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乌合之众》丨不要试图成为那些舆论事件中沾沾自喜的“清醒人”

在x浪上班这几年，经历了很多热搜，有的舆论事件可能真的是瞬间就冲上了热榜，很多的“懂王”会第一时间出来解读，很多事情警察还没调查出一个所以然，大篇幅的犯罪心理解读已经甚嚣尘上，最令人费解的是评论里无数的赞同。

可能作为一个处理过一些政府舆情事件的人，偶尔也会揶揄网友几句，看完《乌合之众》，感觉最可笑的反而是自己，试图成为那些舆论事件中沾沾自喜的“清醒人“，这种片面的睿智尤为可笑。因为在群体的狂欢之中，我们都是“野蛮人”。

“孤立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群体中，他成了本能的人，因此也就成了野蛮人。”

这就要回归到一个常常被提及的话题，你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吗？我是不相信的，我可能比较偏向于人本身善恶并存，在成长的过程中认识自己恶的一面，逐渐改变。但如何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呢？人的暗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所处在一个以善意居多的环境之中，我们会不由自主的跟随，“群体根据不同的处境，可以比个体更好或更坏。一切都取决于群体如何被暗示。”，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身处的环境很糟糕，可能无形之中，我们已经成为了这种糟糕环境的建设者之一。

不要太相信人的理性，我们根本不擅长所谓的理性，更不擅长思考之后再行动，“在人类的发展史中，理性完全是新生事物，还不够完善，无法让我们看到无意识的法则，尤其是无法取代无意识。”，我们擅长什么呢？我们擅长感性，我们擅长第一直觉主导行动。700万年前，一个擅长理性思考的原始人，看到草丛中抖动了起来，不急，判断一下，是狮子吗？不一定。下一秒已经被狮子咬死了。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我们只能尽量意识到这些问题，去规避，但不能无视这种非理性。

前段时间治愈好不少人的二舅，我一直未能完整的看过这个短片，我不敢，我怕看到这种重复又平庸的人生，哪怕我正在经历。我并不喜欢赞美苦难的内容，因为无论以如何的情形去面对苦难，苦难都是苦难。这并不是因为我善良或者别的什么，是因为我怯懦又胆小。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非常愚蠢的，不仅仅是当我们成为群体之后，其实我们优秀品德的含量是掺水的，例如坚韧、例如宽容，都不是的，我们只是比较能忍。越是苦难的人对待苦难越是有一种天然的坚韧，我拒绝赞美这种坚韧。

但是二舅确实是红了，我很理解它红的原因，作者在文案中隐晦的提到的那些关于“特权”、“公平”等等，戳中了大部分人，他后续的翻车也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戳中了大部分人。“群体只懂过于简单和极端的情感，所以，人们向他们暗示的意见、观念和信仰，他们不是全盘接受，就是全盘否定，不是把它们当作绝对真理，就把它们当成绝对的谬误。”

我在阅读的时候还看到了一段非常好笑的话，“有时候，提到一个随便的事实，就可以引出我们一系列奇怪的想法。理性会告诉我们，这些意象是前后不连贯，说不通的，但群体看不到这一点。它的能够变形的想象力在事件上增添东西，也会让它们混淆在一起。它无法将主观因素从客观因素中分离出来，它把在脑海中出现的意象看成是真实的，而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意象与所观察到的事实仅有非常遥远的关联。”真的是深以为然。

其实这本书里包含了大量的作者的个人情感，例如当他谈到关于如今的学校教育体系，“至少十分之九的人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和付出，浪费了他们生命中的好多年，而且是高效率的、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年份：先来算一算那些去参加考试的人中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人，我指的是最后被淘汰的人；然后，在考上的，升级的，获得证书，获得文凭的人中还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二，我指的是疲劳过度的人。人们对他们要求太高，要求他们在某一天，坐在一张椅子上，或者一块黑板前，针对一类学术问题，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成为所有人类知识的活生生的储存库。事实上，这一天，在两小时内，他们确实做到了，或者大致做到了。但是，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做不到了。他们已经无法再度接受考试。他们获得的知识太多了，太沉重了，不断地滑出他们的脑海，而且他们不再接受新的知识。他们的智力不再那么敏锐。善于吸收的汁液已经枯竭。等造就好了的人从学校里出来时，通常，他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他规规矩矩，结婚成家，满足于在圈子里混，而且总是在同一圈子里混，萎缩在他小小的办公室里。他规规矩矩地完成工作，仅限于此。这就是平均的回报。可以肯定的是，收支并不平衡。”

