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 || 第九章 晚期现代的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

第九章：晚期现代的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

中央情报局CIA对海外事务的干预，支持“[对美]亲善的”独裁者，推翻智利阿连德政府，水门事件，有组织地推翻（位于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权的行动，核武器数目的增长--所有这些起到了强化美国作为侵略性、无情、不道德国家形象的作用。为了理解反美主义，美国人必须摘掉美化滤镜，以别人眼中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国家。——玛格丽塔·钱特·帕潘德里欧，1988年

引言

这一章的重点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应对全球化的现代主义方法。鉴于许多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今天仍笔耕不辍，本章选文跨越了20世纪70年代到新千年的时间段。简而言之，使这些选文成为现代晚期的不是它们出版的日期，而是面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问题采取的方法。

到二战结束时，欧洲帝国已经日暮西山。许多前殖民地或因为成功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或因为欧洲列强在战争中及战争后遭受巨大损失，无法维持其殖民统治从而获得独立。[1]殖民地的独立没有改变全球阶层化的不均衡性质。尽管民族解放运动以其反殖民主义的热情承诺了更多的自由和民主，这些运动经常以伴随着大众的贫困或弗朗茨·法农所说的“大地上的受苦者”（法农，[1961] 1967），少数本土精英享受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而告终。这种极端不平等之全球发展的原因，成为二战后全球化理论家争论的核心问题。

由于后二战的时代也是冷战时代，许多理论家的理论体系反映了冷战的政治。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康米主义国家之间的铁幕划分被用来区分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第一世界指的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世界指工业发达的社会主义/康米主义国家；第三世界指的是基本上仍然是农业国家的国家，无论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2]（译者注：旧三个世界理论）因为许多前殖民地已经实现了政治独立，新殖民主义这一新术语被用来描述外国势力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间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这是许多西方大国继续保持的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控制形式。

后二战时代也见证了全球金融资本作用的显著增加。金融资本通过贷款、投资和/或操纵货币与通货获利。二战后成立的两大国际金融机构成为全球发展政策的主要参与者。世界银行[3]成立于1944年，负责监督二战后欧洲的重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它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资本和建议提供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也成立于1944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活动范围大幅扩大，包括监督全球汇率政策，向有国际收支问题的成员提供财政援助，并为政策、机构和统计提供技术援助（Symington，2005）。

这些金融机构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能见度，随着它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变得更加清晰。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对通过所谓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接受贷款的国家提出要求。为了偿还债务，SAP的处方要求削减政府在地方卫生、教育和福利计划上的支出，削减工资，培育出口商品和经济作物，并贬值本地货币——所有这些都对许多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在二战后的所有新事态中，越南战争是促使美国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介入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问题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中的大屠杀十分严重。在1967年，每周约有200名美国士兵被杀，在1968年的战争高峰期，每周死亡人数要多得多（Gosse，2005:94）。到战争结束时，58,000名美国士兵死亡，153,000多人受伤；至少200万中南半岛人死亡（见选文86和选文109）。

反越战运动

越南战争直接影响了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的丈夫、爱人、兄弟和朋友被征召加入美国武装部队。这种直接影响使她们更加关注全球问题，以及美军和CIA在外国公开和秘密搞事中的作用。反越战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和平运动。1970年春天，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Kent State and Jackson State）发生针对示威者的校园枪击后，四次学生罢课关闭了美国全国500多所学院和大学，据估计，大约有10万名反战抗议者在华盛顿游行（Anderson，2007:247）。第二年，华盛顿特区的反战示威活动激增，人数从50万到75万不等（Gosse，2005:106）。[4]

反战活动人士使用新旧左翼理论，批评美国政府支持南越的反民主政府，干涉越南人民的自决权。ta们将美军视为占领军，强烈反对他们使用凝固汽油弹和橙剂[5]等残酷武器和化学武器。选文117，密涅瓦·萨拉多（Minerva Salado）的《在国际妇女节上的越南报告》（[1985] 1988）是一首诗，最初似乎描述了一个热情似火的女人，但她实际上是被凝固汽油弹燃烧的。这首诗让人想起了越南战争时期的一张标志性照片，照片中一个赤身裸体的越南孩子在她的村庄遭到凝固汽油弹袭击后尖叫着在路上奔跑。

