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徐国唐

在这个世界上把我当孙子的人不多,我的爷爷徐国唐算一个。 爷爷身份证上显示1930年圣诞节当天出生,2008年去世,摩羯座,人蛮好。 为什么我在出生年份上加一个身份证呢?因为奶奶走了,前段时间住在爷爷隔壁的homie也安详的睡了过去,证明他出生年份的人可能已经没了,我坐在爸爸的床边问爸爸,爷爷到底是几几年出生的?

爸爸翻出了爷爷以前的工作手册,上面由他记录全家出生年月日。 如你所见,他真实但不合法的出生时间是1928年,但我想,身份证象征着法律与威严,我需要严谨一点。

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很多的看法是人有两段死亡,第一段是心灵死去,第二段是肉体死去。 这样的描述在我看来有点矫情,我觉得人同样有两段死亡,第一段是肉体死去,第二段是活着的人把你给忘了。 这个时候,容许我上升一下价值观,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判断出来,我爷爷其实还没死透,因为还有人想着他。 有关爷爷的青春经历什么,已经没人记得了,我只听说爷爷有个妹妹,在爷爷十几岁的时候,她生了一场重病,爷爷背着她,翻了一座山去找医生,捡回了一条命。 当时的爷爷的登山装备不是始祖鸟,而是一双草编的鞋子,我和你们一样,说起草编的鞋子,总会想起语文课文里的一篇名作,叫《朱德的扁担》,当时朱德就是穿着这样的草鞋担东西的。 由于耐克和阿迪达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糟粕还没有入侵中国市场,我爷爷穿的鞋子与朱德是同款,所以,爷爷与朱德是一档的。 这个阿婆,后来嫁到了水心,爷爷有好几个姐妹,为了区分,我通常叫这个阿婆水心阿婆。 水心阿婆与我去年见过一次面,她拉着我手,用自己的另一手再搭上去,说了句:麦,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衣服要多穿。 走的时候,我将她送到电梯里,站在外面,她在电梯里手缓慢地往外挥着说,你快回去吧,快回去吧。电梯门旋即关闭,我忽然略显伤感,有一种特别不吉利的感觉,就是我都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见到她了。

很长一段时间,爷爷都是村里的书记,但与现在的情况略有不同,爷爷做书记的时候非常穷。 我问爸爸,爷爷当时有没有什么光辉时刻,或者创业赚到了大钱什么的。 爸爸思考了片刻,说,没有。 他说爷爷做过民兵队长,当时可以配枪,曾经一起打过日本人,有个爷爷战友和他一起去山里战斗,就失踪了,但爷爷回来了,虽然他身高不高,但挺威武的。 我脑海中,短暂的闪现出杰森斯坦森的脸,然后摇摇头,觉得有失偏颇。 之后日子太平了,就成了农民和村书记。 一次上级领导过来征收粮食,就是由爷爷接待的,但是家里没有像样的饭菜也没钱,爷爷去村隔壁的一个饭店买了几样菜。 那菜都用小碟子装着,相当紧致,爸爸当时还小,跟爷爷说,为什么不多买点,只买了他一个人的分量,反正可以报销。 爷爷说,滚一边去。

后来附近开了冶炼厂,一批有污染的废水没地方处理,找到了我们村,村里很多领导都答应了,唯独爷爷没有答应。 他认为,这些东西是会污染环境的,有剧毒。 冶炼厂的人说,别人都答应了,你答应下来给你儿子安排工作。 爷爷还是拒绝,作为村里当时的第一把交椅,他把这个项目给否了。 不知道当时答应下来的人有没有油水,总之我爸的油水没了。 这片处理下来的工业废水后来倒到隔壁村的山上,水流下来,引到稻田,很多田里的庄稼都废了,过了很多年,才得以解决。 这件事不久的1984年,爷爷就迎来了退休,卸下官衔,当了彻彻底底的农民。 在当打之年,没人知道他退休的原因,兴许是他意识到村书记就是自己政治生涯的天花板,知道了自己的天赋有限。 我问爸爸,难道爷爷做了一辈子书记就没任何好处吗? 爸爸说有的,村里有时候有一些杂技团或者魔术团过来,在庙里的舞台演出,会给爷爷几张票,唯一的油水,没了。
改革开放几年,村里的人都蠢蠢欲动,改革开放对于我爷爷这样的人毫无影响,但却是为我姨夫量身定做的。 姨夫去了趟上海,那时候规定每个人去上海,买烟限购,但我姨夫带了几十条回来,被逮到了。 查起来,据说如果家里有酒席,可以从宽处理,就去问了老书记。 就像当年否了冶炼厂的废料一样,他直接告诉来调查的领导说我姨夫家近期没摆酒,末了还分析了一遍,他可能是投机倒把。 他的正直和愚蠢,导致了我的姨夫败走上海滩。 好在姨夫后来成了千万富翁,这件事也成了一件笑谈。

