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 高兴：作家才是超级明星

上周六，我们刊发了“许知远漫游记”系列直播的第四期“一个人的世界文学”对谈文稿上篇：《许知远 × 高兴：我们被文学“害”了》，高兴老师回忆了自己的文学翻译道路，以及《世界文学》背后令人尊敬的译者与编辑。今天，我们分享对谈文稿的下篇。

许知远:马尔克斯进入中国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

高兴:实际上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中期，有一位华裔的美籍学者李欧梵先生。他同时推荐了两位外国作家，一位是来自东欧的米兰·昆德拉，还有一位是来自拉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李先生是特别敏感的，这两位作家他都抓得特别准，比如说昆德拉的文学特色加上马尔克斯的文学特色，一下子引起了国内读书界和出版界的重视。

也就是说 80 年代中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几乎同时进入中国，而且这么多年一直持续不断地在引起读者的关注，这是特别了不起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将寻常事物稍稍加上点儿魔幻色彩，再加上那种叙述，是特别能够抓人的。而且在《百年孤独》的开头里实际上有多少张力性的东西：一个马上就要面对行刑的人，想起那个遥远的见识冰块的下午。很多寻常的事物，在他的描绘之下，一下子具有了一种超现实的、魔幻的色彩，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吸引人的、迷人的一面。

而且有时候读者可能不见得马上能读懂它，但是就能够被吸引。所以有国外学者说，最理想的读马尔克斯的方式是读两遍：第一遍你去感受他，第二遍你再来琢磨他每一句到底什么意思。比如说他写《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先告诉你凶手是谁，然后倒叙，但你还是忍不住地跟着他，这个太了不起了，这都是现代主义者的魅力。

许知远:您怎么解释他那种写作的魔力？我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高兴:我觉得这是天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说白了都是艺术领域、文学领域的冒险者。他们不甘心居于那种安全领域，愿意从事艺术冒险和文学冒险。他需要用一种独特的、另一种的目光和方式来看待万事万物，形成他们自己独特的一道目光，这个就厉害了，像卡夫卡也好，马尔克斯也好，都是这样。

马尔克斯明显是受卡夫卡的影响很深的，但是光受它的影响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这肯定是不行的。魔幻现实主义就是在现实主义上加点儿魔幻色彩，这是很多评论者对它的一个定位。他本人不以为然，马尔克斯说：“我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的小说中任何所谓的魔幻的细节其实都是有现实来源的。”比如说小说中有一块飞毯飞起来，他说：“我就是看到一个大妈正在晾毯子，正好一阵风吹过来，毯子飞了起来。”你看，通过夸张、稍微变形，在文学中就一下子有那么神奇的一种魅力，其实都是来源于日常、来源于生活。

马尔克斯正在创作《百年孤独》 摄影/Guillermo Angulo

许知远:把我们现在经历的日常安静耐心地写下来，过二十年之后一看绝对是非常魔幻的。

高兴:对，而且像马尔克斯，作为现代主义大师，他们绝对会认为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高于艺术的。有时候艺术能够把现实中神奇的一面的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呈现出来，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许知远:读到昆德拉的时候又是什么感觉？

高兴:最初介绍昆德拉和我们的编辑部是有关系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实际上有两份杂志，一个是《世界文学》，它主要是刊登作品；还有一本《外国文学动态》，现在更名为《外国文学动态研究》，是一个核心期刊，我们当初能够在那儿刊登文章已经很了不起，都是柳鸣九先生、朱虹先生他们在那里发表文章的，那个时候没有其他平台。其实是杨乐云老师最初发了一个简讯，介绍了昆德拉和捷克的另外一个作家伐措立克(2)，但是那仅仅是一个动态。

昆德拉热实际上是和中国的一个译本有关系，也就是韩少功先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78 年 9 月），种种偶然的因素促成了昆德拉的译介。当时译介昆德拉困难重重：需要请示外交部、新闻出版总署，需要到社科院请教专家们，因为昆德拉在很多专家眼里还是个“反动作家”；昆德拉和捷克斯洛伐克当时也是决裂的关系，如果介绍昆德拉捷克斯洛伐克使馆有可能会抗议；昆德拉作品中涉及到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性，一个是政治，在当时都是比较敏感的。不过昆德拉的性爱描写，也是有它的理由。他觉得性爱是一道强光，能够把人性中最幽暗的一面照亮。当然这只是他的说法，客观上其实也起到了吸引一大批读者的效果。

