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总结2
第二段·飞鸟时代·上（593—671年，从推古女皇到天武天皇）
公元581年，隋朝刚建立，高句丽、百济便立刻向其遣使朝贡接受册封。隋朝统一南朝各政权后，新罗也派遣使节前往隋朝接受册封。在倭国派遣遣隋使之前，朝鲜半岛三国全都接受了隋朝的册封。东亚地区形成了以隋朝为中心的新国际秩序。而另一方面，高句丽与接壤的隋朝展开了一系列战争（598-614），同时又在朝鲜半岛与六世纪以来不断强大的新罗对抗。因此自钦明天皇三十一年（570）起，高句丽数次派遣使者携带国书要求同倭国修好，推古天皇三年（595），高句丽派高僧惠慈前往倭国。此后的二十年间高僧惠慈久居日本，教授厩户皇子佛教经典。他不仅是厩户皇子的佛学老师，并且还深度影响了推古朝时期倭国的外交政策。 同时自公元600年开始（推古至舒明朝时期）大和朝廷设征新罗大将军一职，屡次派军与新罗作战争夺任那地区。但战果不明，且新罗接受隋朝的册封，形式上是隋朝的臣属。攻打新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便是与隋朝为敌。倭国因此为了在半岛事务上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在高僧惠慈的建议下选择重启对华外交，距倭五王后百余年，于公元600年重新向隋朝派出了使节。
隋朝的样貌对首批前去隋朝的使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倭王权在使节回国后便意识到，自己创立的政务、礼仪形态在国际社会并不通用且十分落后。与中国断交一个多世纪后，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超乎想象。
为了快速摆脱在国际上“蛮夷之国”的印象，推古朝抓紧进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古天皇十一年（603），倭王权先是营建了小垦田宫，倭王有了举行重大仪式以及执行政务的特殊空间；又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制度，根据儒教的“礼”的观念，创新出一种国际通用的新式政治秩序，各级官吏的身份秩序也得到了完善；公元604年，倭王权又制定了《十七条宪法》，旨在向官吏灌输适应新政体的规范意识。在此基础之上，为了正式加入东亚新的国际秩序当中，607年带有国书且头戴新冠的小野妹子作为正式遣隋使重新前往隋朝。小野妹子向隋炀帝呈递的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但隋炀帝看到后十分不悦，对鸿胪卿（外交部部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倭使节此时似乎才明白，按照倭国的方式改造过的“天下”思想，其治天下大王的权威，在中国人那里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但另一方面，与小野妹子一同前去的还有数十名留学生、留学僧，其中包括留学生惠日、福因，以及在大化改新中大展拳脚的高向玄理、新汉人日文（僧旻）、南渊请安等人。据《隋书》记载，遣隋使言及其到访目的时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推古三十一年（623年）日本留学生惠日等人从唐朝经由新罗归国，向朝廷作归国汇报时，提出了以下两条建言：“赴唐留学生，皆学业有成，可召还倭国。大唐之国，乃法式完备优秀之国。务必再派使者，与大唐建立国交，敬请定夺。”。朝廷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唐朝建立十二年后的630年（舒明二年）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遣唐使于632年（舒明四年）归国时，首先带回了僧侣旻法师等人，640年又带回南渊请安、高向玄理。他们于608年跟随小野妹子来到隋朝，历经隋唐变革，旻法师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四年，南渊请安与高向玄理则在中国逗留了三十二年。他们回到飞鸟，皇族和贵族青年都热衷于倾听他们讲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相传，舒明天皇的皇子中大兄与中臣镰足一道也曾多次前往南渊请安家中请教。
