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外卖骑手手记（Part 1）:面对洪流，参与其中

一、从一个饺子摊的夭折开始

一切要从一个饺子摊的夭折说起。

六月一日，我重新回到办公室。自那日开始，我的生活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轨。上班，下班，打卡，吃饭。

堂食没开放，所以有时候稍稍有些不便，别的似乎没有太多变化。

居委会在解封的当天就解散了大群，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几个月以来所未见。但为了居民联络方便，大家把团购的群收拾成了小区通知群。

六月九日，有一个邻居在群里问有人吃饺子吗。她表示自己多做了一些，可以出售，十块钱一份。我看了价格，觉得合适，于是就加了她微信，打给她二十块钱，让她给我做两份。

半小时后，她把钱退给了我。说自己因为在群里卖东西被群主踢了，这让她很惶恐。她第一反应是自己触犯了什么规则，害怕接到投诉。

“被投诉罚个几万就不划算了。”她说。

我又气又笑，给街坊邻居卖几个饺子，怎么会“罚个几万”呢？我觉得可能是她太敏感了。

几个月后，当我又经历了很多事情后，回看这个对话。我才意识到，并不是她太敏感了。而是我对这个行业的生存情况没有半点了解，对“投诉”这件事没有半点了解。

她告诉我，她就在小区附近的菜市场卖熟食，等菜市场开门了若我过去，就给我优惠。我答谢了她的好意，然后才意识到，有很多人的生活并非像我这样回归了日常。

在家闲着没有收入，她只是想包饺子赚点生活费。我又问了两句，她便抱怨了几句处境。

我实在觉得憋屈，明明是有需求，她手艺也很是不错。但似乎有无形的墙把什么隔断了。

之后，我找她买过几次饺子。小区里的其他年轻人拉了个小群，希望能帮她渡过难关。

我也曾想过怎么帮她，比如思考能不能在小区里搞一个饺子摊。

我在小区里溜达，思考哪里的空间可以再利用。哪里可以立摊子，哪里可以有座位。

我在纸上画了好几稿方案。小区中确实有边角空间可以用的，或者说空间多得是。因为建筑师总喜欢在住区中规划“公共空间”，虽然这些空间多数时候是拍脑袋出来的。

理论上这些地方就可以容纳此类公共活动。而一个小摊又能占多大地方呢？

设计其实是很简单的，最难的其实是过居委会、物业的关。至于争取居民的谅解，倒还方便些，毕竟大家都是街坊。

就在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开着脑洞地时候，她告诉我她要搬走了。

她的熟食店所在的市场，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开门。一开始是因为疫情，后来是因为街面的改造。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五味杂陈。因为这一幕似乎佐证了我与朋友聊天时常出现的论断：建筑师对于这个社会来说能做得很少，我们不过是一个画图的，不应当想太多。

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没有人出钱，如果没有许可，建筑师连一个小摊都立不起来。

真的是这样吗？

二、怎样摆一个小吃摊？

六月初，小摊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各地出现。又如潮水退却般，迅速消失。但它们曾经出现过。

由于很多场所并未在第一时间开放，很多人选择以摆摊的方式继续经营。那些日子里，下班的路上挤满了摆摊的人，而他们的身后就是封闭中的菜市场。人声鼎沸，购者如潮。

菜市场门口摆摊的人

我问摆摊者城管允许他们摆摊吗？他们摆摆手说：“怎么可能？”

但生存面前，哪管得那么多？

如此看来，小摊还是可以立起来的。虽然时间很短暂。

进入七月，门口摆摊的人就销声匿迹了。

今年的经济萧条之下，我加班少了。空闲的晚上，我常骑自行车在街道上游荡。

经过上述种种，我对小摊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希望在城市中寻找它。

小时候我生活的小城，每一条街上都是满满的小摊。高中门口，各色小吃百花齐放，工厂矿场附近，夜市鼎沸。小摊曾是我不可磨灭的生活记忆。现在我希望以另一种视角去理解一下它，不一定是一个建筑师的视角。

我还是太天真了。小摊在上海已经成了稀有物种。

夜骑了两个月，我偶遇的小摊屈指可数。但这是一个有着两千五百万人口的城市。我不禁问自己，小摊哪里去了呢？

其实想一想，答案很简单。现在有外卖了，谁还吃脏摊？

七月底的一个周五，我的一位友邻约我出来吃东西。她是我的保险经理人，我在她那里买了一份商业医疗保险，算是给加班熬夜的我加一份保障。但正是因为常常加班，我网签一年多了，都没把合同拿到手。这次相见，也是为了拿合同。