后来作家出版社以一个特别智慧的方式——内部丛书把书做了出来，出版了包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内的一系列丛书。说是内部丛书，其实读者都能读到，而且“内部丛书”这个说法其实更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所以好像当时人人都在读昆德拉，雅俗共赏。不读昆德拉的话，在八十年代都觉得有落伍的感觉。另外，昆德拉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中国读者的关注，还因为他所处理的题材、他所写的一切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都太熟悉。

米兰·昆德拉

在某种程度上，后来的赫拉巴尔(3)、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4)这些东欧作家们之所以能够引起很多中国读者的共鸣，是因为他们仿佛就是在写我们曾经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读者是最能够理解东欧文学的。

不过昆德拉是出于一种微妙的考虑，他一次又一次拒绝中国的邀请，但是他绝对不会拒绝他的书在中国出版。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除了他自己本人否定掉的一些作品，几乎一部不落地全部出版了。包括赫塔·米勒(5)，其实书在中国也出了很多，只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瞄准一个大奖——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就不太希望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太深的瓜葛，包括现在阿尔巴尼亚的很优秀的小说家卡达莱，我翻译过他的《梦幻宫殿》。

东欧的一些作家，除了刚刚提到的昆德拉、米沃什，包括近些年在读者中比较受欢迎的辛波斯卡，其实最初都是我们《世界文学》先介绍的。

米沃什把文学和社会担当结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典型的东欧作家。他先出走留在巴黎，后来移居美国，而且有一个小插曲，他进美国的时候签证官差一点没给他签证，他得诺奖后，美国总统接见他时开玩笑说：“当时就差一点，因为我们签证官的一个失误，耽误了一个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到美国。”他最后十年又回到了波兰，到了克拉科夫。克拉科夫是一座很迷人的城市，我在那待了很长时间。

许知远:他的人生也很神奇。在伯克利教书的时候，其实就是默默无闻的文学史作家、教授，自己写诗，很少人知道他的存在。

高兴:是的，而且米沃什获得一定成就之后，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波兰作家、波兰诗人；昆德拉不太一样，他现在更愿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法国作家。米沃什在克拉科夫的住所只是一个很朴素的公寓。其实他完全有能力买一个别墅的，但他自己更愿意住在普通公寓里，每天可以接触民众，更接地气。

许知远:克拉科夫有一个集市广场，我去过一个很老旧的咖啡馆，带着世纪初欧洲的痕迹。我觉得东欧跟西欧之间总有个时间差，东欧是另一种迷人，一种时间滞后带来的迷人。

克拉科夫集市广场

高兴:克拉科夫实际上是有一种中世纪的节奏感。这个城市小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漫步走到任何地方，你总会不由自主地要慢下来，好像脚步稍微快一点，都有点糟蹋这个城市的美了。布拉格、克拉科夫都是这样，一待在那儿，始终处于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气息之中，感觉到特别舒服。

许知远:您说这个我想到好多故事。陈世骧先生(6)在伯克利教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他把张爱玲找去做访问学者，我记得读到过米沃什的诗里，写到和他们几个聚在一起聊天，也是文人共和国，米沃什特别愿意帮那些流亡的东欧作家诗人，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张爱玲和他在同一个时空里，想来还挺奇妙的。

高兴:张爱玲有时候性格比较古怪，她自己不爱交往，有时上班还绕开正常时间，另外找时间去。

许知远:那时候的《世界文学》是一个重要阵地，在那里做年轻编辑是什么感觉？时空错乱、地域错乱，现在回想起来是怎样的？

高兴:“世界文学”的概念是歌德 1827 年提出来的，里面包括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愿景，但是学界也有很多人对此有争议。歌德认为，世界文学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学，相比之下，民族文学暂时不那么重要。我理解的话，世界文学就是全人类最经典的、最优秀的作品，我们做的实际上就是想办法要把最优秀的作品挖掘出来，再想办法要把它们呈现出来。因此我其实进入了一个更广博的、更丰富的世界，而且特别多元。这种气氛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训练。

比如说我如果单纯地做罗马尼亚文学研究，我的眼界可能不会那么宽广，但是在《世界文学》编辑部我们整天处于交流之中，我不断地听从事法语文学编辑的同行们在谈法国文学，从事德语文学的在谈德语文学，这让我有了一种比较的视野。

而且我到《世界文学》的时候，杂志社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位转向——尊重文学艺术规律。当时有一批世界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都是我们在第一时间首先介绍过来的。原来的话，有时候还需要考虑更多其他因素，比如说意识形态的呼应需求。而且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参加版权公约，所有优秀的东西我看过觉得好，就可以介绍过来。现在我们还要首先解决版权，实际上是特别耗费时间和精力的。