此时倭国派遣使节的目的，已然与倭五王时期为接受册封派出使节的目的大不相同了。倭使节明白大和朝廷的“天下”思想，在中国人那里是断然不会被接受的。相较于谋求政治认同来说，倭国在这一时期派遣使节的最大目的，还是引进最新的有助于国家建设的佛法、儒教、律令与医术等知识。
三征高句丽均遭失败的隋朝，公元618年被唐朝取代。翌年，高句丽遣使朝贡。公元621年，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一齐向唐朝朝贡。公元624年，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又全部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国际秩序重回正轨。但另一方面，高句丽、新罗、百济在朝鲜半岛的相互对抗氛围也在愈演愈烈，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激化的矛盾，转而给三国各自的内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约公元642年起，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国内相继爆发政变，三国由此走上不同的集权道路。
642年，百济义慈王突袭新罗西部，获得空前大捷。士气高涨的义慈王乘势同高句丽联手，驱逐了王弟及四十余名政府要员，百济开始实行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同年，高句丽也爆发了由权臣渊盖苏文发动的政变。渊盖苏文杀死荣留王和百余位朝廷重臣，拥立荣留王的侄子宝藏王即位。渊盖苏文手握实权后，位及莫离支，飞扬跋扈、任意妄为。该时期的新罗则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王—善德女王。在女王的领导下，王室成员金春秋与重臣金庾信执掌朝纲。公元642年，新罗惨败于百济，又遭高句丽夹攻，陷入窘境，新罗向唐朝求援。公元647年，新罗的上大等毗昙谋反遭到镇压。善德女王在叛乱中猝死。真德女王继位，真德女王与金春秋、金庾信的统治体制得以确立。
接到新罗求援信号的唐太宗于公元644年年末决定征讨高句丽。可惜此时高句丽防守严密，唐军只得于公元646年撤兵。第二年、第三年唐朝仍接连不断地进攻高句丽，但此后不久，唐太宗过世，征讨高句丽之事不得不就此作罢。同隋朝一样，唐朝决意征讨高句丽的计划宣告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唐朝彻底放弃介入半岛局势。
朝鲜半岛三国接连发生政变、唐朝征讨高句丽等情报不久之后悉数传入倭国。那时的倭国仍处于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父子的控制之下。此时的倭国根本没有应对朝鲜半岛风云激荡的对策。就在这样焦虑不安的氛围中，中大兄皇子等反苏我氏势力决意发动政变。同时如此紧张的外部局势，也促使大化改新政权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即所有政策必须以统治阶层权力结构的一元化为导向。
推古朝到壬申之乱前，按推古→舒明→皇极（宝皇女）→孝德→齐明（皇极重祚）→天智（中大兄皇子）的顺序践祚。
推古天皇三十年（622），厩户皇子过世，推古天皇三十四年（626），苏我马子亡故，两年后的公元628年，推古天皇驾崩。推古政权的核心人物相继离世，历史也迎来了权力交接的时刻。上宫王家由山背大兄王接任主事，苏我氏则转由苏我虾夷当家，息长押坂王家则是押坂彦人大兄皇子之子田村皇子主持。苏我氏依旧在朝中掌握绝对优势，山背大兄王的母亲是苏我马子之女刀自古郎女，田村皇子虽是自敏达天皇以来非苏我系王族的代表，但在推古朝末年，田村皇子迎娶了苏我马子之女法提郎媛，生下古人大兄皇子。
