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民深层倾向的反映 ［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著 李恒基 译

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他艺术表现手段更直接地反映那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原因有二：

首先，影片从来不是个人产品。俄罗斯导演普多夫金早已阐明电影生产的集体性质，并把它等同于工业生产。“技术指导倘若手下设有工长和工人便会一事无成。但是，工长和工人倘若只顾机械地单干，那么他们的努力即使合在一起，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只有像作业班那样协同工作，每一项任务，甚至最微不足道的任务，才能被整个工程纳入总体任务，在整个工程中占一席之地。”德国的几位主要导演，不仅赞同这一观点，而且付诸实践。我曾在法国茹安维尔摄影棚观看派伯斯特拍电影。我注意到：凡有关布景和照明等问题，他一概不加讨论地采纳技师们的意见。他对我说：他认为那些意见具有根本的价值。由于电影生产中每一环节都与其他环节有关，都与其他环节所追求的目标一致，所以摄制组的工作力求排除一切独断的技术决策、一切独行其是的行为，以利于共同的目标。

其次，影片是面向大众的，要让大众喜欢。可以设想，影片（或者至少影片的主题）应该具有一定的群众性，以适应广大观众的漫散的需求。有人曾注意到：有些好莱坞影片并没有迎合群众的某一确切的需求，但它们很上座。根据这种说法，好莱坞生产的影片绝大多数是愚弄那些缺乏主见、轻信广告的观众的，让他们误入歧途。不过，过分夸大好莱坞及其娱乐机器对现实的歪曲，也不见得合适。一切旨在操纵群众的手段都有赖于其使用的工具的内质，甚至纯粹为宣传目的而拍摄的纳粹战争片，也反映出无法臆造的某些民族特征，更何况出自一个自由生产的社会的影片呢。好莱坞不能无视观众的自发的决定。一部影片倘若普遍不受欢迎，这种不满便由票房收入的下降表现出来。同利润观念密不可分的电影工业就不得不尽量使自己的产品符合某种精神气氛。无疑，美国观众接受好莱坞塞给他们的东西，但，从长远观点看，决定好莱坞生产性质的，是观众的愿望。

电影并不既反映明确的信仰又反映某些心理素质，后者是埋在集体意识深层的；是潜在的，多少属于反省意识范畴。当然，通俗刊物，通俗广播节目，畅销书，广告，流行的口头禅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层，也为我们提供可贵的资料，使我们认识自己的主要心态以及从潜意识中流露出来的倾向。但是，银幕超越了这些表现力的源泉。

电影通过摄影机的运作，通过剪接等多种特殊手段，有可能、也有责任探索整个可见的世界，这就导致被欧文•潘诺夫斯基在一次值得载入史册的演讲中称为“空间活跃化”的结果：“从审美心理而言，观众始终处于运动之中，他的眼睛与摄影机镜头认同，随着摄影机不断地改变距离和方向，观众在电影院的座位虽然也是固定的，但只是肉体上的固定；呈现在他眼前的空间因而也动起来，不仅空间幅度在变化，空间本身也在移动旋转，消融，或重构。”故事片和纪录片在征服空间的同时，巧妙地抓住了影片所反射的那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广阔的群众场面，人体或静物稍纵即逝的线条，一系列被遗忘的细节。说到这里，银幕显然特别偏爱那些被遗忘或通常为人们所忽略的一切。“特写”是最早出现的电影技法，甚至在电影诞生之初就有了，而且至今仍继续证明它对电影发展史的重要性。埃立克•冯•斯特劳亨在一次答采访者问的时候，说过：“我一拍电影，就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力求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缺，甚至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我都要设法表现得一览无遗。”电影似乎以此来履行自诞生之初就负有的职责：即兴捕捉最琐细的细节。

内在的生命，通过不同的元素或元素的组合，特别是通过儿乎不被察觉的表面现象，得到外现，这就是画面构思的精髓。电影通过可见世界（日常情景或虚构世界），让我们感受到隐藏在思想中的动机。霍拉斯•M•凯林曾强调过无声影片中“特写”的揭示功能：“细小的动作，例如手指的机械活动，手部肌肉的牵动，手帕落下，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被心不在焉地拨弄，一只脚被绊了一下，失掉平衡，握住什么器具的把柄，等等，都变成了人类关系的一种秘密动力的可见的象形文字……”所以，影片之所以有表现力，皆因为这样的“象形文字”给故事的实证更增添实证。至于这种“人类关系的秘密动力”，既可在故事中感到，又能在影片的视觉语言中感到，它多少表现了影片生产国的精神特征。

最忠实于观众期待的影片总是最上座的影片，这是天经地义引自的。但是，一部上座的影片，也有可能只满足许多需求中的一种需求，因此，仅以上座与否判定影片性质尚不确切。芭芭拉•德明在一篇论述国会图书馆如何选择典藏影片的文章中，恰恰探讨了这个问题：“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知道哪些影片最具群众性，那么人们多半会发现，仅以上座与否作为保存影片的标准，结果保存下来的只是一种梦，甚至总是同一个梦……别的梦就会遗漏，因为，它们没有机会在最受观众赏识的影片中出现，而只出现在许多不怎么上座、不怎么受欢迎的影片中。”重要的不是一部影片的票房收入统计数，而是画面主题和叙事主题的群众性。这些主题在千变万化中使影片成为内在的驱动力的可见的投影。它们一旦既在受欢迎的作品又在被忽略的作品中，既在高级片又在巨片中得到表演，它们的信服力显然就更具征兆性……