许多曾经是（或将成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的女性参与了反越战运动。在那里，她们学习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技能，并沉浸在新旧左翼的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然而，正如第一次浪潮的活动家在废奴运动中意识到她们作为女性的次等地位一样，许多第二次浪潮的活动家因为新左翼和反越战运动中的性别歧视而走向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者罗宾·摩根（Robin Morgan）在下面描述了这种性别歧视：

思考我们参与了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斗争，人们慢慢意识到，我们在运动中做着同样的工作、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就如同在运动之外：打字、煮咖啡，没有政治。（Morgan，1970：xxiii）

在女性主义者努力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期间，其反越战运动中的反战行动主义被（敌人）用来（作为口实）反对她们。特别是，声称女性主义者非国民\不爱国和《平等权利修正案》会将女性扔到战场上厮杀的说法，增加了保守阵营STOP-ERA（阻止平等权利修正案运动）的皈依者（Marshall，[1989] 1995；Schlafly，1977）。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冷战也扩大到了用于解释全球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理论流派中。现代化理论家往往要么是保守派，要么是温和的自由派，他们是顺从资本主义的，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归结于它们自己的内部因素，例如人口过剩、文盲、传统价值观/文化的桎梏和/或这些国家缺乏资源和技术。与之相反，依赖性理论家往往是左翼自由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和/或亲社会主义者，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发展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即第一世界政府的新殖民主义和跨国公司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这些廉价劳动力将财富从第三世界输送到第一世界。依赖性理论家将这种通过第三世界剥削获得的第一世界财富称为“不发展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Frank, 1976; Amin, 1977)。

选文112，是艾琳·廷克（Irene Tinker）[6]的《发展对妇女的不利影响》（"The Adverse Impact of Development on Women" 1976年），总结了一些早期全球女性主义研究的发现。廷克讨论了一种无视性别的现代化方法是如何意味着当她写作时，“在几乎所有国家和所有阶层中，女性相对于男性失去了自己的领域”（22）。这种“可悲现象”（同上）的主要原因是发展的规划者经常忽视了女性在家庭内外同时肩负着工作的双重责任。例如，廷克描述了欧洲殖民统治者是如何认为男性比女性更优秀的，即使在女性是主要耕种者的地方也是如此。因此，当引入新的农业技术时，这些妇女没有得到及时的指导。即使在二战后许多前殖民地独立后成为国家的时代，发展专家仍然忽视引入先进技术对妇女所扮演的传统角色、工作量和/或工资的负面影响（27）。廷克和Boserup等女性主义学者的工作表明了发展中的“性别问题”是多么重要。

受依赖性理论启发的女性主义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更具革命性的美国女性主义——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交叉性理论——受到依赖性理论及其对新殖民主义的关注的启发。这些女性主义者中的许多人关注二战后两个重要的全球发展——劳动密集型全球工厂的崛起和移民人口的女性化。前者雇佣第三世界妇女劳动力为世界市场生产商品，而后者雇佣第三世界妇女劳动力为更发达国家更富裕家庭的日常生活进行社会再生产（如菲佣）。

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得到跨国资本的聚焦后迅速扩张。这些全球血汗工厂在第三世界国家找到了利润丰厚的家园，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拥有对第一世界抱有好感的精英阶层或政权、低水平的工会存在和低水平的监管、廉价劳动力和高失业率。这个时代的特点同样也有出口加工区（EPZ）和免税区（TFZ）的激增，政府提供基础设施补贴和/或税收减免等优惠来吸引外国投资。对女性主义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年轻女性如何压倒性地构成这些全球工厂的劳动力（McMichael，2008:92）。选文Barbara Ehrenreich和Annette Fuentes的《全球装配线上的生活》（[1981] 1993），揭示了这些工厂中的高度剥削。当这些妇女组织起来寻求改善她们的工作条件时，她们遭到警察的暴行和/或公司只是转移到劳动力更温顺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依赖性理论的女性主义者还强调了离岸外包和外包不仅会影响第三世界工人的生活，还会影响在离岸外包与外包的过程中失业的第一世界工人阶级的生活。1965年至1985年间，美国工业制造业的就业率从60%下降到26%，而服务业的就业率从40%上升到74%（Stacey，1991:18）。新增的服务业工作无法补偿蓝领制造业工作的减少，因为从事服务业工作的许多人工资低，缺乏与蓝领工会挂钩的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福利。由于工资下降，许多美国家庭不得不成为双收入家庭。20世纪50年代，只有15%有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受雇于美国劳动力队伍，而到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5%（Ehrenreich and Hochschild，[2002] 2004:8）。