苏我氏内部的矛盾此时也影响着王位继承。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的弟弟，苏我氏境部臣摩理势支持上宫王家山背大兄王继承皇位。虾夷用强硬的手段除掉了宗亲苏我氏境部臣摩理势，并与原非苏我系的押坂王家联手，扶持田村皇子继位舒明天皇，并谋划舒明天皇死后，由苏我氏血统的古人大兄皇子继位。舒明天皇十三年（641），舒明天皇离世，舒明天皇的大后宝皇女践祚皇极女皇，成为继推古天皇之后的第二任女天皇。皇极天皇的登基，既阻断上宫家山背大兄王即位的可能，同时也为古人大兄皇子走上权力巅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但苏我虾夷之子苏我入鹿自视威胜于父，做事无所顾忌，将山背大兄王为首的上宫王家满门抄斩，以此来准备拥立苏我氏血脉古人大兄皇子做倭国大王。苏我氏权倾朝野，倭大王存续被玩弄于鼓掌之中，苏我氏如此胡作非为，逐渐被各方势力所孤立。
苏我氏的跋扈，也反映出倭王权于公元6世纪制定的部民制所带来的问题已经危机到倭王权本身。倭王权创建的部民制是由各氏族实施纵向统治的多层统治体制。如若从“部和部曲一体性”的角度看，部民制也可以是一种各氏族分割、领有“部曲”的体制。在管理过程中，统领伴、部的伴造们会逐渐让伴、部在人身依附关系上隶属于自己，并将他们视作自己的“私有民”。另一方面，伴、部也会把伴造当作主子一般尊敬、依靠。人们会对各自的氏族产生强烈的归属意识，而各氏族成员彼此之间又会在感情上相互对立，面对其他氏族的成员，便会心生一种对抗心理。在基于部曲分割领有制形成的部民制下，各氏族只会为逐一族之私利而奔走，这就使得具有排他性的同族意识进一步高涨，最终整个统治体制丧失机能，危及到倭王权。为了解决上述统治体制带来的矛盾，倭王权必须废除部曲分割领有制，将过去多元化的君臣关系收归成一元化的君臣关系。而这就是大化改新政权的政策。这政策将以废止部（部曲）、诸国统一建立“评”制，树立以地域统治为基础的统治体制为目标。
大化元年（645），中大兄皇子带领中臣镰足，苏我氏仓山田石川麻吕在三韩进调仪式上刺杀苏我入鹿，一直就追随在苏我氏身边的东汉氏家族被中大兄皇子派出使者前去劝降，苏我虾夷自杀身亡。
皇极女皇让位给其弟弟轻皇子，是为孝德天皇，古人大兄皇子则剃发为僧。这是日本皇统首次禅让，意味着皇位继承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治天下大王”时期的原则是，只有前任大王死后，群臣才会向新大王献上权力象征物，拥戴其登上王位。而让位则有所不同，让位这一形式是现任大王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下任大王，授其权力象征物。至少在形式上，让位不再给群臣提供推戴新大王的机会与空间。从这一点看，让位对于王位继承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推古天皇死后，在王位继承问题上，推古天皇的遗言受到群臣重视。可以说，群臣之间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要尊重现任大王意愿的倾向。在这一背景下，宫中突发政变，新的王位继承方式—让位出现了。而一旦采取让位后，群臣拥戴新大王的惯例将无法得以延续。通过乙巳政变，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倭王权的主体性确实有所增强。
孝德天皇即位，皇太子中大兄皇子掌握实权，中臣镰足成为其心腹“内臣”。拆分“大臣”分为“左、右大臣”：“左大臣”由豪族长老阿倍内麻吕担任，“右大臣”由现苏我氏族长苏我石川麻吕担任，朝中还设置了作为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政治顾问的“国博士”，从中国留学归来的僧旻和高向玄理担任了这一职务，日本朝着官僚化的道路迈进了一步。新政权还制定了自己的年号“大化”，这是日本第一个年号。新政权将首都迁到难波，并开始着手各个方面改组这个国家，增强大和王权的向心力，逐步构建起一元化的统治体制。
大化改新，据《日本书纪》记载，新政权于正月元日发布了由四项条款构成的著名诏书：一·废除部与部曲 二·制定王都与地方统治制度 三·设立户籍、计账、班田收授法 四·废除赋役并实施田调。
改新政权构想的是，由“畿内国”与各地的“评”共同组成一种一元化的统治体制。而新政权各项政策实施的基础便是派遣使者“宰”前往诸“国”，并在国造领地内实施中央的各种政策。“宰”有三项主要任务：①制作辖区内的“户籍”，调查“田亩”；②调查希望做“评”官之人的系谱，向中央汇报；③收缴国造等当地首领拥有的武器，建造武器库置于倭王权的管理下。新政权若想要废除功能不全的部民制，实现中央集权，就必须重组地方“国”的统治体制。为了使“国”解体，同时构筑起新的地方统治体制，新政权必须以武器收归公有政策为后盾，持续做好调查户口和田地面积、审查评官资格等准备工作。这就是被派遣至四面八方的“宰”需要尽快完成的任务。
