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埃勒里·奎因阅读小结
重读奎因的想法很久以前就已产生——虽然距离我第一次阅读奎因作品的2017年也仅仅过去了5年，距离上一次持续阅读奎因作品的2019年更是只有3年之差，对于存在着无数经典作品、每年还有不少优秀产出的推理小说世界来说，重读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似乎并不是一件急需在3年内进行的事情。
但于我而言，这是必要的，理由很简单，我记性不好。
或许很多人都知道《法国粉末之谜》把凶手的名字设置在了全书的最后一个单词（不知道的同学以后阅读的时候要注意了，千万不要随意地翻到最后看页数），我当然也记得。但是，这本书的凶手是谁？不好意思，我在重读的时候真的完全没有印象了，作为一个经常把“《法国粉末之谜》是逻辑流教科书”挂在嘴边的奎因厨，怎么能忘记凶手身份呢？！
还有第二个原因。相比于五年前，现在的我对于推理小说的看法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改变，第一次正是源于奎因的“悲剧”系列，第二次则是与被称为“日本的埃勒里·奎因”的有栖川有栖川有关。自认为观念已定型的我，想要尝试用现在的评判标准再去阅读一次奎因的作品，除了对自己以往的回顾，更多的或许还是一种对“奎因”的执念。
自2022年1月11日重读《罗马帽子之谜》开始，到2022年8月4日我完成了重读计划，共阅读40本长篇（包括《另一方玩家》《然后在第八天》《三角形的第四边》《恐怖的研究》《色情电影谋杀案》）和6本短篇集，外加一本未写成小说的大纲（《错误的悲剧》）以及一本广播剧集（《幸存者游戏》），一共48本。
小结并不准备对每一本进行评价，而是挑选了十三部作品作为载体更加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许用“臆测”更加合适一些）。
一、《罗马帽子之谜》与青年侦探
重读的我突然发现，作为名侦探最初登场的一作，最终负责向众人述说真相的角色竟然并非作者笔下的第一主角埃勒里（而是他的父亲理查德警官），比起解答与推理，这位青年侦探更想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样想来，奎因兄弟的脑袋里似乎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不寻常的想法。
为何会在出道作中设置这样的情节？既然模仿范·达因的系列标题而取出“罗马帽子”这样的名字，或许奎因兄弟在创作时便有了系列作的考虑，但考虑兄弟俩出道的经历，即便对这部作品非常有信心，恐怕在写作时还有着工作的两人也难以预想到系列作会在短短数年内成为现实吧。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猜测，我想起来日本的推理作家仓知淳在其第一本出版的长篇《宛如碧风吹过》的新版刊行后记里提到，“既然有可能是最后一本书，那我就把感兴趣的要素都写进去，把它做成一碗大杂烩”。奎因兄弟又是否有着类似的心情呢？把自己最想写的内容灌注在这意义非凡的第一作之中。
也就是说，我认为奎因当时心中最期待的侦探形象便是如此：一个专注于逻辑推理破案本身、带有一些超脱世俗性质的青年侦探。对埃勒里而言，查明真相以后，阅读与旅行都比在众人面前显摆自己的推理更加重要，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而在明确要创作出版《法国粉末之谜》《荷兰鞋之谜》以后，作为主角的埃勒里自然不能隐在幕后，于是便有了名侦探在房间里召集众人逐一分析线索进行推理的经典场景。
二、《希腊棺材之谜》与一千美元纸钞（泄底）
围绕着这本所谓的“国名系列最高作”，无论是日本还是国内，常常会有人探讨如此复杂的案件是否存在着漏洞。比起“红绿色盲”这种作者认知上的错误，“藏在金表里的一千美元纸钞”或许更值得讨论。
简单回顾一下，埃勒里故意设下第三重解答“富豪是犯人”吸引真凶再次行动，而他为了推翻这一重解答准备的关键线索就是金表中的纸钞——如果富豪是犯人，绝不会在警方没有任何发现的情况下主动说出金表里面藏着纸钞的事实，将自己牵扯到案件之中。
但是我在重读后意识到，因为第一重解答被牵扯进来之后的富豪也完全有机会再把钱放进金表中。这意味着富豪也可能是真凶，在与案件扯上关系、通过茶杯的推理察觉到埃勒里的实力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故意将纸钞放入金表，事后寻找时机主动说出，这样就可以引导埃勒里做出“富豪无辜“的推理。