例如他谈到当时的传媒行业“报业近来的发展在人的眼皮底下展示出越来越多的相对立的舆论和意见。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所带来的暗示，很快就被另一个相对立的暗示所摧毁。所以，没有一种意见可以得到普及，所有意见都只能有短暂的存在时间。它们在能够得到足够传播、成为普遍信仰之前，就寿终正寝了”

这些观点都非常有趣，给了我全新的思考视角。包括我曾经对于一些那些有威望的人的仰望，但其实威望的构成简单到可怕，例如财富的威望、例如才华（智力）的威望，这并不能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值得被仰望的人。我也很赞同他所说“如今，面对讨论，面对分析，一切的意见都失去了威望。它的棱角很快就被磨掉，能让我们充满激情的观念很少能够幸存下来。现代人越来越被冷漠麻木所侵蚀。”，我们很少能够平静的坐下来一起探讨，要么是事不关己的冷淡，要么是毫无逻辑的对骂。我们应该在了知自己处于群体之中时的趋同性、平庸性，对于事物简单而又粗暴的极端解读之下，去感受作为生命个体的孤独与完整，冷静与理智。

－－－－－－－－书摘－－－－－－－－

因此，进行重大改革的癖好，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最可怕的，无论这些改革从理论上看是多么地好。除非能够做到马上改变种族的灵魂，改革才会有用。然而，唯有时间才具备这种力量。能够治理人的，是观念、情感和风俗，它们都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东西。制度和法律只是我们灵魂的外在表现，是灵魂的需求的体现。制度与法律产生自灵魂，因此，它们无法改变灵魂。对社会

从文明演变的角度来看，只有实践价值才有重要性。

甚至对于那些伟人的天才想法，我们能够肯定这仅仅是他们的想法吗？当然，它们总是被一个单独的人创想出来的。然而，这些想法得以产生的沃土，由无数的尘土构成，难道不是群体的灵魂让它们得以形成？

在人类的发展史中，理性完全是新生事物，还不够完善，无法让我们看到无意识的法则，尤其是无法取代无意识。在

而且让我们满足于仅仅进行观察。一切从我们的观察中得出的结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我们看得颇为分明的现象的背后，还有许多我们看不清楚的现象。甚至，在它们的后面，也许还有其他现象，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的。

联合使得群体对他们的利益形成了也许并不正确，但却非常明确的想法，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

群权神授”，将取代君权神授。

科学向我们许诺了真理，或至少是我们的智力可以理解的种种相互关联的知识；科学从未向我们许诺和平，也没有许诺幸福。科学高高在上，对我们的情感漠不关心，听不到我们的哀怨。而且，任何东西都无法挽回已被科学驱散的种种幻想。

对群体心理的了解，对一位政治家来说，可以构成他的资源。政治家要想统治群体，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但至少，可以做到不反过来完全被群体所统治。

从纯理论的平等衍生出来的规则，无法引领他们。只有那些在他们的灵魂中产生的印象，才可以诱导他们。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构成群体，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性格，或者他们的智力，是如何的相同或者不同，仅仅因为他们构成了群体，就能让他们仿佛具有了一个集体灵魂。

无意识的现象不仅仅在有机的生命中，而且在智力的运行过程中也起到首要的作用。精神的有意识的生活，与它的无意识生活相比，只代表了非常小的一部分。

异质性淹没在同质性之中。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主导。

由一群卓越但专业不同的人组成的议会为了共同利益而做出的决定，跟一群傻瓜聚集在一起时做出的决定相比，不见得有多么优越。

群体添加的，不是智力，而是平庸。

第一个原因就是，群体中的个体，仅仅由于数量原因，就会感到拥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使他可以释放出那些他一个人的时候肯定会克制的本能。尤其是，群体是匿名的，因此也是不负责任的。一直控制住个体的责任感，会完全消失。所以，他会特别容易放纵自己。

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识的个性占主导，通过暗示，以及情感和思想的传染，所有人朝向同一个方向，一种将暗示的想法立刻付诸实施的趋势，这些就是群体中的个体的主要特征。他已不再是自己，而是一个自动木偶，他的意志已经不再有能力去指挥。

