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类”的思维
人有种能力，就是在种种个别之物、个别之事、个别之人的背后，寻找一种共通的东西。受限于语言本身的有限性，姑且称之为“类”。
“类”的表现有很多：好人具备哪些特征，坏人坏在哪里，爱情的本质是什么，男人到底是不是都是大猪蹄子，怎样才能赢得女人的芳心，怎样才能变得更好，为什么我不能幸福，等等等等。
既涉及what和who，又涉及how，还涉及why，其实都是一样的。无论它是一种什么本质或特质，无论它是一种因果关系还是行动方案，无论它是一种对过去的描述还是对未来的期许或者是夹在两者之间对所谓的现在的感悟。其实都是一种“类”。因为它们的功能一样：这种“类”可以被套用在其他个别的对象上，对新的东西有解释力或者能解决新的问题。
真的如此吗？未必。
读再多的书也未必能找到总是有效的标准，再努力钻研未必找到适用范围广的解决办法，遇到再多的人也未必深谙人性，爱得再深再多也未必懂爱情。
问题可能不是笨、晕或者不开窍，问题可能仅在于，这个“类”根本不存在。
比如，无论我们在一个人身上花再多的精力和付出，都可能无法打动对方，个中理由，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即使你改进了它、优化了它甚至直接改变了它，也不意味着你拿着这套已经升级了的方案，可以打动下一个人。
所以，所谓爱情圣经与所谓成功道路，都是扯淡。也许，那些看上去适用范围广的东西其实只是一个不知所以和不知所终的临时性解决方案，我们却误以为，它们具有某种生命力。
我们总是很轻易地说：我们从这些具体现象中抽象出了什么共通的东西。但我们从来不知道，这种抽象是如何来的、如何做的。
其实海德格尔很早就提示过：S is P，这个is，我们加上得过于轻松了，也许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那些离你最近的，反而离你最远；那些离你最远的，反而离你最近。
你试图寻找痛苦或失败的原因，并从中学习，以期望未来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这个思路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可能的情况是：S就是S，P就是P，它们之间既不能加上is或者is not，它们之间的种种所谓的关系也无法适用于S’与P’之间问题的处理上。
人类不会从历史教训中学到任何教训——这可能不是遗憾，而是幸运。
同理，我们没有从上次遍体鳞伤的爱情中获得任何改善——这可能也不是遗憾，而是幸运。
你看，我用了“同理”这个词儿，我又在试图寻找一种“类”。
我无可救药了，是吗？
不过——
也许本来就没有药。
也许本来也没有病。
我想多了，是吧？
是吗？
不是吗？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理由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
嗨，老头，问你呢，你说呀。
————————————————————
点完“下一步”并发布成功后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所以回来补上：
前段时间某次相亲，对方突然问我：人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人”的幸福，只有“我”的幸福、“你”的幸福、“他”的幸福。
我很潇洒，对吧？
我打破了“类”，对吧？
可一扭脸，我又陷入到爱情到底是什么、之前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未来我该怎么做之类的关于“类”的问题，再次被它捕获。
我完蛋了，是么？
我没完蛋，是么？