日本的推理评论家饭城勇三在《埃勒里·奎因论》中对此进行了讨论和反驳，但很遗憾，虽有一定道理却并不能完全说服我。倒是评论中引用的一个观点完全逆转了我的想法，相关语句摘抄如下：
在《侦探小说与二十世纪精神》的第十二章里，波多野健指出：埃勒里的推理——“纸钞线索对诺克斯不利”——在逻辑上是错误的，所以就算诺克斯是真凶，他也不会做出那种蠢事（留下纸钞的线索）。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埃勒里用纸钞证明富豪诺克斯清白的推理有问题，那么富豪是真凶的话也应该能意识到，既然如此，他不应该把自己的清白赌在这样一条模糊不清、容易崩塌的逻辑链条上，因此明智的选择是不留下纸钞。从这个角度而言，富豪不是凶手。
因此，我认为《希腊棺材之谜》在这一点上没有漏洞。
三、《埃及十字架之谜》与第四个奇迹
我在重读完这本《埃及十字架之谜》后写了一篇题为《第四个奇迹》的长评，里面从情节、诡计、物证推理、收尾方式等方面论述了为什么我认同这本书是1932年的第四个奇迹。但即便本书在诸多方面都做得不错，我也依旧认为最闪光的地方在于埃勒里锁定犯人的那段“一击必杀”的逻辑。
日本推理作家有栖川有栖在短篇《除夕漫步》中将“名侦探的推理”视作一种“逻辑幻象”，“描写了怎样的幻象，就决定了推理小说的价值”，我十分认同这一观点，而《埃及十字架之谜》中锁凶的逻辑可谓是最美妙的幻象之一：它本身极为简洁，不含复杂的分析，使用的线索却又是大大方方地摆在读者的面前，不但没有丝毫隐藏，反而是作为现场环境的一环被着重描写，这样的逻辑最能给读者一种醍醐灌顶之感。即便在奎因自己的作品中，我也觉得只有《X的悲剧》第一案的推理能与其媲美。
到现如今，这种推理模式已经成为了最为常见且基础的思路之一，但我依然认为1932年的本书是对这一思路最完美的体现。
四、《暹罗连体人之谜》与熊熊山火（泄底）
山火为何燃起？
这是我在重读完后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看来非常经典的“暴风雪山庄模式”在当时并不流行，我很难认为奎因是单纯为了塑造一个封闭的环境而刻意安排了这场山火，毕竟在国名系列的前几作中，有警方参与封锁现场，嫌疑人的范围基本上都是圈定的，从逻辑推理的角度而言，这与封闭环境的差异并不大。那么，《暹罗连体人之谜》中的山火又是为何燃起？
在1979年《罗马帽子之谜》五十周年纪念版中，丹奈提到“我记得，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把犯罪放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的确，罗马剧院、百货公司橱窗、医院手术室……对于谋杀来说这些都是比较特殊的场景。自然地，奎因兄弟将故事设置在燃烧着熊熊大火的山顶房舍中也符合他们当时一贯的趣味。
以上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呢？豆瓣的ellry老师在日记《奎因的创作观及其实践（上篇）》中写到如下内容：
游乐园那次游玩催生出了《暹罗连体人之谜》。1967年12月号《MD》杂志上的采访文章中提到：“游乐园那次，他们看了一场表演，萌发了想法，如果一对暹罗连体人犯下了谋杀会怎么样。”
由此可以看出，奎因构思这个故事的出发点是连体人而并非山火这一特殊场景。在此基础上我做出一点推测：既然山火并非最初的出发点，那么设置这样一个特殊场景必然是为故事中的某个情节服务的。也就是说，因为故事情节的某种需要，奎因才设计了不断蔓延的山火。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考察山火在故事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根据我重读下来的感受，将山火的作用概括为以下四点：
1、 塑造封闭场景。这可以圈定嫌疑人范围；
2、 推动剧情发展。火势越来越严重，山顶可存活的空间越来越小，破解案件真相与寻找求生之道交织在一起，剧情更加紧张刺激；
3、 提供推理线索。在对扑克牌的推理中，牌面上的手印是非常关键的线索，而纸牌上之所以能留下手印，正是由于山火带来的无处不在的木炭灰，用埃勒里的话说，“我们还得感谢这场火灾”；
4、 逼迫凶手认罪。在故事的最后，埃勒里根据凶手有偷窃癖这一点故意以自己的戒指作为诱饵，使得凶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但是凶手真的是因为忍不住自己的怪癖而出手的吗？不是的，同样是因为这场已经烧毁一切、把众人逼入地下室的大火，凶手自认已无生还可能，于是不再压抑自己内心的情感，头脑被想要偷窃戒指的欲望占据，这才选择了动手。凶手在暴露时喊的一句“反正我们都得死！死，然后进地狱！”可以作证我的这一想法。