孤立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群体中，他成了本能的人，因此也就成了野蛮人。他。

群体根据不同的处境，可以比个体更好或更坏。一切都取决于群体如何被暗示。

当然，这是有点无意识的英雄主义，但是，历史正因这样一种英雄主义而写就。

无论我们假设群体是多么地中性，它在更多的情况下，都会处于一种期待状态，使得暗示很容易被接受。

有时候，提到一个随便的事实，就可以引出我们一系列奇怪的想法。理性会告诉我们，这些意象是前后不连贯，说不通的，但群体看不到这一点。它的能够变形的想象力在事件上增添东西，也会让它们混淆在一起。它无法将主观因素从客观因素中分离出来，它把在脑海中出现的意象看成是真实的，而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意象与所观察到的事实仅有非常遥远的关联。

构成群体的个体本人的精神品质并不与这一原则相矛盾。个体的精神品质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们聚集成了群体，知识人与无知者变得同样没有观察能力。

一方面，是本身带有心理预期的群体；另一方面，瞭望的水手告诉大家前面出现的是一艘在海上迷失了方向的船只。这一暗示通过传染之力，被所有在场的人，军官或者水手，集体接受了。群体的人数不用太多，就可以摧毁正确观看的能力，让真实的事实被与它们不相关的幻觉所替代。几个个体聚集在一起，就可以是群体，即便他们是些杰出的学者，一旦面对超出他们专业的主题，他们就具备了群体的所有特征。他们每个人本身具有的观察能力和批评精神都会消失。

一旦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它就会成为一个核心，启动某种凝固现象，侵入到整个认知场，让一切批评能力都瘫痪。于是，观察者所看到的，不再是对象本身，而是在他的心理上唤起的形象。

一个群体表现出来的情感，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有双重特点：既过于简单化，又夸张。

一个孤立的个体感受到的一点反感或者不同意，不会有什么加强，但到了群体中的个体那里，马上会变成一种强烈的恨意。

群体情感的暴力性，会因为无须承担责任而得到夸大，尤其是在异质的群体那里。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受到惩罚，尤其是人多势众，法不责众，会使得一个集体做出一个孤立的个体不可能做的行为，拥有孤立的个体不可能有的情感。在群体中，蠢货，无知者，嫉妒者，会摆脱自己的无能感和无力感，而代之以一种粗暴的、暂时的，却强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所夸大的，往往是一些不好的情感。那是作为原始人的本能的遗留物，在孤立的、有责任心的个体那里，会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有所顾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群体很容易做出最可怕的、毫无节制的事情。

当群体被非常有技巧地暗示之后，可以做出英雄行为和忠诚的行为。他们会比孤立的个体更英勇，更忠诚。

由于群体只会受到一些极端的情感的影响，一位想要诱惑他们的演说家就需要动用最激烈的、断然的措辞。夸张、断言、重复，永不试图运用理性去证明什么，这就是在民众集会时，演说家们最擅长使用的伎俩。

群体只懂过于简单和极端的情感，所以，人们向他们暗示的意见、观念和信仰，他们不是全盘接受，就是全盘否定，不是把它们当作绝对真理，就把它们当成绝对的谬误。

但是，这些制度的本质代表着种族遗传下来的需求，所以，最终，群体还是会回到这些制度。他们不断地变化，仅仅体现在一些肤浅表面的事情上。事实上，他们有着去不掉的保守本能，就像所有原始人一样，对于传统有着恋物癖一般的尊重，对于能够真正改变他们存在方式的新生事物有着潜意识的恐惧。

仅仅因为残暴的破坏本能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最深处沉睡着的原始时代的遗留物。

人们尤其会去影响群体中的个体，唤醒他的荣耀、荣誉、宗教和祖国的情感。

因此，平时经常受到低级本能驱使的群体，有时也可以做出具有崇高道德性的行为。如果说，因一种虚幻或者真实的理想而无私，而忍让，而绝对忠诚，算得上是道德品质，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有时会在最睿智的哲学家也没能达到过的高度上。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没有观念的等级之分，也就是说，没有观念的高低贵贱之分。只要一种观念为群体所理解，能够感动群体，那么，它就已经被剥去了几乎所有的高度和伟大。