大化改新政权的具体政治改革措施如下：①在地方，废除国造的“国”，取消“部”，设立崭新的地方行政组织“评”；②在中央，剥离掉氏族领有“部”的权力，设立新的政治机构，将氏族官僚化。其中，①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而②的改革却并不彻底，它更多地保留了氏族阶层的既得权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观念上废除了“部曲”的概念，并两次重定了冠位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整顿了倭王权的政治机构。
对乙巳政变后才建立起的新政权而言，有两个当务之急必须解决：其一，对内废除诸氏族分割领有部曲的部民制，并创建出可将所有部民转变为“公民”的一元化统治体制；其二，对外集中统治阶层的权力，针对风云突变的朝鲜半岛形势建立起快速反应的体制。
为此新政权大肆宣扬以“天无双日，国无二王。是故兼并天下，可使万民，唯天皇耳”（《日本书纪》大化二年三月条）为代表的一君万民的政治理念，并大声宣扬各氏族的纵向分割统治于国之不利，大化改新还进行移风易俗运动，改革了殡葬风俗，废除陪葬，并重新制定了宫廷礼仪，目标就是要使统治阶层内部的君臣关系和全国的统治体制走向一元化，构筑起以大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就是所谓的“公地公民制”的统治体制。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新政权虽然确实提出了上述内容作为政治目标，但新政权改革的矛头不仅指向了地方统治者—各个国造伴造，同时也对准了“部”的上层所有者—中央的各大氏族，无论是从新政权所处的历史背景看，还是从大和王室自身实力看，为了政治改革能够实现，新政权必须尽量团结统治阶层，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上述目标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新政权既想避免氏族造反又图谋拿氏族的既得利益开刀的做法，使得他们的政治改革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过，即便新政权将很多棘手的问题束之高阁，留待将来解决，但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改革，倭王权已经朝着实现一元化的君臣关系迈进了一大步。在历经大半个世纪的艰难曲折（战败与政变）之后，大化改新的各种政策才一一付诸实践。
642年，百济义慈王突袭新罗西部，获得空前大捷，夺取了原伽倻诸国的大半地区，将包括原金官国在内的洛东江西岸一带纳入版图。此时的新罗则在百济与高句丽的联合攻势下苦不堪言，金春秋出使各国寻找解决当前局势的出路。新罗开始向大和朝廷示好。金春秋在新罗的内政与外交舞台上十分活跃，他是新罗王之孙，辅佐真德女王，大化三年（647年），金春秋从出使时被囚禁的高句丽，经过交涉作为“人质”出使日本，翌年（648年）返回新罗前往唐朝。 此时的唐朝在乙巳政变前一年发动征讨高句丽的行动失败后，又持续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的征讨行动，唐朝和新罗的关系日益密切。金春秋到达唐朝次年，回到新罗。他引进唐朝的官服作为新罗的制服，并开始沿用唐朝的年号，以示新罗是唐朝的属国。白雉二年（651），新罗使节身着唐装，乘船来到筑紫。倭国谴责新罗使节随意改变服制，将其赶回新罗，两国因此再生嫌隙。
公元654年，金春秋即位为新罗武烈王。陷入百济与高句丽夹击的新罗再次向唐朝求援。公元655年唐高宗出兵高句丽，虽连年交战，但依旧战果不佳。659年，百济侵犯了新罗领土，新罗强烈要求唐军讨伐百济。以此事件为开端，唐军开始征讨百济。唐朝改变了作战策略，断定首先灭掉在背后支援高句丽的百济，是一条取胜的捷径。公元660年，唐朝任命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统率水陆十万精兵进攻百济，新罗也出兵助战。百济的义慈王于当年7月18日向唐军投降，百济灭亡。义慈王作为战俘被押送至洛阳，不久后病死。唐朝采取外民族自治的羁縻政策来管理百济。在原百济的领土上设立了五个都督府，实行州县制，州县的官吏均由百济人担当，由熊津都督统一管辖。但以百济遗臣为中心，各地均掀起了复兴百济的运动，大有击溃唐朝、新罗联军之势。
