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一）深水埗惠康大厦五楼D室

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霎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应该出去走走了。

——刘以鬯《酒徒》

当我第十二次坐上从香港大学开往大围名城的客运列车的时候，我终于发现了它和Glenn Gould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之间的趋同性：被铁轮抛光过上万次的轨道如同线型的旋律，而列车的嗡鸣就似古尔德的低吟浅唱，在曲谱的五根线条上做着手指舞厅般的探索，带领着我和其他乘客穿过山野、霓虹、平房和流光溢彩的工业污水，驶向下一个也许叫做“咏叹调”、“卡农”亦或是“赋格”的站名。

“快速的演奏是为了旋律像水一样更好的流动”一个钢琴家朋友曾经这么对我说。而这个比喻对如同微血管一般精细的港铁来讲，简直就是量身定度。

轮子不断地转，有时错音产生，列车摇晃一下，我们就像钟摆一样前后摇动，但很快又回到微微前倾、角度各异的姿势，仿佛预备起跑的运动员，我们面前的走廊将是十秒后拥挤的跑道，而到站的预备音则是我们的发令枪，这时往往意味着——这一面的转盘唱盘放完了。抬起唱臂，像唱针一样的我们稍微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在香港像唱针一样游走，意味你着活在站与站之间，活在一群叫“庄士敦”，又或是“柯士甸”的外国佬；活在“皇后”与“太子”的皇宫贵族之间。而每每到达之后我才发现，这些皇亲国戚的门客众多，且疏于朝政，丝毫不愿给我好脸看。每当这时，我只得从ABC或者是DEF口如同唱片“跳针”一般，灰溜溜地夺门而出，寻找下一段愿意接纳我的音轨——信不信由你，以上这段幻想是我每天都要经历的一段仪式。

在到港的第三天，我从狭小逼仄，且密不透风的房间中挤出来，对付过楼下保安事过其三的诘问，并且转过两条不同颜色的轨道列车，和列车与室内的凉气依依惜别，去到深水埗长沙湾政府合署办理我的身份证明和学生卡片。它们或许能向半途盘问的警察证明，这个照片上垢面蓬头的人在这里有他合法生存的权益，而不是什么三无人员又或是低端人口。

深水埗有着香港独有的矛盾性：典型西方新古典主义建筑旁边坐落了充满中式风格的唐楼以及各类器修和电子元件，而连接它们的则是遮日蔽天的电线、路标、竹竿雨蓬以及——告示牌，仿佛在向你诉说这些建筑并非一个个单独的实体，而是前者与后者在意义上的什么派生，又像是安东尼奥尼的电影镜头。深水埗：“平民天堂与艺游新社区”，我事后在网上阅读到这样的旅游导览。

日色如玉，仿佛贝五钢协第三乐章的琴键，扯断的项链珠子一般，从商户和小贩、过客和行人的脸颊、背上滚落。我穿过几个贴满性病、代孕广告的摊位、婉拒了几个口音浓厚的阿嬸对我子孙后代的殷切关怀，又撞翻了几个店铺门口的衣服和棉被，这才来到位于深水埗地铁C1口旁边的惠康大厦，我知道Vinyl Hero是这里五楼D室的名称。

所谓“大厦”在香港不过是“唐楼”或者“洋楼”的雅称，千万不要被它们的名字唬住。而墙上的告示，昏沉欲睡的“保安”和骨架一般吱呀作响的电梯无不散发着一股工业时代的猩红铁锈味。每当进入香港的大厦，我总感觉自己是在进入一个巨兽的肠道，四壁的胶渍是它的排泄物，你需要穿过一些官僚口气，黄色信息又或是垃圾政治标语才能到达它的心室。每当这时我总会想起崔健的那句名言：“网络就像是信息世界的P眼儿，只要你经得起肮脏，就能知道这个世界吃了什么和缺少什么。”

五楼D室的门口贴满了SuperSaver、No Censorship和 Parental Advisory Explicit Lyrics之类的字样，还有Yeti Out，Fuck your music taste等不明就里的标语和一个相当恶趣味的兔女郎，仿佛在告诉来访者这里从70年代开始就已经入住了嬉皮，至今没有动窝，（而事实差不多也是如此）你必须要小心，门缝里可能随时会渗出大麻味、咒语和西塔琴。