就像名侦探的推理一样，我们现在圈定了上面四个“嫌疑人”，要寻找山火最根本的作用，只需要一个一个进行排除，最后剩下的，便是我个人认为的真相。
首先请原谅我草率地排除前两点，我不认为封闭场景和剧情发展是奎因设置山火的根本原因，要封闭场景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其他的设定也可以起到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设置如此浩大的场景，未免有些大材小用。
那么第三点呢？纸牌上的手印似乎正是只有在“山火”这一条件下才能成立的线索——没有火灾就没有无处不在的木炭灰，没有无处不在的木炭灰就无法在纸牌上留下手印——等等，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知道留下手印的泽维尔弟弟并没有戴手套，这才导致手上有炭黑，撕牌时留下了黑手印。既然如此，即便没有山火和木炭灰，泽维尔弟弟也应该会在牌面上留下自己的指纹，就算可能不够清晰，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埃勒里要做的并不是根据指纹匹配寻找犯人，而是通过手印的方向进行左右撇子的推理。
因此我更倾向于是有了山火这一设定后，木炭灰比指纹更加具有表现力，作为证据更加明显，这才被奎因用于提供推理线索。
于是，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性，也是我的观点所在——为了最后能够逼迫凶手认罪，奎因兄弟需要塑造一个特殊的环境；什么样的环境才能让凶手愿意自己认罪？自然是生死攸关的场景；为了将凶手身份隐藏到最后，这个场景就不能仅针对凶手，必须威胁到所有人的生命；但又不能一开始就具备这样的威胁，否则剧情无法开展。那么，一个威胁程度渐渐提升、最后会对所有人都致命的生死攸关的场景是什么呢？一场逐渐蔓延至山顶的大火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认同这样的想法，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其实依靠特殊场景让凶手认罪奎因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法国粉末之谜》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但是为什么《法国》就是正常的侦探召集众人解谜，《暹罗》就需要安排一场熊熊山火呢？两者的区别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在《法国》里，埃勒里以坚实的推理击溃了凶手内心的防线，以至于在没有拿出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凶手就已经无法再保持冷静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奎因设置山火更深层次的原因了——《暹罗连体人之谜》中的埃勒里无法做出像《法国粉末之谜》里面那样严谨可靠的锁定凶手身份的推理，因此必须借助特殊环境的力量。
这样一来，本书为什么没有设置国名系列著名的“挑战读者”环节似乎也找到了答案——奎因自己都认为最后锁凶的逻辑达不到自己内心的标准，公平游戏的那份骄傲又怎么允许他们写下挑战读者的宣言？
国内外都有很多奎因作品的爱好者讨论过“《暹罗连体人之谜》为什么没有挑战读者”，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包含了诸多因素的，碍于能力限制没有办法对这些讨论做一个归纳概括，因此仅将我经过一些草率推理得出的答案写在自己的小结中，希望可以作为一份参考。
五、《西班牙披肩之谜》与单枪匹马的埃勒里
理查德·奎因警官无疑是埃勒里系列作品中除了埃勒里以外最为重要的角色，没有之一。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可靠的老爹在，我们的年轻小伙埃勒里才能够专心于破解一个又一个案件。但就是这样一个甚至能够代替埃勒里进行解谜的重要角色，在国名系列的最终作《西班牙披肩之谜》中竟然没有登场，而是由麦克林法官一直陪伴着埃勒里，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忽视同时也难以理解的问题。
