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之重

今年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七十周年，英国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人数之众，狠狠打了废王派的脸。在英美媒体界都游刃有余的八卦女王蒂娜·布朗（Tina Brown，曾任《尚流》《名利场》和《纽约客》主编）适时推出了新作《王室文件》（The Palace Papers），从戴安娜去世写到哈里和梅根风波。据说1997年戴妃去世时，女王曾经说过：“别再来一个戴安娜了。”可惜这只是顾全大局的女王一厢情愿的想法，其他王室成员未必能如她那般兢兢业业不逾矩。看过网飞巨制、编导演俱佳的连续剧《王冠》的观众，想必对英国王室“不流血的权力游戏”印象深刻，王位继承人的弟弟妹妹们很容易沉沦为王室尴尬。女王的亲妹妹玛格丽特公主常年生活在姐姐的阴影中，事业爱情处处受压制，最后沉溺酒精，郁郁而终。女王最宠爱的次子安德鲁王子则活成了害群之马，因为跟美国富豪爱泼斯坦来往甚密，多次陷入性侵丑闻，最近为了与一个指控他殴打和性侵的美国女子庭外和解付了一千两百万英镑巨额赔偿，让英国老百姓大跌眼镜，怀疑是否动用了纳税人的公款。近年最让王室头疼的当然是哈里和梅根，哈里也是自幼生活在王位继承人哥哥威廉的阴影下，从小自暴自弃，嗑药胡闹，是小报头版的常客。王室成员接受电视采访通常没有好结果，要么掀起狂澜——前有戴安娜，今有梅根；要么车祸现场——前有查尔斯当众承认婚外情，今有安德鲁当众撒谎不认识指控他性侵的女子。不愿遵守繁文缛节甚至不惜退出王室的更是大有人在，前有温莎公爵和辛普森夫人，然后是戴安娜，现在是哈里和梅根。蒂娜·布朗对女王的分析是：她靠大量工作来躲避处理烦难的家庭矛盾，这是一种“鸵鸟策略”。

和蒂娜·布朗一样从不错过王室热点的辣手老记汤姆·鲍尔（Tom Bower）亦有新作问世。蒂娜·布朗总能在不完美的人物身上挖掘出些闪光点，连对梅根的父亲也不例外。而汤姆·鲍尔似乎只关注人物的缺点和劣根性，曾得过“当代传记作家头号猎巫人”的诨号。他在2018年写了一本《叛逆王子：查尔斯王子的权力、激情和反抗》（Rebel Prince: The Power, Passion and Defiance of Prince Charles），把查尔斯说得一无是处。查尔斯虚荣无比，对皇家铸币局为他将来登基设计的头像很不满意，因为看上去又秃又老，于是他要求铸币局把头像改成满头秀发，还要求把传统的右脸头像改成他自己更满意的左脸头像。据说他一天要换五次衣服，出门旅行要带专用马桶坐垫，他特别爱宣传自己亲自打理海格洛夫庄园的花园，其实雇了不少仆人晚上手捉蜗牛和鼻涕虫。鲍尔的新作《复仇：梅根、哈里和温莎家族的战争》（Revenge: Meghan, Harry and the war between the Windsors）又是各种揭短，尽管哈里、梅根早就被各大小报扒了个精光，不知道还有什么大料可爆。他自陈写作的动机是寻找受害者，“用梅根自己的标准衡量，她是极其成功的。她现在是全球偶像，很受年轻人追捧……我写过的人里，没有人像她那么出名，不过无论是演员、王室成员、政客还是大亨，没有人的成功之路上没有留下受害者”。为了寻找受害者，鲍尔采访了八十多位与哈里、梅根接近过的人，然后再甄别他们说的是确有其事还是心怀怨恨泼污水。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梅根最受不了王室的，是自己为王室吸来了那么多鲜粉，却没有人觉得是她的功劳，这对一个高调的美国人来说难以想象。虽然鲍尔的毒辣叫人闻风丧胆，但大部分评论人认为这书不会影响梅根夫妇在美国的事业，毕竟美国人要关心的事儿太多了，梅根只要打好她的“觉醒”牌，收割一波年轻韭菜大概不成问题。

