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母亲”的回归：我所知道的苏联/俄罗斯人口问题
今天看朋友圈，澎湃新闻的编辑老师分享了一则新闻：俄罗斯正式恢复了苏联时期“英雄母亲”的荣誉称号和勋章。
这一次不仅是正式恢复了荣誉，而且还重金奖励：养育10个或以上子女的女性，不仅会获得勋章，而且还有100万卢布奖金（约人民币11万元）。
说起来，人口增长停滞，不只是俄罗斯独立30年来始终陪伴的问题，更是自苏联时代以来的“老大难”。
“英雄母亲”这件事，我最早便是听我妈妈提及：苏联时代，一位生了32个孩子的女性，被授予了这一荣誉和勋章。
我不是苏俄史专家，没有在苏联与俄罗斯人口问题上做过专业的调研。只是看到了这篇新闻，有感而发，分享一下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苏俄时期人口问题那些事儿。
1.那个战火纷飞的1944年
苏联正式设立“英雄母亲”荣誉勋章，是1944年7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的法令（相当于中国的国家主席令）。
彼时二战尚未结束，但苏联已经收复了全部国土，并已经向德国本土进攻。本国没有了战火之虞，自然要考虑战后重建的问题。
补充人力，自然是当务之急。
更有甚者，做出决策的苏联领导层可能没有想到，二战不仅给当时的苏联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而且对苏联人口的重创，甚至改变了苏联的国运。
据多方统计，二战期间，苏联累计死亡2700万人，相比于战前的1.9亿人口，损失约七分之一。
（最近正在阅读的乌克兰史《欧洲之门》一书也指出，其中乌克兰累计死亡700万人，损失约16%，略高于苏联整体水平）
更夸张的是，据不同数据的预计，1922年-1923年出生的男性人口，约80%在二战战场上牺牲。
如果算上二战前的大饥荒（约800万人死亡）和大清洗（约70-120万人死亡），苏联折损了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
换言之，卷入二战的这四年，苏联的“15后”至“20后”这一代，尤其是男性人口，几乎损失殆尽。
用一位俄罗斯外教的话说：二战之后，苏联只剩下老弱病残了。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啥1982年至1985年，当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位“05后”和“15前”的一把手去世后，接班的会是30后的戈尔巴乔夫。
同理，在戈尔巴乔夫提携同为30后的叶利钦、“25后”的谢瓦尔德纳泽们进入苏共最高层时，他们顶替掉的，是一个平均年龄75岁的政治局班子（“10后”们）。
而我们熟知的苏斯洛夫、米高扬、柯西金、葛罗米柯等政坛常青树，还是斯大林一手提拔、幸免于战火的中青代干部，他们长年稳居政坛高位，最后几乎伴随着勃总（勋宗）甚至戈尔巴乔夫，走到了苏联的最后十年。
1944年决定以国家力量激励女性生育的苏联，也许预见到非自然性大规模人口损失，正在成为清晰而迫切的危险。
从结果论，这个政策似乎还是来不及，或者不足以抢救苏联的人口危机。苏联所做的，也不只是荣誉激励这一件事儿。
2.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但相信生娃
我去年第一次完整地看完了苏联电影的代表作《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还在读书会上专门分享了这部电影。
影片中的故事时间横跨1958年至1978年，从赫鲁晓夫执政早期发展到勃列日涅夫的执政后期，从多个角度描绘了苏联都市生活的众生相。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影片（而且不止这一部影片）内容的开放程度，尤其是两性方面。
女主角卡佳从17岁开始，经历了婚前两性关系、未婚先孕、单身母亲养女、与已婚男性的婚外情......
