了，一天也就过完了，离我一个月出岛的期限又近了一点。

“杨哥是很好的人，有空你可以和他多聊聊天，你要待这么久，多认识人才好玩”，阿城说。

“你待了这么久，觉得这里好吗?”

“当然好了，我拍了很多照片，给你看。”

阿城拿出手机，翻出他在这里大半个月拍下的照片，看着那些构图，我发现他竟然还有一点摄影的天赋，唯独色彩非主流了一点，被那些美图软件调的不伦不类。

“这里是天主教堂，这个岛上历史悠久的地方，你一定要去那里。”

阿城说的天主教堂和贝壳沙滩很近，离开海边，走一条荒芜的小路，两边是废弃的农田，当地人放了牛在那里散养。过了环岛路，往前走是公山村。这个村里客栈少，本地人多，路上猫儿狗儿常打架，一天到晚，鸡叫不停。

天主教堂和公山村走十分钟就到了，骑电动三分钟，我每天早上去那里买早餐，核桃或者花生馅的包子，回来配一点白粥咸菜，十多天没变。

教堂算岛上的小集市，是滴水丹屏和南湾以外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每天下午有唱诗班在那里唱诗，曲目从来没变过，像这岛上的日子，晃悠悠的，生出十几年如一日感。

“五彩滩和幕崖有太阳的时候才好看，一个看日出，一个看日落，绝好的地方。”

我和阿城去了五彩滩，和另一个姑娘去了幕崖。去五彩滩那天下着细雨，海风吹得很冷，我给阿城拍了许多照片。我很少给男人拍照片，上一次拍还是半年前，自驾在一个山间的高架桥上，主驾驶的人被眼前的风景震惊了，车停在路边，叫我给他拍照。他喜欢举着双手叫人拍背影，我没拍好，他不是很满意。

“我该用什么姿势？” 阿城问。

我望见他站在一块礁石上，海浪不断扑打着，溅起尺高的水花，湿了他的鞋。

“你转过身，举起手，对着大海呼喊吧。”

阿城很喜欢我给他拍的照片，他当即发了条朋友圈，底下有人评论：这背影，和你爸一模一样。

“我果然是长大了，背影都走上我爸的老路了”，阿城说。

“你爸妈在哪，老家，湖南吗？”

“他们离婚了，我妈在云南楚雄，我爸在上海”。

“义工结束了，你去哪里？”

“我去三亚吧，从这里坐船只要一个晚上。或者去西藏，骑摩托车。你呢，你去哪？”

我似乎问了一个终极的问题，问阿城，也问自己。

避世终有时，出了岛，我该去哪里？

此刻我一点也不想去北京了，心是慌的，不想挤地铁，不想打卡上班，不想淹没在人潮里找不到自己。可别的地方我也回不去了，那些信誓旦旦的理想和誓言一遍遍的打着脸。

阿城该去哪呢？他也不知道。

妈改嫁了，爸又娶了，他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的换地方，没钱，也不知道做什么，靠做义工混着日子。比起回不去的人，无处可去的人更可怜。五彩滩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好想抱一抱阿城，最后忍住了。

“你不应该去三亚，西藏也不对。你该工作了，没钱没工作，去哪都是一时的逃避，不安心。”

阿城沉默了，他的话从这一天开始少了起来，我与他好些天没见面。

石螺口这地方待的不算惬意，太吵了，太闹了，客栈老板虽然时常做些海鲜，我与他们却说不上太多话。《蒋勋评红楼梦》已经看完，这些日子我没再翻新的书。在这里，和我聊天最多的是客栈做清洁的阿姨，生活太清苦了，她同我数着上大学的女儿和念高中儿子的学费。她一天打扫两个客栈的客房，老公开蹦蹦，一家人过得很拮据。

阿姨家里还有些香蕉地，没有游客买，香蕉熟了割来喂猪吃，听说我爱吃，她隔天就割了一把来送我。吃香蕉的这天，阿城来了，骑着电动车，约我出去。

我终于去了岛上人口最多的地方，滴水丹屏。这里客栈连客栈的挤着，密密麻麻的，夏天时候经常停电。这里路也崎岖，去海边要下一个大坡，在一个方寸大的海岛上，我几乎每天都看会儿海，可每次去看海的时候，我仍然像第一次见着那样激动。

“我给你拍照吧，今天”，阿城说。

我摆了许多姿势，脱掉鞋，在海边来回跑着。我一边教他怎么拍，等他蹲好了，我再回去摆好原先的姿势。阿城孺子可教也，片子都很好看。

“你离开岛上了去哪？你不会一直旅行下去吧”。

“去北京，我很早就和人说了去北京工作，当记者”。

“当记者一定要去北京吗，北京那么辛苦，长沙不是很好，还有湖南卫视。”

“记者和湖南卫视没什么关系，总之就是要去了，你去哪？”