在我重读完下一作《半途之屋》后，逐渐产生了一点想法。后者也是理查德警官没什么戏份的一作（需要注意的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译本里面有一句“星期天，他在家呆了一整天，在他那曾经当过警官的爸爸的冷嘲热讽中仔细研究案情”，但原文是“He had spent a cloistered Sunday at home, mulling over the case between the alimentary ministrations of Djuna and the rather cynical comments of his father the Inspector”，并无“曾经当过警官”的意思），考虑到当时奎因风格的转变，我将理查德没有登场理解为奎因尝试创新而走出的其中一小步。
其实这一步早在《埃及十字架之谜》中就已跨出，埃勒里几乎都是独自在外查案，直到最后抓捕犯人才让身在纽约的父亲施以援手。理查德毕竟是纽约城的警官，有他在就意味着要将埃勒里限制在纽约城，有纽约警方帮忙的同时也意味着埃勒里也要受到警方查案程序的限制，有父亲在身旁也意味着埃勒里终将只是警方的一个查案工具，按部就班地调查、思考、推理，无法得到充足的成长，因此埃勒里必须试着离开这个环境，单枪匹马去各地闯荡，这样才能遇见更加精彩的故事。
六、《半途之屋》与线索前置
毫不夸张地说，《半途之屋》是我重读下来评价提升得最高的一本（虽然以前读也打了五星），原因在于故事最后埃勒里与法官和检察官聊天时对某一前置线索的解释，而前置线索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类设置。
首先要对我理解的“线索”做一个说明。我们假设侦探做出了这样一个推理：
因为事件a和事件b，所以有结论c，结合事件d，凶手必须是符合条件e的人，而根据事件f，只有某人符合条件e，所以凶手就是这个某人。
这里的事件a,b,d,f都可以称之为“线索”，但我认为f比起a,b,d要更特殊一些，因为f是直接关系到某人符合条件e的线索，我把e称为“锁定凶手的条件”，而f则是这一小节想讨论的“线索前置”中的“线索”。而这里的“前置”并不是说在调查之前或是案件发生之前，而是指“在读者开始怀疑之前”（不过通常来说读者在调查或案件发生之前也不会开始各种怀疑），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种形式的推理小说，读下来会产生一种“我早就把锁定凶手的重要线索写出来了，只是你没有意识到罢了”的感觉。换句话说，线索f最开始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在有了a,b,d这样的线索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推论之后，在前期就已告知读者的f才一跃而成了最为关键的锁凶线索。
这种模式早在《罗马帽子之谜》中就出现了，真凶初次登场便有关于线索f的描写，只是这一处描写并不引人注意，甚至很难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所以不能将其称为好的线索（但并不影响公平性）；在这本《半途之屋》中，也是在凶手登场初期便告知了读者关键信息f，读者绝对会记住这一点，但也绝不会因为这一点对凶手产生怀疑，以至于到了故事结尾，检察官波林杰还在问埃勒里“线索f对你的推理有那么重要吗”；而我读过最巧妙的“线索前置”当属有栖川有栖的《孤岛之谜》，线索f在案件发生之前便以一种读者难以忘记的形式出现，却丝毫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可当侦探经过一系列分析得出锁定凶手的条件e的时候，早就埋在读者记忆中的f突然出现，给人一种茅塞顿开之感。
七、《恶之源》与侦探的“末路”
《恶之源》是一本极富奎因元素的作品，但这里想说的是关于这本书的结尾。埃勒里对待不同的凶手有着不同态度，有时候更是掺杂着一些“违规”操作，与其说埃勒里站在正义的一方，倒不如说他是在追寻自己内心的那一种正义，而这正好符合读者对“侦探”的期望——侦探不像警察那样受到程序正义的限制，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我们允许侦探做出更符合情理的选择——即便侦探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权力。
无论是前文提到以特殊环境逼迫凶手认罪的《法国粉末之谜》《暹罗连体人之谜》，还是后来《生死之门》《凶手是狐》《十日惊奇》等一些比较特殊的作品，埃勒里都做到了一个侦探该做的事，或者说侦探最终都战胜了凶手，用丹奈的话说，“在结尾他仍然是对的”。直至这本《恶之源》，侦探终于还是走到了末路。