那时候，单期订阅量到四、五十万都没问题，每天的读者来信要用麻袋装，有一阵《世界文学》发表里尔克、茨维塔耶娃(7)、帕斯捷尔纳克(8)三诗人书简后，每天有上千封的读者来信，雪片般飞临编辑部，引起巨大的反响。

许知远:您从个人经验来看，时代趣味的转变明显吗？

高兴:还是有的。比如说八十年代可能更无拘无束一点，九十年代相对来说更严谨一点，也有好处，更精确一点。李文俊先生提过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我们的定位始终是世界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但对国家又没有具体要求，因为文学本身要体现一种自由感和民主感。我本人对“大国文学”、“小国文学”的概念是持怀疑态度的，用作品说话，只要是优秀的作家作品，都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比如说阿尔巴尼亚，就这么一个小国，却出现了卡达莱，绝对是世界一流的。《世界文学》在定位上也有过微调，有一阵子我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九十年代开始，我们都有意识地要打破欧美中心主义，在文学领域也要坚持民主和平等。包括刚才说到的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实在是太好看了，也是我当编辑做的比较大的一个专辑。

还有后来的克里玛，我到布拉格，专门去拜访过他，他是一个犹太作家，而且是有集中营经历的。从我的观察来看，集中营可以让人走向两个方向：一是让人充满了怨恨，变得特别一根筋；或者打开人的心灵，让人的心胸越来越宽广。

克里玛属于那种心灵完全被打开的，我到他家去之后，他的夫人海伦来端上饼干，准备茶水，他马上就把他夫人支开，说：“你现在去做你的事，我和高先生要以两个男人的身份说说话。”这一下子就能够拉近两人的距离，我当时和他就像我们现在这么聊天，此前友谊出版公司已经出了他五卷本，是我参与主编的。

《克里玛短篇小说卷（上下）》《克里玛中篇小说卷（上下）》《克里玛长篇小说卷》/伊凡·克里玛/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1

他觉得能够面向中国读者，非常开心，这部五卷本放在他书架很醒目的地方。我对他说：“克里玛先生，我发现您笔下的女性是如此的优雅动人，昆德拉笔下的女性就不一样。”昆德拉笔下的女性往往充满了叛逆和不忠，变化无常。

许知远:我很喜欢 Sabina（萨宾娜）。

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昆德拉出任影片顾问。

高兴:对，她每天都需要背叛，都要位移。因为她反媚俗(9)，要打破一切的陈旧的、固有的那种模式，绝不迎合任何人任何事。

我说：“昆德拉笔下的女性和你就不一样，”然后克里玛先生就说：“因为我是能够真正欣赏她们的，我爱女性，”这时候他就悄悄说：“这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幸福。”他说他一生中曾经深入接触过好几位优秀的女性，这是克里玛一种幸福。他的夫人也非常优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就更好玩了，他说和男人有什么可聊的，顶多一块喝喝啤酒看看世界杯。但是和女士，优雅的女士、高级的女士，you can talk about everything。我在他家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回忆。

老先生太可爱了，就是年事已高，否则的话他真的很想来中国，他的夫人是著名的翻译家，也和去年 9 月刚刚去世的星灿老师是同学，所以星灿老师介绍我认识了他，和他通信，征求他的版权，然后翻译他的作品。

许知远:我记得是不是当时菲利普·罗斯(10)还去见过克里玛，和他做过一个访谈是吧？

高兴:菲利普·罗斯去过无数次，东欧在很多西欧人眼里就是东方，菲利普·罗斯在那种特殊的高压环境中，一次又一次去东欧，采访昆德拉、克里玛，采访很多的东欧作家。他将东欧称作另一个欧洲。文学让许多动人的故事得以发生。

许知远:我记得在他的书里，就讲到克里玛，他说：“在你们这里，你们是什么也不能说，但是你们说的每句话都无比重要；在我们那里，回到美国，我们什么都可以说，但什么都不重要。”

伊凡·克里玛（右）与菲利普·罗斯 图源/法新社

高兴:没错，这个表述特别精准。像克里玛他们当时在自己国内没法发表东西的时候，还是有另外渠道的。很多作品从地下渠道流向欧洲，在那里出版，他们实际上是把文学作为有力的武器的。

许知远:九十年代后兴起了一种世界文学或者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也就是文学也变成了全球化的一部分。

