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济、张光直、夏鼐的一些唏嘘轶事

前一段看考古书，看出了几段轶事，现在把他们串起来。

最早是在《余英时回忆录》里面写到，张光直在80年代一度给夏鼐写信，说自己以个人身份，而不以美国代表身份来中国考察，他希望能来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他可以放弃哈佛的教职。所谓一个中国考古学家，希望直接参与考古发掘，张光直的心愿完全可以理解。余英时说“这明明是表示希望’国内’接受他是身在’国外’的自家”，但张光直请求遭到夏鼐的拒绝。余英时讽刺说，张光直的一往深情与中共当局的僵化猜忌相比，如同明清小说中的两句话——「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和罗泰在洛杉矶见面，谈的就是这段八卦。

余英时态度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幼年在安徽潜山目睹过自己的表哥被新四军高敬庭部所杀。1949年，余英时1949年考上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父亲当时在香港教书。他1950年回香港探亲，在回北京路上，火车坏在深圳石龙，他突然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依然下车返回香港，后来师从钱穆，然后哈佛深造，再次回国就是1980年代。余英时考试北大那一年，张光直被投入监狱。

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台湾著名作家，新文学领军人物，因为躲避日本殖民，来到北京生活。张光直从小在北京长大。父亲在日本投降后回到台北工作。张光直也回去了。只有大哥张光正留在大陆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光直在北京读书时，受过哥哥的思想影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憎恶社会上的黑暗和腐败。到台湾后，在与同学温景昆的通信中发泄不满，被台湾邮检机关发现，遂以”共党嫌疑”1949年4月6日被捕，一直被关到1950年3月。他在羁押期间完全丧失自由，被蒙过眼，戴过手铐，吃不饱饭，限制大小便，受到严厉追讯。这是台湾著名的四六事件。张光直在回忆录里写到“台大是按名单一个一个抓的，师大没有名单，所以整个宿舍的人全都被捉……凡是台大的学生都相信学校（校长傅斯年）与警备司令部合作，供给他们名单和宿舍地址”。

张光直对夏鼐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还因为老师李济的原因。李济是夏鼐的老师，夏鼐是李济最得意的学生，李济带着夏鼐发掘安阳，推荐夏鼐进入中研院史语所。1948年底，李济被委押运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等的设备、数据、文物至海峡彼岸。夏鼐退居故乡温州后，受到分别来自台湾傅斯年和北京梁思永两方的邀请，最后选择去了北京。他与李济也终生再未谋面。19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夏鼐作为真正管事的常务副所长必须配合政治潮流，清算胡适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其中略微不点名的批判了李济，过于偏于器物繁复的描写。但是这篇文章传到李济那里。李济虽然直接没说过夏鼐什么，但是他回忆录的一件小事看出二人隔阂。

张光直在一篇读书报告中，看到夏鼐的发言相当篇幅涉及与考古学无关的政治宣传，写了一句“夏真是圣之时者”的反语引得了李济勃然大怒：“我不太理解你对夏鼐文章的评论！我不懂你这样的话:’夏是当代的圣人’。我很难找到任何一段话、一句话的内容或这篇科学报告的风格，和作者人格的丝毫关联。就写作而言，一位圣人也可能会写得和罪犯一样坏，或者一样好。我希望你能在下一封信里花点时间把上面那句话解释清楚。”。“夏真是圣之时者”原文为“Hsia is quite a sage of time being”，李光谟认为这句话是出自“孔子，圣之时者也”，是在针对夏鼐发言中顺应时势的政治宣传。李济误将这句看作是张光直对夏鼐人格的赞扬，本能的对“圣人”这一称呼感到抵触，以至于写下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其实夏鼐本人在社科院领导的考古事业一直延续的李济的学术路线。甚至社科院考古所的位置一直都是为李济留着的。1957年，他试图透过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劝说李济归国。李光谟和张光直的哥哥经历相仿。1948年他从上海去台北过寒假，1949年2月又回到上海。陈毅解放上海前期，李济给儿子寄去机票，换来的是儿子革命的回信，决绝的留在了中国。

夏鼐日记中有一段写道：“8月5日星期五，牛兆勋同志明晨偕李光谟同志赴广州，写了一封（致李济的）信给他带去。”夏鼐在这封致李济的信中，引用了一段文学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夏鼐此举或有向党组织表示进步的心理驱使。李光谟回忆说：“这是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千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然而，尽管文字清丽感人，毕竟这是一封劝降书。记得当时尹达读完此信沉默了好一阵，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夏作铭好糊涂！’他把信留下了没让带走。”

2012年，光谟先生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披露了当年发生在拱北海关的秘密见面：

“他们都退出去了，给我们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一位女同志有时会进来看看，照顾照顾我母亲。谈了有一个钟头吧，我父亲多的也不问，他就问问家里的孩子。我就拼命讲他认得的那些人，夏鼐怎么样了，陶孟和怎么样了，还有家里的一些亲戚。我那个时候很穷，按这里给我准备的，穿得好一点。我的情况他大致也都知道，他是希望看见我们全家的人啦。要是他肯留下，当然就见面了，那会儿他们都在北京等着，随时准备去，说要是老先生多待几天就见到了。

后来就吃饭，一餐非常丰盛的饭。那时候还在困难时期，我记得是把我从农场里头抽回来的，我在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呢。出来的时候我还带着老乡的两个玉米，生的，啃着回城的。我不记得那餐饭吃的什么了，但是记得有茅台酒，我多少年没见过了。我父亲也是爱喝酒的人。他喝了两杯，说不错，挺好。后来他们走的时候，我前后左右都是穿便衣的安保人员。事先就跟我说了，千万别过那条线，就是地上划的，用颜色标了一下的边界线。当时我手里拿了一串香蕉，也是多少年没见着的水果了，我看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说你带着路上吃吧。我就想递给她，结果走到边界线了。旁边的人示意，指指那条线。他们过去了，我不能过。”

李济拒绝了回大陆的提议，理由是他认为他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没有好处……牵连台湾的人太多，必然令在台的亲友遭受大不幸……即便参观访问一趟，回去也要冒极大风险……”但他对大家的盛情款待很表感谢，还说到他认为刘照林(尹达)和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

李光谟从此没有见过父亲。但是李济去世后将全部文献和版权留给了李光谟。李光谟到1990年代才来到李济在台北的家。

1979年，夏鼐在写《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时，由于两岸局势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他对于当年的导师李济，便不再持批评的态度，而且不点名地表扬他是“年青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他在得知李济去世后在日记中写下满噙希冀又透出黯然的设问：“不知李在生前曾获见否？”但是夏鼐未给李济撰写任何纪念文字，却又是十分支持别人写李济的事迹的，直到夏鼐去世前两天，他仍在审阅王世民为《国际史学名人辞典》所写的“李济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