另一位女主柳德米拉（“溜达”小姐）更是为了攀上好丈夫，不惜与已婚将军调情的场景，也在电影中出现。
至于那些开放的画面与场景，更是不比同期的“欧风美雨”商业片少。
影片拍摄于1979年，上映于1980年，同期的中国，《庐山恋》刚刚有了接吻镜头，被国内称为当时尺度最大的电影。
更重要的是，电影描述的是1958年至1978年时期的苏联。同一时期，中国处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前的阶段。
要知道，同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完全不可能容忍卡佳、柳德米拉所做的那些事情。更不会允许卡佳这样的人未婚先孕后，单位还允许她一边生娃带娃、一边备考大学、一边工作，还能顺利当上国企厂长，跟国家部委日常开会。
如果卡佳来到同一时期的中国，她大概率会在17岁那年因为违反社会主义的公序良俗，甚至“流氓罪”而入狱，同时社死。
但在苏联，像卡佳这样的情况，国家与社会的反应完全不同。除了影片源于生活讲述的这个故事，另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曾令我惊讶。
我有一位北京的老友，其父亲曾经是某部委（现在是某央企）的俄语翻译。当年在接待一名参与对华援助的苏联专家时，此人指着自己身边看似是夫人的女孩，对着他说：
“给你介绍一下，她不是我妻子，是我的情人！”
刚刚大学毕业，接受了根正苗红社会主义教育的年轻翻译，哪里能想到这种场景，尤其对方来自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
看着这位年轻、单纯的小翻译一脸懵逼的样子，苏联专家笑着对他解释，这样的事情在苏联很常见：因为本人参与援外、配偶要在国内上班，夫妻不得不两地分离，苏联政府容忍（甚至鼓励）这些援外专家带情人出国，按照配偶待遇的标准接待和补贴。
无论是以《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为代表的电影宣传，把各种性开放的画面信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灌输给苏联观众（累计9300万），还是国家默许那些复杂的两性关系，其目的都是一个：
创造一切条件，为国家多生孩子。
与之配套的，便是苏联“从摇篮到坟墓”、国家包办一切的社会主义保障机制，让老百姓免于“生了养不起”的担忧。
总而言之，无论公德私德，对于苏联来说，能多生孩子，就是“首要美德”。
3. “英雄母亲”回归，俄罗斯还生得动吗？
苏联时代的社会福利+宣传引导，是否起到了作用呢？
1989年苏联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总人口约为2.86亿，相比于1939年的1.7亿，增长了约68%。
这与处于人口爆炸时期的中国和全球整体水平（从23亿到52亿），都无法相提并论。即便是和竞争对手美国相比，也显得增长乏力（从1.22亿到2.47亿）。
更有甚者，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结构性增长对比来看，俄白乌这东斯拉夫“三兄弟”增长速度最慢，在苏联总人口中的占比持续走低。
为苏联人口增长提供加速度的，是“伊斯兰六国”：中亚五国+阿塞拜疆。
难怪关于苏联各国分家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如果继续保留联盟，那么斯拉夫人被压到半壁江山以下，指日可待。
其中，俄罗斯的人口从1939年几乎接近1亿大关，到1989年的1.45亿，增速最慢，占比下降最明显。
从那以后，俄罗斯的人口始终在这一水平徘徊，甚至有所下降。
可以说，在主要国家中，俄罗斯的人口难题来得更快、危机更明显。
独立后的俄罗斯为啥人口增长如此乏力？大家常能想到的原因应该有很多，尤其是苏联解体后，“英雄母亲”荣誉取消，90年代的经济与社会动荡，严重挫伤了人口增长的潜力。
但另一方面，俄罗斯社会对母亲这个角色的尊重与支持，始终延续着。直到今天，哪怕没有了苏联时代的“全生命周期国家负责”，但至少未婚单亲母亲抱娃上大学，也并不少见。整个社会对此非常包容。
我不是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专家，也无法通过专业研究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但从我自己过去四次在俄的观察体验来看，一些微观、具象的信息，似乎能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
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见到女性抽烟、男性喝酒的频率，比我在其它国家见到的要高得多；
俄餐的油腻程度，令我招架不住，比如什么汤里都要放奶油，蔬菜稀缺，甜点几乎有一半是糖分构成......我最能接受的，除了清炖的各种肉类外，便是蒸土豆和腌黄瓜（开胃的救星）；
在我工作中结识的几位俄罗斯女孩，除了一个与我同龄，其他人都比我大，但都习惯于享受自我生活，迄今为止，除了其中一位88年出生的姑娘去年终于结婚，其他人至今未婚（虽然都有恋爱对象）；
即便是结婚的姑娘，迄今也没打算生育孩子，她的孪生姐姐是在远嫁基辅后，才有的双胞胎；
......
在婴儿潮、人口大爆炸的时代，受到自然和地理条件束缚，俄罗斯的人口增长便不那么“爆炸”。
等到全世界年轻人观念改变、进入少子化年代，俄罗斯的人口难题只会进一步凸显。
更不要说，二战留下的创伤，似乎至今仍未弥合。
的确，如今俄罗斯陷入了新的经济和民生困境。但又有多少俄罗斯姑娘，愿意为了100万卢布，去先后生下、抚养10个孩子呢？
英雄母亲的勋章，能否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找到它的新主人，还得静观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