来自第三世界的许多人移民到第一世界国家，充任不断增长的低薪的服务业工作，扮演第一世界全职妈妈曾经扮演的角色[保姆\佣人]。全球移民的女性化是指越来越多的女性移民工人跨越全球寻找工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男性占全球移民劳工的绝大多数，但到1980年，女性全球移民劳工的数目开始超过男性。（Castles and Miller[1993] 1998）。

节选自格蕾丝·张（Grace Chang）的《全球贸易中的菲律宾劳工》（The Global Trade in Filipina Workers）（1997）的选文121，描述了女性从贫困地区到富裕地区的全球移民。在那里她们担任性工作者；担任私人家庭中的保姆和女佣；担任医院、临终关怀院、儿童保育中心和疗养院等机构环境中的护理人员。她指出了20世纪80年代结构调整计划（SAPs）的实施如何助推了移民的女性化（张，1997:132）。为了移民工人寄回家人的外汇，第三世界政府经常动员女性和男性移民国外。这些海外工人的汇款为政府偿还国债提供了急需的储备货币。

张还讨论了这些移民造成的第三世界“人才外流”。例如，当她在写作时，菲律宾的大约100,000名注册护士几乎不再居住在她们的祖国（张，1997:133）。在《全球妇女》（[2002] 2004）中，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 ）和阿莉·霍奇柴尔德(Arlie hochschild)描述了这种人才外流是如何伴随着“照料\护理外流”的：

富裕国家变得更富，贫穷国家变得更穷的过程中，有才能的人及受过培训的人的单向流动继续扩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但是除了这种人才流失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并行但更隐蔽和令人揪心的趋势：在贫穷国家通常照顾年轻人、老年人和病人的妇女转向照顾富裕国家的年轻人、老年人和病人 . . . 这是一种照料流失。（[2002] 2004:17）

“照料流失”是指母亲或父亲移民去寻找工作时留在第三世界的儿童、老年人和病人。今天，估计30%的菲律宾儿童生活在父母至少有一方出国的家庭中。

张的作品发表在选集《龙裔之女：亚裔美国女性主义者的烈火迸发》（Dragon Ladies: Asian American Feminists Breathe Fire 1997）上。这本选集中的许多其他贡献者也讨论了美帝国主义在她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不仅美帝国主义的淫威在菲律宾、太平洋诸岛屿以及许多远东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直接影响并塑造着这些妇女及其家庭生活中的冲突和悲剧命运。通过将国内的种族主义与国外的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这些女性主义者为解释全球性事件如何化身为地方性事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与新殖民主义问题展开战斗的更加个人化的叙述还可以在选文118中，交叉性理论家琼·乔丹的《巴哈马报告》（June Jordan’s "Report from the Bahamas"[1985] 2013）中找到。乔丹对种族、阶级、性别和新殖民主义的不断自省的意识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影响了她在阳光明媚的巴哈马短暂假期的时光。身为一个游客，一个消费者，与当地打扫其房间的女人和在当地市场出售手工制品的女人相比，她所拥有的相对特权是无可置疑、无从躲避的，这迫使她批判性地去质问其中政治性联系的基础。

总的来说，女性主义依赖性理论家呼吁第一世界有义务对第三世界的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及保护全球贫困人口和工人阶级妇女权益的政策。她们还呼吁采取集体化的政治行动，例如被跨国公司雇佣的工人们自主成立工会，或者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抗议那些有害于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决议。

激进女性主义的全球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在强调与说明父权制的实践是如何给全球妇女解放的道路设置路障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玛丽·戴利（Mary Daly）的《地理/生态学：激进女性主义的元伦理》（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1978] 1990）是关于全球父权制实践的最广泛被阅读的激进女性主义书籍之一。她的书中有关于印度殉夫（sati）、古代中国缠足和非洲生殖器切割（割礼）的章节，作为针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暴力的架构。她说，她的书将“分析一些野蛮的仪式”，以寻找构成父权制“萨多—仪式（sado-ritual）综合症”的“它们的基本的共同模式”（[1978] 1990:111）。在选文113中，戴利描述了这种“萨多-仪式综合症”，并以印度殉夫（sati）为例进行了讨论。这篇选文还显示了戴利如何强调“阳具道德的普遍同一性”（112）