爸爸在之后高中毕业,因为属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他有两个工作选择,要么去远处的一个县当老师,要么去隔壁村的厂里做会计。 爷爷理性分析了一波,厂的收益大,还离家近,就让爸爸去厂里当了会计。 那个厂叫做瓯海耐火器材总厂,也就是烧陶瓷的厂,不久后,就因为收益小倒闭了。 这个厂里有个暴躁的老领导,后来成了我爸爸的老丈人,我爸爸也因此在这里认识了我的妈妈。 人生的轨迹就是这么奇妙,我爸爸没有收获前途,却收获了爱情,爷爷分析来分析去,也没分析到这一步。

现在我们让爸爸的口述退下来,轮到我出场。 爷爷在我有记忆以来,就有三大爱好,抽红双喜烟,喝自己烧的酒,以及打牌九,赢了牌九,就多买一包烟,输了牌九,就少抽几根。 老家有一个铁门,铁门进去有个院子,院子的墙用石头堆砌,上面布满了青苔,爷爷常坐在这样的青苔下面吸烟。 烟蒂落下,青苔缓缓长出,爷爷就慢慢痛快地老去了。 因为是老书记,爷爷晚年还能每月拿到几百块退休金,之后不知道是牌九运气不好,还是响应号召,他当起了村里的护林员。 戴着一个红袖套,拿着一个塑料喇叭,守在山上,防止别人砍伐树木,也要巡山防止森林火灾。 夏天的时候,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冬天的时候,他会戴着一个黑色的棉帽。

中午回来,他会用自己御用的搪瓷茶杯大口大口地喝茶,大口到让所有一套套的茶艺师瞠目结舌,茶杯边上是一个电话,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大概写了五六个爷爷可能要联系的人的电话号码。 他在纸上歪歪扭扭的写了一个繁体的话字,我当时问爷爷,我说为什么你的电话,偏旁是言,你是不是写错了。 爷爷说,打电话打电话,就是用舌头说语言啊。 如果我的为人足够狗腿,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加一句,我的爷爷前半生,维护了官场的廉洁,后半生,捍卫了环境的绿色。 可惜美中不足的是,爷爷在做护林员巡山的时候,被马蜂咬了好几口,最后严重发烧,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因果关系,后来爷爷就得了败血症,一代硬汉,不再护林。 爷爷当时还会偷偷地喝一点白酒,用那种大瓶装的雪碧塑料瓶装着,偶尔还会抽一两口香烟,仍旧是红双喜。 之后他不小心走路滑到,摔到地上,哎哟哎哟的叫,我和姐姐年纪还小,爸妈在外面,我们将他扶起来。 自那以后,爷爷就躺在床上,家里也不再出现香烟,我和爸爸也不抽香烟,从此我们徐家就断了“香火”。 后来上面下下达了命令,严禁私藏枪支,爸爸想起爷爷当时还叮嘱过自己的枪藏在老家后院的地下,就将它挖了出来,那把枪已经严重生锈,别说发射子弹,就连拿过来敲你的脑袋,可能枪都会像曲奇饼干一样散掉。 作为良好村民,爸爸将这把爷爷的装备上缴给了政府,连同他曾经战斗过的时光。
爷爷去世的那天特别寒冷,我穿着一件大羽绒服,哭得撕心裂肺,所有真的要哭的和假的要哭的人都哭完了,我还坐在那里哭,路过的亲戚看到我说,这孙子真孝顺。 阿姨拍拍我,让我差不多得了,再哭下去就有演的嫌疑了。 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爷爷常坐的一张黑色沙发上已经有一个大口子,当时不知道哪一位好奇宝宝伸手进去探了一下,本想说这么大的洞,沙发也可以处理了,结果掏出了一叠钞票。 那是第三套人民币,有一块的也有十块钱,钞票上一群意气奋发的人,露着充满希望的微笑。 众人面面相觑,搞不清楚这笔钱是哪来的,我有了一个浪漫的猜想,是不是爷爷每天赢了钱会这样攒起来,忽然有一天就把这事给忘了。 之后过去了几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爷爷住的地方拉起了一个宣传标语,写着一个人都不能少,我忽然意识到爷爷作为退休村书记,因为去世,以前每个月的几百块钱已经没了。 看着被风吹的猎猎作响的横幅,看到那句一个都不能少,我忽然想到,去世的时候人要办一张死亡证明,然后从村里的居民里划出去。 我们村,也彻底失去了这位老书记。

写到这里,有关爷爷的故事就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按理说,我应该来一句继往开来的话,比如我们活着的人,要为死去的人更努力的活着。 不过我觉得这句话意义不是特别大,爷爷的人生非常的平凡,也不可能治好你的高血压和前列腺炎,他就是普罗大众的一员,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并稀里糊涂的活了一生。 我这么做的原因,无非就是想记录一下自己的长辈,仅此而已。 如果一定要上价值,无非就是顺便告诉这个世界,有些人一直追求原则,没有突破自我还得罪了一些人,但以我爷爷为代表的的这些人,在历史的进程里是渺小而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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