微信寒暄时，我问她近况，她说变化很大，我见了就知道了。一见面，我就被她骑着的巨大电瓶车震住了。

“我在兼职送外卖。”她说。

在我印象中，她一直是一个都市丽人形象。所以听到这个消息还让我满震惊的。

她跟我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她在疫情期间认识了一个邻居，一个行动力卓绝的二房东。那个老哥做过小买卖，开过工厂，后来亏了很多钱，只身来上海打工。现在零敲碎打身上一堆活儿，零工、租房、中介、销售……当然不会少了外卖骑手。

当然，在我的所有朋友中，她当数最有行动力那批。但就连她，也被这个老哥的行动力震惊了。老哥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懂得在这个城市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他不会多想，只是一头扎进生活的洪流之中，随波翻滚。

“现在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啊，保险业务量下降到原来的三成，我也要多开源。”

于是她开始送外卖了。

那个老哥细细地跟她讲解了注册的流程，以及各种注意事项，这让她少走了很多弯路。于是这才一个月多一点，她已经非常熟练了。

“我只跑午高峰和晚高峰，反正我又不用坐班。好的时候中午一个多小时能跑一百多。”

她住在法租界附近，于是接单也都在附近。

“在这里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很多房子原来只在外面看，现在可以进去看了。”

饭后，我们去朋友的酒吧喝酒。她掏出手机，给我看她在法租界小洋楼里拍摄的建筑细部。她一条条问我，我一条条解答。那些栏杆、雕刻、门窗都很精美。

我开玩笑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当骑手，正好看看这些老房子。”

她说：“没问题啊，很简单的。你要注册的话我给你发邀请链接，都有奖励。”

于是我当场掏出手机，花了大概三十分钟注册成功，成为一个兼职骑手。这时候我才知道，成为一个骑手其实只需要在一个众包软件中注册一下就可以了，并不需要任何制服和交通工具，理论上你可以用两条腿跑着送外卖。

她看着我的二手山地车说：“你可以骑自行车送，你一次只接一单，时间不紧张的，正好减肥了。”

除了基本的实名认证之外，现在稍稍麻烦的是需要通行证和健康证。前者软件会自动帮你申请，要求你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测核酸和抗原，后者需要去医院办，但第一个月不需要。

于是，在与她见面的两天后，我就成为了一个可以上路跑单的外卖骑手。

三、深夜外卖骑手观察

最近上海特别热，我不知道白天送单的骑手们是怎么熬下来的。我一般夜里十点左右才会开始出去跑单，这时候天气凉快一些，时段费用也会高一些。

晚上十点开始，半夜十二点左右结束。我每天大概跑两个小时。因为是用自行车送单，我基本上只会同时送一单。如果是非常顺路或非常熟悉，我也会同时接两单，但也仅止于此。我接单只在住所附近，也不会接太远的单。基本上每天下来，两个小时可以跑六七单，运气好了能有四十多块钱。

我当然不缺这每天四十块钱，也并非以外卖这件事作为什么学术观察的视角。

一开始其实真的只是好奇。

我读过很多关于外卖骑手的文章，去年曾有过一篇掀起轩然大波的爆款文。我也听过相关的播客，甚至去读过相关的论文。对外卖骑手和城市小店，我有兴趣。

在听说如此简单就可以成为一个骑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自然就是试试。

然后就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我并非一个所谓的“典型”的外卖骑手。在很多人看来，“典型”的外卖骑手应该是那篇文章里写的“被困在系统里的人”。他们以此为生，同时接很多单，每天跑很久，与算法和时间搏斗，被逼着闯红灯、逆行，被系统挤压着，变成扁平的人。

或许的确如此。因我在跑单的时候，所见到的也多数是这样的人。我并不觉得自己注册成为骑手，就真的能够体会他们的感受和困境了。

但凑近了看，还是有不同的。

兼职的外卖骑手并不是一个小群体。事实上，在深夜跑单的时候，常常可以碰到一些兼职骑手。第一天，我生疏又忐忑地走进一家店铺准备取单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饿了么的小哥在店里侃侃而谈，一同等单的几人坐在一起听他讲。