激进女性主义者的目标是让全球女性认识到她们共同遭受的压迫。她们认为全球女性都是压迫受害者的观念，可以在选文115上展示的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杂志《Off Our Backs》封面上的图像中看到。这本杂志由一个非营利女性主义团体出版，而且寿命相当长，涵盖了从1970年至2008年。另外，激进女性主义者对全球女性受压迫的相似之处的关注反映在了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的书《全球的姐妹们！》（Sisterhood Is Global）（1984）的标题中，这本书的摘录可以在选文116中找到。为这本书汇编足够的信息，需要相当程度上的国际网络协助和搜索。它包括感人的文章以及关于80多个国家妇女地位的详细统计信息。1984年出版时，西方评论家将其描述为“国际女性主义百科全书”和“国际妇女运动的权威文本”（摩根，[1984] 1996： vii）。激进女性主义者的全球政治方法论不同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因为它[前者]责成妇女建立起独立并替代男子的社会机构，妇女可以自己为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

当地的、全球的、代表各种政治信仰的女性主义者共同努力，推动了联合国在1979年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该公约呼吁成员国改变歧视妇女的习俗、态度和做法。截至2014年7月，美国仍未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尽管奥巴马政府支持批准该公约，但参议院三分之二的人并未同意，故未能成功。在过去的30年里，超过180个国家成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签署国，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这样做的西方工业化国家。[7]（译者注：现在是2022年5月，还没有。）

由罗莎·卢森堡作品所激励的全球女性主义分析

鉴于罗莎·卢森堡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针对前现代社会造成的破坏的关注，受她作品启发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者，在批判性地质疑西方发展模式和认识到这些模式带来的负面生态影响方面走得最远。来自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的选文119《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和资本积累：国际分工中的妇女》（1986年）讨论了这种破坏，并强调了妇女（的处境）如何因此而比男性更加糟糕。

同样，在玛丽亚·米斯更早合著的《妇女：最后的殖民地》一书中，她描述了资本主义对印度妇女的影响：

现有的数据可以形成一个论点：即，资本主义的渗透导致众多原本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之贫困和边缘化；其次，女性比男性更受这些过程的影响，男性可能仍然部分地被吸收到实际的工薪劳动力中。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资本主义的渗透[面向国外的非资本主义形式]远远没有带来男女之间的更多平等...事实上引入了父权制度和性别歧视的新元素。（米斯等人，1988:40和41，她强调）

米斯解释了这一过程如何导致贫困的女性化以及对妇女的暴力增加，因为她们的地位相对于男性恶化了。她还讨论了家庭的解体，因为贫困男性迁移到城市从事工薪劳动，而妻子和女儿留在当地村庄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或转向卖淫来维持生计（42-43）。

另一位受卢森堡作品启发的女性主义者Vandana Shiva用“畸形\不良发育[maldevelopment]”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破坏（Shiva，1989:1）。她的书《活着：妇女、生态和发展》（1989）的摘录可以在选文120中找到。Shiva对发展意味着什么的批判性质疑标志着全球女性主义分析的一种范式转变。

陈旧的假设，即随着发展进程，商品和服务的可用性将自动增加，贫困将被消除，现在正受到第三世界妇女生态运动的严峻挑战，尽管它继续指导父权制权力其中心的发展思维。（13）

从前对发展的分析，无论其是政治上的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主要使用经济增长作为其发展的主要指标。这种分析认为，为了增加生产和减轻第三世界的贫困，工业化必须取代效率较低的前现代生产形式。现代化和依赖性理论家都持有这一观点，工业化的好处是这些对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共同点。

