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译制片
豆瓣给我推送“我的译制片十佳”这个话题，勾起了我对译制片的回忆。对于七十年代生人的我来说，译制片绝对是个成长过程中绕不开的情结。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七八年里，译制片达到了事业发展的顶峰，也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究其原因，我以为一是那个时候百废待兴，国人渴望改变追求进步，外国电影是我们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二是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为代表的译制工作者，人才济济厚积薄发，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译制作品，至今来看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三是受当时物质所限，很多人没有条件在电影院和电视机上看电影，而是通过收音机中一个名为“电影录音剪辑”的节目来“听”电影，因而众多电影的银幕形象是用声音来树立的。这种影响成就了时代的集体回忆。
很多外国电影原本就十分优秀经过译制人员的再加工，有了画龙点睛的神韵，比如法国战后最卖座喜剧片《虎口脱险》，群星云集的《尼罗河上的惨案》等；也有的电影原本姿质平平，经过配音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魅力，比如59年版的《悲惨世界》，如果仅看原版只能说无功无过，平淡无奇。然而经过了上译的配音加工，一下子厚重起来，无论刘广宁的柯赛特，邱岳峰的德纳迪埃，李梓的小偷女儿，完全是用声音把人物立了起来，还有毕克的旁白让名著走近了人们心里，不再是枯燥的异域小说而是写满人类共通情感的史诗。可以说如果没有上译的再创作，这部电影早就被人忘记了。值得一书再书的优秀的译制片还有很多，现在我们有机会看到很多旧电影的原版，发现这其中不少电影艺术价值不大，但我们还愿意花时间把他们找来津津有味地观看，原来我们怀念的是那曾经带给我美好记忆的声音。比如《三十九级台阶》里的童自荣，《鸳梦重温》里的曹雷，《野鹅敢死队》里的杨成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的年代，虽然物质上贫瘠，但我们有着丰满的梦想，对未来充满着抱负。上译厂的那些配音演员们，和我们每个人一样要奔波于上下班的路上，面对狭小的居室，操心家中老小的生计，然而他们在录音棚里，用声音给我们带来了完全脱离于现实困境的另一种生活想像，这里有追求，有爱情，有英雄，有诗歌，让每一个如我这样在收音机前聆听的观众，在心里种下了信念的种子，给困难插上了征服的翅膀。应当说，我们在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悲欢离合的同时，也在憧憬着我们自己美好的生活。
我想今天我们在回忆译制片，不仅是一种怀旧，也是对曾经理想的缅怀，对那个热血奔腾时代的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