他是一个兼职骑手，白天有正式工作，文化程度看起来不低。

他或许没跑多久，但显然已经颇有心得，正在以讲PPT的口吻给其他几个人分析接单策略。

见我进来，他让开一个座位给我，熟络地问我是哪个平台，最近单价如何。我的紧张也被他们的热情扫空了。

我们一起出门，他们见我的工具是个自行车，异口同声道：哥们牛逼。

这样性格的外卖骑手并不少见，因为出来跑的人，多数还是外向的。

一起等单的时候，交流是常态。与一般人对外卖骑手的印象不同，我所见的骑手，多数健谈而乐观。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让他们具有“掌控感”的工作。

不知这种感受是否是某种偏差？可能晚上出来跑的人都更外向些？

如果全职做外卖骑手，信息的交流确实非常重要。有的高手通过合理的接单策略和对环境的熟悉，可以跑到月入五万。这还是疫情后的价格。

当然，那样的人只是少数。外卖骑手仍旧是一个劳累且危险的工作。

我可以只在晴朗的夜晚跑，但多数外卖骑手则要应对复杂的天气和环境。我的保险经理人就向我展示了她的全套装备，确实非常细碎。

雨衣、防晒服、防水手机套、应急杂品等等

当我看到店铺的后台时，我意识到外卖确实改变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夜间的小吃，很多店铺显然是只做外卖的。这类店铺往往集中在某些租金低廉的角落，整个店面都是工作间，没有任何堂食空间。有一些其实就是小摊。

这似乎佐证了我之前的判断，小摊主们很多都去做外卖了。

于是，我如愿以偿地观察到了这些“进化”了的小摊。

由于这些店铺很忌讳别人拍照，所以我没有获得照片。其实这些小店的卫生情况多数是没问题的，但很多店显然是被投诉怕了。现如今，一罚就不是小数目。

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当然本能地展开类型学的分析，想要寻找某种共性。但诚如之前与黄油老虎饼的聊天，分类和总结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共性其实简单又无聊，最后真正吸引我的，却是这些小店的个性，那些丰富的细节。

夜间的小店，一般只会留一到两个值班人员，但夜间的单并不会很少。他们会非常忙碌。

虽然都是吃食，煎炒烹炸显然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做外卖的小店会非常专一：只做一种。这样便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效率。

于是乎，我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神奇的灶具。巨大的煮锅、巨大的烤架、巨大的蒸屉和巨大的炸锅。然后店员的一切行动都会围绕这玩意展开。他们会尽可能地让自己在一个位置站定就完成备餐、烹调、取餐和打包的工作。于是我就可以见识到很多对空间的神奇利用。

比如一个小小的移动空调扇，可能就是打包过程中的一个托架。一个不起眼的晾衣勾，在打包的时候就变成了撑袋神器。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备餐间，稀奇古怪的小窗洞里暗含着流线的配合。师傅们对流程的熟练度大概已经超过了我肉眼可以觉察的水平，以至于有一种魔术感。

这些经营者展现出对空间利用的极高天赋，或者这是练习的结果？

最好用的空间应当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空间，现在的设计师总是先设计再检验，疏漏常常难免。小店确实与我过去关注的民居有某种相似性——它们都是历经时间凝聚下来的东西。

我一直以为朋友的冰淇淋店和酒吧已经逼近了小店的极限面积，但其实并非如此。在十块砖大小的一个门斗里，可能就有一个大姐在用电馕坑来做烧饼。而她的操作台，就是电馕坑旁边的一块小平台。

穿过她的小摊，背后可能是另一家店。这样两店合租的情况并不少见。

她只售卖两种馅的烧饼，一种是梅干菜肉馅，一种是葱油馅。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售出上百个。在家备好一天的馅料，做完即收工。

我喜欢这种锅盔烧饼，等单的时候买了一个。

她问我喜欢什么馅儿，我说喜欢梅干菜。她说大多数人都喜欢梅干菜，葱油的卖不掉。

我问她为什么不只做梅干菜。她说如果只做梅干菜，反而生意不好了。菜单里有了葱油饼，买的人会变多。

想想也合理，人们喜欢这种“有得选”的感觉。

我问这“电馕坑”多少钱？她说一千多。

我觉得还蛮便宜的。她叹道马上就不值钱了，因为街道的立面改造，她的小店马上就要停业了。

她决定在一个月后离开上海。

虽然在疫情前我没有跑单，但我仍知道疫情后有很多人永远地离开了。集聚着小店的巷子里，还亮着灯的只有不到一半。我问一起跑单的人，这些店之前开吗？他们点点头。

再过几天，发现店就在换招牌了。

有人走了，也有人来。装修不过就是换个招牌，有时候连招牌都不用换。

小店的店主多数都很友善，因为骑手和他们算是共生关系。他们会给骑手留等待的座位，有时候还会放点小零食和水果。骑手有各自常驻的区域，有些店去了几趟，也就熟了。最后一单的时候，顺便到店里点一点东西带回去吃，老板还会关照多给一些。毕竟过了午夜，卖不出去不如作个人情。