高兴:我觉得文学的全球化还不能等于世界文学，因为全球化对统一、规范和速度的要求对文学是有害的。如今，世界文学它很重要的趋向是跨界、杂糅和融合，比如昆德拉的小说里融入了大量的哲理沉思。最典型的就是获 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卡尔丘克，对于她大家都觉得非常新鲜，62 年出生，很年轻，喜欢穿奇装异服。她的创作就是典型的杂糅、跨界，然后融合，像百科全书似的，涉及无数个领域，碎片之间又有内在的连接。实际上单独的看她的短篇可能效果更好，她的很多长篇其实严格来说是一个个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短篇小说构成的，她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向。

许知远:过去 20 年得诺贝尔奖的这批作家，其中真正对我产生冲击的是两位，一个是奈保尔，第二个可能是帕慕克(11)。包括他们在内，刚刚我们提到的作家是真正意义上的 superstar，但现在文学似乎很难制造超级明星了？

高兴:是的。我特别想强调一句，诺奖肯定是目前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世界文学的大奖，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唯一的评判标准，因为也有太多的优秀作家并没有获得诺奖，但是这一点不妨碍我们去欣赏他们、热爱他们。

托尔斯泰没有获过诺奖，普鲁斯特也没有。普鲁斯特也是我们《世界文学》最初介绍进来的，《追忆似水年华》当时有几个译名，比如《寻找过去的时光》，老先生们反复推敲，非常用心。

菲茨杰拉德的 The Great Gatsby，最初稿子来的时候，巫宁坤先生翻译的稿子来的时候是《伟大的盖茨比》，其实是不精准的，如果你熟悉了这部小说，了解这位主人公，用伟大的去形容他是不恰当的。前辈们反复琢磨，最后李文俊先生定了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

还有塞弗尔特的回忆录，最早来的时候，标题 The world is so beautiful，译者比较老实——翻译为世界如此美丽。准确但是没有韵味，不文学。也是前辈们反反复复思考，高莽先生还提过说干脆叫“江山如此多娇”，这个又太中国化，译文还是需要有种异域的色彩。最后确定为“世界美如斯”。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许知远:这种翻译传统是如何形成的？细想翻译作为一种职业在中国的历史不长，就一个世纪左右，从林纾他们开始，那时候是古文，中间肯定有很多变化。

高兴:说到文学翻译，其实可以分为两块：异化和归化。鲁迅先生他们当时办《译文》的时候，鲁迅先生主张是“异化”，就要有陌生感，他需要一种异质的东西、陌生的东西来冲击古老的汉语，给古老的汉语注入活力；但是也有一种是“归化”，就把它弄得特别顺，就完全像汉语一样的地道，这是两种方式。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两种方式有时候有机地结合起来，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许知远:您觉得谁结合得特别好？ 高兴:比如说李文俊先生我觉得结合得就挺好的，李文俊先生的翻译节奏每天是 500 字，他一辈子就翻译过几本福克纳，以这样的节奏，所以我们现在的译者，有的说一天可以翻译两万字，我反正是不可能做到的。

翻译还需要一种平衡，既要有扎实的母语基础，又要有外文积累。最初的前辈们，可能国语更好，外文相对薄弱。现在很多译者的外文肯定要比前人扎实很多，但是他们汉语基本功又有可能不到位。外国文学研究所刚刚去世的罗新璋先生，在翻译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平衡得很好。

许知远:我想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读王小波，他很推荐王佐良先生的翻译，说他的节奏非常好。

高兴:以我有限的翻译实践，作为一个译者可能自己的位置要摆正，需要处理好译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来说，原作的风格是最高的权威，一定要理解、琢磨透原作。我们现在的译坛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译者他翻几十个作者感觉到就像一个人。现在还有译者要炫技，炫耀自己词汇的丰富，但有的作者他恰恰用词比较有限。昆德拉就是，他还特别强调重复之美，有一种递进和渐强的力量。但有的译者一看到同样一个词，为了要显示自己词汇丰富，第一个用美丽，第二个用漂亮，第三个用雅致。可能恰恰作者原作者就是在强调“美丽”，这是作者有意为之，我们就不能随便改。所以真正深入作者的文学世界特别重要。

现在我每天也就翻一千字，顶多两千字，有时为了一个句子、一个词可能一个下午就悄悄地过去了。我当时翻译《梦幻宫殿》，后来上海译文再出那本书的时候，他们改了一下那个标题，改成《梦宫》，他们有一种市场上的考量，给人感觉好像是又一本新书。那本书十几万字，整整半年，对于我来说也是折磨。我在翻译的时候常处于一种特别状态，容易动情绪，哪怕是家里的小犬进来都会破坏我的状态，所以现在想想还是挺内疚的。