观念尽管已经为了让群体理解而经受改变，但它们只有在进入了无意识，并成为一种情感的时候，才开始起作用。。

集体逻辑的特点就是：将并不相似的、只有表面关系的东西联想起来，将所有的个案马上普遍化。

有些观点轻易就具备了普遍性，主要就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形成建立在他们自己的推理之上的观点。

群体进行再现的想象能力，可以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在历史上，表面的东西，一直都比事实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非真实总是主导着真实。

因此，并非事实本身震撼群体的想象力，而是群体如何在脑海里再现这些事实。这些事实必须通过某种“浓缩加工”的机制—假如我可以用这样一个说法的话—制造出一个吸引人的意象，填满人的脑袋，挥之不去。掌握了震撼群体想象力之道，便是掌握了统治之道。

罗马帝国并非通过武力来维持统治，而是通过它唤起的宗教崇拜。

对于群体来说，要么成为神，要么什么也不是。

忽一日，他被理性之光照亮，于是毁掉了他的小礼拜堂中所有装饰祭坛的神灵和圣人的画像，吹灭了所有的蜡烛。他一分钟的时间也不浪费，马上用几本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来换掉被毁掉的画像，然后再虔诚地点燃蜡烛。他的宗教信仰的对象改变了，但是，他的宗教情感，我们真的可以说也改变了吗？

种族意味着整体的祖先传承。

一个民族，是由过去创造出来的有机体。与所有的有机体一样，它只能够通过遗传因素的缓慢积累，才可以自我改变。

自从人类存在以来，人所从事的两大工作就是，先创造出一个自成一体的传统，然后，当这些传统不再有益处之后，将它们毁掉。没有稳定的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缓慢的消灭，就没有进步。

传统思想最顽固的保守者，最固执地与变化相对立的，恰恰是群体，尤其是群体中的一个种类，即形成等级集团的人。

非常容易地摧毁庙宇和宫殿。在我们的灵魂中占统治地位的看不见的主人，才是任何努力都无法摧毁的。

通过时间，信仰获得力量，同样，由于时间，信仰失去力量。

观念是过去之女，未来之母，总是时间之奴。

一个民族根本不具备真正改变它的制度的力量。它当然可以通过激烈的革命，改变制度的叫法，但其本质是不变的。

不能到制度中去找能够对群体的灵魂产生深刻作用的手段。

民众始终是被自己的性格来治理，所有那些不是被这一性格私密地塑造出来的制度，都只代表一种借来的外衣，一种过渡性的假扮。

试图掌握制度的主动权，其实就是在追逐一种幻觉。

年轻学子只知道将书本背诵得滚瓜烂熟，从不培养其判断能力和主动性。在教学上，主要依靠背书和服从。

让接受了此类教育的人从此对他的出身环境产生一种强烈的厌恶，以及一种走出原来环境的强烈欲求。工人不再愿意继续做工人。农民不愿再做农民。

“思想只有在自然、正常的环境中才会形成。能够让思想的萌芽产生的，是无数的感觉印象，年轻人在作坊、矿场、法庭、研究场所、工地、医院，在各种工具、材质和演示的环境中，获得这些印象。顾客、工人在场，看到工作场景，看到工作的结果是好是坏，是花费巨大的，还是赢利的：正是通过眼睛、耳朵、手，甚至通过嗅觉的细小的、特殊的感知，它们都是无意中收集到的，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的，在他身上组织起来，或早或晚地在他身上暗示出一种新的组合，一种简化，一种结构，一种完善，或者发明。年轻的法国人如今得不到这些珍贵的接触，得不到这些可以吸收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且正好是在最善于吸收的年龄：在长达七到八年的时间当中，他被关在一个学校里，远离直接的、个体的经验，而正是这样的经验，才可以给他事物和人的准确而生动的概念，教会他处理事务的不同方式。