在奎因的不断琢磨中，埃勒里要面对的凶手也在不断地变强，这一次终于到连埃勒里都无法制裁的地步，于是我们的名侦探埃勒里再一次认识到“神只有一个”，坦诚地面对自己身为凡人有限的能力，选择了摆烂，“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在我看来这绝对是奎因作品中最有意思的几个结尾之一。
这是否象征着奎因在侦探与凶手的对抗这条路上走到了极限？即便到了《美好的私密之地》，埃勒里也还倔强地说着“我想一旦警察知道该找谁，找什么东西，证据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容易得到”，或许也只有原定为埃勒里最后一案的《最后一击》里面的处理能与《恶之源》媲美。
恐怕也只有等到若干年后一个叫做麻耶雄嵩的奎因信徒创造出的恶德侦探麦卡托鲇才能够有所突破了——以牺牲侦探的荣誉为代价。
八、《红信》与醋和饺子（泄底）
为了一口醋包了一顿饺子，这是常常被用来形容日本新本格作品的一句话，但我想也可以用在《红信》上。
这口醋便是死者留下的死亡留言，埃勒里亲眼看到死者在墙上用血写下了“XY”字样，死者到底想表达什么？’XY“这两个字母又究竟蕴含着什么意思？
当读者看到这样的设定，必然会怀疑是死者写到一半没力气了，进而认为完整的死亡留言应该是“XYZ”。奎因也希望读者如此考虑，于是用了整整一本书的篇幅从字母A开始渲染，直到字母W轮完之后才发生杀人事件，这时候再看到“XY”，恐怕谁都会直接联想到“XYZ”吧。这种以整本书进行误导只为了最后一个梗的思路，不正是现如今日本一些推理作品的常见思路吗？
顺便一提，如果故事中的死亡留言并非在侦探眼前写下，那么侦探很可能就会开始考虑凶手篡改、凶手代写的可能性，整套字母体系的误导反而没有那么顺畅。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死亡留言的真正含义跟笔顺有关，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必须让死者当着其他人的面写”才能成立的死亡留言误导。
九、《最后一击》与人物设定
在这本原定为埃勒里最后一案的作品中，正式提及埃勒里出生于1905年，和奎因兄弟的年纪一样大。我在《埃及十字架之谜》的书评《第四个奇迹》中对埃勒里的年纪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在1931年兄弟俩辞职成为专职作家后很可能就有了同等年龄的设定，只不过一直没有在作品里明确表现出来。
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恶之源》导读《从那个源头开始的绮丽与伤痛》中提到：
“弗雷德里克·丹奈和曼佛雷德·李所创作的埃勒里·奎因，一边作为名侦探活跃于各个案件中，一边又会创作自己的小说，如果光根据书中提示的年代来排年表会有诸多矛盾之处，因此具体哪本书是小说中埃勒里虚构的而哪本书是小说中埃勒里参与的恐怕无法搞清楚”。
不清楚这个说法从何而来，是否有依据，但“光根据书中提示的年代来排年表会有诸多矛盾之处”却是事实，而所谓“两个埃勒里”的想法也着实有趣，即便这个说法是假的，也可以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如果将来还会有再一次重读的话，或许我会带着这个想法试着区分一下。
十、《生命中最后的女人》与死亡留言
到现在这也依旧是我读过的作品中最佳的死亡留言——
它是在侦探查明真相的基础上被解释的，极具说服力；
它也很好地对“死者（在知道凶手名字的情况下）为什么不直接说出凶手名字”这一死亡留言根本性的问题做出了极其自然的解释；
它确实与凶手息息相关，而通过死者口中说出的形式却又极具迷惑性；
它让埃勒里成功做出了一个“预言”，比起锁凶的推理更能展现名侦探的实力；
它本身又极其简洁，无论是其展现出来的形式还是真正的含义，都不涉及任何高深的知识，任何读者都能接受，并在埃勒里点明的一瞬理解清楚；
它本身的含义更是整个故事背后的核心，但却巧妙地被隐藏到了全书的最后一行，甚至最后一个词。
十一、《美好的私密之地》与那片叶子
自己推导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容易深信不疑的，这是我自己在阅读和创作推理小说的时候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也就是说，如果想要隐瞒故事的真解答，最好能设计一个比较容易推导出来却又不那么明显的伪解答，当读者自己推导出了这个伪解答，就会心满意足地将其当作真解答，不会再耗费心思继续深究了。当然，这条经验早就被那些大师们用到了创作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另一个隐藏真相的常见方法便是藏叶于林，推理小说作家们往往热衷于创造出一片树林，只为了掩盖最关键的那一片叶子。