阎连科为《世界文学》创刊 60 周年写的贺词

许知远:进入状态是什么样的？我的朋友张北海先生(12)和我分享过一个瞬间还挺生动的，他说自己写完《北平的故事》到凌晨了，他出门买咖啡，咖啡馆都是黑人白人，他觉得非常惊奇，似乎从北平瞬间移动到了美国。

高兴:确实会有很魔幻的状态，我在翻译卡达莱的时候，尤其《梦幻宫殿》又是一部很阴郁的寓言小说，进入那个世界太久还是会让人受不了。

许知远:这会改造你吗？

高兴:做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写作，每个词每句话你都是绕不过去的，又是一种最深入的阅读状态，改造和影响绝对有的。单向空间资助的雅努斯计划里，有一位我钦佩的译者余泽民先生，他这么多年来把大量匈牙利的优秀作家译介到了中国，我想他每天就处于那种状态中。他说实际上你翻译一本书，你慢慢就会长得有点像那本书的样子，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

我还翻译过大量罗马尼亚的诗歌，斯特内斯库(13)、索雷斯库(14)、布兰迪亚娜(15)等等，我游走在不同的文学世界，斯特内斯库是一种状态，索雷斯库又是一种状态，布兰迪亚娜又是另一种。和写作一样，做翻译有时候也可以让自己过上不同的人生的。

许知远: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比起作家，翻译又被这个时代严重地低估了。

高兴:文学翻译其实在我们国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时候我觉得一部经典作品，肯定胜过无数篇所谓的学术论文，但文学翻译从稿酬标准、学术评估体制上看，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很多学校里边文学翻译是算不上学术成果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发现一些优秀的译者，就特别激动。翻译既不能算成果，又不能靠它挣钱，所以单向空间的雅努斯计划给予了译者又一种认可，特别让我感动。

许知远:我特别想分享一段《过于喧嚣的孤独》，像杨先生这样的大家，八十岁、九十岁还在伏案翻译，真是特别了不起。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 love story。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辞典无疑已有三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侧一侧，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实际上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因而三十五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我买过一个计算器，能加减乘除，还能开方。一个不比小皮夹大多少的小玩艺儿。

我曾壮着胆子用改锥撬开它的后盖，不胜惊异地发现，里面除了邮票般大、十张书页那么厚的一个小方块之外，便只有空气了，满载着数学变化的空气。当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价值的书上，当我一行行阅读这些印刷的文字时，这书留下的也唯有非物质的思想而已。这些思想扑扇着翅膀在空气中飞，在空气中滑翔，赖空气生存、回归于空气，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空气，正像教堂里的圣餐，既是基督的血又不是。

/《过于喧嚣的孤独》

/【捷克】赫拉巴尔（Hrabal）

/杨乐云译

/原载于《世界文学》1993年第2期

许知远:现在年轻人进入《世界文学》编辑部是什么感觉？比如说他们的文学趣味是什么样的？

高兴:我觉得他们更开放一些，更能够接受新事物。有时候推陈出新特别重要，他们接触世界的方式更加丰富，利用网络搜寻的能力也远远超过我们。再有，我们童年时眼界还是很有限的，罗马尼亚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国家。那时候我们很爱说“走向世界”，就反映出我们的特殊心态，我们真是和外部世界隔绝太久了。《世界文学》的编辑要求有写作能力，有翻译能力，还要有研究能力，在这种基础上你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编辑。

许知远:就像您提到高莽先生说，要“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

高莽，《世界文学》前主编

高兴:高莽先生后来反而名气很大，他广交朋友，电影演员、明星有时候来《世界文学》点名说要找高莽先生。他办了一系列讲座，请各界的人士前来交流，外文所的其他科研人员，包括社科院的同事都闻讯而来，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而且那时候请嘉宾来都没有报酬的，就送几本《世界文学》或者我们编的作品集，大家都很纯粹。

许知远:《世界文学》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本杂志。

高兴:最后我想分享一段文字，是我们《世界文学》最新一期刊载的。作品名字是《挚友》，来自俄罗斯的作家叶甫盖尼·沃多拉兹金。

一切都会过去——这是他们共同的想法。夜晚的轰炸，部队的进军，国家的冲突，都会过去。国家自会消亡，只有天地永存。树林，风……轰炸机呼啸而过，它的印记会被海绵一样的云团抹掉，就像从未有飞机飞过一样。不是吗？动物和昆虫，没有参与军事行动的所有事物都会留下来。一切都参与了战争——这只是一种错觉。蚂蚁，如果仔细研究，蚂蚁在筑巢，鸟儿飞往南方。赶车的汉子用粗大的手指捏紧鼻子，朝路上擤了擤鼻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