在英国近代史上，享有比君主还要光芒万丈的偶像地位的就是丘吉尔了。然而也有激进左派不遗余力地要破除丘吉尔崇拜，塔里克·阿里（Tariq Ali）的新作《温斯顿·丘吉尔：他的时代和他的罪》（Winston Churchill: His Times, His Crimes）就是实打实的大力毁神。塔里克认为丘吉尔终其一生都是保守反动的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1920年代初他支持沙皇俄国、反对革命，因为俄皇是流着英国血脉的白种人，搞革命的都是犹太佬。他认为北美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都应该感激被“更强壮、更高级、更有世界智慧的种族”占领并拯救。他还讨厌华人的“细长眼睛和长辫子”，“我不喜欢他们的长相，也不喜欢他们的气味”。对印度他也充满不屑，他讨厌甘地，对大英战时政策间接导致的孟加拉饥荒（三百万人丧命）无动于衷。他目空一切、高高在上的态度甚至让美国盟友感到吃惊，罗斯福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曾在日记里写丘吉尔喝多了威士忌以后会越来越坦率，“他说为什么要为盎格鲁-撒克逊的优越感道歉，我们就是优越呀……”华莱士认为这种态度会冒犯世界上许多别的国家，以及不少美国人。等到杜鲁门时代，国务卿艾奇逊已经完全受不了丘吉尔的老朽姿态，明里暗里挤兑他。1953年丘吉尔赴美参加杜鲁门在白宫的卸任晚宴，晚饭后发现艾奇逊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场模拟法庭：丘吉尔坐在被告席被控战争罪——作为使用核武器的共犯；杜鲁门自己倒因为要当法官，没跟他一同受审。塔里克点评，这大概算是一种轻浮恶俗的集体治疗吧。塔里克还指出，丘吉尔在任时，非常不讨同僚喜欢，战争一结束就被赶下了台。至于战时英雄的形象，完全是一种神话，如果不是疯狂的希特勒自作死开始进攻苏联双线作战，英国本无胜算。丘吉尔从下台到去世都处于无人挂念的低谷，第一波造神运动从1982年撒切尔发动马岛战争开始，丘吉尔作为二战英雄被搬了出来，阿根廷独裁者被比成希勒特，反战的议员则被比作张伯伦式绥靖派；最近一波造神是鲍里斯·约翰逊推动的，他在2015年写了一本畅销书《丘吉尔因素》（The Churchill Factor），代入感很强，因为两人都不受党内同仁待见（约翰逊被同僚赶下台的方式可比丘吉尔难看多了）。塔里克认为，历史会鼓励造神运动，也同样鼓励破除迷信，现在该轮到后者上场了。他的书当然引起了丘吉尔拥趸的强烈不满，《旁观者》就发表了一篇恶评，把书里的硬伤统统揪出来批斗了一番。

时尚女魔头安娜·温图尔又有了一本新传记。时尚写手艾米·奥德尔（Amy Odell）在调研中采访了超过二百五十位安娜的身边人（但传主及其子女未有贡献），可惜新书《安娜传》（Anna: the biography）并没有太多之前未曾披露的独家信息，毕竟，写过温图尔的人太多了，她的前助理的回忆录被拍成了叫好又卖座的电影《穿普拉达的恶魔》，圈内被她弃之如敝履的也大有人在——2020年安德烈·莱昂·塔利（André Leon Talley）写了一本《雪纺战壕》（The Chiffon Trenches），作为多年同事和朋友的塔利说安娜缺少最简单的人类善意。时尚女魔头多年立于不败之地，可不是靠善意，而在于深谙权力运作，她负责搭台，请最当红的人和品牌来唱戏，一旦过气，她也会毫不犹豫从你身上踩过去。安娜出身特权阶层，母亲是嫁妆丰厚的美国名媛，英国父亲当过《旗帜晚报》的总编——标准的跨大西洋财富和权力组合的家庭。安娜从小读书不太好，比不上弟弟妹妹，所以一早就决定“要打扮得美美的”。英国父亲的性格对她有很大影响，安娜有个哥哥十岁时因为车祸早夭，父亲得知消息后继续开会工作，没有立即赶回家。2012年纽约遭遇飓风，地铁被淹，许多城区断水断电，安娜依然要求员工准时打卡上班。她不能容忍胖，去Vogue面试的小年轻如果有赘肉，根本过不了人力初选那一关，因为哪怕你再有才华，那多出来的几斤肉在安娜眼里就是没有自制力的红色警告，她不会浪费时间多听你说一句话。当然，当红的胖子被请去Met Gala就是另一回事了。

今年是《尤利西斯》全本出版一百年，乔伊斯圈又热闹了起来。有不少谈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老书得到了重版，也有不少精彩的新作问世，包括文选《包罗万象之书：十八位艺术家、作家、思想家谈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The Book About Everything: Eighteen Artists, Writers and Thinkers on James Joyce’s Ulysses），特伦斯·基林（Terence Killeen）的《解锁〈尤利西斯〉》（Ulysses Unbound），还有萨姆·斯洛特（Sam Slote）和马克·马米戈尼昂（Marc Mamigonian）的新注本。其中颇受好评的当数大卫·科拉德（David Collard）的随笔集《多面乔伊斯》（Multiple Joyce）。科拉德的书从一个叫“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坐轮椅的男人鱼玩具开始，这个塑料的华而不实的便宜货是不是正如《芬尼根的守灵夜》呢——复杂的加密的层层叠叠的能指，故意叫人摸不着头脑？科拉德接着谈了《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女人鱼，罗兰·巴特对玩具的论述，托马斯·阿奎那论美，用意识流加上自由联想，让万物归于乔伊斯。