而这本《美好的私密之地》可以说是将这两种方法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只不过欺骗的对象不仅是读者，还包括了我们的侦探埃勒里），恐怕也只有沉溺于操纵梗和“虐待”侦探的奎因能够想出这样的写法了。
“如果说这件事给了我什么教训的话，首先一条教训就是——从此以后，你一旦发现我违背了这个誓言，就马上毙了我：今后我对于自己可能参预的任何案子，在没有把整个罪行的具体情况全部摸得一清二楚，对每一个细小环节全都了如指掌之前，就决不轻易下结论。”
回顾埃勒里在“最初”的案件里得到的教训，难免令人唏嘘。
十二、《错误的悲剧》与不断前行的奎因
这是一部未写成小说的大纲，最后附上了一封丹奈写给李的信，提到这样一句话，“最后一幕还揭示了谋杀的双重动机——最古老的和最新奇的”。
多么令人感动的一句话，如果李没有去世，我十分坚信兄弟俩还会创作出一本又一本带有新意的作品。他们经历过逻辑推理的巅峰，他们不断探究侦探小说中那些本质的东西，他们勇于揭露自己笔下的虚构侦探，他们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智慧灌注给凶手，他们感恩读者，他们也尽情地在作品中表达自己，他们坚持不懈地想要写出新的东西以迎接新的突破，他们在不断前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十三、《幸存者游戏》与单身的埃勒里
在《罗马帽子之谜》的前言里，J.J.McC提到“埃勒里·奎因娶了位可爱的太太，并且新近生了一个非常像他父亲的儿子，他的夫人和她的名字一样优雅”，这篇写于1929年3月1日的序言对于吃设定的奎因来说恐怕已经不能作数了，但作为读者还是希望埃勒里能组成一个美好的家庭，虽然我们至今都不知道这位可爱优雅的夫人是谁。
但我们知道的可能性有两位。
一位是在《红桃4》中登场的好莱坞绝世美人波拉·帕里斯（Paula Paris，也有译成宝拉·芭莉），“奎因先生一向认为自己不会受到一时激情的影响，即使是最有魅力的异性，对他来说也不过是帮着开开门、扶下出租车什么的，别无其他。但是在眼下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披挂了多年的盔甲——厌恶女人症——竟一下子莫名其妙地脱落并逃之夭夭了，剩下他毫无防备地独自面对着这位纤纤美女。”但很可惜，除了收录在《上帝之灯》中的某几个短篇外，我们再没能看见她的身影。
另一位是在《从前有个老女人》中登场的妮基·波特（Nikki Porter），除了在后期的一些长篇（例如《红信》）中继续出场外，二人在广播剧中也有许多互动，这本广播剧集《幸存者游戏》就有相当多的发糖环节，理查德警官和维利警佐似乎也都把他们当成了一对。
不过考虑到其中好莱坞和广播剧的因素，或许奎因根本就没有好好想过埃勒里的归宿吧，名侦探的宿命只能是案件与凶手。
埃勒里与奎因与我
开头提到，我对推理小说的看法受到了奎因极大的影响，即便是如今偶尔的创作，也从奎因的作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次虽然仅从重读的48本作品中选取13本，却也足够囊括自己最主要的一些想法了。
还有很多未提及的作品，例如四本悲剧系列，我依旧认为这是推理小说史上无法超越的一个系列作品，但是既不想光写些重复多次的赞美之词，也不愿泄底进行细致的分析，阅读时的那份感动还是留在自己心里慢慢消化吧；还有像是“假线索”“操纵梗”“消失的一环”这种奎因特别喜欢用的元素，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因此也都没有涉及；理查德警官与埃勒里的浓浓父子情亦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只是涉及的作品较多，没能选出一部作品作为重点分析；再如莱特镇系列相关背景与故事，《玻璃村庄》《逃避》为什么没有埃勒里登场，这些我自己也还没有理清，也需要阅读更多资料才能进一步理解，或许等以后还会再补充。
重读下来还是非常开心的，又陪伴着埃勒里经历了诸多冒险，也再一次体验到了诸多感动之处，读完还有着些许的不舍。虽然最吸引我的地方仍旧是那些美妙的逻辑推理（这也是我读推理小说的根本动力），但我还是想说，奎因的作品即便没有推理即便不当作推理小说我也愿意读，因为我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这（两）位作者。
最后附上个人的十分制评分表，但这也仅能代表这一次重读时的个人感受，等过段时间恐怕又会有所变化，不具备参考价值，仅做留档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