“至少十分之九的人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和付出，浪费了他们生命中的好多年，而且是高效率的、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年份：先来算一算那些去参加考试的人中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人，我指的是最后被淘汰的人；然后，在考上的，升级的，获得证书，获得文凭的人中还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二，我指的是疲劳过度的人。人们对他们要求太高，要求他们在某一天，坐在一张椅子上，或者一块黑板前，针对一类学术问题，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成为所有人类知识的活生生的储存库。事实上，这一天，在两小时内，他们确实做到了，或者大致做到了。但是，一个月之后，他们就做不到了。他们已经无法再度接受考试。他们获得的知识太多了，太沉重了，不断地滑出他们的脑海，而且他们不再接受新的知识。他们的智力不再那么敏锐。善于吸收的汁液已经枯竭。等造就好了的人从学校里出来时，通常，他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他规规矩矩，结婚成家，满足于在圈子里混，而且总是在同一圈子里混，萎缩在他小小的办公室里。他规规矩矩地完成工作，仅限于此。这就是平均的回报。可以肯定的是，收支并不平衡。在英国或者美国，或者在 1798年前的法国，人们采取的是相反的办法，获得的回报相等于支出，或者高于支出。。

假如物质和资本都允许的话，他就不仅仅成了一个有用的实践者，而且是一个有自己的创业能力的人，他不仅仅是齿轮，而且还是发动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孩童、少年、青年，人们坐在板凳上通过书本学习理论知识和教科书知识，时间加长了，在量上超负荷了，目的就是考试，升级，拿到学位和证书，而且仅仅是为了这些，而且是通过最糟糕的手段，通过实施一种反自然、反社会的体制，通过人工的训练，机械的灌输，通过加重负担，无视之后需要的时间，成年时代，以及一个完成学业的人将要从事的费力的事务，完全无视之后这一年轻人将要坠入的真实世界，需要让他适应或者让他事先就屈服的周边世界，以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他如想捍卫自我，或者保持挺立，就必须事先有所锻炼，有所准备，有足够的弹药，足够坚强。这一必备的装备，这一比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的学习内容，这种坚强的意志和精神，我们的学校都不提供给他。一切都是相反的。不仅不为他提供准备，反而让他面对接下来的决定性环境毫无准备，无力还击。由此，他进入世界，以及他在实际的行动场所走的头几步，在最经常的情况下，只是一系列痛苦的沉沦；他因此而身心受到摧残，很长时间内沮丧，有时候长期残废。这是一种粗暴而危险的考验：道德与精神的平衡遭到破坏，甚至有不再能够重建的危险；幻灭出现，太粗暴，太彻底。失望过于强烈，厄运显得太强。”

敏锐的托克维尔指出，督政府和帝国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用一些新词，去装扮过去的大部分制度，也就是说，把一些在人们的想象中能唤起极其糟糕的意象的词，用其他一些词去替代，这些词语足够新，可以不唤起类似意象。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扶助金变成了间接贡献和权利混合税，行业管理税变成了营业税，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对于那些总是对理想产生饥渴的人来说，科学已经不够用了，因为科学不敢许诺太多，又不会撒太多的谎。

18世纪的哲学家们致力于摧毁我们的父辈在好几个世纪里赖以生存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摧毁了这些东西的同时，他们也让希望和顺从的源头变得枯竭。在这些被送进了坟墓的幻想后面，他们看到的，是自然的盲目力量，这种力量让弱者无力抗拒，且不知怜悯为何物。

为了战胜群体，首先必须意识到他们是被什么样子的情感所驱动的，然后假装认同这些情感，再通过最基本的联想手段，唤起一些暗示的意象，试着去改变这些情感。知道在需要的时候，回到原点，尤其是每一刻都要猜测产生了什么新的情感。这种在说话的时候根据所产生的效果而及时改变语言的必要性，使得一切精心准备、研究详尽的讲话变得毫无用处。一个顺着自己的思路走，而非顺着听众的思路走的演说家，仅仅因为这一点，就会没有任何影响力。

我们还是把理性还给哲学家们，不要在治理人的事务中，让理性介入太多。

一旦一定数量的生灵聚集到了一起，无论是一群动物，还是一群人，都会本能地把自己放置到一个领袖的威权之下，也就是服从一个领袖。

最经常的情况下，领袖并非思想家，而是行动家。他们并不很明智，而且不能太明智，因为明智一般会导致怀疑和不行动。

信念的强度，给了他们的话语一种强大的暗示能力。大众总是会去听那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个体聚集成群体，失去一切意志，就会本能地听从一个具有意志的人。

在人类所拥有的所有力量中，信念一直都是最伟大的之一。

在每个社会圈子里，从最高的到最低的，一旦人不再孤立，他就马上需要接受一个领袖的法则。大部分的个体，尤其是普通民众，在他们的专业之外，不具备任何逻辑清晰的思想，没有能力自我引导。领袖就成了他的向导。