卡夫卡圈的近期热点是他的涂鸦天分——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弗朗兹·卡夫卡：随手画》（Franz Kafka: the drawings），收录了一百多幅在卡夫卡档案里默默躺了几十年、2019年才被发现的图画。卡夫卡画得最多的是在求学时期，大致跨度是1901到1907年，看上去多数是墨水钢笔画，也有些铅笔素描草稿和涂鸦，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为书写了导读。也许卡夫卡的骨灰粉花钱买偶像的涂鸦也是开心的，但不少评论家直言没有从这些随手的涂涂画画里看到一丝艺术天才的影子。不过卡夫卡对美术的喜爱是真心的，他上过绘画课，参加过研讨班，对二十世纪初欧陆流行的美术风尚非常熟悉，包括极简的日本风。他和风格怪诞的奥地利版画家阿尔弗雷德·库宾是好朋友。卡夫卡对文字的力量显然更有信心，他认为“失败的文字才需要图像来补充”，有一次还写了长信给出版商说卷首插图“过于漂亮了”，让他们把插图都拿掉。熟悉卡夫卡和马克斯·布罗德故事的人都知道，卡夫卡的遗嘱要求布罗德把他所有的遗物都烧掉，当然也包括这些涂鸦画作，布罗德没有照做，为文学史留下了一桩值得反复咀嚼的文学事件。

多年前的一次上海书展的国际文学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意大利裔编辑西娅·莱纳尔杜齐（Thea Lenarduzzi）来沪参加活动，我们在和平饭店顶楼的露台吧看着外滩夜景不知怎么谈起了家族回忆录，她说很想给在意大利、英国之间辗转的祖母写一本书。2020年新冠蔓延到英国，政府曾经严防死守过一阵子，被困伦敦家中的西娅最难受的是没法回意大利看望九十多岁高龄的奶奶。我知道她一定不会浪费时间，果然，疫情这三年她除了工作，埋头写出了一本跨越四代人、两个国家的家族史《蒲公英》（Dandelions）。蒲公英承担了各种有形的无形的任务，它既是意大利人爱吃的野菜，也是英国人不屑一顾的杂草，英国人看到外国人在野地里摘蒲公英会觉得他们疯了，而西娅的奶奶心里会想“不会吃的英国人都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她觉得蒲公英不但好吃，还能包治所有小毛小病（这一点中医爱好者一定深有会心）。蒲公英那带着种子的飞絮也是移民的象征，生命力顽强，能在除了极地之外的任何土地上落地生根。西娅的奶奶出生在穆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两度移民英国，第一次是跟着父亲，他想到谢菲尔德找工作机会，可惜到了没几天就染病去世了，母亲英文不好，只得回到意大利；第二次是二战后，战败国意大利工业衰败，母女俩去曼彻斯特投靠亲戚，找到工作也安了家。西娅的奶奶在英国医院里生孩子，她用意大利语叫着“basta”（够了），护士听成了“bastard”（野种）。等到七十年代，意大利经济好转甚至有了腾飞的势头，西娅的爷爷奶奶回到了家乡。意大利人的家庭观念很重，民族性也很强，不管在哪里生活都会保持很多意大利特性。意大利人手势丰富，最有名的就是撮手（《老友记》里的乔伊经常用这个手势表明自己是意大利裔）；意大利人不允许外人玷污他们的民族美食披萨——最大的玷污莫过于美国人用菠萝做成的夏威夷披萨，跟意大利人提夏威夷披萨，他们分分钟跟你友尽。西娅从小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中长大，很有些身份认同的难题，不知道该把哪里叫做家。如果忽略她的姓氏，只听她说话，是个纯正的英国乖乖女，但一到吃饭时间，她的意大利吃货属性就暴露了出来。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编辑部里，她还是多种欧陆语言的发音专家，因为英国本土年轻人现在已经很少学外语了。《蒲公英》里有趣的闲笔甚多，结合了大量社会史和文化史，对园艺、美食、建筑、集体仪式等都有探讨。

科学记者大卫·麦克雷尼（David McRaney）以前相信试图改变人们的想法是徒劳的，因为人总是坚信自己的想法。但是，最近他改变了想法，还写了一本书《想法如何改变：信仰、观点和劝说的新科学》（How Minds Change: The new science of belief, opinion and persuasion），探讨了“深度游说”（deep canvassing）。基于美国人对同性婚姻态度的大幅逆转（1996年尚有73%的美国人反对，如今70%赞同），麦克雷尼对洛杉矶的LGBT中心的政治行动分支“领导力实验室”进行了调研，发现效果最差的劝说方式是企图让别人承认自己错了，而有效的方式是比较缓慢渐进的，要先倾听别人的想法，让他们解释为什么会这么想，然后找机会对其中的漏洞发问，让他们自己思考，加之一些能让他们对另一方立论产生共情的实例。另一项劝说技巧是，不要用大量事实去轰炸持不同意见的人，挑战人们长期信念的事实只会让人感到威胁。一个支持控枪的人如果听到“被餐刀谋杀的人数是被枪杀人数的十倍之多”这种与他持之以恒的信念相悖的数据，他的身体马上会进入论战模式，肾上腺素会飙升。不过，麦克雷尼也许应该问：为什么要改变别人的想法？如果深度游说真的有效，你可以用它来改变别人的想法，别人也可以改变你的。聆听与你想法不同的人，尝试理解（哪怕不认同）他们的思路，在极化的年代已属难能可贵，更多的要求恐怕都是奢望。

for《外国文艺》2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