Shiva拒绝这些发展路径。她对未来的愿景在与玛丽亚·米斯合著的《生态女性主义》（1993）中得到了最清晰的阐述。她们使用自给自足视角和生存视角来指称其替代性愿景。这种生存[subsistence]视角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将经济活动的目标从生产不断扩大的“商品之山”转变为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米斯和Shiva，1993: 319-321)）。对社区交换[物物交换]和社会纽带的依赖取代了市场和金融机构\制度，而水、土壤和石油等自然资源既没有私有化也没有商业化，而是被视为社区责任。她们更喜欢简单、可持续的生活。这种类型的民粹主义解决方案[8]在当今全球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界很受欢迎，并被各种政治信仰的女性主义者所接受，包括安娜祺女性主义者、文化和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以及第三次浪潮的许多年轻女性主义者（Merchant，1995:3-26；Reger，2005: 207-208)。

女性主义与军事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军队中的女性人数越来越多，她们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女性担任了许多不同的职务，甚至是军队的最高级别的长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斗了十年后，美国军队已经向战区派遣了约超过28万名女性士兵（Lerman，2013）。2013年7月，来自军队所有部门的官员告诉国会，他们将在2016年前向女性开放战斗职位。为妇女权利而战的法律斗争有助于促进这一变化，但随着征兵热的结束，士兵的短缺以及现代战争的新格局中战区无处不在，显然加速了这一变化（Horton，2014）。

尽管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在像美国军队这样的超级男性化机构中，女性角色的增加是一个重大进步，但这并不是没有严重问题的。不仅战区中的女性长期以来一直是士兵雷普的受害者（Copeion，1994），而且即使在美国军队中，也有数量惊人的女兵报告了被男性同僚雷普和性骚扰。例如，紧随2003年美国海军“尾钩”丑闻之后的是陆军阿伯丁训练基地丑闻，以及其他关于美军人员殴打虐待同性恋、性骚扰与雷普的揭露（Enole，1989年和2000年）

选文122，是辛西娅·恩洛的《在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监狱里挥舞男子气概》（2007），讨论了这些重要问题。恩洛是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她毕生致力于研究美国军国主义对海外女性以及在美国军队服役的女性的影响。在这篇《全球化与军国主义；女性主义者建立联系》（2007）中，恩洛讨论了发生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一件事，当时包括几名女兵在内的美国士兵们使用酷刑和性暴力来恐吓和凌辱囚犯。美国军方通过指出军队中的“只是几粒老鼠屎”来解释并推诿这种恐怖行为（Enole，2007:102），而Enole利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对性骚扰和性暴力的见解来讨论军队本身的“组织化的气氛环境”（2007:105）是如何成为实质性问题的。她还讨论了这种组织化的气氛环境是如何成为女兵自身经历的那些性骚扰和性暴力的关键因素。（2007: 106-107)。

结论

尽管现代化中的各派女性主义理论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它们都提高了我们对性别问题在全球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在这些第二次浪潮的女性主义者工作之前，现代化和发展理论家——无论是政治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很少讨论现代化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相反，他们的全球研究主题下没有性别。

附注

1.1945年至1981年期间，100多个新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将其成员数量增加了两倍，从51个国家增加到156个国家（McMichael，1996:25）。 2.“第三世界”是法语le tiers monde的英文翻译，这个词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在法国，伴随着非洲和亚洲新独立国家反殖民意识的增强（Parpart et al.，2000:28）。 3.正式名称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4.1970年5月，4名手无寸铁的学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遇害，同月晚些时候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州立学院又有2名学生遇害（Anderson，2007:249）。 5.橙剂是美国武装部队使用的除草剂/落叶剂的绰号。这种化学物质不仅破坏了庄稼，还给接触它的人带来了许多健康问题。 6.艾琳·廷克引用埃斯特·博瑟鲁普作为她的主要导师之一。见http://www.irenetinker. com（检索于2014年4月23日）。 7.关于美国尚未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原因，见Women Engaging Globally, “CEDAW in the United States: Why a Treaty for the Rights of Women?" http://www .http://wedo.org/files/CEDAW. Retrieved June 2, 2014 and httpV/http://www.unfinishedbusiness.org/20140717-34-years-after-signing-united-states-still-hasnt-ratified-cedaw/ Retrieved October 31, 2014.。 8.在卢森堡时代，存在一种以这种生存论为基础的民粹主义选项。然而，卢森堡拒绝了民粹主义道路，支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Netti，1969:28和42；Mann，199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