“我没想好，杨哥说想再开一家客栈，我想跟着他干”。

阿诚口中的杨哥是河南人，早几年和一班兄弟来岛上开客栈，开一年倒一间，再换一间。岛上旺季生意好，淡季这些外来人天天喝酒赌牌，快四十了还没结婚。我不觉得阿城跟着他干能有什么出息。

“你确定他靠谱吗？”

“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也不行。”

“不行？什么意思。”

“我没念多少书，不像你会写文章。我什么都不会。”

“你有梦想吗？”我问。

阿城沉默了，掐着手指头，很久不说话，竟然有点想哭的样子。

“没有。”

“你有吗？”，过了一会，阿城问。

我突然也沉默了，不知道说什么。

去北京，前途一无所知。媒体贩卖的焦虑比比皆是，经济危机，消费降级，贸易战争，互联网寒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简单的你会什么就能过好日子，大多数人被时代裹挟着前进，除了徒长的年纪和一身的贷款，其他一无所获。

“你还是和我一起离开岛上，去工作吧。长久飘来荡去不会太开心，赚钱至少能使你安心，等你哪天钱赚够了，再辞职，想去哪就去哪。”

阿城不说话了，我买了一杯奶茶，回客栈。

几天后，我想走了。往北京投了许多简历，各种招聘软件，回复的很少。

2019年是个不景气的年头，媒体和互联网更加严酷。 我向往的世外桃源的日子有点遗憾，因为有手机，每天接收到的外界信息让我很焦虑。几个被推荐的工作催着过去面试，好像多待一天，那里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

我决定走了，我和阿城说。

“我跟你一起走。”

“你去哪？”我问他。

我想阿城应该去云南，或者上海，爸和妈在那儿。

“去广州，一个同学在那儿，暂住几天，先找工作。”

“好”。

我买了最早班的船票，离开那天，客栈老板煮了碗面，阿城没有吃早餐。岛上候客厅的物价非常贵，他决定忍着，等到了北海再填点东西。我借着上厕所的间隙给他买了个面包，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一点点的啃完。

从候客厅到船上有很长一段路，一边是刚下船上岛的游客，另一边出岛的。上岛游客大多拎着箱子，戴着遮阳帽、墨镜，脸上全是期待和高兴。船上一路无话，晃悠悠的到了北海，我又看见城市，突然觉得心安。

阿城要去机场，我在北海再待一个晚上，在港口，我们道别。

“我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了”，阿城说。

“什么？

“我想买辆摩托车，哈雷，骑着去西藏。”

“好，先赚够钱。一切都会有的。”

阿城上了去机场的车，晚点，我翻到他发的朋友圈。一张机票的照片和一段话。

“谢谢，成长始终是一个人的事”。

北海

说一波三折也是不为过的，要离开岛上，住了二十来天，行李堆成山似的，我于是提前将些杂物收拾了放在来时的登山包里寄走。不成想，那包里放了身份证没拿出来，到第二天早上急着上船的时候，发现身份证又没了。

岛上的快递员是个极热心的小伙，黑黑瘦瘦的，头天寄快递，他上门来取，我客气说："我这包登山用的，放了许多杂物，重了些，你等下得辛苦。"

他一股劲背在肩上，手里还拿了好些大件，毫不吃力。“这哪里重了，不过你们女孩子不应该常背这么重的包，你该学那些游客，捡些轻巧的背。”

笑话完，我们加了微信，待他回去称了重量才给钱。

发现身份证没了，这回第一反应不是丢在哪，想着一定是头天连快递一起寄走了。这还了得，过去办临时身份证吃了好些苦头，这回转的地方和交通工具又多，一天一办，一定是要麻烦死人的。我于是给他打电话：“包裹你寄出去没有，没有就不要寄了，我身份证在里面，今天要上船出岛。”

“昨天下午就寄了，你要不去办临时的？”

“我不能天天办，处处办。昨天寄，今天应该下船到北海，你打电话去北海的点问一问，如果今天到，我就去拦截。”

他大概第一回听见有人要中途拦快递，十分无奈，又可怜我，没办法，只得去询问。过了好一会儿，他打电话来：“下午五点到北海，我给个电话你，到时候你与她联系。”

我感激不尽，去岛上派出所办了个临时证明，取了票，上船出岛。

在北海等了一下午，等运快递的人从港口把岛上的包裹运回来。北海那姑娘也耐得烦，许多个小包裹裹成麻袋的大包裹，替我拆了又拆，找了又找，灰尘漫天飞，终于是找到了，身份证的确在那里。

我这行为其实是有些胡搅蛮缠，快递已经在路上，半路截取势必要给人家添不少麻烦，好在岛上的快递小哥善良，这里中转站的人也极好，看女孩出门在外不易，权当举手之劳了。除了谢谢，我也不知道再说点什么。