领袖的权威是非常独裁的，而且之所以能够让人接受，就是因为这种独裁。

当需要在群体的头脑中慢慢灌输一些思想和信仰—比方说现代社会思想—领袖们的方法就各有不同了。他们主要借助以下三种手段：断言、重复、传染。影响过程是比较缓慢的，但效果却是持久的。简单、纯粹的断言，摆脱一切的逻辑推理和证据，是让一种观念渗透群体脑海的有效手段。断言越简洁，越没有论证和证据，就越有威信。

然而，断言要想产生真正的影响，就需要不断被重复，重复得越多越好，一直都用同样的说法。拿破仑说过，只存在一个真正的修辞手法，那就是重复。被断言了的事，通过重复，可以完全渗透到人的精神中，以至于被作为一个已经被证明了的真理而接受。

“跟动物一样，人天性喜欢模仿。模仿成为人的一种需求，条件当然是这一模仿必须是很容易的。时尚的影响就产生于这一需求。无论是舆论、思想、文学活动，或者简单的服装，有多少人敢于挣脱模仿的控制？引导群体的，不是逻辑论证，而是榜样。在每一个时代，少数个体以他们的行动成为无意识的民众的模仿对象。然而，这些个体同样不能太超凡脱俗，否则的话，就太难进行模仿了，他们的影响就化为乌有。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一些过于超越时代的人，基本上对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差距太大了。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欧洲人尽管在文明上有诸多领先处，对东方民族的影响却微不足道。

传染在民众阶层起到了作用之后，会上升到社会的高级阶层。

群体的信仰，总是或多或少衍生于一些高级的观念，而这些高级的观念在它们产生的环境中，却一直都不产生影响。这些高级的观念，被为其迷惑了的领袖们及时抓住、改造，创造出一个小派别，再对它进行改造，然后这些观念以其越来越扭曲变形的形式，在群体中流传。

经过断言、重复和传染之后得到传播的意见，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能量，是因为它们最终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力量，这就是威望。

威望的特点，就是阻止人们如实地去看一样东西，就是让我们的判断力瘫痪。

个人的威望。与人为的或者被赋予的威望不同，它构成了一种独立于任何头衔、任何威权的能力。极少数拥有它的人，对周边的人能产生一种真正的磁场般的吸引力，包括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人。人们服从于他们，就像凶猛的野兽服从于驯服者，其实，它们很容易就可以吞吃掉驯服者。

如前所述，不少元素可以成为威望得以产生的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就是成功。一个成功人士，一个被人接受的想法，当即就变得不容置疑。

人们从此会把坠落下来的人看作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

因为失败而带走的威望，会突然消亡。通过人们进行的讨论，也可以让威望渐渐失去，但这要缓慢得多。但是，这一方法具有非常肯定的效果。威望一旦能够被讨论，就已经不再是威望。那些长期保持威望的人，从不容忍讨论。要想让群体敬仰，一定要能与他们保持距离。

让一个被他的同时代人引以为荣的老人，不得不穿上苦役犯人的囚衣，从而让整个世纪都因此而变得卑鄙、低下。

群体的力量不断壮大，越来越找不到可以与他们抗衡的东西，他们在思想、意见上的可变性可以进一步自由地表现出来。

第三个原因是报业近来的发展在人的眼皮底下展示出越来越多的相对立的舆论和意见。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所带来的暗示，很快就被另一个相对立的暗示所摧毁。所以，没有一种意见可以得到普及，所有意见都只能有短暂的存在时间。它们在能够得到足够传播、成为普遍信仰之前，就寿终正寝了。

以前—而且这个以前可以说是近在眼前—政府的行为，一些作家的影响，以及一小部分报刊的影响，构成了舆论真正的调节者。今天，作家们已经失去了任何影响，报刊只能去反映舆论。至于政治家们，他们早已不再引导舆论，而是追随舆论。他们对舆论的害怕，有时甚至已经到了一种恐惧的地步，使他们的行为没有了任何固定性。

群体的舆论越来越成为政治的最高调节者。

今天，有哪一家报纸足够富裕，可以让它的编撰者有自己的意见？

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切信念的彻底粉碎，以及群体和个体与日俱增的无动于衷，只要那些事不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一些理论的问题，比方说社会主义，只有在一些没有知识的阶层里，才能找到真正能被它们说服的捍卫者：比方说煤矿或者工厂里的工人。小资产阶级，略微受过教育的工人，都已经变得持过于怀疑的态度。