百济灭亡后不久的公元660年9月，自百济而来的使者告诉大和朝廷，百济覆灭但鬼室福信、余自进等王族遗臣仍在举兵反抗唐新联军的消息。次年鬼室福信又遣使前往倭国，请求倭国派遣援军，同时送还滞留倭国的百济王子余丰璋，推举其继承王位，复兴百济。此时的大和朝廷主威独运皇权高涨，齐明天皇如传说中御驾亲征新罗的神功皇后一样承诺救援百济，亲率远征军抵达筑紫，势必与唐朝一战。但这个决定不久便会使倭国的处境变得异常凶险。
进行改新的孝德朝在分裂中落下了帷幕，孝德天皇与中大兄皇子之间出现了深深的裂痕。653年（白雉四年），中大兄皇子无视天皇的反对，带着母亲宝皇女即前任皇极天皇、间人皇后（中大兄皇子之妹，孝德天皇之后）、弟弟大海人皇子等人从难波返回飞鸟。朝中重臣与百官也追随中大兄皇子而去。孝德天皇被抛弃在难波宫无人理睬，于第二年即654年薨逝。又过了一年，前任皇极女帝重祚为齐明天皇。
宝皇女本就贵为皇室、舒明天皇的大后，随后又践祚为皇极天皇亲自执政，历经其子发动的乙巳政变，在让位给孝德天皇后作为大和朝廷的“皇祖母尊”（又被称作“大御母”）。此次退位重祚，期间还镇压了有间皇子叛乱，其皇统权威以无人能及，主威独运。中大兄皇子则可以继续以皇太子身份，荫庇在朝廷罕有抗衡之力的权威下，统揽一切国政大权。
改新政权借由皇室权威的高涨，积极推广践行其一君万民，治天下之君的政治理念。
首先，在飞鸟地区大兴土木营造倭京，将其打造为举行仪式的神圣空间与招待远方来朝的“化外之民”的特殊礼仪空间。这一时期的飞鸟地区从专供一朝一代使用的王宫，逐渐发展为拥有固定街区的王都。宫殿修建顺序如下：飞鸟冈本宫（舒明朝）→飞鸟板盖宫（皇极朝）→【迁都难波】→后飞鸟冈本宫（齐明朝）→【迁都近江】→飞鸟净御原宫（天武朝）→【迁都藤原】。此时飞鸟修有大量石造物，因此又被猪熊兼胜称为“石水之都”。“石水王都”的修建使得倭王权拥有了自己“天下”的中心。
另一方面，倭王权又在极力招揽着自己“天下”世界中的“化外之民”。大化元年（645），百济使节代替此前的新罗使节兼任任那使，向倭国上交任那之调，又于公元642/643年将王子翘岐/余丰璋置于倭国做人质，余丰璋在倭国做了近二十年的人质。新罗也向倭国派遣人质，任那之调便以新罗递交人质为由被废除，武烈王金春秋做过倭国人质。白雉二年（651）还因新罗使节身着唐装，倭国谴责新罗使节随意改变服制，不合乎仪礼将其赶回新罗，两国还因此再生嫌隙。这些都是在对外彰显大和朝廷的“天下”观。 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齐明朝期间，大和王权还多次北征虾夷。并且公元659年倭国的遣唐使还带着道奥（陆奥）的虾夷男女二人来到了唐朝，一起谒见了唐高宗。倭王权不顾沧溟万里，携虾夷人前往唐朝，就是为了证明倭国同样拥有朝贡国，旨在向唐朝宣示倭国也是一个有朝贡国的小帝国，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治天下大王”权威。因此，百济、新罗、虾夷、肃慎（泰国东南亚等地方）等向倭国朝贡，以及倭国在须弥山像前举办臣属仪式，对倭王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典礼。从“天下”世界的边远地区前来的异形异相的“化外之民”如果能在都城特意营造的神圣空间内宣誓效忠倭王权，倭国朝野上下定会认为，连外民族都甘愿臣服的大王，其统治的“天下”世界必定恢宏宽广。大化改新所追求的王权重建仿佛已经实现。
这种主威独运的意识影响了大和王权的外交判断，在好大喜功的改新朝廷看来，救援百济是兴建“石之王都”倭京和北征虾夷的延续性举措。兴建倭京和北征虾夷是关乎“天下”世界中心及周边的举措，而复兴百济更是对“天下”世界外延的扩张。如果倭王权能够成功拥立长年滞留倭国的余丰璋做百济王，并派遣援军帮助百济成功复国，那么百济将变成了倭国真正的附庸国。待到那时，倭国大王便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治天下大王”，君临包括百济在内的“天下”世界。如此一来，倭国大王的权威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而这才是齐明天皇心中盘算之事。所以说，对于飞鸟的改新朝廷而言，复兴百济才是其振兴王统，扩张王权最后同样也是最大的战略性举措。只可惜这一举措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严重轻视了倭国与唐朝为敌的后果。