又回北海，早在2016年上学时候暑假里来过一次，在安琦家小住，她母亲煮了极好吃的饭菜，至今难忘。

若不是与她做同学，我从前不知有北海，那年来了极为欣喜，和安琦逛了许多地方，老街、银滩、侨港、北部湾，每一处都很喜欢。

那年还特意买了条红裙子穿上，为了在海边拍照。回去时候租摩托车，不料裙子卡在轮胎里，出了车祸，当时裙子硬生生的被拽的稀巴烂，肩膀上拽出一条血红的印子。衣服烂了，人在街上毫不敝体，这大概是我在公众场合穿的最少的一回，慌的不知怎样是好。还好那会儿天晚，没什么人看，这里的人也见惯了赤身裸体和穿比基尼，见怪不怪了。

这都是后话，这回来，安琦不在家，北海固然好，唯独不适合年轻人久待，许多外地人在此买房，为的是养老防老。

上岛前与下岛后，我两次住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家客栈，客栈没多少说的，如今的民宿都是有意思的，住多了也不觉得有特别之处。只那块地方让我十分好奇，跟着车子弯弯曲曲进去，一片欧式别墅，每一栋形状及设计结构都不一样，颜色、风格差异也大，但又十分柔和的融在一起。

房子看上去不新，有的门窗都没有。司机说，这里原是九几年一个外地开发商建起来的一块盘子，靠近银滩海港，观景出行都十分便利。这都是次要，主要这片楼建的十分好看，放在如今看都是时尚活泼的，更何况在当年混沌初启的九十年代。可见这个开发商不是个没品的暴发户，略有些想法性格在那里。

只可惜这人命不好，九十年代做这样大一个盘子，设计想法是超现实的。那会儿北海不过一个边境小城，本地人穷困，外地投资少，更无谈旅游发展。如此豪华的别墅，十万一栋没人买，巨额贷款欠在那里，他最后走投无路自杀。

这里如今还能看到好些没建完的房子，成了烂尾楼，建好的没建好的，这些年也没荒废，成了乞丐和流浪汉的住所。在北海有这样一句话：普通平民都是住自建楼、平房小区，流浪汉与乞丐才住别墅。听起来荒诞极了，却是着这一座海边小城赤裸裸的现实。

2010年后，状况开始变化了，全国疯涨的房价蔓延到了北海，旅游业也发展起来，原来10万一栋无人问津的别墅楼被炒过上千万的价格出售，一房难求。房子终于卖出去了，只不过没有人正儿八经在这里住，都是外来投资的，将这里变成一片特色民宿区，乞丐和流浪汉自然住不下去了，只能另寻地方。

在里面反反复复逛了几次，房子建的漂亮不难，难为的是在90年代已经有了一片这样超前的设计，几十年过去，风雨使砖瓦雕漆去了颜色，却更有味道了。加上流浪汉与乞丐，还有当年走投无路自杀的老板，使这里更添了一层悲情色彩。

当年世道艰难、世人诽谤，但时间会证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

重去了老街侨港那些地方，这回百无聊赖，十分想念安琦。翻起那年的照片，脸都是涩涩的，惊讶于青春原来是这样子。职场里滚了几年，涂脂抹粉，精心打扮，把原来该有的模样都忘了。

那年我写了一篇日记在公众号里，我说，想吃老街上一家老字号的虾饼，名字叫“李阿姨”。但那会儿旅游旺季，小摊上挤得人山人海，我于是和安琦转身去了隔壁一家人少的，当时心里有些遗憾。

这回来，弯弯曲曲的又寻到了李阿姨的铺面，虽是淡季，仍然挤了不少人。名气大了是这样，我见她摊牌上写着“舌尖上的中国推荐”，想起在长沙，许多臭豆腐摊上必要写一句“天天向上汪涵推荐”，一般这样的，往往名声在外，味道好不到哪儿去。

等了好些时候买到一个，果然一般，似乎还不如几年前边上另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摊。也不知是味道变了，还是我尝鲜的心思变了。

晚上同忆柔夫妇吃饭，忆柔是那年在北海认识的，她是桂林人，在北海工作，大我约有五六岁。岛上待了一个月，到北海，安琦不在家，空落落的一个人，约她出来坐一坐。这信息发过去是有些奇怪的，毕竟这么些年没联系，几年后突然又来了这座城市，说要约着喝咖啡，也不知道她犹豫没有。

且北海是出了名的传销之城，外来人到这里，不是旅游就是传销，我当时也没抱太多期望，想着她如果不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料她竟然回了，并且从极远的上班地方赶来市区里面，与老公来接我一齐吃饭。晚饭后陪着去买心心念念老字号糖水，最后送回客栈里面。

热情周到，无以复加。路过这座城市，不觉欠了人情在这里。

看人这一生都是不断欠着或者被欠的，过去曾有一个人同我说：倘若人与人之间没了亏欠，我们便没有见面的理由，不久，你就要把我忘了。

那时我不大懂这些话，只恨不得潇洒痛快，到哪里都无牵挂。日子久了渐渐发现他的道理，并且对许多人和事都适用。有些亏欠是无意的，有些亏欠是有意的，亏欠的钱与物是短期的偿还，亏欠的情意却是长久的牵绊。

无论走到哪里，还不完，便不能相忘。

我这话，适用于旧时老友，也适用于你

文章写于2019年4月来北京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