如今，面对讨论，面对分析，一切的意见都失去了威望。它的棱角很快就被磨掉，能让我们充满激情的观念很少能够幸存下来。现代人越来越被冷漠麻木所侵蚀。

假如有一种舆论可以拥有足够的威望而让所有人接受，那么，它很快就会具有一种独裁的力量，一切都只能在它面前折腰。

群体的罪行一般源于强大的暗示，之后，所有参与的人都会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种职责。普通的犯罪行为则完全不是这样的。

一个好律师所做的，就是要对陪审团成员的情感施加影响，与面对所有的群体时一样，少用逻辑推理，或者只使用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手段。

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讲话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需要根据当时产生的印象，不断地改变所用的措辞。

演说家无须改变所有陪审团成员的意见，仅需争取那些能够决定普遍意见的领头人。。

我们必须指出，这种由陪审团成员本能做出的对社会有害和对社会相对无害的罪行的区分，并不缺乏正确性。犯罪方面的法律，当然是要去保护社会，而不是替社会报仇。然而，在我们的法典中，尤其是在我们的法官的脑子里，依然弥漫着古老的原始法律的复仇精神。每天，人们还都在使用复仇行为这个词（源于复仇一词）。许多法官都拒绝去实施很好的贝朗热法令，也就是只在被告再次犯罪的情况下，才去惩罚他。这一点证明了法官的倾向。其实，任何一个法官都无法否认，因为这是被统计学所证明了的，对初犯的惩治，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再犯。法官们如果放掉了一名罪犯，就会觉得社会没有实施报复。他们宁愿去制造一个危险的再犯者，也不愿意不去替社会报仇。

候选人需要具备的首要品质是威望。假如没有个人威望，那就只能由财富的威望来取代。才华，甚至天才，都不是成功的元素。

最主要的是候选人必须具备威望，从而可以让人不经讨论地接受。主要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选民，之所以很少会去选出他们自己阶层的人去代表他们，就是因为从他们当中出来的人，在他们眼中没有任何威望。

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类文明就是由一小批高级精英构建起来的，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尖。

因为思想一旦转化为教条，会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托克维尔非常正确地说：“在一个平等的时代，人们对于别人产生不出信仰，因为他们彼此相似；但是，正是这样一种相似，使得他们对于公众的判断，带有一种几乎无限的信任。因为他们无法不相信，既然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的见识，真理一定是在多数人那里的。

在群体中，人们都会趋同，在一些普遍问题上，四十个院士的集体意见，并不比四十个担水的挑夫的集体意见更高明。

在议会中，我们可以找到群体的普遍特征：思想的过于简单化，易受刺激，容易接受暗示，感情的夸张，领袖的巨大影响。但是，由于他们的特殊构成，议会群体还是表现出一些不同。我们会在后面提到。

在每一个政党那里，都可以找到一种倾向，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抽象原则，通过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普遍法则，去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然，每一个政党的原则是不同的，仅仅因为个体形成了群体，他们总是会夸大这些原则的价值，将它们推至最终的后果。因此，议会代表的，主要是极端的意见。

领袖的必要性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以团体的首领的名义，他们分布在整个国家。他们是集会的真正君主，群体中的人不能没有主人，因此，一个议会的投票，往往只代表了一小部分人的意见。

人们�? 1848年向拉马丁致敬， 1871年向梯也尔致敬，那是因为当时有一种最重要的、最紧迫的利害关系。一旦危险过去了，人们就既不再感恩，也不再害怕。。

我们也没必要过于恨这位领袖。很明显，他让我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但是，他的影响，一大部分来自他时刻追随公众的意见，而当时的公众意见在殖民地问题上，跟现在的舆论大不一样。一个领袖很少能够超前于公众的意见，他更多的只是采纳它们的过错。

智力能够让人宽容。

在一个议会中，一次演说的成功，几乎只取决于演说者的威望，而非他提出的理性理由。

约束性的法律和规则的不断创立，让生活中最细小的行为都蒙上了最为复杂的形式程序，其致命的后果，是渐渐缩小公民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的空间。人们成为一种幻觉的牺牲品，以为法律越多，平等和自由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保证，结果是每天都在接受越来越沉重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