我们所说的一个国家的精神，并不是指一种确切的民族气质，而只是确认某国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集体心态和集体倾向。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普遍存在什么忧虑和什么希望，这就是值得一提的典型问题，因为范围是限定的，而且分析那个一定时期的影片，可以得到满意的回答。换句话说，并不是要制作一张民族气质示意图，这显然超出历史范畴，而只是探讨某个民族在其发展史的某一特定时期的心理动机。世界各大国不乏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或文化史的论著。我这里还想增加一种史：心理史。

不用说，一个电影主题总可能只述及某一国家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必过于谨小慎微，以致看不到普遍倾向的存在；这应该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共同传统和社会各阶层的互相渗透，在社会集体生活的内部，产生统一化的影响。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社会各阶层都浸透了资产阶级情调，它一方面同左派的政治追求争夺市场，另一方面又填补了贵族阶级留下的空白。所以，才有德国电影的热潮：它是一种在资产阶级意识中扎根的电影。男演员汉斯•阿尔贝斯在银幕上扮演了各种角色，无不充分体现资产阶级的痴心妄想。他的成就叩动了工人观众们的心扉。在影片《穿制服的姑娘们》中，我们看到他的照片已成为贵族妇女们的名副其实的崇拜物。

科学的传统却要求民族性格是动机链的“果”，而不是它的“因”；是地理、历史条件或社会经济条件衍生出的“果”。另一方面，由于我们都是人类，同样的外部因素在任何地域都预示同样的心理反应。1924-1929年间流行于德国的精神委靡症并非德意志的固有病症。也许不难证明，类似的状况在别国也可能产生（或曾产生过）同样的现象。这种对外部事实的精神屈从，同持有这种态度的傲慢情绪并不矛盾。因为结果在任何时候都能转化为自发的原因。尽管心理倾向具有后来的性质，但它往往只遵循自己的规则，不大随外在事件的变化而变化，不大去适应历史演化的基本机制。没有哪个国家在其历史进程中不产生某些比起因更长久的心理倾向，并以其自身运动，造成一系列改头换面的转化。所以不能把这些心理倾向仅仅说成与哪个历史时期的哪些外部事件有关；恰恰相反，正是这些心理倾向决定了对那些事件的反应。我们都属于人类，不同的只是从属方式。这些集体的心理倾向在政治革命时期尤其显示出它增长的力量。政体衰颓带来心理系统的离析，不可避免的是，某些传统的精神特征也因此摆脱约束，而助长随之而来的混乱；这些特征或因受到挑战、或因相反（得到自由表现的机会）而暴露出来。

我们发现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希特勒最终得逞的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有许多方面还缺少认识，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忘记了历史学家们持有的心理动机……然而，那些历史事件，无论规模大小，其发生时的背景和意识形态，倒是被他们详细地探讨过。众所周知，1918年11月的德国“革命”，并没有促使德国发生革命化的变迁；当然万能的社会民主党除了摧毁革命不遗余力外，并没有留下证明它万能的证据，只证明了它在清除旧军队、旧官僚和有产阶级方面的无能；上述传统势力继续统治着1919年后昙花一现的魏玛共和国。人们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种种政治恶果，德国的工业和金融巨头们为了掀起失控的通货膨胀和促使老的有产阶级贫困化，使用了什么样的诡计，让年轻的共和国经受何等艰巨的考验。人们最终还知道，在实行了陶维斯五年计划之后（那是个皆大欢喜的时期，外国资本趁机从一些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中获得巨额利润），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终于结束了稳定的假象，把资产阶级社会和民主政治所剩无几的一切统统摧毁，普遍的失业使绝望情绪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纳粹精神是在这样一个始终未能形成真正结构的“体制”的废墟上繁荣起来的。

但是所有这一切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都不足以说明纳粹主义为什么能如此打动德国人的心，也不足以说明反对派为什么会沉溺于麻木状态。有意思的是，一贯较有主见的德国人居然直到灾星临头都不想认真对待希特勒，甚至在他上台之后，都认为他那种新制度不过是没有前途的冒险。凡此种种至少有这样的价值：让我们认识到在国内形势中有种无法解释的东西，有种仅凭可见事实尚不足以产生的现象。

只有魏玛共和国的观察家们才顺便注意到：社会民主党的内在的弱点，共产党人不合时宜的行动和德国群众不合逻辑的反应，都是由一些心理机制所致。弗朗兹•纽曼在解释共产党人失败的原因时，不得不提到“他们未能准确估量社会心理因素在德国劳动者之中所产生的影响……”在总结了帝国政治弱点之后，他得到如下光辉的认识：“民主势力只有当体现它的价值观念的体制稳固地扎根于社会，才可能得到保全……”这一命题后来在艾里什•弗洛姆述及德国劳动者的心理倾向如何使他们的政治信念中立化，从而加速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政党的崩溃时，得到进一步的论证。

同样，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行为也像是由失控的贪心唆使的。我在一篇发表于1930年的文章中已经提请人们注意：德国小公务员群众那时叫嚷着要组成一个“白领阶级”，而事实上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与普通劳动者无甚差别，甚至低于普通劳动者。这样一个小市民阶级其实无力期望取得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牢靠地位，但他们在体制方面却并不重视更符合他们处境的学说和理想，坚持那种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作后盾的态度。因此，他们成了无根之木：他们顽固地要生活在虚无之中，空虚，再加上他们的心理偏执。至于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行为就更令人惊讶了。小店主、小商人、手工艺者，都有一股怨气，不肯安于自己的处境。他们明明可以从民主联盟中得到好处，却偏要像小公务员们一样，甘心听信纳粹的许诺。他们拱手给纳粹让路倒不是出于对形势的务实的估计，而是出于情感上的固恋。

因此，在经济蜕变、社会需求和政治阴谋的可见的历史的后面，隐藏着一个更隐蔽的历史，德国人民的深层倾向的历史。通过电影揭示这些倾向，就能帮助我们理解希特勒的上台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