663年大和朝廷出兵百济，倭百联军在白江口之战与唐新军开战，倭百联军惨败。唐朝镇压了倭国援助的百济复国运动，将原百济的领土置于熊津都督府的统治下，然后让新罗承认熊津都督府的统治地位。为此唐朝任命原百济义慈王的太子、被俘虏至唐朝的扶余隆做熊津都督派往百济。公元664年又将新罗文武王之弟唤至熊津，让其同扶余隆在百济镇将刘仁愿的监督下，歃血为盟，进行了中国传统的会盟仪式，起誓和平友好地相处。唐朝的主要目标实际在于攻克高句丽，公元668年唐新联军占领平壤，高句丽灭亡，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任命唐朝将领做都护。百济、高句丽两国灭亡后，朝鲜半岛构建起了以唐朝的羁縻统治为主导的新体制。此外，在此期间唐朝也多次派出郭务悰、刘德高等人为代表的使团前往倭国，试图修复与大和朝廷的关系，但畏惧唐军的大和朝廷根本没有消除戒心。唐朝作为一个律令帝国的强大实力，以及在“中华-天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指导下重构半岛政治结构的羁縻建制，给改新后邯郸学步的大和朝廷重新树立了现实的模板，在大和朝廷恐惧地警惕着海上唐军来犯之余，想必也更加坚定了其重组国家的决心。
随着齐明天皇的亡故、白村江一战的惨败，以王都的庄严与“天下”世界的扩大为基调的齐明朝将精力投入到强化国土防卫的工作中，从对马到大和各地，到处都是防御设施。由此可见，倭国甚至已经联想到敌军可能会进攻大和的情形。公元667年，倭王权将都城迁至近江的大津宫，这里是不会直接受到外敌攻击的内陆，并且是通向东国与北陆地方的交通要道。
在国防体制的压力下，大和王权或者说中大兄皇子集团转而将紧张的国际形势化为了一种动力，在国内继续推行政治改革。首先，在白村江战役后的次年，即天智天皇三年（664）二月，大海人皇子宣布了三项改革措施：①将大化五年（649）制定的冠位十九阶制改为冠位二十六阶制；②确立大氏、小氏、伴造等的氏上；③确立诸氏族的民部、家部。这一改革法令取颁布当年的干支，被命名为“甲子之宣”。上述改革措施基本上继承和发扬了大化改新时期的政治改革举措，并进一步推进了此前暂且搁置的中央政治机构与氏族的重组计划。改革措施①进一步完善了冠位制度。改革措施②③则将大化改新时期还停留在意识改革层面的氏族政策付诸实践，这一点极为重要。大化改新时期的倭王权最先废除了地方上的“国”，设置了“评”。而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团结，那时的倭王权并未彻底改革中央层面的氏族制度。对倭王权来说，氏族的经济基础是块不能触碰的“圣域”。若要拿此“圣域”开刀，改革无疑将变得困难重重。正因如此，改革氏族制度的大半措施就这样被搁置下来。改革氏族制度对于重回王权中枢的中大兄皇子来说，简直就是前朝留下的最大悬案。白村江战败后，倭国就暴露在了唐军来袭的危险之中，朝野内外也出现了要求追究战败责任的声音。倭国战败的现状和紧张的国际局势，正好成为中大兄皇子着手改革氏族制度的借口。换言之，战败反而成为改革氏族制度的契机。中大兄皇子临朝称制七年之久，并未在齐明天皇亡故后立刻举行登基大典，也许他早就预料到此战的结局，并开始构思如何躲避战败责任且不损皇统的情况下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了。
迁都近江后的第二年，公元668年1月，中大兄皇子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代理朝政的日子，登坛即位为天智天皇。此时距离中大兄皇子在公元645年乙巳政变后当上太子，已经二十三年了。中大兄皇子通过暂缓即位，不仅能够躲避责难，还可以借助“非常事态”的名义，在西日本各地建设防御设施，构筑军国体制。与此同时，他还能着手改革过去一直悬而未决的氏族政策，重组氏族，加强集权。因此，中大兄皇子在公元668年即位，正意味着白村江之战战败后，倭国马不停蹄实施的内政改革、防御建设等均告一段落。非常时期暂且画上了终止符。