过去几年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大众中迅速普及的几年。人们谈论着“附近”的消失，人的异化，技术对人的剥夺。这当然没什么问题。

但语言构造出来的世界总是单薄的，会让人们喜欢在不够丰富的情境下认识这个世界。当然，这也没啥，毕竟这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我过去也以为外卖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附近”消失了。但我似乎低估了“附近”的生命力。

熟客单比我想象得要多。每天这么多单，又是外卖，店长怎么会记得住客人？但有些店长偏偏就记得住，所以他们的店生意会好。一些让我摸不着头脑的备注，原来是顾客和店铺熟络之后的标记。有的店主甚至会知道顾客在坐月子，关照我一定要送上楼。

顾客多数时候也是友善的。遇到问题只要沟通，大多数情况下会被谅解。

我一单一单慢慢送，所以基本不会超时。

但我朋友送午高峰有时会超时蛮久。她说有时候顾客带着气出来，发现她是女孩子，会觉得挺不容易的，也就不追究了，甚至会打赏一些小费。

女骑手确实会更细心一些，像她有时候会带一些小零食糖果，超时或者有点泼洒，就送给顾客赔个不是。她说她从未有过投诉和恶评。我觉得这大概也跟近些年人们对外卖骑手的关注有关，公众到底是有受到某种媒体的“教育”，对骑手宽容了许多。

更让我欣喜的是，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我阴差阳错地找到了自己一直想找的小摊。

它们并没有消失，只是去了不同的地方。

小摊主要出现在一早一晚，早上是早点，晚上自然就是夜宵。在一些年轻多聚集的小区，或是青年公寓门口，还是可以找到小摊的。在午夜时分，结束加班回家的年轻人，很少能在门口抵得住关东煮、炒面炒粉和烧烤的诱惑。即便在后半夜，这些小摊的生意依旧很好。

午夜时分排队买小摊的人

小摊更加隐蔽了，它们不会出现在主街道上，一般会在隐秘的巷子里。但上海的居住密度让他们有了足够的客源。这也印证了我之前的想法，小摊跟社区店没啥区别，一个小区就可以养活很多这样的小摊。

为了接触这些摊主，我跑外卖赚来的钱基本都花在了这些夜宵上。相比较小店，小摊要更简洁。所有的东西最好都在一个三轮上装定，或者是一个小推车。煤气罐和灶是核心，在2022年的上海仍旧可以找到换液化气的地方。

香疯了

小摊的空间利用自然更加极致，各种食材小料在小板子上摆得满满当当。每家的小摊各不相同，但我都看不出任何改进的余地，因为它们实在太精巧了。尤其是关东煮的小摊，整齐的格子和热腾腾的食材，在形式上也无可挑剔，看了就想吃。

至于炒面的小摊，更有意思。摊主在灶前站定，一把铲子在手，炒的过程中所有的小料都用铲子去取。在旁边的我看来，一把铲子挥得水泼不进。无论是葱花、榨菜、花生、火腿，还是小小的盐罐都能用那个铲子勾进小锅里，分毫不洒出来。

铲王！

如此看来，如果有人想要设计出一个“标准化”的小摊，应该是妄想了。

如此鲜活又真实的事物，不需要浮夸的设计，只需要一个克制的容器。如果还需要别的，那或许就是一点儿空间——需要这个城市给这些东西，流出一点儿缝隙，让它们得以存在。

有一天，我在一小区门口发现有摆摊的关东煮，想停下来买一些。结果摊旁的人警惕地看着我。

我这才意识到，这并不是售卖的摊。大概是小区里相熟的一些人，约出来纳凉，再一起吃些夜宵。我凑近围观了一会，听起来似乎是封城时熟络起来的。

人们会需要这些小摊的，虽然我们有了外卖，有了mall，但这种在星空下围着热腾腾的锅的场景，是我们需要的。

在一些夜晚，我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穿行，钻入天桥下的隧道。会发现自己身边是蓝蓝黄黄、骑着电瓶车的骑手大军，我也是这电车洪流中的一员。晚风并不非常凉爽，但我仍能感到生活的实感。

我身边的朋友都很悲观，我们常说这是末日般的时节。但在那些时刻，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面对洪流，我们能做的很少，或许只有“参与其中”这一个选项。但这足够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