唱片们的养父叫做阿Paul，一个干瘪瘦弱的老头。他的头发曾经很长，我后来见过他三十年前在有线电视上的采访，装扮活脱脱的一个港版的Alx Ros，似乎从哈雷摩托座上跨下就要随着Slash的吉他舞上一段November Rain。我一开始在心里偷偷地把他的形象比作越南的僧侣——当后来我得知他是真正的越南生人，并在越战打响后由家人偷送回香港后，我的这个想法便开始没有了负担。约二十平的房间里有着几箱桶装薯片，矿泉水瓶，方便面和一盏美的牌风扇，除此之外还有——唱片，唱片以及唱片。“欧德成阿Paul：全港黑胶唱片最多的藏家”，事后我看到香港网站用这样的形容标榜我面前的老嬉皮——又或是老疯子，毕竟为了三十多万张唱片而放弃移民国外，最终几乎变卖尽自己财产这事不是谁可以做出来的。

销售唱片是一门学问：张国荣、王菲、邓丽君永远所向披靡，（竹内）玛利亚除Plastic Love之外寂寂无名，坂本龙一靠颜值吃饭，Archie Shepp，Dave Burrell等自由爵士干脆就是噪音……这是Paul对我总结出来的顾客喜爱程度口诀，末了总会加一句感叹语：“这么多好的音乐，香港没人懂！没人懂！”每当这时我总会赶紧接过话茬，对消费主义景观进行一场生动而全面的批判，生怕他在兴头上冒出几句反动的政治口号，把气氛搅得尴尬不堪。

而每当有顾客按响门铃（考虑到这可怜的位置顾客必然不多），Paul会礼节性地摆好唱针，用音浪灌满房间的四壁。你会听到Motorhead，Black Sabbath或是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的过载吉他盘楼而上，直冲云霄。在Paul口中，金属青年与new wave拥趸总是死对头：在80年代的香港，这就是前浪与后浪的对决，如同武侠小说中的两个门派，刀光剑影，互不相容，他当然是金属派的门徒。而当你战战兢兢地从Paul的唱片架上翻出David Bowie的柏林三部曲，又或是Olivia Newton-John和Cyndi Lauper这些“靡靡之音”后，他也会善解人意地暂且放下两派恩仇，把唱片放上唱机，任凭清脆的鼓机在房间里撞出粉色的泡沫。

从Paul那里领得名为Talking Heads的绰号和两张唱片（他总是靠乐队记人）后，我从巨兽肚中摸爬滚打了出来。惠康大厦门口就是鸭寮街，一条名声早已在外打响的二手电子产品跳蚤市场。街内商店货摊林立，商品种类繁多且价廉物美。有时你可以在玻璃橱窗中见到朝外陈列的密密麻麻的智能与非智能手机，向外舒张着数以千计的听觉系统，它们是街道的耳蜗，在凝神谛听城市脉搏的跳动；有时你会又在二手电视门口看见扑闪的显像管以及久违的噪波划痕，你我面前滚动着的黑白视像，背后地下则是蛛网般乱麻密布的电线，那是街道的神经，在传导着城市化学的反应。

夜色已至，置身此景，我很难不把自己想象成《攻壳机动队》或是《银翼杀手》的主人翁，又或是某个以九龙城为主题背景的赛博朋克电脑游戏，单枪只狗便要万里缉凶，在人类与仿生人间斡旋，最后再来一个同归于尽，壮烈牺牲的戏码。想到这里，我便毫不犹豫地拔枪示警——只不过我没法随身携枪，拔出来的不过是侧包常备的雨伞。在香港，雨伞比枪的防身作用要大要强：片叶乌云常常来去无踪迹，且一来能让你在屋檐下无所适从数个小时，若想保持体面，头上须得常顶一把伞。

细雨在地上撩起一阵薄雾，地上的街砖浮起形状不规则的蓝白霓虹，像在另一个世界溶化分解了一样。我又想起了自己最爱的大贯妙子《雨の夜明け》的歌词：即逝的夏天到哪里去了/在色彩消失的街角/将花朵并列叫卖的男子/以及/驻足购买的女子……永远/生动/爱还鲜活着。

我将在三天后回到深水埗惠康大厦五楼D室，继续听Paul给我讲述一些长满锈迹的光辉岁月，听他厚古薄今地抱怨摇滚精神的缺失；我将像一根唱针一样搭乘上回家的轨道，在所经之处的人与物上凿刻下一些沟槽，并期盼在灰尘把它填满前有电流经过，发出一些微弱的声响；我将跳进自己的被窝，在电车左右叮当的摇篮曲下沉沉睡去，如同一块在酒瓶中沉浮的软木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