天智天皇即位两年后的天智天皇九年（670），户籍制作工作在倭国全境展开。由于这一年是庚午年，便称之为“庚午年籍”，这是日本最古老的户籍。在律令制度下，户籍每六年制作一次，过去的户籍只保存三十年，然后顺次废弃。但只有庚午年籍是被永久保存的。倭王权在编制庚午年籍时，官方给所有民众“定姓”，于是，按照原先部民制的所属关系，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被授予了部姓。各“国”动员了庞大的人力开展“定姓”工作。在此基础上，每位民众的亲属关系、名字、年龄等信息都会被记录在案。庚午年籍之所以能够永久保存，并不是因为它是最早的户籍，而是因为律令制度下有关姓氏的诉讼中，庚午年籍的相关记录会被视为重要的证据。换言之，因为庚午年籍是姓氏的“根本底册”，所以它才能够被永久保存下来。庚午年籍的编制提供了前提条件便是大化改新，在全国范围的废“国”设“评”，中央集权式的地方统治体制得以确立，最晚到齐明朝时期，国评制度形成了，作为地方官的国宰（后世称国司）会常驻统辖多个“评”的“国”。截至天智朝初年，倭国全国范围内已形成“国-评-五十户（里）”的地方统治体制。庚午年籍在此基础上编制而成。从这层意义上看，庚午年籍的编制标志着大化改新以来的地方统治得以重组，平民制得以形成。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组建律令制的君主专制中央国家统治机构而言，重点就在于官僚制度的建设、律令的编辑与编户齐民。大化改新以后，倭王权废除“国”与部民制，改革官制，设立“评”，都是为了建立官僚制度和编户齐民。 ·首先就官制而言，天智朝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太政大臣、法官等部分八省前身的官职，但是系统性的太政官制在该时期仍未形成。 ·再者，就法制而言，《近江令》很可能只是后世的学者们对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执政期间颁布的一系列划时代法令的总称，而并非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法典。倭国与百济和新罗一样，虽然已引入了中国的律令，但并未编撰出系统的律令法典。日本的第一部法令应是从天武天皇十年（681）开始编纂并于持统天皇三年（689）正式施行的《飞鸟净御原令》。·再次，在户籍编制工作方面，“庚午年籍”距离真正的公民制形成还有一步之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甲子之宣”中规定的民部、家部在该时期仍然存在。要等到进入天武朝时期，倭王权才能完全废除民部（=部曲），并将他们编为公民。而重组家部，并通过律令制定良贱制，则要等到持统天皇四年（690）制定的庚寅年籍才能实现。 ·另外就最重要的改革氏族制度而言，“甲子之宣”虽然开了个好头但仍有很多课题亟待解决。天武天皇四年（675），倭王权废除了部曲（=民部），转而建立起食封（封户）制度。直到那时，倭王权才真算是对氏族的经济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食封制度实施之后，所有主体从氏族变为个人，所有对象从部曲（人员）变为封户缴纳的贡赋（物资）。如此一来，原先诸氏族的部曲就转化成了与官僚制度相适应的俸禄。到了专制统治的天武朝时期，倭王权才在真正意义上变革了氏族制度。
671年冬，唐朝，这个大和改新朝廷忌惮与效仿的帝国，如今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却面临着来自新罗的重大冲击，正值这样的历史拐点，天智天皇薨于床榻之上。其智囊中臣镰足也于两年前去世，死前被赐姓“藤原”。一个时代又落幕了。 建立一个律令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设想出这条发展道路的正是中大兄皇子和他的顾问团。从乙巳政变、还都飞鸟到对唐作战临朝称制，中大兄皇子显示了过人的政治智慧和手腕，充分证明了“广积粮缓称王”这句谚语。在作为皇太子的二十三年间，通过荫庇在天皇的权威之下，铲除朝中异己；并以大化改新为开端，坚定不移，步步为营地推行自己的革新之法。到其登基践祚为天智天皇时，大和朝廷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